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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丝弦新编曲目唱词主题的时代性、地域性与超越性

来源:云梦学刊 作者:张文刚,沈红宇
发布于:2021-04-23 共13358字

  摘    要: 常德丝弦新编曲目唱词的主题类型可概括为时代性主题、地域性主题和超越性主题。时代性主题的主旋律是讴歌时代和人民,弘扬正能量,辅之以对现实矛盾的揭示和对社会问题的批判,因而具有认识价值、激励价值和反思价值。作为地方性主题的丝弦作品,记录了常德本土以及湖湘大地的地理风物、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用审美感染和价值理性影响人的心理及行为选择。超越性主题集中表现为关于童心、乡愁和人性世界等永恒主题的表达,引发对原初和终极、存在和意义、时间和空间、传统和现代等带有哲理命题的思考。

  关键词: 常德丝弦; 唱词; 主题类型; 艺术传达; 价值;

  Abstract: The themes of new lyrics in Changde Silk String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imes theme, regional theme and transcendental theme. The theme of the times is to eulogize the times and the people, promoting the positive energy, as well as reveal realistic conflicts and criticize the social problems. Thus, it signifies the value of cognition, encouragement and reflection.The Silk String works, with the regional theme, record the geographical customs, historical culture and humanistic spirit of Changde and Hunan.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behavior of audience are subtly influenced by the aesthetic effect and value rationality of such works. Transcendental theme focuses on eternal topics such as childlike innocence, nostalgia and humanistic world, which leads to the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s of the original and the ultimate, existence and significance, time and space,traditional and modern.

  Keyword: Changde Silk String; lyrics; themes; artistic communication; values;

  风靡大江南北的常德丝弦,作为一种民间说唱音乐形式,既有优美的旋律和唱腔,又有雅俗共赏和内涵丰富的唱词,二者相得益彰。有学者在分析常德丝弦音乐的功能时认为,它有叙述与抒情相结合的特点,既能表现历史故事,又能说唱民俗民风,而且在创腔与演唱中都以传情达意为主,特别讲究“说中有唱,唱中有说,腔从字出,音随韵转”的润腔方法[1]。这种音乐上的特点也引导着唱词的创作和发展方向。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对唱词进行分析,比如语言的运用、意境的营造、结构的安排以及鲜明的地方性特征和诗性特质等等,但我们以为,从唱词的主题内涵及其所传递的价值着手是我们走进并涵咏常德丝弦的一个重要入口。常德丝弦曲目根据其内容的不同,可分为传统曲目和新编曲目。就我们所能收集到的新编曲目看,常德丝弦唱词所表现的主题丰富多样,我们将其归纳为三大类,即时代性主题、地域性主题和超越性主题。下面从主题的呈现、主题的艺术传达及其价值等方面逐一分析。
 

常德丝弦新编曲目唱词主题的时代性、地域性与超越性
 

  一、主题的时代性

  (一)时代性主题的呈现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这不仅是就其文体演化、推陈出新而言,应该而且必须包含文学艺术作品内容的更迭和新变。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说:“不是作家选择时代,而是时代选择作家。这就是时代赋予作家的历史使命。也就是说,作家接受时代赋予他的重任,倾其一生通过作品的主题,参与时代、表现时代。”[2]常德丝弦艺人在整理、改编传统曲目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并创作新的曲目。因时而为,顺势而动,与时俱进,这是常德丝弦词作者的自觉追求和价值取向。常德丝弦新编曲目文学创作集大成者黄士元,在总结创作经验和体会时说:“我认为作品的生命是由创作者的心灵世界来决定的———正义感、责任心和他所投入的全部真诚。”[3]在接受地方电视台的采访时,黄士元谈到丝弦要把握好三个“度”:广度、深度和温度,主张作品要创新,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人民。正是像黄士元一样的许许多多词作者带着时代的良知赋予的“正义感”和“责任心”,创作出了一批反映现实生活和时代变迁的优秀曲目。

  新中国成立以来,常德丝弦在文学剧本和音乐创作以及表演形式等方面不断探索的同时,其创作的新曲目就内容来说也在呼应着时代的召唤。从建国初期的《夸货郎》(叶蔚林作词)、《风雪探亲人》(湖南省曲艺团作词)等作品算起,到上个世纪70年代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新事多》(山柏等作词),再到后来以至当下的新编丝弦曲目,它们可以连接起一幅完整的时代画卷和诗意盎然的生活图景。《又唱新事多》(鲁小平作词)、《农大哥如今大变样》(佘致迪作词)、《姐姐去打工》(古先作词)、《花的童话》(佘致迪作词)、《山村喜宴》(黄士元作词)等一大批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中国社会的崭新风貌和改革开放的春风:社会主义的新道德新风尚,新农村的巨大变化,“八荣八耻”的荣辱观,生态发展、科学发展的理念,以人为本的思想,等等,它们都在极富生活气息的唱词中得以生动而集中的呈现。

