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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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郭沫若的爱国主义思想

来源:郭沫若学刊 作者:杨子均
发布于:2018-11-22 共12149字

  摘要:郭沫若是当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爱国主义是贯穿其一生的主旋律, 也是促使其思想和行动紧追时代潮流不断进步的原动力。郭沫若的爱国主义炽热真诚, 博大精深,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 郭沫若忧国忧民、忠心报国、国家至上、文化自信、人民本位的爱国主义思想, 是激发爱国热情、增强爱国情感、鼓舞民心士气、坚定决心信心、凝聚社会力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强大精神力量。

  关键词:郭沫若; 爱国主义; 忧国忧民; 忠心报国; 国家至上; 文化自信; 人民本位;

  郭沫若是我国当代着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诗人, 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卓越的领导人, 还是一个伟大的、杰出的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是贯穿郭沫若一生的主旋律, 也是促使其思想和行动紧追时代潮流不断进步的原动力。郭沫若的爱国主义炽热真诚, 博大精深, 它既广泛体现在其创作的大量诗歌、史剧、文章中, 也直接体现在其一生忧国忧民、发奋图强、报效国家的具体实践中。郭沫若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 我们正处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时期, 梳理和挖掘郭沫若爱国主义思想, 对于激发爱国热情、增强爱国情感、鼓舞民心士气、坚定决心信心、凝聚社会力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爱国主义

 

  一、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

  郭沫若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忧国忧民情怀深植心田, 从小就关心国家的安危、前途和命运, 操心民众的生活与疾苦。而青少年时期的郭沫若, 又生活在一个屈辱、动荡的年代:他3岁时 (1894年) 发生了甲午战争, 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9岁时 (1900年)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中国再次被迫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13岁时 (1904年) 日俄战争在我国辽东半岛展开, 软弱的清政府不闻不问, 任其生灵涂炭。与此同时, 中国内部也矛盾尖锐, 晚清政府风雨飘摇:他上学的第二年 (1898年) 发生了“戊戌变法”, 1900年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各地不断发动武装起义, 为了维护统治清政府不得不相继推行了废科举、兴学校、派遣留学生等“新政” (1901-1905) 。[1]国家面临的内忧外患更加强化了郭沫若的忧国忧民意识。他曾说:“二十世纪的真正中国人, 生下地来便带了反帝的使命。历史毫不容情地把我们中国人选成了反帝的战士”, “我们是被逼着不能不和最猛恶的毒龙徒搏”[2]。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无情地把中国人变成了反帝的战士, 更何况气质敏感的热血青年郭沫若!所以, 在青少年时期, 郭沫若就有了推翻腐朽软弱的清政府、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奴役、建立新社会、使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愿望。当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 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 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后, 郭沫若为此欢欣鼓舞:“国势已变更, 冉冉春回, 问东君犹名皇否!天心早眷顾, 眈眈虎视, 嗟西虏其奈我何!”[3]他以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和满族的统治, 国家和民族就有了希望, “西虏” (帝国主义列强) 就再也不敢欺负我们了。然而, 辛亥革命后的现实使郭沫若大失所望, “辛亥革命的结果, 中国的支配权是由反革命派移到反革命派手里的”[4], 北洋军阀窃取了革命的果实, 北洋政府依然腐败无能, 国家依然面临被“肢解”的危险, 军阀混乱同样让民不聊生。[5]当时在成都读书的郭沫若, 用诗抒发了自己的忧心忡忡以及扞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决心:“贺兰山外动妖氛, 漠北洮南作战云。夜舞剑光挥雪白, 时期颈血染沙殷。”[6]这首诗反映了沙俄利用中国辛亥革命后的内乱染指外蒙古和我国东北、西北边地, 英国派兵支持十三世达赖喇嘛叛国、阴谋分裂我国疆土、制造西藏“独立”, 而北洋政府对此处置无力的事实。在《感时》中他写道:“群鹜趋逐势纷纭, 肝胆竟同楚越分。煮豆燃箕惟有泣, 吠尧桀犬厌闻狺。阋墙长用相鸣鼓, 边地于今已舌力鼖。敢是瓜分非惨祸, 波兰遗事不堪。”[7]郭沫若从中国濒临被外国列强瓜分的危险, 联想到波兰的亡国惨祸, 不禁忧心如焚。

