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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理论的实质与批判性分析

时间:2020-02-19 来源:湖北社会科学 共14726字
作者:朱丹 单位: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哲学与法政学院

  摘    要: 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和创新的今天,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劳动阶级都越来越注重对知识技能的培养以及自身发展的“投资”。这一投资给劳动者带来了生命效应和经济效应,由此众多经济学家将其鼓吹为“人力资本”。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这一基础性和关键性理论应当被抛弃,其剩余价值学说和剥削理论似乎也已过时。但是,“人力资本”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一个伪概念,而“人力是资本”同样是一个伪命题。人力资本理论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虚假性,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劳动阶级的生命政治化。而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仍然是批判人力资本理论的科学武器。因此,运用马克思的劳动哲学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分析和批判,不仅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我们突破资本逻辑,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 劳动力商品; 人力资本; 资本逻辑; 意识形态; 生命政治;

  当今时代,知识和技术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型驱动力越来越受重视,人们在注重知识和技术培养的同时,劳动的类型和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体力劳动逐渐被脑力劳动代替,简单劳动也被复杂劳动取代,社会上大多数人尤其是资本家,更加注重对劳动者或工人阶级知识技能的培养,因此原本意义上处于社会最底层被称为劳动力的工人阶级,似乎也拥有了新的社会地位和更加适应社会发展的代名词,譬如人力资本。有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知识和技术的载体是人,是人通过学习和教育丰富了自身的技能,从而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因此可称为“人力资本”。然而,当前学术界对于人力资本的概念或理论是否成立存在着不同声音。一些学者认为,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人力资本的前提和实质仍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只是工人与资本家进行交换的一种商品,工人不可能成为分割剩余价值的资本家,人力资本理论是不成立的。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则选择忽略马克思哲学中到底有没有人力资本这一理论,他们认为人力资本理论虽然存在“劳动从属资本”这一本质性错误,但是“人力资本对人的自由发展是有利的”“可以创造出超越资本统治的劳动主体”。[1]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似乎站在了调和马克思劳动力商品与人力资本的立场上,虽然指出了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些错误之处,但是仍然没有真正把握到马克思“劳动力商品”理论的核心。基于马克思的文本,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中不可能存在“人力资本”的概念或理论,当前学界虽然有一些关于人力资本的批判性分析,但是并没有从基础概念的层面对劳动力商品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做出界定和区分。人力资本理论的实质是什么?它与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之间的根本区别又在哪里?这些问题亟须我们给出明确的批判性分析和回应,以便揭露人力资本理论的虚假性和剥削本质,并为马克思劳动力商品理论的科学性做出学理性上的辩护。

  一、概念辨析: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商品的历史与本质

  人力资本的概念,起初是与“物质资本”相对应提出的,也可称为“非物质资本”。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机器成为生产的主要推动力,为资本家带来了大量的财富,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完全服务于机器运作。到了20世纪中叶,随着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爆发,资本家越来越意识到工人知识、技能等素质的提升有助于他们获得更多的利益,于是资本家加大了对劳动者的投资,包括教育、培训、社会福利等多个方面。而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经济学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突破。美国的着名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是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奠基者,他在这一时期做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阐述了许多无法用传统经济理论解释的经济增长问题,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并认为“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2](p1)与舒尔茨同时代对人力资本理论做出突出贡献的还有贝克尔、明赛尔、丹尼森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人力资本进行了论述,完善和发展了西方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与此同时,对人力的关注和投资也成了社会热点问题,而人力资本的概念也就应运而生并发展为家喻户晓。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成熟的当代,资本家鼓吹的人力资本的内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资本家或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使用“人力资本”这一概念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它的产生与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概念或是否存在内在的关联,抑或二者是完全异质的?这些问题要求我们必须对二者进行全面的辨析。

