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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法兰克福学派间的政治哲学转向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发布于:2015-12-05 共7905字
摘要

  一

  《批判社会理论与实证主义》是与哈贝马斯亦师亦友的新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韦尔默1969年---这是著名的"六八风潮"之后的一年---发表的一部短小精悍的著作。从知识社会学和编年史的角度,我们有理由认为,此书乃是对于整个1960年代在德国知识界风起云涌的实证主义论战的一种回应,甚至可以说就是这一论战的直接产物。也正是在这同一年,作为论战主将的阿多诺汇集那场论战中的论著,精心编辑出版了《德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论战》一书。与该书直到七年之后才有英文译本不同,1971年,也就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的那一年,韦尔默的《批判社会理论与实证主义》的英文本在纽约出版。在此书英文本精装初版的封面勒口上有这样的话:"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位主要的社会哲学家韦尔默在此书中试图把批判理论带出它的政治孤立(politicalisola-tion),并使之进入现代社会科学的主流。以对于资产阶级哲学的一种批判开篇,韦尔默继而指陈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有一种实证主义的倾向,这部分解释了它后来的机械论和全权论的蜕变。虽然这种观点在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是司空见惯的,但它来自一位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工作、而不是抛却这种传统的作者,却是格外富有刺激性的。"诚然,怎样说明和解释新老法兰克福学派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系,这是一个复杂而不容易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怎样准确地界定"政治"(thepolitical)和"政治孤立",就至少是一个同样甚至更为复杂并更难以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说,恰恰是用指称对象上比较模糊、规范含义上比较含混的所谓"走出政治孤立"来刻画新老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分歧和界限,那反倒有可能比较容易取得一致意见。这当然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回溯的立场和角度有关,虽然这也同样一定是不乏争议的。但是无论如何,"政治孤立"和"走出政治孤立"之说的确在一种已经转化了的语境下再次提出了法兰克福学派(包括新的和老的)的"政治性"问题,它也提示我们重新从政治的维度来认识这一从起点和初衷而言具有强烈的跨学科甚至超学科倾向---意识形态批判只是这种倾向的一种表现形式---的学派之理论特质及其实践蕴含。

  或许与最近的这种理论和智识趋向相关,在收录于《剑桥批判理论指南》的《批判理论之政治》一文中,西蒙娜·钱伯斯从历时的角度,把批判理论的政治性概括为下列五个维度:介入性退出(en-gagedwithdrawal)的政治,大拒绝(thegreatrefus-al),宪政设计的政治,社会正义、行动主义和竞争的多元主义,承认的政治。这五个方面大致对应于从老法兰克福学派到新法兰克福学派之演变中的若干最为重要的环节和阶段。"介入性退出"传神地刻画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研究纲领之迂回色彩,"大拒绝"则是马尔库塞的标志性"政治"口号,"宪政设计的政治"是指哈贝马斯从其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开始的"政治"探索---用豪克·布伦克霍斯特的话来说:"哈贝马斯从一开始关注的就是如何将社会重新政治化,同时又不放弃社会相对于政治的首要性。"社会正义、行动主义和争议的多元主义一方面用来指代正义、平等和民主问题在鼎盛时期的哈贝马斯基于交往合理性加以重构的现代性理论框架内的"复位",另一方面也表征和涵盖了哈贝马斯与以尚塔尔·墨菲为代表的更加激进的政治后现代主义者在民主模式---商议民主与争议民主---上展开的争论。

  "承认的政治"则主要是指以霍耐特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学者怎样试图把"对于当代全球政治现实的更大程度的自觉意识"与对于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的重新阐发结合起来,提出一种与哈贝马斯相比较既更为具体又更为抽象的"政治方案".如钱伯斯所指出的,说它更为具体,是因为它似乎更为关注向民主的转换,而不是一种根深叶茂的自由民主体制的条件;说它更为抽象,是因为与哈贝马斯聚焦于本真公民的条件不同,霍耐特似乎更为关注必定是先于公民的本真的人格性。

  用霍耐特自己的术语来说,他所发展的并不是一种程序性的法观念,而是一种"形式性的伦理生活观念。"
  