  为了寻找救国图强的真理和实现“实业救国”的抱负, 郭沫若远赴日本留学, 选择了学医, 想学好医术回国帮助民众解除疾病带来的痛苦。在留日期间, 当他看见日本军舰停泊海边, 便担心起祖国的安危:“飞来何处峰, 海上布朦艟。地形同渤海, 心事系辽东。”[8]当得知日本强迫袁世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 愤慨地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哀的美顿书已西》:“哀的美顿书已西, 冲冠有怒与天齐。问谁牧马侵长塞, 我欲屠蛟上大堤。此日九天成醉梦, 当头一棒破痴迷。男儿投笔寻常事, 归作沙场一片泥。”[9]郭沫若用诗表达了自己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以及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

  郭沫若从日本学成归来时, 国内军阀混战, 民不聊生。郭沫若毅然投笔从戎, 参加北伐革命战争, 希望结束内战, 建立新的国民政府。他在文章《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中大声疾呼:“我们的政治局面已到了破产的地步。野兽般的武人专横, 破廉耻的政客蠢动, 贪婪的外来资本家压迫, 把我们中华民族的血泪排成了黄河、扬子江一样的赤流。我们暴露于战乱的惨祸之下, 我们受着资本主义这条毒龙的巨爪的搏弄。”[10]郭沫若看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反动军阀统治是造成中国濒临破产的罪魁祸首, 因此, 郭沫若号召人们起来“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的压迫, 结束“野兽般的武人之专横”统治。[11]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 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身在日本流亡的郭沫若, 抛下自己深爱的妻子和五个儿女, 义无反顾地回国抗日。他在归国欢迎宴会的答谢词中讲道:“此次别妇抛儿专程返国, 系下绝大决心, 盖国势危殆至此, 舍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外, 实无它道。沫若为赴国难而来, 当为祖国而牺牲”。[12]郭沫若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跃然纸上。

  二、报效祖国的强烈使命感

  郭沫若从小就树立了报效祖国的宏伟志向, 有着十分强烈的使命感, 为了国家的独立、自由、繁荣与富强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正是这种报效祖国的强烈使命感, 使他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去, 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而奋斗终身。

  在青少年时期, 郭沫若想“习一技, 长一艺, 以期自糊口腹, 并藉报效国家”。[13]他说:“从幼就读书。十岁以来就在当时富国强兵的思想中受着熏陶, 早就知道爱国, 也早就想学些本领来报效国家。”[14]为此, 他忍痛放弃了自己喜欢的文学, 选择“实科”和医学, 因为文学太虚, 无法“实业救国”、富国强兵。还在成都上学期间, 他就积极参加了当时青年学生发起的国会请愿活动、四川保路运动以及青年志愿军, 积极推动维新变革图强, 抗议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勾结压制中国民族工业, 为辛亥革命欢欣鼓舞。到日本留学后, 郭沫若全身心扑在学业上。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不苦不勤, 不能成业。男前在国中, 毫未尝尝辛苦, 致怠惰成性, 几有不可救药之概;男自今以后, 当痛自刷新, 力求实际学业成就, 虽苦犹甘, ……所矢志盟心日夕自励者也。”[15]他之所以“立志学医, 无复他顾”, 就因为“医学一道, 近日颇为重要”[16], 将来学成归国, 能够“做一个跑道医生, 背着药囊, 走遍全国的乡村, 专门替贫苦的人们作义务的治疗”。[17]

  “五四”运动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使郭沫若的思想认识产生了重要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和会、“二十一条”、“五卅”惨案, 使郭沫若认清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 只有彻底推翻这两座大山, 才能使中国真正走向新生;而“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则使郭沫若真正看到了民众的巨大能量, 只有唤醒民众、组织民众, 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所以, 唤醒民众起来反帝反封建, 成为“五四”后革命的首要任务。郭沫若在“五四”前后开始拿起笔从事文学创作, “想通过文学使中国起变化, 想用诗歌唤醒睡狮”[18], 唤醒沉睡中的民众。“五四”前后郭沫若就积极投入到当时的新诗创作中, 在1921年出版了自己第一部诗集《女神》, 揭露旧社会的黑暗, 憧憬新中国的到来。回国后, 郭沫若放弃了在日本苦学的医学, 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 又投笔从戎, 参加讨伐北洋军阀的战争。蒋介石背叛革命后, 郭沫若愤怒写下“讨蒋檄文”, 揭穿蒋介石的反革命叛变, 被国民党通缉, 不得不流亡日本十年。全面抗战爆发后, 郭沫若看到中华民族危在旦夕, 毅然“别妇抛雏”回到上海, 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激发抗日斗志和爱国精神这个“文化抗战”的特殊战场上, 冲锋陷阵, 作为文化抗战的“主将”和“旗帜”, 为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 国民党担心共产党力量日渐壮大, 对共产党处处防范和打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分裂的危险。“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 目前的反共现象和倒退现象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准备投降的步骤。我们的任务, 仍然是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分子, 动员群众, 切实执行我党《七七宣言》中‘坚持抗战, 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 反对分裂’, ‘坚持进步, 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19]时任国民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 已经“不能从事对外政治活动”, 只能“对文化工作进行研究”, 但出于团结抗日的强烈使命感, 郭沫若另辟蹊径, 通过创作历史剧并公演的方式, 来达到影射国民党、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在此期间, 他先后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等6部大型历史剧并在陪都重庆公演。面对祖国大好河山半壁沦陷, 而国民党不积极抗日却积极反共反人民, 出于愤怒和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郭沫若仅用十天时间就完成了历史剧《屈原》的创作。