  在“劳动力商品”理论中,劳动力就是劳动能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劳动力”有明确的定义:“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3](p195)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知道劳动力是蕴藏在活的人体中包括体力和智力两个方面的能力,但更为重要的是劳动力必须生产某种使用价值并用于交换,这样的劳动力才具有意义。那么劳动力要交换的是什么呢?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劳动者被剥夺了所有的生产资料,又缺少必要的生活资料,劳动者要想活下去就必须把自己唯一的所有物——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3](p197)而与劳动者进行交换的正是货币所有者即资本家,劳动者运用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为资本家劳动,从而获得一定量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也就是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价值。
 

人力资本理论的实质与批判性分析
 

  马克思对劳动力商品的研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尤其是从对劳动的研究转变到对劳动力的关注仍然经历了一个转折过程。19世纪50年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任务的初步完成,但是直到此时,马克思仍然没有区分劳动与劳动力。而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一文中,马克思对到底是“劳动的价值”还是“劳动力的价值”的界定始终存在疑惑,“工人出卖的不直接是他的劳动,而是他暂时转让给资本家支配的他的劳动力。”[4](p144)直到在《资本论》的《货币转化为资本》一章中,马克思才得出结论,“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3](p198)这一区分不只是术语的变化,也使得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路更为清晰。恩格斯在1891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单行本“导言”中,特别强调这一重大改动,“在原稿上,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在现在这一版中,则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5](p322)之所以强调这一改动,原因在于恩格斯认为这一改动符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要求,正是这一改动和转折才揭示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因为劳动本身没有价值,只有劳动力才具有价值。国民经济学家们认为一定是劳动本身有价值,但是他们却始终无法解释利润的来源问题;倘若利润来源于资本,那么得出来的结论只能是资本家变了一个戏法,“使钱生出了更多的钱”,这样必然导致一个逻辑上的笑话。而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这个秘密,也就是剩余价值的剥削问题。利润其实是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劳动者一方面要为自己进行必要劳动,即他们所得的工资部分;另一方面也为资本家进行剩余劳动,即产生剩余价值。资本家无偿剥夺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这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核。

  反观“人力资本”这个概念,人力指的是人的能力,是一个内在性和主体性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巧妙使用更加显示出资产阶级的剥削本性,即在主张人力是资本的同时也表明其不过是将人力作为资本增值的一个要素或构成,本质上是将人当作工具。一部分学者之所以承认人力资本理论,是因为“人力”概念不同于“劳动力”概念,在逻辑上前者与后者是包含的关系。而将“劳动力”作为隶属“人力”的一个集合,使“人力”从“劳动力商品”概念所具有的与资本对抗性中摆脱出来成为“人力资本”,这其实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所用的惯常伎俩,即用新的概念和范畴来描述经济事实,而这种经济事实所掩盖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对抗性质。“人力资本”概念掩盖的实质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与实际的双重从属关系,即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和统治关系。对于现代人,无论是哪一种具体的能力,在现代社会都会转变为一般的劳动能力(即劳动力)被吸纳进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之中。因此,人真正所具有的是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时所使用的劳动力。而资本家使用“人力”这一概念的目的实质是为了消解“劳动力”概念中表现出来的劳动过程中的剥削与压迫,“如果说劳动能力侧重于人的内在规定性的话,那么劳动力则更多意味着体力的付出,人的劳动过程更具机械性的意味”。[6](p182)“人力资本”概念的本质是将人的主体性所具有的能力作为一种资本纳入经济效益的体系中,这恰恰是对人的主体性的遮蔽和物化。因此,资本家所说的人力在本质上就是劳动力。

  二、命题辨析:人力(劳动力)是资本还是商品?

  此前已论述,人在生命中所具有的各种能力在现代社会都会表现为生产活动中的劳动力,因此人力就是劳动力。那么,人力即劳动力真的如资本家所宣扬的那样,是“资本”吗?还是如马克思在170年前早已指出的,劳动力即人力仍然只是“商品”?资产阶级经济学为什么会如此高扬人力资本?要想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就需要对“劳动力是商品”和“人力是资本”这两个命题进行辨析。

  (一)两个命题的共同语境。

  我们首先需要交代清楚的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虽然当下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已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人力资本理论所基于的社会现实条件仍然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历史条件是相似的。