  《新事多》《又唱新事多》这个丝弦姊妹篇,可以看出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飞速发展。两首作品都是通过今昔的鲜明对比,全方位地表现农村的巨大变化,但显然《新事多》描写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农村的发展还在新的起跑线上,还呈现出小农经济和相对封闭的格局;《又唱新事多》描写的是新世纪的新农村,农村的变化不再仅仅是“满山栽果木”“工厂一座座”,也不再仅仅是“新盖的楼房几多阔”“年轻人爱听流行歌”,而是门户大开、春风扑面,农村已进入到机械化、互联网时代:“如今修通了致富路,车水马龙像穿梭”“如今新农合真正好,俺百姓心里好快活”“温馨的家园笑语多,打开电脑销山货”“文化兴农热浪高,好日子越过越红火”。这些概括描写,是词作者深入体察生活、感悟生活和发现生活后的感性表达和理性抽绎,是生活由渐变到巨变的深情欢呼,是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激情书写。常德丝弦以表现具有浓郁生活气息和地方气息的农村生活见长,同时也涉及到生活的其他方面和其他人物,比如城市生活、打工者一族、退伍军人、老年人群体等,在直接或曲折的描写中传达时代的变革和心声。

  无疑,这些极富时代感和生活气息的描写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正能量。有的作品歌颂共产党的好干部深入生活、扎根基层,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俺书记的办公桌》(诸扬荣作词)借一张“办公桌”来构思,这张办公桌不在高楼大厦和象牙塔,而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是县委书记生活和生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湖宽水阔装得下,田头地角放得落”“心里揣着一团火,豪情恰似洞庭波”,一位洞庭湖滨的领导干部勤于调查研究、勤于学习和总结、不畏艰辛的形象跃然纸上。这是上世纪70年代的作品,浸润着特定时代的雨露和光辉,至今读来让人依然感到真实、亲切和振奋。有的作品立意于生态发展的高度,用曲折有趣的故事解读“科学发展观”的时代主题。《山村喜宴》从招商办厂挣大钱到因地制宜谋发展,故事的转折也是人们观念的转变和心灵的洗礼,“以人为本兴大业,要让那山更翠水更清地更绿天更蓝”,这正是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演绎。有的作品讴歌致富路上的领头人。《我们村的退伍兵》(周志华作词)描写一位退伍军人不忘农民本色,不慕城市繁华,带领留守的村民种植葡萄,艰苦创业、共同发展。这是对共同富裕奔小康愿景的艺术诠释。

  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甚至大胆地揭示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阴暗面,也是常德丝弦新编曲目唱词表现时代主题的一个重要内容。揭露和批评是为了扬弃、净化,在其内在的立意上和弘扬正能量是相通的。剧作家黄士元提倡戏剧的“批判精神”,认为“我们的戏剧创作,如果能在科学批判精神与艺术创作智慧的结合中直面人生、演绎人生,那么才有可能产生新的传世流芳的名作、名着和精品”[3]。黄士元的戏剧创作包括丝弦创作践行了这种文学主张,他的不少作品在明暗对比和矛盾冲突中渗透着“批判精神”,在批判中构建和弘扬新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他创作的《待挂的金匾》在对“官民”关系的表现中,批判了某些干部作风漂浮、忽视百姓冷暖甚至加重百姓负担等种种不良现象,浓墨重彩地表现了领导干部的觉醒意识、自省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

  (二)时代性主题的艺术传达

  文学艺术的本质是审美。文艺作品的主题都必须通过审美的方式来暗示和传导。表现有关时代、社会人生主题的作品更要避免直露的表达,需要巧妙地借助一些艺术手段和方法来呈现主题。

  对比是这类主题作品常用的艺术手法。对比手法的运用,能打开想象的空间,收到以少胜多、无言胜有言的艺术效果。如前所述,《新事多》《又唱新事多》等作品,就是通过鲜明的对比来反映农村生活的巨大变化,通篇用“从前”“如今”这样两两对照的句式,不仅生动展现了农村从贫穷迈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种种景象,而且流露出那种发自内心的自豪和喜悦之情,给欣赏者带来强烈的感染,从而唤起历史记忆、现实感慨和未来憧憬,对党的富民政策、惠民政策以及农民的勤劳、智慧发出由衷的赞美。