  三、国家至上的优秀品质

  郭沫若对祖国和人民无比热爱, 所以他能够正确处理好个人与国家、小家与大家之间的关系, 始终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先国家后个人,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

  郭沫若作为一个诗人, 具有诗人所共有的浪漫主义情怀, 革命却恰恰需要抛弃这种浪漫主义。在保持个性与革命需要之间, 郭沫若主动让自己的浪漫主义服从革命的需要, 让个人的个性与自由服从争取大众的个性与自由的革命。[20]他在《文艺论集序》中说:“我的思想, 我的生活, 我的作风, 在最近一两年间, 可以说是完全变了。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 但在最近一两年间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 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 失掉了个性的时代, 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 主张自由, 未免出于僭妄。”“要发展个性, 大家应得同样地发展个性, 要享受自由, 大家应得同样地享受自由。但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时, 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 牺牲自己的自由, 以为大众人请命, 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所谓‘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便是这个意思。”[21]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郭沫若家与国的矛盾更加尖锐起来。他的家室在日本, 但作为一个爱国者, 国内的抗战需要他贡献力量。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前六天, 郭沫若在回复四川达县城区第二小学全体师生的信中曾说, “我自己离开中国快满十年, 离开四川更已二十四年, 我思念我们国族的情趣, 实在是有难于用语言文字来表达”, 并明确表示“我们国族目前处在危难的时候, 我们做国族的儿女的人, 尤当是生死与共, 我久已立志要使自己的最后一珠血都要于国族有所效益。”[22]在国家民族的存亡安危面前, 个人的家庭和感情是小事。一想到“国族临到了垂危的时候”, 郭沫若顾不得“自己一身一家的安全”了。在“卢沟桥事变”后第18天, 郭沫若“别妇抛雏断藕丝”, 态度鲜明, 意志坚决, 回国抗日!郭沫若在《由日本回来了》中, 对当时“别妇抛雏”的具体情境, 有比较详细的记述:“自事变发生以来, 宪兵、刑士、正服警察, 时时走来监视, 作些无聊的话语”。[23]在1937年7月25日他秘密离家出走那天, “把心肠硬下了”, 饱含热泪, “为妻及四儿一女写好留白, 决心趁他们尚在熟睡中离去。”他“怕通知了他们, 使风声伸张了出去, 同时也不忍心看见他们知道了后的悲哀”[24]。郭沫若尽管“禁不住淌下了眼泪”, 但想到“国族临到了垂危的时候了, 谁还能安闲地专顾自己一身一家的安全?处之死地而后生, 置之亡地而后存”。[25]郭沫若为了回国抗日, 忍痛“别妇抛雏”, 其爱国之情令人感佩。

  四、对国家民族的坚定信念

  近代中国苦难深重, 西方列强的侵略使中国逐渐沦为了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国家面临着被瓜分甚至灭国的危险。尽管如此, 郭沫若对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依然抱有深深的期望和坚定的信心, 相信中华民族必定有光明美好的前程。在他早期诗集《女神》中, 充分表达了对美好中国的期盼, 相信中国像凤凰一样在烈火中能够重生。郭沫若创作《女神》是在“五四”前后, “五四”爱国运动使郭沫若看到了民族的觉醒和走向新生的契机, 因此他用诗人的激情歌颂祖国, 用诗人的浪漫憧憬祖国美好的未来。