  二

  从"走出政治孤立"的角度来解读新法兰克福学派的转型,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是要回答哈贝马斯本人思想范式的变化。但是同时,也如哈贝马斯本人及其后学所乐于谈论的,这个问题也是与对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上的缺陷和盲点的检讨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一工作的第三步,则是要系统地检视哈贝马斯及其后学所代表的新法兰克福学派与所谓主流政治哲学的互动。如果说前两步已经可以说是更具"历史回顾"色彩的工作,那么第三步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就更有在场感和介入性。

  笔者数年前曾经用"交往转向"和"法学转向"来概括哈贝马斯思想范式的变化,并提示把这两次转向与它们背后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但是笔者同时也指出,严格说来,这两次转向并不具有完全对等的地位。毋宁说,一者是在哈贝马斯所谓"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上的转向,另一者是在这种转向的规范含义上的"转向".钱伯斯在前述文中同样认为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到哈贝马斯有两个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是语言学转向,在这个转向中,早期批判理论的文化批判被嫁接到一种交往与社会进化的理论上,在新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中,韦尔默较早地指出了这一点并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和阐发;第二个转向可以被称作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康德式转向,在这种转向中,哈贝马斯在为市民社会的某些核心的自由主义价值辩护的同时仍然坚持一种批判的视界。为了凸显后一种转向的政治维度和哲学深度,我们把它称作"政治哲学转向".

  在对哈贝马斯的前一个转向之准备期的讨论中,值得强调的是前面提到过的实证主义论战对于哈贝马斯思想转型的重要意义。这场论战的主角是波普尔和阿多诺,虽然哈贝马斯是站在阿多诺一边的,但是与阿多诺不同,"哈贝马斯在某种程度上能将内在批判方法用之于波普尔,而阿多诺只是并不经心地尝试过这种方法。作为研究批判的公共领域和政治伦理活动意义上的实践问题的理论家,哈贝马斯对待波普尔及其实证主义批判的方式基本上与马克思对待自由主义的方式相同,就是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观念来反衬非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实现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也正是在为纪念阿多诺六十诞辰而发表的文章中,哈贝马斯开始检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所表现出的悲观主义乃"根源于与自然和解的那种夸大了的思想中",而哈贝马斯对那种"使语言作为可能的乌托邦的基础"的探究,以及对"固化于语言结构之中的某种规范性潜能"的提炼,事实上都可以说是从这个论战中起步的。

  哈贝马斯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缺乏一个规范基础的指陈得到了新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韦尔默和霍耐特的进一步发挥。在1987年为吉登斯等人所编的《今日社会理论》所撰的《批判理论:从思想传统的中心到边缘》一文中,霍耐特开宗明义就指出,"只有意识到批判理论的所有缺陷,人们今天才能创造性地延续这一发端于霍克海默的理论传统。"而"在时代精神转换的推动下,年轻一代的学者尤其试图从过去的文献中发现新的至今仍然没有得到重视的思想主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自觉下,霍耐特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要成功地实现霍克海默所提出的目标就要依靠社会理论方法,这个方法只能从'社会研究所'的边缘人物的作品中去寻找。霍克海默以及后来的阿多诺、马尔库塞把兼有哲学取向和经验基础的社会理论的观念牢固地建立在那个时代的科学氛围之中,尽管如此,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却并没有努力达到这种直到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示范意义的要求。这是因为,他们缺乏分析社会过程的恰当概念。相反,本雅明、纽曼、基希海默以及后来的弗洛姆所进行的实质性研究倒是包含了社会学视野和观点。它们结合在一起为这种社会概念提供了启示。如果人们当初在社会理论的实质方面更加认真地对待这些作者的作品,那么批判理论从哲学上所确立的目标本该从社会学上得到实现,并富有成果。"霍耐特所谓"社会学视野和观点"及其对于"政治哲学转向"的含义是一个需要具体讨论的问题,在这里更有直接相关性并具有"哲学"意义的是他对于所谓批判理论的"内部圈子"的理论缺陷的诊断和对于"外部圈子"的理论潜力的发掘。

