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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福斯事件爆发的原因分析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发布于:2016-01-20 共8117字
摘要

  1894 年底,法国犹太裔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 Alfred Dreyfus) 被指控为德国间谍并接受了法庭的审判。这一司法个案在几个月里逐步演变成一场集体性的反犹主义闹剧。阿伦特在探究西方现代政治危机形成的根源时,对德雷福斯事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德雷福斯事件的爆发绝非偶然,它蕴藏着深刻复杂的意识冲突,也揭示出了西方政治传统的结构性缺陷。

  一、德雷福斯事件的简况及其三重特征

  阿伦特把德雷福斯事件看作是此后一国当政者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一次预演( 尤指纳粹政权的反犹运动) .[1]1因此,在着手阐述德雷福斯事件的深层内容之前,有必要对它的简要情况和主要特征进行相应的描述。

  1. 德雷福斯事件的简况

  德雷福斯原本是法军总参谋部的一名军官,在缺乏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被指控为德国间谍,并以"叛国罪"被判终身流放。几个月后,一本小册子曝光了案件司法程序上的漏洞,对案件的公正性提出了质疑。同时,新任情报局长格奥各斯·皮卡尔( Georges Picquart) 发现了案件中的诸多疑点,认为德雷福斯缺少作案的动机和条件。他将这一发现向上级和参议院副议长进行了汇报。不过,在军队内部的反犹情绪中,皮卡尔的发现并未给案情带来转机,反而使他丢掉了在情报局的职位。1897 年 11 月,以克列孟梭( Clemenceau) 为代表的德雷福斯派开始争取案件重审,克列孟梭在《震旦报》发表了数篇文章,对德雷福斯及其家人进行了有力的声援。法国社会逐渐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阵营: 德雷福斯的支持者与反德雷福斯派。德雷福斯派崇尚法国大革命所缔造的自由、民主、公平的共和理想,反对民族情绪侵袭司法公正,主张重审案件以正德雷福斯之清白。然而,反德雷福斯派则凭借德雷福斯案大肆宣扬反犹思想,激化无知民众的反犹情绪,通过使犹太人问题的尖锐化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影响力。此后,对案件的争执从"室内"延伸至街头,甚至有极端民众开始对犹太人实施暴力。德雷福斯案件使法国社会陷入了严重的政治机制运行危机。最终,在国际舆论和国内德雷福斯派的共同压力下,总统卢贝特( Loubet) 下令赦免德雷福斯,不过,案件最终未能获准重审。这一戏剧性的举措,旨在保证法国顺利举办 1900 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而德雷福斯则不得不在享受自由的同时,承受案件所带来的影响。

  2. 德雷福斯事件的三重特征

  第一,反犹思想的政治工具化。19 世纪 70 年代,弥漫在欧洲社会的反犹情绪开始在部分地区凝聚成系统的反犹主义。与纯粹的反犹情绪不同,反犹主义并非一种简单的民族排外情绪,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

  由于国土的丧失,犹太人长期漂泊各地,这种无根的状态使犹太人极易成为民族排外运动的受害者。因此,反犹主义被人们看作是激化了的排外情绪,纳粹政权的反犹主义宣传也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印象。阿伦特意识到反犹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差异,也意识到区分两者的关键意义。首先,反犹主义运动超出了一国一族之界,具有更加广阔的国际指向,纳粹政权就标榜自己的反犹运动具有国际性质。[2]38其次,阿伦特指出,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与奥地利的反犹主义暴力都发生在民族国家政权衰落之时。[2]39民族主义意识的衰退并没有影响反犹主义运动的兴起,两者显然不能被简单地等同起来。只有明确了民族情绪和反犹主义的区别,才能廓清出反犹主义的本质。

  阿伦特认为,现代犹太人问题可以分为两类: 在波兰,犹太人与本地人之间的冲突是基于不同文化、信仰而引起的、真正的犹太人问题; 反之,在西班牙,人们对犹太人问题的细节和缘由并没有充分地分析与思考,反犹主义者仅仅由于权力斗争的需要而肆意放大反犹情绪,因此,所谓的犹太人问题则具有明显的工具性质。[3]44德雷福斯事件中的反犹运动与后者如出一辙。法国保守阶层抵触大革命所构建的共和秩序,其中,尤以军队和耶稣会为甚。比如,开放的共和秩序允许犹太人进入军队的士官行列,而这引起了保守军官和耶稣会的一致反感。两者都企图将犹太人逐出政治实体,也都善于鼓动反犹情绪。

