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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据台期间对日语的推广研究

来源:兰台世界 作者:王国君,徐创新
发布于:2020-03-27 共4147字

  摘要:1895年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 当局为了沟通交流的现实需要和同化台湾人民的根本目的, 以学校教育和其他方式在台湾推广日语。这一行径招致台湾人民不同形式的抵制, 日本殖民者的同化企图最终落空。但作为奴化教育的一部分, 长达半世纪的日语推广也对台湾产生了诸多影响, 不可小觑。

  关键词:日据时期,台湾,日语,同化

日语毕业论文

  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攫取台湾。至1945年战败投降, 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乃至生活习俗等各方面对台湾民众影响深重。其中毒害最为隐蔽最为深远的, 莫过于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的奴化教育。学术界有关日本在台湾推行奴化教育的研究着作洋洋大观, 但鲜有把日语推广单独作为研究对象, 本文着重从这一方面入手做简要论述。了解日语在台湾的推广, 有助于认识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的罪恶本质。

  一、推广日语的现实需要和根本目的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沟通用语以闽南语和广东话为主, 少数民族语言随部族不同又互有差异[1]。甲午战后日本新占台湾, 所带陆军通译多数只通晓北京官话, 无法听懂台湾方言。台湾首任学务部长伊泽修二在工作报告中就此写道:“因语言不通, 文武官吏同感不便之事意外强烈。”[2]11因此, 为了解决语言不通造成的统治困难问题, 日本决定在台湾全岛推广日语, 以使日语成为台湾通用语言。

  但当局还有更深层次的目的。甲午战争前, 日本国内就出现利用日语“开化”亚洲其他民族的主张, 并在吞并虾夷和琉球过程中得到有效运用。甲午战争时逐步形成了“国语同化论”。该理论认为日语是日本人精神的血液, 对待异民族, 只有让其学习和使用日语才能输入“忠君爱国”的思想, 进而“熔化”为日本国民。日本通过《马关条约》攫取台湾后, 并不满足于获取台湾的原料和商品市场, 而是主张把台湾完全纳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 并企图通过推广日语把台湾人民从心理上、人格上完全同化成为“真正”的日本人, 效忠日本朝廷。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曾毫不避讳地指出, “台湾教育始终不渝之目的为国语普及, 以普及国语作为台湾教育之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要把日语“作为同化之必要手段”[3]308。

  可见, 除了语言沟通交流的现实需要, 推广日语也是当局同化台湾人民的重要手段, 日语教育更是对台奴化教育的中心政策。其根本目的是要使台湾同胞背弃原有的母语和文化, 泯灭固有的民族意识, 割裂与祖国的血脉联系, 以实现永久占据台湾的侵略企图。

  二、日殖当局对日语的推广及台湾民众的抵制

  1. 推广过程。

  受国语同化论影响, 当局先后建立芝山岩学堂、“国语学校”和“国语传习所”, 招收台湾人学习日语, 同时改造台湾民间原有的书房和义塾, 添加日语科目。1898年7月, 当局改“国语传习所”为公学校, 学制6年, 作为推广日语的初级教育机构。该年共建有公学校74所, 招收学生7838名[4]133。每学年共设置7门课程, 其中涵盖日语内容的课程就有日语作文、读书、习字等, 且三门课程学时数约占总学时数的70%之多。比重如此之大, 可见当局建设公学校完全是为了对台湾民众推广日语而非教授科学文化知识。

  此外, 各州郡还相继设置日语练习会或讲习会, 吸纳各年龄段台湾民众学习日语, 作为学校教育在社会上的延伸。1937年时全台共设有日语讲习所2812所, 学生185590人, 简易日语讲习所共1555所, 学生7781人。至此, 台湾能说日语的人数已达全部人口的37%[5]250。

  1937年“皇民化运动”开始后, 当局在推广日语的过程中又采取了强制性和奖励性手段。这一时期学生上课时必须讲日语, 否则会受到处罚。曾有一名台籍小学生上课时发现课桌里有五毛钱, 情不自禁用台湾话说了句“嗳呀, 这儿有五毛钱”, 下课时便被要求罚站[6]170。