  全面抗战爆发后, 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进攻“势不可挡”, 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 在抗战官兵和民众中笼罩着一种悲观消沉的情绪, 甚至出现了一股投降论的叫嚣。历经艰险回到祖国抗日的郭沫若, 意识到抗日军民士气不振、悲观消沉, “我们目前的中国是当以精神奋励为前提的”[26]。所以在归国后的一个月左右时间里, 郭沫若写了《我们为什么抗战》、《抗战与觉悟》、《告国际友人书》等一系列杂文, 批驳各种投降的论调, 阐述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抗战的原因, 分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图谋不可能得逞的诸多决定因素, 以此来鼓舞军民士气、坚定抗战决心和信心。在《我们为什么要抗战》中, 郭沫若把日本军人比喻为“一大群疯狗”, “把人的血液当成醇酒”, 他们不仅想吞灭中国, 而且想吞灭整个世界。因而, 我们中国以至于整个人类, 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我们已经被逼迫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必须举起我们“正义的剑”, 为我们的生存权而战, 为保卫我们的祖国而战, 为保卫全世界的文化、全人类的福祉而战。[27]因此, “抗战是我们中国唯一的出路, 只要我们抗战到底, 只要我们继续作长期的全面抗战, 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28]在《抗战与觉悟》中, 郭沫若通过敌我双方在经济上、道德上、军事上的力量分析, 以及抗战两个月来我们在军事上所取得的胜利, 有理有据地论证了:只要我们坚持长期抗战、全面抗战, 中国最后就一定会取得胜利。在郭沫若看来, 只要我们认清形势, 人人抱着必胜的信念, 真正做到“国存与存, 国亡与亡”, 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我们。关键是我们的觉悟, 我们的决心。[29]他在《救亡日报》 (沪版) 终刊词中说:“我们的抗战是长期的, 全面的, 所争的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生存, 并不必在一个城市、一寸土地的得失。”[30]在粤版《救亡日报》复刊辞中又说:“救亡就是我们的旗帜, 抗战到底就是我们的决心, 民族复兴就是我们的信念”, “我们要在文化战线上……鼓荡起我们民族的忠贞之气, 发动大规模的民众力量, 以保卫华南门户, 保卫祖国, 保卫文化。”[31]郭沫若向全中国人民传达了一种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 几年的艰苦抗战打下来, 国内的物力、财力消耗殆尽, 人员伤亡严重, 而抗战胜负难料、前途未卜、遥遥无期, 不知何时才是尽头, 在抗战将士和民众中滋生了一种厌战、急于结束抗战的情绪, 出现了是否还要坚持抗战的疑虑。针对抗战将士和民众中的厌战、迷茫、彷徨等情绪, 郭沫若先后写了《持久抗战的必要条件》、《武装民众之必要》等文章, 分析了长期抗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以及广泛发动和武装民众的重要性, 论述了打持久战、打人民战争, 是取得抗战最终胜利的根本途径, 只要把几亿中国人民动员组织起来, 把抗战坚持下去, 最终必定会打败日本侵略者。总之, 郭沫若从回国的第一天起, 就从没有怀疑过中国抗日斗争必然最后取得胜利。他始终坚信, 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领导, 有全中国人民的团结合作, 把抗战坚持下去, 侵略者最终会失败, 人民最终会胜利。即使是在侵略者最嚣张的时候, 即使是在自己处境最危险的时候, 郭沫若也从未动摇过抗战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 支撑他忍辱负重地长期在国统区用各种形式有效开展文化抗战工作;也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 激发了他开展文化抗战的工作灵感, 把文化宣传的作用与效果发挥到极致, 起到了武装抗日无法替代的作用。[32]

  五、对民族文化的自信与坚守

  郭沫若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 饱读诗书, 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 并在此过程中, 培养起了对中国文化的自信与热爱。他多次提及爱读《离骚》、《庄子》、《史记》, 欣赏、热爱屈原。津津乐道诸子百家的着作、历代的史书及文学艺术作品的巨大价值, 并对祖国悠久的文化感到自豪和热爱。他曾说:“小时四五岁起所受的教育是旧式的, 《四书》、《五经》每天必读……我和周、秦诸子接近是在十三四岁的时候, 最先接近的是《庄子》, 起初是喜欢他那汪洋恣肆的文章, 后来也渐渐为他那形而上的思想所陶醉。这嗜好支配了我一个相当长远的时期……, 对于《墨子》我从前也曾讴歌过他, 认为他是任侠之源。《墨经》中关于形学和光学的一些文句, 我也很知道费些心思去考察它们, 就和当时对于科学思想仅具一知半解的学者们的通习一样, 隐隐引以为夸耀, 觉得声光电化之学在我们中国古人也是有过的了。”[33]

