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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论上篇》研究的三种类别及其启示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发布于:2015-12-26 共7452字

  在洛克政治哲学研究中,人们一度仅仅重视研究《政府论下篇》(以下简称《下篇》),认为精华尽在其中,而《政府论上篇》(以下简称《上篇》)则无关紧要。这一情况已经成为政治哲学史上非常显着的现象。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受到了《政府论两篇》(以下简称《政府论》)的翻译史和出版史的影响。该书出版不到一年半,就被翻译为法文,但是严格说来,这只是一个节译本,它省略了全书的《前言》、整部《上篇》和《下篇》第一章,只包含《下篇》的剩余部分。这个节译本流传甚广,影响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等法国政治哲人。《上篇》的法译本迟至1963年才出版。无独有偶,早期美洲版《政府论》仿效法文版的删略形式,这个节选本同样广为流传,影响了杰斐逊、麦迪逊和富兰克林等美国建国者。完整的美国版《政府论》迟至1947年才出版[1]15-19,62.由此可见,学界津津乐道的洛克对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影响,仅仅是洛克部分论述发挥作用的结果。即便在英国,《政府论》的《前言》自1854年以后也长期不再重印,《上篇》从1884年到1960年(着名的拉斯莱特版《政府论》于该年出版)也只重印了一次。中文版《政府论》的出版情况也类似,《下篇》1964年就已经出版,《上篇》则迟至1982年才出版,但令人遗憾的是,不仅《前言》依然删略,而且正文也稍有脱落。真正完整的中译本直到晚近才出版。

  正如 《上 篇》的 研 究 者 塔 尔 顿 (Charles D.Tarlton)所言,传统研究对《上篇》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最为极端的态度是对《上篇》只字不提,就好像根本不存在这个文献一样;最为普遍的态度是简单地认定《上篇》仅仅是批判费尔默的消极论述,进而认为这些繁琐的批判性论证如今已经不再具有多大意义,所以不必再纠缠于此;当然也有极少数学者重视《上篇》,但是他们的研究也还不够充分[2].时至今日,洛克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种进展也表现在《上篇》的研究之上。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表明,《上篇》和《下篇》不仅不相互独立,而且还紧密相关,《上篇》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下篇》的理解,进而有助于深化对整部《政府论》的理解。本文将学者们关于《上篇》的研究分为三类加以介绍。

  一、第一类研究:通过语境研究考证写作日期

  第一类是对《上篇》进行历史语境研究,以便确定《政府论》的写作日期、写作意图和基本结构。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详细地考证了《政府论》的写作日期,他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政府论》的《上篇》和《下篇》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上篇》写于《下篇》之后;具体来说,洛克在1679-1680年的冬天完成了《下篇》的写作,又在1680年初补写了《上篇》。这一考证结论推翻了传统上一直认为该书写于1688-1689年的看法,证明了《政府论》不是在英国光荣革命胜利之后为辩护革命而作,而是在英国发生排斥危机时为反驳托利党人推出的费尔默着作而作,属于当时辉格党人批判费尔默的一系列论着之一。这就证明了《政府论》和费尔默的密切关联,进而可能廓清洛克、费尔默和霍布斯三位政治哲学家之间的关系,至少表明洛克的主要批判对象不是霍布斯而是费尔默。这一观点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确保了洛克研究的正确方向。

  自拉斯莱特之后,学者们对《上篇》的具体写作时间(1680年)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分歧主要集中于《下篇》。比如,阿什克拉夫特(Richard Ash-craft)认为,《下篇》不是写于《上篇》之前,而是写于《上篇》之后,在1681-1682年完成。有趣的是,他的研究所依据的资料跟拉斯莱特基本相同,都是洛克的藏书和“记事簿”等等,但是两人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拉斯莱特认为,这些资料表明,《下篇》是为了反驳1679年出版的费尔默小册子的结集《官职持有人的大审讯》,《上篇》则是为了反 驳1680年1月 出 版 的 费 尔 默 的 《父 权制》[1]59-86,156-160.阿什克拉夫特则认为,这些资料表明,洛克的写作服务于他的保护人沙夫茨伯利为代表的辉格党人的政策,随着辉格党的政策由竞选转向革命,洛克就有必要在完成批判费尔默的《上篇》之后,紧接着在1681-1682年撰写宣扬反抗理论的《下篇》[3]286-297.除阿什克拉夫特之外,尚有不少学者反对拉斯莱特关于《下篇》写于《上篇》之前的判定,塔克(Richard Tuck)就是其中之一。同样有趣的是,他的结论近似于阿什克拉夫特,但是他的判断依据却又完全不同。据他考证,洛克在完成《上篇》之后的1681年购买并研究了普芬道夫的着作,《下篇》的很多内容是在反驳普芬道夫对格劳秀斯的批评,进一步推进格劳秀斯维护殖民主义的政治理论,据此可以推测,《下篇》是1681年开始撰写的[4]201-204.