  就前者而言,霍耐特指出,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都没有超出历史哲学的思维框架,他们都认为,一方面,"人的理性必须首先被看作是工具性地利用自然对象的理智能力。就此而言,他们都拘泥于意识哲学的思想传统。这个思想传统按照主体与客体之间认知关系的模式建构人的理性概念。"另一方面,他们"都赞同这样一个结论,一种从历史理论的意识哲学前提中推导出来的结论:历史发展首先作为理性潜能的展开过程而发生,这种潜能是在人类工具性地利用自然对象中实现的。"霍耐特从这种思维框架中诊断出一种封闭的功能主义特色和一种还原主义的方法论倾向,正是这种倾向导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按照工具性行为的模式来概括个人需求的形成过程以及社会统治的行使过程,于是他们随后就毫不费力地把整个文明过程看作是由这样的工具理性---作为日常的控制自然活动的基础的工具理性---所控制。"
  
  于是,更为发人深省的是,作为这种历史哲学的还原主义的牺牲品,"他们被迫再一次把批判的社会理论从经验的社会科学的范围中摆脱出来,并重新使之回到哲学的领域,而批判理论最初在方法论上融入多学科社会研究的时候恰恰就是要摆脱这种自足的哲学领域。"与此相对,所谓"外部圈子"的四位作者都明确反对上述功能主义和还原主义倾向,"与这种功能主义相反,他们各自独立所进行的思考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对个人以及团体的交往行动进行重新评价",这种共同的思想冲动推动他们都去克服历史哲学的还原论。"纽曼和基希海默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不同于以霍克海默为首的狭隘圈子中的那些人的视角,并以这个视角来看待社会秩序。对于他们来说,社会整合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是径直通过社会功能命令无意识地完成的,而是通过社会团体之间的政治交往而完成的。"霍耐特指出,虽然1950年代之后批判理论作为一个统一的、由哲学整合起来的学派分崩离析了,但所谓"外部圈子"的工作却对批判理论的发展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然而,通过告别时代诊断的哲学前提,从其理论起源和取向上看最初与批判理论哲学传统很少有共同之处的哈贝马斯却从霍克海默的悲观主义和否定神学、阿多诺的概念思维的自我批判和否定辩证法以及马尔库塞的革命理想冲动和爱欲与文明论的三驾马车中脱颖而出:"一种理论从哈贝马斯的工作中逐渐产生出来。这个理论明显地是由批判理论最初所确立的目标所推动的,以至于它今天应该被看作是这个传统中的唯一的新向度。在其中,研究所的边缘成员在思想上的反功能主义的冲动中曾经所预示的东西,如今达到了理论上的自觉,并且成为另一种社会概念的参照框架。"
  
  三

  最近二十余年来,一方面基于对国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挫折和起伏之反省---例如哈贝马斯在检讨苏东社会主义运动时曾经明确说,马克思主义缺乏一个令人满意的法学传统,这是左派要记取的最重要教训之一,另一方面通过主动介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英美甚至欧洲思想学术界蔚为风潮的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之争,新法兰克福学派政治哲学转向的辐射能量使得它在重建自己的理论谱系时,更多地把目光投注到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所谓外部圈子和边缘人物身上。例如1994年由MIT出版社出版的《在规范与例外之间》一书就有一个引人瞩目的副标题"法兰克福学派与法治".作者在魏玛前后的宪制辩论的语境中比较全面地考察了纽曼和基希海默的法治理想,认为这两位"边缘人物"对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精深理解实际上提示了一种失去的理论机会,这种另类的批判理论可以应用到对当代法律的去形式化潮流的理解中,甚至可以用来对抗这种潮流,而又不会陷入右翼法学家的决断论和机缘论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出身于批判理论内部、曾先后师从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的瑞士社会学家埃米尔·瓦尔特-布什(EmilWater-Busch)在最近刚被译成中文出版的《法兰克福学派史》一书中,提供了一部精要的批判理论的政治(哲学)史。在我们看来,此书至少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比较全面地还原和重构了纽曼作为1945年之后西德政治学的"真正教父"的形象:纽曼"将德国民主体制化的特殊问题描述为,在其他地方都不能观察到的德国道路的独特性。他认为,与政治特殊性问题相关联的是,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学者将法学实证主义及法制国思想的胜利,当成了民主体制的替代物。因而德国与一些真正的民主国家如美国、英国不同,为了维护法律自由,德国人放弃了'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10]236这可以说是后来达伦多夫和斯特恩对德国道路之解析的先声;作者还指出,"纽曼在英国、美国已经学到,应该放弃他的德国哲学老师教给他的'对英美哲学的轻蔑',尤其应放弃对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轻视。"[10]245-246"'我的哲学教授'对约翰·洛克或对约翰·杜威的讽刺挖苦……不过是目光短浅的表现。"[10]304-305我们同样可以说,纽曼对英美哲学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正预示了哈贝马斯和阿佩尔对美国哲学的兴趣。二是分析了马尔库塞去世两年前在施塔恩贝格与哈贝马斯和其他两名左翼知识分子讨论"社会理论与政治"时对理性、民主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发表的看法。
  