  耶稣会把反犹主义看作"一种多么强有力的武器",并"在泛欧洲范围首次尝试建立反犹主义的'主要政治概念'"[2]158.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耶稣会与天主教军官凭借反犹主义宣传,掌控了舆论导向,提升了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有效地放大了民众基于"巴拿马丑闻"所形成的反犹情绪。与此同时,愤懑的民众难以冷静地分析犹太人的真正处境,荒谬地把自身的经济困窘和犹太人联系在一起,妄图通过攻击犹太人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可见,反犹主义的本质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是对反犹情绪的政治工具化。一旦这种"主义"获得某一社群的接纳,人们便不再深究它的内涵与指向,仅仅依其要求决定自身的行动。

  第二,犹太人的政治软弱性。政治事件的样态是由不同当事方的行为决策共同决定的。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德雷福斯的家人先是惊恐无措,而后却尝试通过游说和收买当权者来营救德雷福斯。对于德雷福斯派争取将事件诉诸大众讨论的建议,犹太人坚决不予采纳。犹太人拒绝正面反犹主义,排斥对其进行适当的分析和应对,这无异于放弃了对自身的保护。[3]42在阿伦特看来,犹太人面对政治冲突的行为选择十分幼稚: "在法国,有 30 来个人准备保护一个受难的同胞,却有上千人同这个国家里最狂热的爱国者一起监视着魔鬼岛上的受难者"[2]175.然而,一味地逃避不会使施虐者产生任何程度的同情,无原则的妥协和退让只能进一步助长反犹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讲,德雷福斯事件就如同反犹主义的一次试水,犹太人的反应为此后更大规模的惨剧埋下了伏笔。

  第三,暴民成为政治冲突中的关键变量。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暴民把非理性的因素带入到案件争议的解决过程之中,因而打破了法庭和国会的商讨框架。他们狂热的力量受到反德雷福斯派甚至德雷福斯派的重视。两派竞相取悦暴民,希图凭借暴民的力量在权力争斗中取得优势地位。同时,部分"政治精英"以及"有识之士"缺乏对暴民运动性质的透彻思考,当暴民在街头发动对犹太人的暴力之时,甚至有人称之为"伟大的集体运动".[2]163阿伦特之所以关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暴民运动,主要在于暴民与"政治精英"的合流使暴民的运动呈现出组织化的特点,暴民俨然已经成为一股政治势力。这在阿伦特所考察的古代政制中是不可想象的。古代的城邦制度的运行基础是商谈,而不是暴力---没有财产作为立身之本的暴民没有政治身份,根本无法进入政治领域。将德雷福斯事件与经典政治形态进行比照,能够更加准确地界定其性质,而为了完成这种比照,则需要对事件中各方的意识状态,尤其是暴民与犹太人的意识状态进行分析。

  二、德雷福斯事件中的两种"意识状态"

  反犹主义意识形态是导致德雷福斯事件爆发的关键因素。然而,犹太人在宗教信仰影响下所形成的"自我隔离意识"和事件中暴民群体的"集体无意识"状态则是事件爆发的深层意识缘由。

  1. 犹太人的"自我隔离意识"

  按照《摩西五经》的论述,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非犹太教徒者被视作异教徒。宗教经典作为"犹太 - 异教"二分法的合法性基础,割裂了犹太人与非犹太世界的联系,犹太人在期待弥赛亚降临救世的过程中固守着自己的界域。此外,由于犹太教与基督教对耶稣的身份持不同意见,所以,基督教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致使犹太人与异教世界的隔阂进一步加深。在犹太人与外界疏远的诸多原因中,宗教因素是最为核心的。它培育出犹太人的异质性与自我隔离的意识: 似乎犹太人的自我持存必须以防止外部世界的文化入侵为前提。