  民众在工作生活中也必须使用日语。如在车站买票时不用日语将无法购票, 公务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必须说日语否则会被解职。而对于24小时都用日语交谈的家庭, 则给予相应的奖励[7]。

  1941年, 当局又把公学校改为国民学校。至1944年, 当局已在台湾建有国民学校944所, 招收学生876747人, 就学率高达71.17%[5]。关于日语的普及程度, 1944年时任台湾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陈仪在给教育部长陈立夫的一封信中写道, 日本“普遍地强迫以实施日语、日文教育, 开日语讲习所达七千余所之多, 受日语教育者几占台人之半数”[8]。

  2. 台湾民众对日语的抵制。

  台湾人民并不都愿意把子女送入日人办的学校, 而是由自己或请有学识的人作为塾师教育子女。如身为贡生的杨澄若就亲自授教子女, 台湾民族运动先驱林献堂则请秀才为塾师, 或把书房改名, 或继续以秘密的形式开展传统教学。国际毒学权威台湾医界教父杜聪明, 就是在其兄杜生财开设的车埕书房接受传统教育[9]43。“皇民化运动”时期台湾人民对当局的日语政策多“阳奉阴违”, 并不认真执行。学生们只在课堂上说日语, 课下依旧说汉语, 私下里还收听来自祖国大陆的厦门话播音[10]700。台籍公务人员亦只在官厅使用日语, 回家后和在公园、车站等场合仍经常使用汉语。台湾医师蒋渭水, 在家就常以汉语和家人交谈。林献堂更是坚持一生不读日文、不说日语, 以示对当局日语政策的抗争[11]106。台湾人民为避免被日语同化, 还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倡导民众学习和使用汉文。台湾乡土文学启蒙作家黄石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坚决抵制日文并强烈主张用汉语创作诗、文、小说、歌谣[12]76。此外, 台湾同胞还成立了汉文学习班和白话文研究会等, 以便有组织有效率地学习汉语。由于台湾人民的抵制, 当局虽穷尽心思推广日语, 但始终未能使日语成为台湾民众唯一通用语言, 其同化台湾人民为日本人的迷梦最终破灭。

  三、日本在台湾推广日语产生的影响

  1. 对日语的强力普及, 使台湾同胞丧失了学习并使用母语的机会, 对祖国文化缺乏了解。

  日本占据台湾后为建立以推广日语为中心的殖民教育, 废除了清政府设置的官学机构, 又把民间书房、义塾改造为日语教育的辅助机构, 几乎摧毁了台湾传统汉语教育。后来, 又将汉文课由必修改为选修, 升学考试也采用日文进行, 致使汉语的使用空间逐步被压缩。至“皇民化运动”时期, 所有公学校的汉语课更是直接被取消。曾有日籍教师在上课时对学生说:“汉文是无用的东西, 近来汉文家做废人很多。”[13]15台湾民众日常获取信息的报刊, 如《台湾新闻》、《台湾新报》、《台湾日本新报》、《台湾新民报》等汉语栏亦相继被废止。在这些政策下成长起来的台湾青少年, 渐趋丧失识读汉文的能力。对此, 曾有台湾同胞痛心地说:“汉字本来是世界上最深奥的文字, 不容易明白, 而且学生时代既没有受过汉文教育, 哪里会懂汉文的理义。汉文这样难懂又没有奖励的机会, 所以我们台湾的兄弟自二十年来已经废弃不惯了。”[3]314由于传统汉语教育的缺失, 导致台湾同胞对祖国文化缺乏了解。上文所述陈仪的信中就表达了这种担忧。他认为台湾在被占据后, 日本不断地实行以日语同化为中心的奴化教育, 禁用汉文、汉语, 致使“台湾五十岁以下的人对于中国文化及三民主义差不多没有了解的机会, 自然是茫然。”[8]