  借用相声等曲艺中的“抖包袱”手法,强化时代性主题的表达。为增加戏剧效果,设置悬念,吸引观众,常德丝弦新编曲目常用“系包袱”“抖包袱”的艺术手法,曲中显奇,小中见大,从而表现现实主题。黄士元喜欢采用这一艺术手法,他的许多作品往往先设置谜团,制造紧张气氛,激发观众的期待心理,然后打开“包袱”、解开困惑,给人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豁然之感。如进行普法教育的《特别新娘》和思考“官民”关系的《瓜中情》等作品都恰到好处地采用了这种手法。周志华作词的《我们村的退伍兵》围绕“相亲联姻”大做文章,利用词的多义性和模糊性,有意制造错觉和戏剧效果,把故事情节一步步引向高潮,然后抖开“包袱”,原来“相亲联姻”并非指个人的婚姻大事,而是指为批量待销的葡萄找“婆家”,签订直销合同。如此,将作品的境界打开,由个人的爱情婚姻的小格局上升到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大境界,主题也就更加高阔和深远。

  这类主题的作品使用得最多的还是戏剧中的冲突法。作为地方曲艺的常德丝弦,在保留曲艺特色的同时,词作家和剧作家也在不断探索,创作出了一批丝弦小戏和丝弦戏,融合了戏剧的表现手法。本文所论皆是偏于曲艺的丝弦或丝弦小戏。表现时代主题的作品,其唱词于抒情中带有叙事风格。其叙事,常常在矛盾冲突中推进,矛盾冲突是推动故事和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制造悬念、营造氛围的必要手段。这种矛盾冲突有外在和内在之分,更多时候是内外交织同步推进。黄士元的作品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山村喜宴》主要是一种外在的矛盾冲突,即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其实质是观念的冲突:乡民们抱着传统的发展观,希望引进外资办工厂;而镇党委书记秉持生态发展观,主张因地制宜谋发展。矛盾的解决是乡民们接受了新的发展理念,矛盾冲突推动了人的观念的转变和思想的进步。《特别案情》直接表现人自我内心的矛盾冲突。一个司法所长在面临情与法的两难选择时,滋生一系列激烈的内心冲突,“人情虽重法如山,今日里执法先唱黑花脸”,最后依法处理了动手打人的岳父,在众乡亲面前弘扬了法律精神。以上这些作品,外在的冲突中隐藏着内在的情感冲突,内在冲突中也交织着外在的矛盾斗争,甚至一种矛盾冲突看起来是对立面之间的,其实在比喻或象征意义上又是自我的、内在的。说到底,这些矛盾冲突在本质上是新与旧、进与退、公与私、曲与直、情与理等之间的冲突,是社会发展、时代进步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社会现象和心理现实。正因如此,在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就能更好地表现现实主题和时代主题。

  (三)时代性主题的价值

  “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作家在关注时代、表现时代,用文字捕捉时代的光影并定格在文本中的时候,这种时代主题、时代精神必定带给读者和观众诸多感悟和收获,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认为,常德丝弦新编曲目唱词时代性主题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认识价值、激励价值和反思价值。

  时代性主题的作品直面现实和时代变迁的生动画卷,带给我们的是对生活及其本质的认识。兼有抒情性和叙事性的丝弦唱词是一扇扇艺术的窗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看到推动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阳光雨露以及被唤起的精神风貌和不断被改变的思想观念;看到改革和变革的渐变性、曲折性与艰难性;看到生活的复杂性和心灵的种种矛盾纠葛。这种被艺术作品激发出来的认识,是我们投身社会实践、参与现实变革的理性力量和精神动力。

  这类主题的作品主要以地方生活为视点和原点,通过对现实生活主流和本质的把握,进而触摸到时代生活的脉搏。其主旋律是讴歌时代和人民,弘扬正能量,辅之以对现实矛盾的揭示和对社会问题的批判。这样一方面让我们受到鼓舞和启迪,另一方面又让我们自省、批判和扬弃。因而作品在具有认识价值的同时,还具有激励价值和反思价值。从这个方面说,丝弦唱词发挥着“旗帜”和“镜子”的作用。它是一面“旗帜”,激荡着时代的春风,昭示着人心之所向,招展着变革现实、战胜自我的信念和勇气;它是一面“镜子”,照见社会肌体上的伤疤和灰尘以及人心灵深处的阴暗、纠结和痛苦,揭示人和人之间错位、扭曲与紧张的关系。无论是激励,还是反思,其目的都是让我们共享时代发展的喜悦,共创美好的生活,共担激浊扬清的责任。