  启蒙运动赋予犹太人问题新的历史内容,"摆置出现代犹太人问题"[4]3.启蒙的精神内核是大同与平等,其对真理客观性的追求又直接冲击了传统的宗教信仰系统。启蒙精神成为犹太教义以及犹太人自我确证的严重威胁。犹太思想家们遂通过建构"两种真理"的学说来实现犹太人在新世界的自我平衡。"两种真理"指理性的真理和历史的真理,首先由莱辛( Lessing) 提出。[4]3莱辛指出,启蒙运动推崇人类理性活动的价值,并以此取代了对历史真理价值的崇拜。因此,不同信仰作为人之理性切近历史真理的手段,彼此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争执,反而能够统一在普遍的人性之下。[4]4门德尔松( Mendels-sohn) 进一步指出,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摧毁之后,作为一部国家史的犹太史就已经终结了。犹太民族能够继续拥有的共同记忆便是在犹太教义的引领下、对"永恒真理"的追求。[4]9莱辛和门德尔松都在为犹太人的独特身份需求理论支撑。可见,犹太思想家思考工作的宗旨不在于革新本民族的自我隔离倾向,而在于化解犹太人与外界的文化歧见,并以此维护本民族独特文化精神的延续。自我孤立的意识状态促使犹太人对外界事务秉持着冷漠和警觉的态度,面对政治契机或危机时又缺少成熟的应对举措。同时,欧洲其它民族基于自身的生存利益也乐得保持犹太人的微妙身份,这种情况在宫廷犹太人崛起的历史现象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封建君主的统治力逐步衰弱。在国家财政事务上,封建君主亟需支持,又不愿受制于资产阶级,金融犹太人便成为他们"最为可靠的朋友".在为封建国家提供金融支持的同时,宫廷犹太人也取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某些特权。不过,宫廷犹太人并没有更深远的政治运作: 首先,他们力图谋求贵族封号以及各种特权,却不愿意过多涉足政治事务,以至于当权者的更迭都不会影响他们的特殊地位; 其次,宫廷犹太人意识到自身的利益来源于自身的异质特征,因而极力保持这种独特性。[2]54所以,他们缺少对整个犹太族群政治未来的考量,甚至不愿贫穷的犹太同胞得到解放。对犹太人来说,模糊了他们与异教徒的差异就等于从精神上抹去了他们存在的意义。

  由此可见,启蒙运动之后,犹太人在欧洲的地位就更加尴尬了。犹太人自认为已经得寻永恒的真理,启蒙运动不过是异教世界的历史事件,与自己并不发生关联。然而,启蒙精神对政治普遍性的追求恰恰要求消除犹太人的独特身份,不论是恶意的抑或是善意的。阿伦特把这种意识状态上的冲突称为"现代犹太人问题".因此,阿伦特认为,在反犹主义兴起的过程中,犹太人并非"无辜的羔羊",也不存在所谓"永恒的反犹主义".犹太人自我封闭的做法是反犹主义得以盛行的一个关键因素。

  2. 暴民的"集体无意识"

  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虽然暴民的组成成分颇为复杂,但他们却拥有两个共同点: 首先,暴民们没有恰当的政治身份和相应的政治能力,可以说,他们已经"被排除在社会之外".暴民"政治行动"的唯一动力是获取生存利益,因而言行反复无常。在仅仅专注于当前利益的情况下,缺少对长期政治效应的思考和筹划,极易受到狂热政治话语的蛊惑。暴民信服暴力直接有效的力量感,蔑视温和的商谈模式; 另一方面,法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使部分民众丧失了自己的财产保障和社会地位。政治主张无从申诉令这些人成为潜在的暴民。巴拿马事件中的贪腐丑闻被反犹主义报纸披露出来,这些民众的怨恨愤懑沸腾到了顶点。因此,阿伦特指出,是"第三共和国的整个社会与政治家们,各种丑闻和各种事件,制造出了一个新的阶级,即'失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2]165.在阿伦特看来,暴民的行为方式凸显出他们的"集体无意识"的危险状态。

  首先,暴民对从事政治活动应有的政治能力和政治理念毫无头绪。政治身份的丧失导致暴民对商谈政治既不屑又失望,并自发地贬抑商谈政治的可操作性。一旦自身的暴力行动产生了显著的"政治效应",暴民便进一步将政治等同于暴力,而不再思考政治的目的、原则与理想。

  其次,暴民行动的利益驱动性使其无暇反思自身的行为决策,因而陷入简单机械的利益 - 行为模式,进入一种毫无思想的意识状态。阿伦特认为,如此模式所产生的恶,往往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纳粹军官艾希曼就是这种毫无思想却不断作恶的典型。在著名的"艾希曼庭审过程报告"中,阿伦特认为,艾希曼"既不阴险奸刁,也不凶横,而且也没有'摆出一种恶人的相道来'…… 他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 --- 这绝不等于愚蠢,却又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5]54诸如艾希曼所犯下之恶,即为阿伦特所说"平庸之恶"( banality of evil) ,而德雷福斯事件中的暴民则已先于艾希曼将平庸之恶的种子种植在政治事件之中。

  按照阿伦特的政治哲学观点来看,犹太人的"自我隔离意识"与暴民的"无意识"都是非政治的。德雷福斯事件中的两大群体皆试图以"非政治的"手段来化解政治问题,最终使"政治的"问题解决模式完全实效,同时也使西方政治传统的内在困境全面外化出来。