  郭沫若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体现在他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创新发展上, 其成果体现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卜辞研究》《殷商青铜器金文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众多着作中。他通过对先秦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研究, 进一步明确了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性质, 肯定了中华统一的历史大趋势, 赞扬了中华民族要求并维护统一的历史精神。在对诸子百家的评价中, 郭沫若对儒家的民本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还在诗集《女神》《星空》中, 将中国古籍中所记载的女蜗补天、屈原行吟译畔、聂政行刺侠累、嫦娥奔月等传说和史实, 写成一幕幕感人至深的诗剧, 赋予新的时代精神, 进行传承、创新和发展。在其它的一些诗篇中, 他热情讴歌庄子、苏武、墨子、牛郎织女、大禹等古代先贤和神话中的人物, 赞颂他们的思想和精神, 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郭沫若看来, 中国文化的精髓就包含在历史上留下来的各种文献典籍中, 因此要领会和掌握中国文化的精神, 就必须去熟读典籍, 占有史料。他告诫青年文化工作者, 作为用中国字、中国语言写东西的人, 对于中国的书不读是最要不得的。他以自己为例, 说“秦、汉以前的材料, 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 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 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34]郭沫若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是以他扎实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为基础的。

  在郭沫若看来, 中国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 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文化的灵魂。郭沫若在1938年底撰写的《复兴民族的真谛》中指出, 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富于创造力、同化力和反侵略性。[35]富于反侵略性就是敢于抗拒强暴, 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精神。富于同化力就是肯定统一趋势, 维护祖国的统一。富于创造力就是不遗余力地创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积极从其他民族或国家汲取丰富的营养, 壮大自己。郭沫若认为, 在伟大爱国诗人屈原身上, 就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这三个方面的完美统一。从1940年5月起, 郭沫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屈原的研究文章和演说, 来阐述屈原思想中的大一统思想, 认为屈原的爱国主义, 不是狭隘的地方主义, 而是追求中华一统。从屈原注重民生、渴望楚国以德政来统一中国的主张中, 可以看出屈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是一位以国家为本位、尊重人民、爱护人民的民本主义者。屈原的诗, 完全采取了民歌民谣的体裁, 打破了周人《雅》、《颂》诗体的四言格调, 在诗歌领域掀起了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由此, 郭沫若判定:屈原的意识是人民的意识, 诗的形式是民间形式, 是一位彻内彻外的人民诗人。郭沫若虽然研究的是屈原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本意识、国家本位思想, 但实际上郭沫若认为这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根本内容。

  郭沫若研究屈原、凝练中华民族的精神, 当然有着强烈的现实需要。一方面,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华民族正面临着生死存亡, 而国内顽固派的消极抵抗、投降派的鼓噪、民众的悲观情绪, 郭沫若对此深感忧虑。另一方面, 郭沫若在抗战中又强烈感受到中华民族的英勇顽强和坚贞不屈, 看到了人民大众潜在的伟大力量, 他深深认识到:武装着的同胞是以自己的血肉来写着民族解放的历史, 抗战把罩在中华民族头上陈陈相因的耻辱、悲愁、愤感一扫而空, 这是中华民族史上反侵略、爱好和平精神的重光和高扬。[36]也就是说,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契机。正是基于这种深刻认识, 所以郭沫若挺身而出, 用自己的口和笔, 在痛斥日本侵略者、声讨投降派、怒斥顽固派的同时, 大力宣扬中华民族精神。他说“复兴民族是要复兴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37]。他要求文化工作者要勇敢地担负起唤起民众、教育民众的时代重任, 通过切合实际的研究与创作, 来挖掘、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就是要通过对民族精神的深入挖掘和宣传, 使广大民众认识到, 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不屈从于淫威的民族, 在此民族存亡之际, 我们中华民族的儿女要团结起来, 为自己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战, 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战。郭沫若指出,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就是为求国家、民族的独立与生存的民族解放斗争, 同时也是完成民主革命的革命战争, 是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生命的呼声。

  在抗战的中后期, 出于团结抗日的目的, 郭沫若先后创作了《屈原》等六部大型历史剧。在这些历史剧中, 郭沫若歌颂了像屈原这样的具有远大政治抱负、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舍生忘死的奋斗精神、正道直行的道德情怀的伟大爱国者, 鞭挞了刚愎自用、苟且偷安的庸君和谗言陷人、投机钻营的奸臣。郭沫若借历史剧一方面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恶嘴脸, 批判了奴化思想和投降主义, 另一方面用屈原等的爱国事迹进一步展现和宣传了中华民族精神, 鼓舞了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 增强了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六、人民本位的基本立场