  从这份1978年为纪念马尔库塞八十诞辰而发表的谈话记录中可以看出,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在政治哲学上的差异一方面表现在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那种对理性的"自然主义"解释---理性植根于本能冲动---不能让人信服,按照哈贝马斯,"理性的东西存在于通常无强制的决议形成之中,就是说存在于要达到主体间无暴力的理解沟通之目标中……这样,我们说,主体间无暴力的理解沟通原则,也就是语言原则---无强制沟通意图正存在于其中---应该就是我们这里要回归的原则(……如果)将理性的意见统一原则政治化,简单地说,这个原则就是民主原则。"[10]298-29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指出,"民法及程序法对自由的担保功能在马克思那里被低估,而这种情况在老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中仍然继续。"[10]300另一方面表现在对资产阶级民主体制以及晚期资本主义稳定性的看法上。马尔库塞认为这个民主社会将"不断遭到资产阶级、大资本企业的消弱瓦解",只有社会主义革命可以一劳永逸地消除法西斯主义的复发风险:"晚期资本主义的稳定需多长时间?

  它的内部矛盾,不管以何种方式---我不认为只存在马克思解释过的方式---真会激化?或者,资本主义会在可预见的将来,在经济政治得到加强的帝国主义基础上成功地得以稳固,甚至中国、苏联还会成为其市场?如果这一天会到来,那统治者就可以放心睡上几百年,就不会有革命了。"[10]301相形之下,哈贝马斯所谓的"激进民主"并不像马尔库塞那样富有怀疑民主的革命哲学精神,"不像马尔库塞那样强调'更彻底'原则,也不像他那样引用纽曼的'好战式民主'等术语"[10]303,哈贝马斯笔下的激进民主毋宁说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一方面不想受到"将维持今日现状作为对明天的承诺"的无想象力的改良主义的破坏,另一方面又要求把激进民主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和试错原则,"这个逻辑要求对所有行动进行评定,在此需考核行动是否具有'乌托邦内容',及其'可行范围',也包括对极端的'启蒙运动'主要内容的评定。"[10]302-303
  
  这样看来,所有这些争辩的主要内容和核心维度都可以被概括在本哈比1986年发表的那部至今仍然堪称批判理论之极佳导引著作的标题中的三个关键词"批判"、"规范"和"乌托邦"之中。在此书"交往的自主性与乌托邦"一节中,本哈比援引JoelWhitebook的说法,认为哈贝马斯写于1972年的那篇关于本雅明的文字乃是一个纲领性的预言,它预示了哈贝马斯怎样在此后的智识生涯中既反对以尼采、斯宾格勒、容格尔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反启蒙的传统,又反对以布洛赫和本雅明为代表的批判理论中的弥赛亚的乌托邦倾向[11]328.但是,乌托邦的能量并非那么容易"穷竭"[12],正如本哈比所指出的,哈贝马斯已经意识到这种实践商谈理论的局限,这种理论在关注自由的同时排斥良善生活,在关注规范性句子的有效性的同时无视价值的统合性问题,在关注制度正义的同时忽视作为其繁荣条件的个体生活历史和集体生活形式的质量;本哈比如是说:"这种质疑并非矫揉造作,也非单纯的咬文嚼字。
  