  三、西方现代政治危机的传统因素

  阿伦特关注德雷福斯事件的原因在于,它是对西方政治运行机制的一次颠覆,也是西方现代大规模政治危机爆发前的一次预演。自柏拉图以降,西方"政治"的内涵与运行机制持续变迁,而"非政治"化最终促成了现代政治危机的形成。

  1. 德雷福斯事件的"非政治"特征

  在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概念体系中,"政治"一词具有严格的内涵界定。它是指城邦公民( 尤以雅典公民为例) 在城邦公共领域内所进行的、有关城邦的公共事务的言说和行动。公共领域并非指城邦内某个特定的领域,而是指由具有参政资格的平等主体所构成的人际关系网络。"政治"活动的显著特质是排斥统治关系和暴力。因此,需要辨清的是,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活动仅是从事政治实践的前提条件,其本身是"非政治"的。按照阿伦特对"政治"的理解,德雷福斯事件的"非政治"特征就表现得十分突出。

  首先,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反犹主义首次作为政治运动的舆论工具得以出场[1]1,排他性地抢占对事件的解释权,强化了民众的反犹情绪,模糊了现代犹太人问题的实质。阿伦特认为,政治实践的一个重要追求是政治事业的多种可能性,"行动 …… 意味着去创新、去开始"[6]139.然而,反犹主义作为一种强硬的政治意识形态,将一切反犹言论与行动打上了政治正确性的烙印。一时之间,犹太人成为所有政治之恶的幕后推手,击溃犹太人似乎便成为唯一正确的伟大政治事业。

  其次,冲突模式成为公共生活的主要内容,政治性对话的基础丧失殆尽。德雷福斯派主张巩固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成果,主张打造自由、开放、平和的政治生态; 反之,代表法国保守政治势力的反德雷福斯派,则期望凭借反犹运动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推动民族主义强权政治体制的建立。部分反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甚至极度厌恶法国的议会制度,鼓吹君主专制与极权统治。在巴拿马丑闻曝光之后,反德雷福斯派的主张迅速得到了小资产阶级和城市贫民的同情和支持,而后者很快成为了事件中的暴民。[7]94商谈性的政治对话模式最终被暴力斗争所取代。

  最后,暴力斗争在公共生活中的支配地位以及民众的暴民化标志着西方现代政治危机的形成。近代以来,政治涵义的泛化以及公共领域界限的模糊,使古典政治的标准离现实生活愈加疏远。需要注意的是,城邦的非公民成员是没有相应的"政治主张"的,然而,启蒙运动后的欧洲民众业已具备了各自希图为之斗争的权益。德雷福斯事件中的法国社会表现出古典政治形态与现代政治实情的剧烈冲突: 除拥有财产以外的其它"政治"准入标准逐渐失效了,贵族式的政治追求演化为最真切的利益关注。政治活动准入者范围的悄然扩大,致使欧洲民意蕴藏着巨大的政治力量,倘若"政治的"手段无法有效地引导这股力量,则它将以"非政治的"方式自行迸发出来。

  在阿伦特看来,德雷福斯事件的"非政治"性预示着西方政治形态演进的终结,原初的政治形态最终崩溃,欧洲即将迎来一种新的"政治形态",即极权主义的政治形态。可见,极权主义的产生并非偶然,它具有深刻的传统内因。

  2. 西方政治传统的内在缺陷

  海德格尔以回溯形而上学根源的方法,清理形而上学的演进历程,以彻底对其进行批判。受海德格尔的影响,阿伦特也以历史的视角回探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根源,以实现对西方现代政治危机的批判。阿伦特认为,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城邦政治的探讨开启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8]13哲学家对政治制度的思考固然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但哲学家的理论偏见也对政治形态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哲学家以旁观者的身份评价政治实践,降低了政治行动在人之活动中的位格,仅把城邦政治看作是对纯粹理念的拙劣模仿。自此,形而上学之思开始向政治实践渗透,原初的政治经验被逐渐遗忘。