  第一,劳动力投资的必要性。在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劳动者用于教育、培训的费用在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中所占的比例相对来说是很少的,“这种教育费用——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3](p200)但是“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培训。”[3](p200)所以,教育和培训的费用是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加专业的工人所必须进行的投资,因为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多的剩余价值。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也强调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资本家认为普通劳动力由于缺少必要的教育和培训,大多从事简单劳动,他们创造的价值很低,所得到的回报自然不多。而一些高级劳动力通过教育和培训使劳动拥有了复杂劳动性质,他们在为资本家创造更多价值的同时,也获得了丰厚的报酬。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复杂劳动本质上“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3](p58)复杂劳动的从事者为工作投入往往更多,包括受教育周期长、工作内容复杂、所需要耗费的脑力劳动更多等,所以本质来说,他们仍然是为资本家打工,并且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他们得到的奖励其实是具有必然性的应得收入,根本不是什么额外的奖励。

  第二,劳动力价值增长的必然性。虽然不同的劳动者所具有的劳动能力是多元的,但是当这些劳动者都作为劳动力在市场上交换时,就具有等同性和一元性,因为资本主义可以将不同特性和不同能力的人抽象化,通过对主体的实体化,让他们按照同一个标准(价值)也就是都作为劳动力来衡量和计算,进行所谓“等同性的交换”。按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劳动力的价值有大小之分,那么,不同历史时期劳动力的价值是不是固定不变的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3](p199)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范围必然要扩大。在当下社会的表现就是最低维持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最高不能妨碍资本家实现剩余价值,而且还要保证资本主义规模的扩大再生产。而且客观来说,对于不同的个体,所需要维持和再生产其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总和也是不同的,而是由其所具有的社会阶层、知识水平、交往需要甚至年龄身体等要素决定的。所以工人的工资增长是社会经济状况改善的必然表现,而不是资本家所强调的剥削程度的降低,更不是资本家所鼓吹的对剩余价值的分割。

  第三,劳动成果分配方式改变的必然性。相比于过去的体力劳动形式和简单劳动形式,现代社会的劳动强度有所减弱,劳动者工作后的劳累感和疲惫感有所降低,其直接的受压迫程度也减少了。劳动者的工作不仅更加轻松了,一些资本家甚至会让部分劳动者以股权、分红等形式参与利润的分配,但事实上,资本家的这种让步行为只是基于社会发展的要求而不得不对工人采取的鼓励和激励方式。资本家正是通过劳动者的工作内容改变、工作环境改善以及工作待遇提高等一系列变化对工人进行催眠和麻醉,目的在于通过各种激励作用促使劳动者更加自觉主动地付出劳动。最具代表性但也最原始的鼓励形式就是采取计件工资法,以按劳分配来增强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表面上来看,工人工资的高低与其个人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实际上工资依然是劳动力价值的价格表现形式,仍然只是劳动创造价值的一部分,即必要劳动部分,剩余劳动部分仍然被剥夺走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恒在性的问题,“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7](p345)马克思认为,在社会向前的发展过程中,大房子和小房子是成同比例变大的,因此住在小房子的人仍然会“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7](p345)虽然工人的工资待遇和生活状况正在发生着转变,但这本身不能改变雇佣劳动的性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整体所获得的份额远不及资本家所占的份额。

  (二)“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及其必然性。

  与一般商品不同,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能够成为商品在市场上交换也存在两个必要的社会历史条件:一是工人从封建的等级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人;二是工人没有生产资料,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存。资本家从市场上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并投入到生产之中,用工人活劳动生产出新的产品,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加工使得旧产品变成新产品,使得新产品的价值高于旧产品,这也就是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同时也是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首先需要满足工人自身的需求,即要维持工人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按照恩格斯的总结,工资的主要用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维持自己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二是养育子女(延续工人的种族)所需的生活资料;三是获得一定的技能(发展自己的劳动力)所需要的价值。[4](p145)除此之外,工人还满足资本家的需求,要在劳动中创造出大于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剩余价值部分。原因在于资本家之所以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并不是因为他们大发善心,想要改善劳动者的生活,他们的目的是要把货币转换为资本,甚至是获得源源不断的资本。这就使得资本家通过雇佣劳动更加“卖力地”剥削和压迫工人,随着工人用自己的劳动力进一步加工的产品被资本家高价出售,工人却只拿到了极少部分只够用来养活自己的工资,资本家却得到了无限的剩余价值。更不可思议的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资本家所拥有的生产资料也就越多,结果只会造成工人的愈发贫困,资本家的愈发富有。