  二、主题的地域性

  (一)地域性主题的呈现

  常德丝弦作为地方曲艺作品,在“地方性写作”中必然会渗透“地方性生活”和“地方性知识”。“人类的知识必然具有‘地方性’,即知识生产的社会文化环境,因为生产这种知识的主体不可能不处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中。”[5]“地方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系物桩,拴住的是这个地区的人与时间连续体之间的共有的经历。随着时间的堆积,空间成了地区,它们有着过去和将来,把人们捆在它的周围。”[6]可见这种地区性就是特定区域的时空交错,人的经历与活动,在时间的堆积中产生、发展和留存下来的一切,包括生活方式和生活样态以及历史文化等等,都会带有可以标示的共同的印记。常德丝弦新编曲目的唱词用文字发现、发掘了这个“系物桩”以及“它的周围”的人事和文化遗存,记录了常德本土以及湖湘大地的地理风物、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

  常德的一些风景名胜和地理名物在丝弦唱词中得到了流光溢彩的展现,如《常德风景》(于沙作词)、《春来依然桃花水》(康健民作词)、《春暖桃花源》(欧阳振砥作词)、《武陵谣》(水运宪作词)等作品就是地方风物的艺术名片。《常德风景》选取常德的四大景区桃花源、夹山寺、柳叶湖和花岩溪,从历史到现实,从乡村到城市,从山寺到湖溪,有如诗如画的自然风景,也有神奇传说和人文掌故,“意境深远”而又“韵味悠长”。在常德最有代表性的景物是名扬海内外的桃花源,“一个传说荣耀了列祖列宗,一个童话忙煞了古今游人”(《春来依然桃花水》);“风也香,雨也甜,桃花源里住一夜,多活那个二十年”(《春暖桃花源》)。词作者运用手中的五彩画笔,多方面尽情地描画、赞美桃花源这个人间仙境、世外桃源。有的词作者描写常德城区的地理风物,用富有空间感和历史感的名物或景物勾勒出城市的风俗画和韵律图。如水运宪作词的《武陵谣》,从城市的“门”和“街”入手,写到笔架城、招屈亭、丝瓜井、四眼井,再宕开笔墨写城市所依托的地理山水:白鹤山、太阳山,渐河水、沅江水,整个作品像“数来宝”一样,把武陵这座历史厚重、特色鲜明的城市描写得古香古色而又具有现代感。

  常德是一座有历史文化底蕴和内涵的城市。从远古尧舜时代隐居德山的善卷,到行吟沅澧感时忧国的屈原,再到贬为朗州司马的刘禹锡,以及历史上寻访洞庭湖和桃花源等名胜的无数文人雅士,还有历史遗存的城头山、夹山寺和新时代修建的常德诗墙,等等,把常德这方土地渲染、浸淫得厚重雅致,极富文化内涵和个性。王群作词的《德眼看天下》是表现常德历史文化的一个代表作。“德”是常德历史文化的一脉馨香和一汪清泉,从善卷的善德操守发端,到今日“德行天下”的常德精神的提炼,勾连起历史和现实的品格与追求。该作品立意于“德”,高屋建瓴,草蛇灰线,融通古今,通过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景物和人物铺展了一幅有关常德的历史文化画卷;不仅如此,从“德眼看天下”这个标题来看,它还有推衍、扩展之意,寄寓着关于“德”的现实情怀和理想怀抱。佘致迪作词的《常德是个好地方》从民风民俗切入地域文化:沅水号子、澧水号子是水乡儿女的生命呐喊和情感宣泄,同时又见证着他们的人生之旅和命运沧桑;擂茶、米粉、武陵美酒是人们日常生活祥和、火辣、有滋有味的象征,更是特定地域饮食文化的标签和符号;沅芷澧兰、红树青山更是把常德渲染得古色生香诗意盎然。还有《擂茶歌》(宋杰作词)、《粑粑歌》(夏劲风作词)等作品具体地描绘了常德喝擂茶、做粑粑的生活场景,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