  阿伦特认为,西方政治形态经历了两个关键时段: 第一个时段以早期希腊城邦的政治活动为主,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衰败终结了城邦政治的这一黄金时期; 第二个时段肇始于柏拉图 -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至马克思对哲学与政治关系的颠覆为止。[8]208早期的城邦公民将政治行动( action) 看作公民生活的首要内容。城邦是雅典人超越自身,迈向不朽的精神寄托。伯利克里称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在"城"与"诗"之间,雅典人更倾心于城邦的政治生活。雅典已不需要依赖荷马那样的诗人来记述自己的伟大。凭借自己的行动与言说,城邦之人于大地和海洋中刻铸下永恒的印记。[10]133对于城邦公民而言,最可为之事是行动,而非沉思。只有在公共领域中的行动和言说才能赋予人以存在的意义,才能使人确证自己的生存。反之,失去行动和言说之机会的人,无异于已经在人间死亡了。[6]139然而,哲学家的政治评述反转了实践( praxis,即政治行动) 、沉思( theōria,即哲学思考) 以及创制( technē 即技艺活动) 之间的位格排序。切近于神的沉思活动成为最具神性的高尚活动,政治实践被贬抑为热衷荣誉的操劳之举,对哲学之思( 智慧) 的追求取代了曾经对政治之思( 明智) 的推崇。阿伦特看重原初政治结果的开放性,指出其蕴藏着开创"新的伟大事业"的希望。但是,当人间事务被认为混乱不堪之时,形而上学的真理便成为政治活动的唯一标准。阿伦特意识到,哲学对政治的侵袭将破坏原初政治的积极经验。政治实践必然会失去自我解救与修正之道,反而要向虚无的形而上学理念寻求帮助。

  政治目标的虚无化最终使政治实践演变为缺少规范的单纯争斗。正因如此,阿伦特指出,马克思发现了"哲学的真理就处在人群事务及共同世界当中"[8]13,因而是终结了崇尚沉思、贬低行动的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伟大思想家。

  其次,哲学家对政治活动的评述借助了生产性活动的概念和思路,无形中模糊了政治实践与生产性活动的差异,为暴力的生产性政治取代温和的商谈性政治埋下了隐患。哲学家对政治的考察伴随着对不可见事物的沉思,同时,哲学家需以隐喻的方式表述其对不可见事物的洞见。因此,哲学家的政治评述面临着这样一种困境: 沟通政治实践与不可见事物的关联要借助对日常语汇和概念的抽象化改造。比如,理念( idean) 一词原本来自于工匠的生产性活动,但被赋予了超验的哲学意义。政治活动中渗入了暴力性的改造、统治等观念,政治领域内所有更为原初的概念和表述被逐渐消除。阿伦特认为,支配奴隶---这一城邦政治生活的前提条件---被亚里士多德转述成了"支配他者的经验",并使之"扩大到整个政治领域"."统治"概念逐步代替了"行动".[6]175从此,"围绕着'谁统治谁'这样一个问题决一雌雄的那种权力斗争"成了人的生活的整个领域,也为西方传统埋下了"反政治"的隐患。[11]38同时,当柏拉图以理念论作为标尺衡量城邦政治得失之时,政治实践结果的开放性便被无形地束缚在对难以捉摸的最高理念的追寻之中。柏拉图对政治内涵的改造也体现出其批评政治实践不稳定性的用意。相对于形而上学理念的永恒与"真实",政治实践的确表现得富于变化而毫无规律可循,它的破坏性与巨大风险令哲学家难以接受。因此,只有将政治活动改造成具有稳定的内部结构的活动,政治实践中的不确定的风险才能被克服。由此,政治实践受制于形而上学理念的观念设计得以确立,政治活动被带入到目的论的框架结构之中。不幸的是,政治实践本身的尊严和特质便因而被消融在对确定性的寻求之中。政治活动不再受到尊重,反而仅仅成为实现各种目的的手段。

  在阿伦特看来,西方政治传统的内在缺陷,至极权主义时期便彻底地显现出来: 极权主义的统治具有明显的生产性活动的特征,在形而上学式的虚无观念的统辖之下,极权主义为自身设定了一个持久的、无限循环的"目的 - 手段"的结构系统,将世界改造成了一个无行动、无"人"的生产场域。因此,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最终将改变的是人性。[2]572由此观之,德雷福斯事件中政治活动的利益斗争化和暴力化,从根本上颠覆了古典政治的本真追求。反犹主义的巨大影响以及人们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种种错误选择,为此后大规模的欧洲政治危机做好了铺垫。阿伦特认为,在后极权主义时代,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哲学。这种新的政治哲学的首要任务是恢复政治实践的尊严,纠正哲学家以旁观者和裁判者自居而进行政治研究的理路,开启以政治实践为研究出发点的理论传统,以此来克服"无思想"可能造成的社会政治危机,避免德雷福斯事件式的悲剧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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