  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任何商品首先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并且由于这个使用价值同时是价值(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所以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价值)的二重性。马克思正是由商品的二重性推论出劳动的二重性:“一方面,作为一定的生产活动,如织工的劳动、裁缝的劳动等等,是有用劳动(具体劳动——引者注);另一方面,作为人类劳动力的单纯支出,是凝结的抽象劳动。前者生产使用价值,后者生产交换价值。”[4](p275)作为特殊商品的劳动力也是如此,劳动力只有作为商品投入到市场中进行交换,才能作为物被资本家全部占有。在现代社会,占有抽象劳动成果的资本家必然支配和统治进行具体劳动的工人(劳动力),工人进行有用劳动(具体劳动),生产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具有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马克思正是基于这点,才将视野从交换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并揭示出了资本增值的秘密,“正是在这个转向中,劳动力成为商品,成为资本增值的关键。”[6](p150)由此可以看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实质上是以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使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基础的,这也正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历史必然性。

  那么,劳动力只能是商品而不能是资本吗?马克思有没有明确回答过这个问题?实际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有着非常清晰的论述:“这丝毫也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并且绝对没有理由得出结论说,因为工人必须休息10—12小时才能重复他的劳动和他同资本的交换,所以劳动(劳动力——引者注)就构成工人的资本。实际上在这里被理解为资本的东西,是工人劳动的界限,是工人劳动的中断,就是说,工人不是永动机。”[8](p250)这段话的意思非常清楚,也就是人力(劳动力)不可能是资本。资本必须在运动中也就是在工人的生产过程中实现自己的本质,即价值增值,所以资本是不需要中断和界限的。然而工人不是永动机,有自然的生理的界限,不能持续地进行劳动,劳动力更好的使用需要足够的时间进行休息和恢复。但是“资本家最大的愿望是让工人尽可能不间断地挥霍他那份生命力。”[8](p251)工人同资本家进行交换的正是一段时间内会被完全耗尽的劳动力,资本家对劳动力进行的教育、培训以及休养活动,只是为了使工人更好地进行工作。因此,这些方面更加说明了人力(劳动力)的非资本性,资本家所说的“人力资本”的实质和前提仍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一事实。

  (三)“人力是资本”的逻辑悖论及其实质。

  什么是“资本”?一言以蔽之,资本指的是能增殖的货币。资本家鼓吹人力资本,实际上也就是表明劳动者通过提高知识、技术等能力并应用于工作,不仅可以拿到属于自己的原本的工资部分,而且具有与资本家分割剩余价值的权力,也就是会得到额外的利润。按照资本的本质属性,“人力资本”如果成立则意味着对劳动力的“投资”所耗费的“货币”可以实现自我增殖,可以生出更多的货币。但根据此前分析,对劳动力的投资一方面是社会发展本身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存在劳动力价值变化的相对性和历史性。尽管“工资”在提高,但这只是表明劳动力价值的提高,这个特定的劳动者或劳动阶层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总和本身也在相应地提高。你不能要求一个在大都市中拥有着广泛社交的脑力劳动者与在农地进行传统农业劳动的农村老人所需要的生产工具(锄头或电脑)、交通工具(徒步或汽车)以及通信工具(老人机或智能手机)是完全一样的。工资变化所表明的仍然只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增长或提高,而不是劳动者对剩余价值进行分割的权力。