  常德丝弦是常德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富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许多作品直接描写、解说和赞美了这一地方曲艺奇葩。徐泽鹏作词的《说唱丝弦》全面地介绍了常德丝弦,包括其舞台表演、曲牌、唱腔、乐器、语言、传承、代表性作品,以及产生的重要影响和成功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篇幅不长却内容丰富,给人一个完整而美好的印象。“远方的客人你到常德来看一看,听我把那丝弦再给你唱一段”,“让你听得甜甜美美醉心田”。可以说常德丝弦就是一壶美酒,在时间的地窖里酝酿、珍藏,展露于地方舞台和大江南北,醉了无数观众和听众。还有《走常德,听丝弦》(毕春泽作词)、《好想丝弦妹》(杨亚杰作词)等作品以极为抒情的笔调展示了常德丝弦和丝弦演唱者的青春芳华与艺术魅力。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常德丝弦新创曲目的词作者大多是常德人,有些一直生活在常德,有些在常德生活、工作多年后离开了常德,这其中有不少词作者是文学湘军乃至中国文坛的实力作家和诗人。基于人生经历和对故乡本土的深厚感情,词作者们在描写“常德风景”“常德映像”的同时,对与德山为邻、与沅芷澧兰为伴的“常德人”展开了诗意描写,折射出地理山川的灵秀和时代的光影。水运宪作词的《常德人》,描写了祖孙四代常德人,爷爷住在城里“上南门”,“下河挑担沅江水,举灯照亮笔架城”;爸爸住在德山“孤峰岭”,“武陵美酒不醉人”;“我”住在紫桥“幸福村”,“洞庭明珠亮闪闪,诗墙唱出万种情”;孙子“漂洋过海出远门”“带回满腔报国情”,这个既有时间线索又有空间布局的抒情短章,表现了生活的沧桑感和厚重感,讴歌了人杰地灵的常德以及“一代更比一代行”的常德人和常德精神。常德人的性格特点和精神特质是湖湘文化孕育的结果。有的作品历数湖湘大地的风流人物,既是在更宽的视野仰望湖湘星空,也是在为常德人和常德精神寻找和提供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基因。黄士元作词的《生在潇湘多自豪》,从炎帝、舜帝起笔,描画了湖湘大地古往今来英杰不断、雄才辈出,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领域群星灿烂、风流独占。作品激情洋溢,立意高远,大气磅礴,抒发了“生在潇湘多自豪”的喜悦之情、豪迈之情和“再出发”的期许之情。

  (二)地域性主题的艺术传达

  铺排、渲染是地域性主题表达的常用手法。这种手法能起到增强、叠加的作用,达到审美强化和延宕的效果。《常德风景》用“四唱”的结构形式,四种具有代表性的景物相互烘托、渲染,有如“四重唱”,共同演绎着常德的美丽画卷,激发观众和听众的热爱和神往之情。《常德是个好地方》,用“这个地方到底他在哪里?哪里有这么一个好地方?这地方的名字就叫常德,常德是个好地方”的句式前后反复三次,串连起常德的自然美景、地方资源、民风民俗和历史人文,层层铺排、推进,由地理名物掘进文化、精神层面和人的性格禀赋,使人们对常德有一个比较完整和深入的了解。《武陵谣》全是地名排列,有点类似快板,如数家珍,把常德武陵城区和周边的景物一一道来,朗朗上口,别有韵味。而《生在潇湘多自豪》又全是人物的铺排,古往今来一个个名耀中华的人物,点缀着湖湘璀璨的星空,一方面聚合、延续着这方土地的精神基因和智慧之光,另一方面又提升着这方土地的文化气质和品格。很多时候词作者使用对仗和排比的修辞手法,增加气势、渲染气氛。或两两相对,类似古代骈赋的句式,有精工造势之美;或排比句式,连绵往复,有大河奔流之势。这样在铺排和渲染之中使主题得到强化和深化。

  比喻、象征手法的运用,往往使抽象具象化、具象抽象化,主题也因之得以扩展和提升。胡传经作词的《德山有德》通过一连串的比喻将“德”这个抽象的道德概念具象化、形象化和诗意化:“德是国宝国富强,德是家传家业旺,德是人品人高尚,德是民风民和谐”;“德是高山流水青松白雪金秋枫叶”。于人、于家和于国,“德”都是宝藏和珍品,这样就从偏居一隅的小小“德山”出发,赋予“德”以崇高的地位和不朽的情怀。象征是文学艺术的法宝,巧妙地运用能把具象导向抽象,丰富作品的内涵。“象征建立在某些基本固定化的隐喻的基础之上,它是人们所说的文化的语言,是一种文化传统———宗教,习俗,民间信仰和某些集体记忆与经验模式———在其语言载体之中给予事物间以普遍联系的意义网络。”[7]少鸿作词的《我爱洞庭莲》,既是写“亭亭玉立湖水边”的莲,更是写“扎根洞庭千百年”的顽强意志、“秋去叶残志不残”的坚定信仰、“出泥不染情高洁”的人格操守,也是写洞庭湖边的另一朵“莲”,即“更有清香送人间”的丝弦艺术及其散发的芳香之气。“莲”带来的象征意义是朦胧的,也是开放的,我们可以结合诗境、词境去联想和生发。