  它揭示了规范与乌托邦之间,正义与良善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而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商谈正是在这两端之间展开的。"[11]328相对于本雅明所想象和预言的一种"正义并不排斥团结、自由的实现并不以幸福为代价"的已经实现了的生活历史和集体生活形式,哈贝马斯所倡导的是正义基础上的团结:首先,最典型的团结还是基于道德考虑的团结;其次,人们之间基于利益权衡的妥协也不一定与正义无关;第三,没有排斥,就不可能有包容,但是重要的是,包容与排斥之间的界线不能以权威主义的方式来划分,而是要通过相互采纳对方的角色、并进一步普遍地采纳他人的视角,来共同确定宽容的边界。这被称作是哈贝马斯视野中的"和而不同".

  从这样一种"和而不同"的视野再来透视所谓"走出政治孤立"的含义,就会有新的意蕴和体会产生出来。初看上去,"走出政治孤立"似乎是与"娜拉走后怎样"相反的一种趋向,是一种相对于"出走"的"回归",但是与"出走"相比,"回归"本身的含义有时却同样并不完整。简单地说,"走出政治孤立"不应当停留在抽象的"同而不和"上,而也需要走向更高层次的、也更为具体丰富的"和而不同".在这里,正义与团结、正当与善、规范与价值的概念框架依然可以发挥作用,只不过它们现在已经是在不同社会历史和道德传统之融合视界上发挥作用了。

  的确,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初纲领性文献中就能发现的批判理论的三个基本概念---批判、阐释和规范---中,居今而言,规范性的路径似乎在包括新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领域中处于一种压倒性的地位,这尤其可以从霍耐特继哈贝马斯而大力倡导的内在批判的方法论中得到印证。在秉承批判取向的当代政治哲学家当中,具有社会民主主义背景的迈克尔·沃尔泽曾经提出发现、创造和阐释这三种路径范畴,并"将社会批判看作一种以挑战性的阐释为特征的社会实践";像艾利斯·扬这样赞同有内在基础的社会批判的批判理论家则拒绝了由当代政治哲学的主流(如约翰·罗尔斯的理论)创造的那种"将非历史的理论创造与具体社会隔离开来的做法";而霍耐特之所以在对"规范性前提和社会理论阐释之间的解释学循环"的解释中最终"消解了批判和规范性批判,并代之以规范性路径,因为他低估了社会变革中行动者的作用",正如捷克哲学家M.赫鲁贝克接着指出的:"当霍耐特将社会批判作为重建来讨论时,这是基于局部共同体的内在批判形式,他的用意并不是对特定社会行动者的批判。问题是,他正确地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20世纪集体主体,尤其是无产阶级逐渐衰落这一历史变化上,但并不试图将这些现代主体变化的积极方面作为社会运动来看待。
  
  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只是将它们替换为以内在批判的道德术语来表述的他自己的道德考量。这样一个幻灭,源于不同主体在二十世纪为承认而斗争的失败,意味着忽略了各种各样的未被承认和错误承认的群体。随着他对批判的规范状况的道德反思,霍耐特含蓄地将重建的批判路径和规范性路径结合起来,并以新黑格尔主义和新尼采哲学的背景作为补充。"[14]

  不管怎样评价霍耐特这种重新结合批判性和规范性的新黑格尔主义和新尼采哲学的尝试,上述那种幻灭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雷蒙·盖斯所观察到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关于这一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变化的学术反思,可以被看作是严肃的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特别是'左派'思想的逐渐边缘化。"而我们应该补充的是,虽然未必能够直接由得出罗尔斯的《正义论》"只有学术性,是一种调动康德的一些并未被完全理解的残片,以给美国意识形态提供比功利主义更好的基础的尝试",一种"其目的在于揭示某个或某种规范性正义论与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关系,进而对其意识形态功能进行批评"的"正义意识形态批评"无论如何仍然是十分必要的:"所有以思想独立为宗旨的规范性正义论都需要防范自身的意识形态风险,将意识形态批评视为规范性正义论的一部分,以承载规范性正义论对其难免受制于特定的道德地平线这一背景事实的自觉。只是当规范性正义论缺乏这种自觉时,正义意识形态批评才必须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范式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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