  那么,如何理解“对人力进行投资”(人力资本)所产生的逻辑悖论呢?这就需要从生产过程和资本逻辑的角度来界定和区分人力资本的双重性质。

  第一,从资本家的角度看,人力资本既不是以物质形式存在的生产资料所占的资本构成部分,也不是用来购买劳动力商品而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部分,而应属于以非物质形式存在的生产消费部分。资本家培训、教育工人而进行投资的目的是提高劳动力质量和生产效率,它服从于资本增值的逻辑。比如公司在员工入职前对其进行培训,在生产的过程中,这种做法其实是作为资本的投入而转变为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而不是像生产资料是外在于劳动者,但资本家花在劳动力的教育培训的资本,并不是完全无偿和公益的,最终资本家在工人身上所做的投资,必然会以实现价值增值的最大化来回报资本家,而不是回报劳动者。因此,服从于资本增值的逻辑就是人力资本的第一重性质,也是其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性质。还有一种情况是劳动者对自身的投资,这种“投资”结果的实质是劳动者劳动力价值的变化,这同样反映在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之中。两种情况的细微差别之处只是在于,投资的主体从资本家转变为劳动者自身罢了,但问题的本身(劳动力作为商品)并没有得到改变。

  第二,从劳动者的角度看,人力资本不同于外在于劳动者的物质存在形式的资本,在其发展过程中,是以非物质形式的存在转变为劳动者的主体存在,具体表现为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文化技术水平和健康状况的提高。除此之外,在现代社会还表现为劳动者主体地位的提高,如老板请员工吃喝玩乐,甚至国内外旅游等。在这个过程之中,劳动者在自身的视野、能力和发展方面确实得到了好处,但是资本家对人力进行投资的目的并不是使劳动者主体性(知识和技能)提升,而是将这种投资转化为劳动力商品的一部分,以劳动力商品为中介,最后以实现价值的增值为目标。

  因此,人力资本的二重性质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第一重性占主导地位,第二重性占次要地位,第二重性从属于第一重性,两重性都服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代展开。资本逻辑支配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服从于资本增值。人力资本最后都必须转化为劳动力商品的内在构成中,只有劳动力这个商品在使用或劳动过程中,才会在生产过程中为资本家创造更多的价值,实现资本增值。也就是说资本家培养各种人才,根本意义上只是为了满足最大化的生产需求,也就是使其在更大程度上创造更多的利润,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以达到剥削的目的。资本家仍然是把各种形式、各种地位、各种职业的人力(劳动力)视为商品,视为实现资本增值的工具。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出,只要将人力(劳动力)放置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雇佣劳动之中,人力资本都是内含着剥削性质的。人力资本的剥削性质,即人力资本的实质仍是目的与手段的颠倒,也就是说资本家之所以对工人进行教育和培训,根本目的在于让他们更好地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服务于资本积累的需要。而恰恰是在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劳动者沦为了手段,沦为了资本家获得更多剩余价值的工具。这也是很多学习、教育和培训活动沦为异化活动,甚至成为劳动者的生活负担的根源之一。

  三、“人力资本”批判:意识形态虚假性与生命政治化

  尽管人力资本理论有着积极的生命效应,使得劳动主体能力的全面发展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积极的逻辑仍然要服从于主导人力资本发展的资本增值原则和生产逻辑。而人力资本理论的这种内在逻辑悖论实则暴露了其本身在深层次上的问题:意识形态虚假性和劳动生命的政治化。

  (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虚假性。

  由此前分析可知,人力资本不同于外在于劳动者的物质存在形式的资本,在其发展过程中,是通过非物质形式的存在转变为劳动者的主体存在,表现为劳动者的知识能力和主体地位的提高。应该说,在这个转化过程之中,劳动者自身的能力的确有了发展。比如公司在入职前对员工进行培训,不像其他的物质生产资料外在于劳动者,这种提前投资行为的确会增强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并在一定时期内化为劳动者的一部分。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资本家强调知识的拥有量与工资的获得量直接相关,外在的他人强制转变为内在的自我激励,劳动者不仅积极参与资本家安排的教育培训活动,而且还会利用仅有的休闲时间自己花钱学习,参与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培训课程,以最大化地拥有知识并服务于公司,获得相对更高的工资。而资本家则充当企业管理者的角色,通过充分调动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大化地利用工人所掌握的知识,获得了更多的利润。这一切行为看起来是多么理所应当,然而这种现象背后却包含严重的意识形态虚假性。