  拓展与升华,也是常德丝弦地域性主题作品常用的艺术构思和表达方式。雅捷作词的《靓靓的武陵》由武陵的自然风光拓展、升华到“历史和文化”“人生和国家”,自然的和人文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地方的和国家的在一首短小的词作中融为一体,扩展了地域性主题的内涵和容量。张志初作词的《从从容容不回头》歌唱的是常德籍辛亥元勋蒋翊武,唱词所体现的蒋翊武从“为了家乡芷兰美”到“为了江山披锦绣”、从“认准一条路”的人生探索到“走向共和路”的铁肩道义,在丰富、拓展歌唱对象的胸襟和气质的同时,也升华了作品的思想高度和境界。

  (三)地域性主题的价值

  地域性主题作品的价值主要体现为审美价值、传播价值和生成价值。常德的风景名胜,源远流长的德文化传统和风尚,历代文人墨客在常德留下的足迹和文字瑰宝,具有水乡特色和灵气的艺术表演形式,纯朴的民风和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德行天下”、与时俱进的常德精神,等等,都被写进了常德丝弦,它们在极大地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的同时,也在推介和传播常德。在审美中传播,在传播中审美,审美价值和传播价值是统一的。常德丝弦新编曲目的唱词在全方位、多层面地传播常德风景、常德历史、常德文化、常德发展和常德精神,一句话,传播常德故事和常德声音。这种艺术传播的作用是巨大的,人们得以从丝弦曲目走进常德这座“桃花源里的城市”,聆听“德是高山流水青松白雪”的“德音”和佳话,领略澧水号子、沅水号子和洞庭渔歌的神韵,了解常德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和“德行天下”的时代风采。这种艺术传播是美的、潜移默化的,比起其他媒体的传播,影响更深远、更持久。

  除了审美价值和传播价值,还有生成价值。当观众在接受审美陶冶、智慧启迪的同时,自然而然内心会生成一种喜悦感、自豪感和认同感,并把这种内心的感受和感情变为参与现实、变革现实的动力,从而生成新的实践成果。文学艺术的价值就在对人的心灵发挥作用的前提下,进而对社会和现实人生发挥作用。作为地方性主题的丝弦作品,在对这种具有地域特征的对象性的表达中,用审美感染和价值理性影响人的心理及行为选择,其审美生成和实践生成的过程又是一种创造和构建,一种超越地域性局限的渴望和表达。

  三、主题的超越性

  (一)超越性主题的呈现

  我国着名文艺美学家胡经之指出,艺术审美价值的本质集中表现在艺术的超越性、艺术与未来的接通上。“艺术是人超越有限存在而与人类大同远景‘先行对话’的中介活动”[8]。俄罗斯美术理论家康定斯基认为,还有一种同样发源于当代人感情的艺术,“它不仅与时代交相辉映,共鸣回响,而且还具有催人醒悟、预示未来的力量。其影响是深远和广泛的”[9]。真正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其实都有超越时代和现实的一面。因为人性固然是具体的,但人心与人心又是相通的。只要写出了人性的真实,并且达到了应有的深度,哪怕一千年后的读者读到它,也会以其人生的经历乃至生命体验读出其中蕴含的意义,并且把这意义充实起来、丰富起来[10]。古今中外,表现这种超越性主题的文学艺术作品可以说数不胜数,诸如表达爱情、乡愁、人性、宇宙、命运等等的作品,虽历经时空阻隔,但其思想魅力和艺术魅力依然光华万丈。常德丝弦新编曲目唱词的超越性主题主要集中体现在童心、乡愁、关爱、奉献和人格情操等方面。