  2. 长达半世纪的日语推广, 使台湾青少年出现了自我认同的异化。

  当局为达同化目的, 不遗余力地向台湾民众灌输日语的重要性:“今天你算是咱日本帝国的百姓, 已经不是以前的支那人了”, “既然做日本百姓, 国语未通, 不惟处处不便利, 自己也见诮, 对不起国家”[14]85。台湾同胞所使用的“国语教材”, 充斥着日本元素, 宣传日本文化和“爱日本”。以第三期国语读本为例, 日本历史、文化、地理及天皇关系、爱国 (爱日本) 教育的内容占57课时, 而中国事物只占5课时[3]309。

  诸如此类的宣传和日语教育, 使构成汉民族要素之一的汉语逐渐被抽离, 导致日据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在自我认同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大甲郡有一个成长于“日语家庭”的小男孩, 若有不会讲日语的村人来访, 他就很生气地说:“台湾人, 出去!”[14]91可见, 他内心已不再认同汉语才是自己的母语, 而且要与不会说日语的同胞划清界限, 不认可自身是台湾人。1943年7月刊登在《文艺台湾》上的一篇小说《道》, 描写一个深受日语同化的台湾人陈君, 因为被臭虫咬不经意间用台湾话而非日语骂了一句而愧疚不已, 认为自己做“皇民”努力还不够[3]342。虽是文学作品不免有夸张成分, 但可窥视到当时一些民众已经出现自我认同的异化。

  3. 对台湾社会造成了以日语为介质的分化。

  当局对在台日本人和台湾人实行差别教育, 规定只有常说日语者才能进入小学校, 说台湾话的只能进入公学校。因此, 台湾籍学龄儿童一般只能进入公学校, 而小学校在师资和教学条件上都远优越于公学校。就此而言, 台湾人在起跑线就输给了在台日本人。此外, 台湾子弟在升学时还要参加小学校毕业程度的日语考试, 其他学科诸如修身、历史等, 也要用日语作答。但日本人具有说日语的先天优势, 这就又在升学上对台湾人设置了语言障碍, 日语从而成为台湾子弟向上流动必须逾越的门槛。因此, 台湾子弟要想获取与日本人同等的教育, 就必须努力学习日语。日语越好的学生, 越有机会接受中高等教育, 也就更容易进入社会上层。这样所造成的后果, 便是大部分日本人和少数日语水平高的台湾民众占有了高等教育资源。这种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必然造成社会就业的不公平, 进而造成日语水平高低者之间的分化。蔡培火曾对此评价道:“假汝之名的日本语中心主义, ……使一切政治的社会的地位都为日本人多独占。又凡受到此新型教育的青少年, 除了特别的天才以外, 都被低能化, 失去新时代建设者的资格。”[15]182由此, 日语成了日本人谋取特权的工具, 也成为了分化日本人与台湾人民、日语水平高低不同的台湾人民之间的介质。

  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推广日语, 根本目的是要用日语消亡汉语, 阻断中华文化的传承, 进而泯灭台湾同胞的民族精神, 使其成为效忠日本朝廷的臣民, 以实现永久占据台湾的企图。深具爱国情怀的台湾同胞为了保存汉民族语言文字、延续中华民族文化血脉, 对当局的日语政策进行了各种斗争, 当局同化目的终未得逞。这印证了台湾同胞始终没有忘记祖国, 始终没有丢弃民族文化, 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但长达半世纪的日语同化使台湾同胞深受毒害。尤其不可小觑的是, 日语作为日本殖民文化的载体, 如同涌动的暗流侵蚀着台湾同胞的民族精神, 其产生的历史效应仍影响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

  参考文献
  [1]李震明.台湾[M].上海:中华书局, 1948.
  [2]许锡庆.日据时期初等教育史料选编[M].台北: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2013.
  [3]陈小冲.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4]袁成毅, 钱志坤.1949年以前的台湾[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原文出处:王国君,徐创新.论日本据台期间对日语的推广[J].兰台世界,2017(14):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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