  资本家鼓吹人力资本理论给劳动者带来的好处,目的其实在于弱化资本增值过程中的剥削实质,也就是对劳动者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意识形态是什么?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定义,意识形态的本质是“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7](p181)人力资本理论同样如此,其为了达到资产阶级自身的目的而将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同劳动阶级的共同利益。那么为什么这种“颠倒和虚假”能够成立而为劳动者所广泛接受呢?这源自这种意识形态的二重性。如果用美文学的说法,意识形态就是一种谎言,与一般谎言不同的是,它是用“真话”掩盖“真相”的谎言,或者说是用“经济事实”掩盖“事情本身”的谎言。人力资本就是用“工资提高”这一经济事实(真话)掩盖了“工资的变化所表明的只不过是劳动力价值的增加或减少”这一真相,即劳动力的本质仍然是商品。由此,人力资本便披上了“自由全面发展”和“解放人类”的外衣。按照“人力资本”理论的内在构建逻辑,其意识形态虚假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人力资本”的前提预设及其欺骗性。劳动力商品是雇佣劳动关系下的特殊的商品交换形式,本身与增殖无关,价值的生产或者增殖只有投入到生产过程之中才能实现。而人力资本本身表明劳动力不是作为一个商品在市场上交换,而是生产的完成。劳动力商品指的是生产的前提和要素,而人力资本(价值增值)是作为劳动力商品投入到生产过程之中的结果。而人力资本概念的欺骗性就在于预设了本无增殖特性的人力(劳动力)具有增殖的特性,而对人力(劳动力)的任何形式的投资都是以最后的为他人的资本增值或者剩余价值生产为目的。然而更为残酷的是,这些看起来光鲜亮丽的投资最终都会随着剩余价值生产的完成而失去意义。正如福柯所批判的,劳动力“有自己的生命期限和可用期限,它(劳动力——引者注)有自己的陈旧”“在这台机器(劳动力——引者注)刚开始被使用时,工资相对较低,之后将会提高,之后随着机器自身的陈旧或者作为机器的劳动者自身的衰老,工资又会降低”。[9](p297)因为劳动力一旦完成价值增值,劳动力的使命就结束了,劳动力投资的效益也就不复存在。

  第二,“人力资本”经济效益所有权的虚假性。从经济效益的归属看,资本家投入在劳动者教育培训等方面的资本,并不是完全无偿和公益的,最终会以实现价值增值的最大化来回报资本家,而不是回报劳动者。从投资的动机看,资本家对人力进行投资的目的也不是彰显劳动者的主体性,而是将这种投资转化为劳动力商品的一部分,以劳动力商品为中介,最后实现资本的增殖。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下,无论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提高到多少,也不会转变为劳动者自己的资本,只能用来服务于资本家,壮大资本家的资本。而这种虚假性的结果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好像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3](p387)也就是说,劳动创造价值本身这件事被掩盖在“人力资本”的“谎言”之中,它使得劳动阶级沉醉在劳动力价值自我增殖的想象之中,殊不知,只要“他们一进入劳动过程,便并入资本”,[3](p386-387)其成果也就并入资本所有者。

  第三,“人力资本”对资本主义剥削性质的掩盖。人力资本理论强调对人自身投资可以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效应,也就是工资收入的提高。同一种类型的工作,因所接受到的教育和培训不同,其所获得工资和报酬不同。劳动力商品与人力资本在这一点上的区别在于劳动力商品并不否认劳动力本身技能和娴熟程度的提高会带来经济效益,它所强调的是这种技能和娴熟程度上的提高本质上所带来的是剩余价值生产效率的提高。而生产效率的提高一方面依赖于劳动本身,另一方面其根本目的是为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利润,劳动者所得到的报酬和工资的比例仍然是微乎其微。劳动者的报酬虽然增加了,但是剥削性质却始终没有得到改变。