  童心是最宝贵的赤子之心,是人人皆有的初心和快乐之源。一批丝弦作品表现了童心、童趣,如《童年》(诸戈文作词)、《打水仗》(杨亚杰作词)、《月亮粑粑》(徐泽鹏等作词)、《马马嘟嘟骑》(徐泽鹏作词)等等,或以童年为视角感知成人世界的慢时光、老故事,或体验无拘无束的自由快乐,或仰望星空引发美丽遐想,或天真烂漫享受人伦亲情。这些作品无俗气、无尘埃,构建了一方有别于“成人世界”的纯净天空。有些作品吸收了童谣的素材和话语表达方式,如《金打铁,银打铁》(徐泽鹏作词)、《街街走》(胡传经作词)、《虫虫飞》(张深奥作词)等作品,朗朗上口,明白如话,极尽童年的天真之气和烂漫之态,有着我们熟悉的面孔和气息。还有些作品在表现童心童趣的同时,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如励志、修身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乡愁。乡愁主题是文学艺术的一个永恒主题。常德丝弦新编曲目中的许多童年题材的作品同时又是乡村的、乡愁的。炊烟、夕阳和月亮,牛铃、鸡鸣和萤火虫的淡淡身影,嬉水斗乐、禾场夜话和富有生活气息的童谣民谣,种种乡村自然景象和人物影像在被作为儿童题材表现的时候,实际上也内在地潜伏和流淌着乡愁的基因和血脉,在童心童趣的背后唤起我们望乡、思乡、恋乡和回乡的种种情愫和冲动。同样是童年题材,有的作品用富有浪漫气息的构思表达了地理和文化双重意义上的故乡之思和故土之恋。《我们一起跳月亮》(鲁小平作词)在乡愁中表达了“两岸盼统一”的主题,富有诗意的日月潭、阿里山在“小伙伴”的欢跳中伸手可触,作品强调和突出了两岸的“同一性”:“一样的祖先一样的根,一样的童谣暖心房”“一样的乡俗一样的情,一样的明月照故乡”,浓浓的乡愁被欢愉的童心消解和淡化。另外一篇作品《每逢佳节倍思亲》(徐泽鹏作词)同样是在乡愁中抒写团圆主题。作品用中国的传统佳节连接起两岸深情,赛龙舟、吃月饼、团年饭等习俗是中国人家人团聚、欢度节日的重要仪式,也成为一种种族指认、亲情缔结的符号和象征。词作者构思巧妙,深情泼墨,在反复的吟唱中把乡愁推向高潮:“遥望大海声声唤,一腔深情寄浪尖。”

  对人及人性的关注、审视和表现是文学艺术家的责任和良心,也是文学艺术作品超越世间万象而达至普遍性、永恒性主题的一个重要入口。无论是偏于叙事还是偏于抒情,无论是哪一类题材,常德丝弦新编曲目唱词都能在具体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下刻画人的活动、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情感,表达关于“人”的厚重主题。有的作品传达爱和人内心深处最真挚的关切,如《悄悄话》(杨学仁等作词)、《我让座,我快乐》(胡传经作词)等从童年视角出发展开叙事和抒情:关爱他人、帮助他人的涓涓细流在幼小的心灵里激起美丽的浪花,纯化和净化着社会环境、风气以及自我内心。有的作品表达感念和知恩图报,如黄士元作词的《奇特的录音带》,描写父母双双为聋哑人的女大学生用村支书赠送的录音机录下父母劳动时的喘息声,每个夜晚悄悄躲在被子里收听,“听一声不忘父母情如山,放一遍叫我立志在校园”,把父母和乡亲们的深情和恩德转变为努力学习和奋斗的动力。有的作品表达了孜孜以求、默默奉献的精神,如《中秋之夜》(黄士元作词)、《人梯》(邵启发作词)、《明月照山河》(钟士英作词)等,或表现基层文化人对事业的痴心不改,或表现父母兄弟和老师甘做人梯的可贵情怀,或借明月从象征意义上表现“燃烧”和“奉献”的品格。有的作品表达人生的追求和向往以及由此带来的快乐与诗意,如诸扬荣作词的《俏婆婆上大学》,写一群老年人并没有停下追求的脚步,而是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用知识的霞光和求索的星光装点黄昏的天空。更有作品站在“做人”的高度,表达人的心性品德和人格操守。佘致迪作词的《花枝俏》描写一位如花的导游姑娘在车祸发生时为了保全他人的生命安全,临危不惧,先人后己,不惜以流血和伤痛作为代价。徐泽鹏作词的《当兵的人》,写一位军人在遭遇尴尬和委屈的时候,没有丧失“做人”的尊严和精神高度,依然出手相帮,帮助他人克服困难、化险为夷,从而带动了他人的觉悟和思考:“做人不能离根本,相互理解相互帮助天长地久,地久天长。”

