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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三种研究范式的历史演进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发布于:2015-12-26 共8285字

  “市民社会”范畴在西方思想史上以不同的理性结构出现在社会哲学中,体现了生产关系和政治形态的演变: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市民社会”被定义为与野蛮社会相区别的“城邦共同体”;从14世纪开始,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市民社会”具有新的理论形态,被当作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城市自治共同体”和公民社会;20世纪以来,葛兰西为了阐明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革命策略,将“市民社会”置入“上层建筑”,使其剥离经济社会的范畴,从而将“市民社会”意识形态化。因此,与野蛮社会、政治国家和经济社会的三次分离是市民社会理论的演变轨迹,其发展也相应存在三个阶段和三种范式的历史转换:第一阶段是由亚里士多德奠立的道德范式,第二阶段是由黑格尔开创、马克思发扬光大的政治哲学范式,第三阶段是由葛兰西阐明的文化社会学范式。市民社会三种研究范式的历史转换对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检视三种研究范式的历史转换,有助于对不同时代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复杂关系作出更为深入的认识。

  一、源起与转变: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范式到黑格尔的政治哲学范式

  “市民社会”范畴的缘起在学界存在分歧,比较常见的观点认为其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Politike Koinonia”一词,最初的意思是用来表达政治体的“城邦共同体”,后被译为拉丁文“Societas Civilis”和英文“Civil Society”(市民社会)。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视野中,“市民社会”是在道德意义上对城邦公共生活的全部描述,表征的是一种相对于前政治社会即野蛮社会的“德性生活的文明社会”.市民社会作为一种思考社会道德秩序的范畴,是亚里士多德从道德维度赋予市民社会古典意义的基本方式,由此开启了亚里士多德在市民社会道德范式领域的理论研究。

  亚里士多德开启的道德范式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在西方思想发展史上影响深远。在中世纪时期,“城邦共同体”的市民社会范畴被基督教思想家所废弃,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基督教势力逐渐强大,其渴求通过撮合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联,获取教会应有的社会地位。直至13世纪初,这一状况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着作被译为拉丁文后才得到转变。亚里士多德着名崇拜者托马斯·阿奎那就是从亚里士多德的着作特别是其中的市民社会范畴中得到了理论启迪和思想力量,他多次在市民社会理论探讨中寻找亚里士多德的影子,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范式市民社会理论中吸收积极与合理成分,道德的角度出发承认了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的区别,认为在文明社会中的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相互需要;同时,阿奎那也根据基督教思想改造了亚里士多德的市民社会理论,他一方面认同作为邦国的市民社会是缘于人性的自然需要而产生的,另一方面却基于基督教义提出“上帝是人和人性的创造者,社会和国家既然是由于人性的需要,那么,上帝才是政治权威的究极创主”①。

  由此将国家起源问题极端神学化,其内在目的在于维护教权。此后,道德范式的市民社会概念并不仅仅在中世纪被使用,近代启蒙运动时期,洛克、卢梭等契约论思想家也广泛使用了这一市民社会范畴,如卢梭以“自然状态”理论观照市民社会,将“市民社会”基本理解为“政治社会”,并把市民社会产生的根源当做是历史衍生的产物和道德冲突的结果。

  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再到启蒙运动时期,人们所使用的市民社会概念,虽然几经变化,但其基本内容并没有超出亚里士多德所赋予的最初内涵,都是在“德性生活的文明社会”范围内使用,这也意味着古代思想家并没有超出与野蛮社会相对立的层面来理解和把握市民社会范畴。市民社会由此被称为政治社会、文明社会,它既表征一种进步的道德生活状态,也表明社会拥有政治文明要素,公民能够平等参与社会管理。

  相对于亚里士多德开启的从道德范式来分析市民社会而言,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家则侧重于从政治哲学范式来考察市民社会。虽然他们都认为市民社会是对现实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形态的反映,但他们认为反映的内容上有根本差异:前者强调社会的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后者强调国家“公共领域”与社会“私人领域”的分野。后者质疑前者的基本点在于不应在道德领域理解市民社会的本质,市民社会与道德没有天然的联系。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及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促进了作为“公共领域”的国家与作为“私人领域”的社会相分离。黑格尔在这种现实背景下,第一次从经济体系的角度对市民社会的性质进行了界定和论述,由此开创了现代意义的政治哲学范式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