  (二)劳动阶级的生命政治化。

  现代社会,虽然劳动者的工资待遇和生活状况正在发生着转变,但雇佣劳动的性质却没有改变。人力不是资本,而是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这与劳动者追求的让自然生命更好发展这一目的之间是有本质的差别,因此,鼓吹人力资本理论的现实结果是直接导向现代劳动阶级的生命政治化。1

  第一,劳动阶级的生命作为社会治理的对象,成为实现资本增值的工具。我们都知道,劳动力成为商品必须基于两个前提,一是劳动者拥有人身自由;二是劳动力者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必要的生存资料。而所谓的人力(劳动力)资本得以成立的前提仍然是这两个条件,只不过这个劳动力是经过包装而拥有更多技能,但是这种劳动力除非投入于生产过程,否则将会一文不值。这两个前提正是将劳动者生命政治化的起点。原因在于一方面劳动者的生命仍然是被他人支配,与生命的自由发展存在实质性的背离,劳动者被迫成为为他人劳动或工作的工具;另一方面劳动者要想生存,必须在整个剥削体系中摸爬滚打,即使不是被某个资本家支配,也得服务于整个资产阶级。因此,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系统实质是以否定劳动者的自然生命为基础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者拥有的只是生物性的生命,这种生命失去了可能性和完整性,只是为资本家服务的工具性生命。通过不断地生产和制造这种工具性生命,再加上必要的组织和管理,资本主义的整个生产过程更加完善、更有效率,经济效益持续增长。而生命的这种分离揭露的实质问题正是劳动力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

  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种劳动一定是自由自觉的,绝不是受制于他人的。但是由于雇佣关系的产生,在一定期限内,劳动力的使用权和所有权是属于资本家的,原本具有巨大潜能的劳动力失去了活性,劳动活动不由自己支配,劳动产品也不为自己所有。工作的唯一目的只是维持动物性的生命,这也正是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谈到的经典的异化劳动问题,“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0](p54)工人的生命是分裂的,工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反而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统治和支配自己。工人在劳动的过程中不是感到生命的满足和实现,而是生命的外化和丧失。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人类劳动内在对抗的命运与困境,即作为创造价值维度在场的抽象劳动对作为存在论维度出场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具体劳动)的支配和统治”。[11]人的感性劳动被资本逻辑所主导,这无异于将体现人的本质的生命活动降格为与动物无所差异的生理活动。福柯也对人力资本展现出来的生命政治化问题进行了深刻批判。“由劳动技能与劳动者互相联系在一起构成的这台机器,在整个时间周期过程中将会得到一系列的工资回报”,人力资本便成为一种“机器—流变集合体”,虽然不再是劳动力概念,但是还要被投资到企业中,并通过各种可变要素获得某种收益,“劳动者本身,对它自己来说,就表现为一个企业”。[9](p297)福柯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仅是资本家,劳动者也将自身物化。他们把自己看作一个企业家,与资本家共同治理自己这个企业或“机器”,并且通过这个企业或机器,以期获得更多的收益,这正是劳动力生命政治化的最为极致的表现。

  第二,劳动阶级的生活和生产的界限被打破,过度劳动摧残着劳动者的生命。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的手中,劳动者为了生存,不得不被资本家的权力所支配,他们不仅需要在工作时间进行生产,甚至在休闲时间也要进行生产。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许多工作可以在网上操作,老板甚至在微信上就可以下达工作命令。劳动者受制于资本家的领导地位,加班便成了常态,经济效益的追逐完全入侵了劳动者的休闲时间和正常生活。人工智能时代更是让人类的生活世界时时刻刻被监控,以服务于整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和生产目的。为了更大程度地迷惑劳动者,资本家还鼓吹分享制,忽悠劳动者以“主人翁”的姿态心甘情愿地融入资本的运作。虽然这种制度的确会为劳动者带来一些收入,但是这部分收入其实仍然是作为劳动力价值的工资部分。原因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工人的所得与资本家的剩余是正相关的,并且一大部分利润被资本家拿走了。工人要想得到更多的工资,必须为资本家创造更多的价值。工人分割的并不是剩余价值,而是自己通过在直接的生产之外的附加劳动挣来的报酬,而且这个增加部分只占极小的份额,剩余价值仍然进了资本家的口袋,所谓的业务奖金鼓励都是工资支付的一种伪装形式。其二,资本家所采取的激励机制,使劳动者相互之间为了提高工资展开激烈的竞争,化劳资之间的对立为合作关系,削弱和分化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力量,甚至导致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和矛盾。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3](p379)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只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一旦他们进入劳动过程,便并入了资本的生产过程,因为工人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资本家。例如平台资本主义(如外卖平台)的外卖小哥拼命跑单,超时可能面临投诉和罚款,对立的劳资关系呈现出“资本人格化”(资本家或管理者)消失的假象,资本家与工人并不是直接打交道,而是通过管理层或平台(如App)产生间接的联系。这种矛盾就直接转变为了劳动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对立的“劳劳关系”与缓和的“劳资关系”,使得劳动者的整体利益下降,相反,也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更加稳定,资本主义的统治更加强大。