  (二)超越性主题的艺术传达

  利用叠句或复沓的艺术手法,既朗朗上口、便于歌唱,又渲染氛围、增加语势。这在童年题材的作品中多有所见,如《童年》《打水仗》《金打铁,银打铁》《街街走》《月亮粑粑》等等。“回回讲的牛郎织女星,回回讲出了泪花花。回回讲的牛郎织女星,回回讲出了泪花花。”(《童年》)“金打铁,银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金打铁,银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金打铁,银打铁》)“月亮粑粑跟我走,跟我走,我跟月亮提笆篓,提笆篓。摇摆手,摇摆手,走啊走,走啊走。”(《月亮粑粑》)这些当然不仅仅是语言修辞上的美和美感,也不仅仅是表达和强化某种感情,更是在回环反复中试图掘进我们共同的记忆宝库,表达一种超越个体生命体验的大众体验和共性体验,引发缕缕思绪和强烈的共鸣。其他题材的作品也有这样的叠句或复沓,这也是丝弦唱词及其他歌词的一种常用的艺术表达方式。

  用个性化的语言塑造形象、传情达意。这种个性化首先是角色化,词作者根据人物年龄和身份的不同运用不同的语言,写谁像谁,写谁是谁。表现儿童生活的作品其语言自然天真、生动活泼;表现老年人生活的作品其语言不乏沉稳健朗、幽默率性;表现校园生活的作品其语言雅致明快、内涵丰富;表现乡村生活的作品其语言质朴本色、富有泥土气息和原生态的韵味。语言的个性化其次是地域化。运用方言说唱是常德丝弦的一个重要语言特色。洞庭湖畔的常德方言,不同于湘方言,属于西南官话,在水韵山风沅芷澧兰的浸润和熏染下富有鲜明的特色,既刚健又甜软,既通达又内敛,既明白易懂又耐人寻味。语言的角色化加上地域化,就把特定地域的特定人物表现得贴切适度、活灵活现。这类超越性主题作品,其唱词是通过特定时空的特定人物的描写,从语言的个性化表达进入到对具体性、对象性的超越,完成主题的演绎和呈现。

  情境化也是这类主题作品常用的艺术手法。通过设立一个或多个具体的情境,或铺垫、渲染,或映衬、反转,或起兴、咏叹,慢慢把感情推向高潮,从而凝练升华主题。《每逢佳节倍思亲》用四段唱的反复形式,将场景选取在中国的传统佳节端午节、中秋节、除夕和大年初一,这些节日本身就隐含着故事,具有极为浓烈的情境因素和一触即发的抒情性,叠放在一起相互烘托更加营造出思乡的氛围和渴望团圆的期盼心理。《当兵的人》以风雪天作为故事的背景,天寒地冻与人情冷暖相互映衬,由开始的寒冷以致冰冻,机缘巧合慢慢转为人心的温暖和人性的通透,进而完成关于如何“做人”的主题的表达,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奇特的录音带》由好奇到释然,瞬间展开的故事真相使神秘朦胧的情境忽然变得明朗而具有丰富的内涵,由具体情境生发而又超然于具体情境的诗意主题得以呈现。这种情境化的艺术表达,还包括使用传统的起兴手法,即通过起兴为叙事的展开提供一种诗化的情境,通常用来起兴的是与之关联的景物、诗句或抒情化的吟唱。如《打水仗》《我让座,我快乐》《花枝俏》等许多作品均运用了起兴手法。

  (三)超越性主题的价值

  超越性主题作品的价值主要体现为启迪价值、净化价值和升华价值。启迪价值体现为对人的心性和智慧的开启及引导。丝弦唱词关于童心、乡愁和人性世界等永恒主题的表达,自然会引发人们对原初和终极、存在和意义、时间和空间、传统和现代等带有哲理命题的思考,启迪我们不忘初心和本源,记住乡愁和历史文化,追索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这种超越性主题还具有净化价值和升华价值。无论童心、乡愁还是对人的心灵世界和情感世界的揭示,一方面净化人的心灵,另一方面又升华人的境界。当我们跟随童年的脚步,一同望星月、听蛙鸣、打水仗,一同跳月亮、唱童谣、马马嘟嘟骑,感受那些神奇的想象和神性的光辉,体会自由自在的人生和心境;当我们遥望故乡,听任亲情和历史文化的呼唤,叩响心灵的回乡之旅;当我们透过纷繁世相看到平凡生活中的默默付出,情有所牵的感念和回报,高蹈于尘俗之上的奉献与担当……我们会在真切的感受、领悟和反思中接受心灵的净化和淘洗,涵养做人的情怀和境界。净化是心灵性的,是接受外物的感化和启迪,是反躬自省和自我过滤;而升华则是精神性的、人格层面的,是基于审美熏陶和理性认识的自我拓展和自我提升。而无论净化还是升华,都是通过艺术的方式,赋予人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建构和追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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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与发展湖南省协同创新中心 湖南文理学院
原文出处:张文刚,沈红宇.常德丝弦新编曲目唱词的主题类型及多维价值[J].云梦学刊,2021,42(03):9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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