  郭沫若在血与火的洗礼中, 逐渐形成了“人民本位”思想。郭沫若在不同场合阐述过“人民本位”的内涵, 其主要含义是:把人当作人看待, 要求人的生存权;人民本位是要在国家生活中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本位是专制、愚昧的对立面, 是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就是看其能否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压迫者的利益看作是最大的利益, 并能否为实现这最大的利益而奋斗。[38]郭沫若的“人民本位”思想, 在今天仍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基本立场。

  反帝反封建需要依靠群众。郭沫若“人民本位”思想的形成, 大致在“五卅”运动前后。[39]“五卅”运动期间, 郭沫若目睹了人民群众在斗争中前仆后继和不屈不挠, 见证了人民群众的顽强勇敢和巨大能量, 找到了抗敌御侮的可靠力量———人民群众, 坚定了反帝反封建的信心和勇气, 使他“于悲惨泣血之余, 也闪出希望的光辉, 觉得我们中国民族尚属大有可为。我们的国家, 素号为睡狮, 到这时候是真正醒了”。[40]“五卅”运动使郭沫若找到了反帝反封建的可以信赖的依靠力量。

  一切为了人民。这是郭沫若“人民本位”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他在1925年的《文艺论集序》中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我的思想, 我的生活, 我的作风, 在最近一两年间, 可以说是完全变了。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 但在最近一两年间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 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 失掉了个性的时代, 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 主张自由, 未免出于僭妄。”“要发展个性, 大家应得同样地发展个性, 要享受自由, 大家应得同样地享受自由。但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时, 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 牺牲自己的自由, 以为大众人请命, 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所谓‘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便是这个意思。”[41]郭沫若认识到, 没有广大民众的个性与自由而奢谈自己的个性与自由“总未免出于僭妄”, 要争得个人的个性与自由, 首先要“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 并表达了自己为大众人争个性与自由的决心。所以他说“人民本位”的含义就是“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42]。

  把民众动员和组织起来。民众的力量是无穷的, 但如果不组织起来, 就是一盘散沙。因此必须动员和组织民众。毛泽东在1937年9月发表了《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指出:“现在的统一战线事实上还停止在两个党的范围之内, 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许多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起, 还没有被发动, 还没有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这是目前的最严重的情形。”[43]郭沫若十分赞同毛泽东的分析, 认为抗战失利就在于忽视了民众的力量, 没有把民众动员组织起来抗日。所以郭沫若在《武装民众之必要》一文中指出, 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必须把民众运动彻底地解放出来, 而“彻底解放民众运动的步骤, 我觉得最先应该化除一切党派的成见。”“其次是应彻底开放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在救亡的大前提之下, 民众的自由是应该充分允许的。要允许民众运动的自由, 自然就先要废除妨碍民众运动自由的那些障碍。”郭沫若认为, “国家处到最严重的关头了, 我们应该充分地发挥我们的力量”, 而“武装民众是再也不能迟缓的事了”。[44]在郭沫若看来, 要动员和组织民众, 就必须给予民众充分的真实的言论、出版、集会等各种自由, 反对文化专制主义。[45]

  人民立场是评价一切的根本标准。郭沫若在革命运动中, 逐渐接受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并用这种唯物史观来指导自己的历史研究。他在考察评价古代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以及历史人物时, 依据的“道理是什么呢?便是以人民为本位的这种思想, 合乎这种道理的便是善, 反之便是恶。”[46]在郭沫若看来, 是否坚持“人民本位”, 是评价历史朝代、历史人物和思想观念的根本标准, 坚持“人民本位”的就是值得肯定赞赏的, 反之则是应该批判否定的。郭沫若正是以“人民本位”标准来评判历史朝代、历史人物和各种思想观念的。

  七、小结

  郭沫若的爱国主义思想博大精深, 其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报效祖国的强烈使命感、国家至上的优秀品质、对国家民族的坚定信念、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坚守、人民本位的基本立场等爱国主义思想和品质, 是我们当代中国人应该深入学习和继承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它对于我们激发爱国热情、增强爱国情感、鼓舞民心士气、坚定决心信心、凝聚社会力量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是我们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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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原文出处:杨子均.试论郭沫若的爱国主义思想[J].郭沫若学刊,2018(03):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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