  综上所述,人力资本理论只是从分配领域看到了现代劳动组织形式变化所带来的积极意义,而没有从生产领域揭示出现代资本生产的剥削本质和真相。由此可知,这种积极意义仍然带有虚假性和欺骗性,在根本上它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概念表达。人力资本理论导致的是社会过度追求经济效益的病态发展趋势,劳动者为了更好地生存,劳动时间必然增加,劳动强度必然增大,这也必然导致过度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过度劳动对他们的身心都会造成巨大的摧残,2019年3月底在GitHub中爆发的程序员“996,ICU”问题,也反映出当前中青年技术人才群体过度劳动现象的普遍性。这也就是日本经济学家森冈孝二曾批判的“过劳时代”的到来。

  四、结语

  “人力资本”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一个伪概念,而“人力是资本”同样是一个伪命题。虽然人力资本理论已经关涉人自身的发展,但其实质仍然不能改变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事实。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内涵可知,它指的是在一定的历史前提下,为满足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物质资料价值的总和,其“必要劳动”属性仍没有变,而除必要劳动之外的剩余劳动所带来的剩余价值始终为资本家所剥夺,劳动者的生存地位也没有丝毫改变。因此,人力资本理论所宣传的对人本身的生命效应和经济效应带有虚假的性质,对劳动阶级的自由和解放没有实质性的意义。而人力资本理论所包含的这种意识形态虚假性,在现实社会中也必然导致劳动者生命的政治化。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哲学的至高追求。但在现实生活中,劳动者很难超越资本逻辑,获得真正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如果说人类社会必然经过奴役劳动、谋生劳动、体面劳动和自由劳动这四个发展阶段,那么目前的社会主义中国则显然尚处于谋生劳动阶段。[12](p126)面对时代发展的新形势和新状况,中国社会如何超越谋生劳动,让劳动者朝着体面劳动,甚至自由劳动的方向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了新的论述和解读,将人民的主体性地位提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13](p45)在时代发展的新阶段,面对劳动的内容和形式的新变化,我们要尊重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社会发展的新目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不断降低劳动的生存需求的比重,并积极吸收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将人类从危险性、摧残性和单调枯燥的劳动的折磨中解放出来”,让劳动成为“合意愿性、自主性以及与个人相匹配而又不损害劳动者身心健康的创造性诚实劳动”。[14]由此才能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的劳动幸福权,使中国社会早日实现体面劳动,为自由自觉劳动的回归奠定主客观的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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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4]何云峰,王绍梁.“让劳动本身成为享受”何以可能[J].探索与争鸣,2019,(7).

  注释

  1生命政治概念在学术界一般有两种使用方式:一是以福柯为代表,生命政治指的是人的生命在现代社会成为政治治理的对象,这体现在人口统计学、卫生防疫学等领域,人的生命被降格为生物生命。二是以安东尼奥·奈格里为代表,生命政治意味着生产与生活界限的被打破,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从生产领域全面转向人的生活领域,人的生活被资本所支配。

原文出处:朱丹.“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商品”的辨析与批判[J].湖北社会科学,2020(01):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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