  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范式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中,市民社会也是由人性的需要产生的活动领域,自由的个体把自身从自然施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过程导致了自由个体的依赖和联合,所以“这个领域是由我们的直接权利和道德权利的施行造成的”②,但是由于该领域主要是自由个体通过活动和劳动满足自己需要和关切的领域,也是有产者维护、交换财产权利的领域。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就是经济活动的空间,是与作为社会公共权力机构的政治国家相分离的“私人领域”.市民社会作为“私人领域”,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劳动分工强加给自由个体的一种相互依赖形式,不可避免地将导致社会贫困和阶级分化,其自由的发展形式不同于完全自主的、拥有权利的自由个体的自愿联合和自觉认同,而这正是政治国家的优势。黑格尔明确强调政治国家优先于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先在于市民社会、政治国家高于市民社会,充分肯定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内部矛盾的解决与克服的支配性作用。他把市民社会看成是家庭到国家之间发展链条中的必经环节与重要阶段,由此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政治国家高于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是“家庭-市民社会-国家”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是黑格尔政治哲学范式下市民社会理论所得出的最重要结论。

  二、内在矛盾的解决: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范式与唯物史观的创立

  黑格尔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相对完整地建构了市民社会理论,将公共领域的政治国家与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进行了区分,否定某些近代思想家混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观念,实现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区分的理论自觉,市民社会范畴也获得了与以往不同的崭新涵义,确立了政治哲学范式下的市民社会理论。

  但黑格尔在政治哲学范式下所构建的市民社会理论的致命弱点是以唯心主义为基础和前提,颠倒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现实关系,使政治国家成为市民社会的决定者。面对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自私自利追求利润的市民社会与人们渴望平等享有自由、福利的矛盾,黑格尔提出了解决方案。在黑格尔看来,假如政治国家对生产和贸易有所控制、工商业界秉持有一种伦理的态度,认识到自由个体需要的满足是所有人的权利,那么有产者的自由所产生的生产力将会使所有人都受益,所以解决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市民社会里的各种机构(例如同业公会)---这些机构改变和革新了人们对他们的自由以及他们的心灵习惯的理解---而不是对生产关系的强制性的、革命性的重构”①。然而,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颠倒了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现实关系,其主观预设的“理性国家”富有唯心主义色彩,根本不能整合现实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裂,保障所有人的自由和福利,同时“理性国家”本身都是市民社会自我分裂的结果,黑格尔解决市民社会内在矛盾的方案是虚假的,根本不可能得到实现;与此相反,为了全人类平等地享有自由和幸福,革命性地重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当然,必须指明的是,虽然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但他没有“将脏水连同婴儿一起泼掉”,彻底否定黑格尔的理论路径,在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承续关系中,“继承”的推进也许比“批判”的否定占据着更重要的位置,毕竟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

  首先,在理论结构上,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沿袭了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政治哲学范式,停留在黑格尔法权哲学体系的场域之中。正是黑格尔在政治哲学范式下把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从而为马克思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理论构架。马克思充分肯定了黑格尔在市民社会理解上的贡献,认为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是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最深刻的部分。② 青年马克思是在黑格尔这一基本的政治哲学结构范式内,把唯心主义还原为唯物主义,根本上摆脱唯心主义的窠臼,并倒转了黑格尔关于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论证逻辑。青年马克思相对于黑格尔,其理论创造还是在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历史视野、结构范式内部的转换,这是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市民社会理论关系上的思想史事实。

  其次,在理论突破口上,马克思以批判黑格尔法权哲学为开端,重新分析了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之间的逻辑与历史关系。基于对黑格尔法权哲学的深刻研究,马克思认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存在的前提和条件完全不同:政治国家是人类生活的形式领域,市民社会是人类生活的物质领域,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为物质领域决定形式领域。马克思在理解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决定性关系中,还强调应该“从经济关系的维度把市民社会理解为复杂的物质关系的总和,理解为社会的经济基础。”①由此彻底摆脱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历史局限性,提出了市民社会中贫困问题的另一种更加合理彻底的解决之道。

  再次,在理论批判的视角上,马克思从政治国家推进到市民社会领域,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的探讨深入到追究如何解决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提出了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双重超越的人类解放路径。根据这一理论路径,马克思以市民社会为起点与中心线索,提出了社会发展的若干范畴,阐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推断出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矛盾的演化结果,在市民社会的“问题域”中对市民社会理论深度阐发而通达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并完成对唯物史观的全面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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