  总而言之,学者们根据各自关注的特定的历史语境得出了各不相同的推论,最终谁也不能真正说服谁。拉斯莱特曾经指责阿什克拉夫特盲信历史语境,但是有趣的是,塔利(James Tully)后来也同样地指责拉斯莱特[1]159,[5]89.这些进行语境研究的学者相互指责对方不合语境,其实表明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限定了历史考证方法的适用范围,在阐释思想时不得不依赖某种宏观视角。

  实际上,如果将语境主义原则在研究中贯彻到底,就意味着不断地陷入琐碎的细节,这种方法用来系统地表达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这些考证工作及其相关结论对洛克研究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学者们开始越来越重视《上篇》,抛弃传统研究割裂《上篇》和《下篇》的做法,他们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上篇》内容的重要性以及这些内容和《下篇》之间存在的关联性。比如,拉斯莱特的开创性工作至少确定了《上篇》的完成时间,也确认了《上篇》和《下篇》的紧密关系。

  除了对历史语境进行考证之外,他还对文本本身进行了考证,发现《上篇》至少有三处引用《下篇》,而《下篇》却没有引用《上篇》[1]65,80,120,159.根据历史和文本的双重考证结果,一方面,他认为,《上篇》是“否定性评论”,《下篇》是“肯定性阐述”,《上篇》写于《下篇》之后,《上篇》建立在《下篇》之上,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上篇》对费尔默父权制的批判也贯穿在整个《下篇》对政治理论的系统阐述之中[1]66.因此,无论《上篇》对《下篇》而言,还是《下篇》对《上篇》而言,双方都不可或缺,共同组成了一部完整的着作。遗憾的是,拉斯莱特没有进一步详细地论述《上篇》和《下篇》之间的具体关联,他为《政府论》所写的《导言》在介绍洛克政治理论的时候还是因循传统研究的做法,基本局限于分析《下篇》的具体内容[1]119-155.又比如,阿什克拉夫特的研究也超越了单纯的语境分析和历史考证,更具体地展示了《上篇》和《下篇》之间的关联。他没有像拉斯莱特那样将《上篇》和《下篇》截然区分为“否定性评论”和“肯定性阐述”,而是认为《上篇》也包含很多“肯定性阐述”,《上篇》之所以对理解《下篇》非常重要,是因为《下篇》的论证部分地奠基于《上篇》已经完成的某些论证,或者说,《下篇》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上篇》的发展和完成[3]5,286.

  实际上,《上篇》既包含“否定性评论”,也包含“肯定性阐述”.所谓的“否定性评论”当然是指洛克对费尔默父权制的系统批判,而所谓的“肯定性阐述”则是指洛克和费尔默两人都倚重《圣经》的解释,洛克在批判费尔默的解释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拉斯莱特强调“否定性评论”是联系《上篇》和《下篇》的纽带,这一看法看似无甚高论,实则非常必要。虽然整个《上篇》以及《下篇》的部分章节都详细地批判了费尔默的父权制理论,但是人们似乎并不重视这些批判。这是因为费尔默的父权制理论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很快就失去了声誉,甚至显得荒谬绝伦,几乎变得完全没有影响力,以至于人们感到没有必要反驳这种学说,他们不仅认为《上篇》对费尔默的批判失去了阅读的价值,而且认为《下篇》的主要批判对象不是费尔默,而是霍布斯。这就混淆了洛克、费尔默和霍布斯三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洛克和霍布斯之所以都能成为影响深远的现代政治哲学家,是因为他们都关注现代政治一直无法回避的国家主权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复杂关系,而费尔默则完全无视个人自由,将政治的基础建立在一种极端的家庭关系之上。因此,正如拉斯莱特所指出的那样,洛克和费尔默的分歧是敌对阵营的对立,洛克和霍布斯的分歧则是同一阵营的内讧。由此可见,重提洛克批判费尔默的重要性,无疑有助于更加准确地理解《政府论》乃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本旨趣[6].

  当然,想要更加具体深入地理解洛克的论证,还得求助于所谓的“肯定性阐述”,也就是洛克对《圣经》的重新解释。学者们对此意见不一,有的认为这些阐述只是洛克批判费尔默的权宜之计,并不代表他对《圣经》的真实态度,有的则认为这些阐述反映了洛克理解基督教的独特视角,并成为其政治哲学的根本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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