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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质量发展论文(最新8篇)

时间:2020-03-09 来源:未知 共25821字
作者:婷婷 单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既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下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论文8篇,供大家借鉴参考。
 
经济高质量发展论文第一篇:实质性减税降费的内涵及其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减税降费政策发展演变过程的分析,阐释了实质性减税降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而我国减税降费政策的目标指向就是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降低增值税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和经济结构改善,通过降低企业所得税实现企业效率变革,通过降低高层次人才个人所得税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知识含量和技术水平,从而实现动力变革。为此,一要在我国企业所得税支持国家创新体系“双重激励”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高层次人才的税收支持体系,形成对国家创新体系的“三重激励”;二要打造政府、企业、居民“多支柱养老模式”,为企业轻装上阵奠定制度基础;三要适应经济金融化发展趋势,加强对数字经济的公平课税;四要落实好高质量征管,为实质性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保驾护航;五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
 
  关键词:实质性减税降费; 普惠性减税; 结构性减税; 增值税改革; 税费制度改革; 经济高质量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Substantial Tax Cut and Fee Reduction and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ai Yanfeng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ax reduction and fee reduction policy in China,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stantial tax cut and fee reduc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needs to tak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s the guideline to promote the quality, efficiency and power chan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goal of China's tax cut and fee reduction policy i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and economic structure by reducing value-added tax, achieve enterprise efficiency reform by reducing enterprise income tax, and improve the knowledge content and technology level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by reducing the personal income tax of high-level talents, so as to achieve dynamic change. First, based on "double incentives" of China's enterprise income tax support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we nee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tax support system for high-level talents, and form "triple incentives" for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Second, we need to build a "multi-pillar pension model" for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residents, so as to lay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light load" of enterprises. Third, we should adapt to the trend of economic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 the fair tax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Fourth, we need to implement high-quality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ubstantial tax cut and fee reduction policy". Fifth, we need to smooth the fis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s.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的新年贺词中提出,减税降费政策要落地生根,让企业轻装上阵。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实施更大规模减税,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深化增值税改革,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已经进入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然而,到底什么是实质性减税降费,其与我国之前实行的放权让利、结构性减税之间有什么区别,与美国特朗普税改有什么不同,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是什么关系,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探索。
 
  一、什么是“实质性减税降费”:对减税降费政策的认识
 
  对减税降费政策的认识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我国财税改革自身的发展演变和人们对“减税降费政策”认识的发展演变两个方面。前者反映的是客观经济事实,后者体现的是人们的主观认知,前者的变化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并决定后者。
 
  (一)我国财税改革自身的发展演变过程
 
  实质性减税降费政策要对标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要致力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成现代财政制度,与之前的放权让利和结构性减税政策有着很大的不同。
 
  1. 我国当前实行的实质性减税降费政策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放权让利政策。
 
  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放权让利政策针对的是之前计划经济体制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目的在于调动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个人的积极性,结果却导致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过低的问题。为此,1994年分税制改革发出“振兴财政”的呼声。这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也有清晰的体现,即“要集中财力,振兴国家财政,这是保证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要正确处理好国家与企业、个人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
 
  此后,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稳步回升,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不断增强,宏观税负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基本相当。2012年,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已从1994年的10.64%提高到19.37%1,全口径的财政收入占比更高。“共享”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在国家财力强大之后,党和国家连续推出了史上规模最大的实质性减税降费改革,以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并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面对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国需要推进实质性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一方面要降低宏观税负水平,另一方面要优化和调整税负结构,精准施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我国当前实行的实质性减税降费政策不同于2008年的结构性减税政策。
 
  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当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结构性减税政策,但这种结构性减税政策与我国当前实行的实质性减税降费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
 
  一是减税力度不同。既然是结构性减税,就意味着“有增有减”,其隐含的前提和假设就是宏观税负总水平保持基本不变。而我国当前实行的实质性减税降费政策则明确要求降低宏观税负,使企业轻装上阵;不仅如此,在2019年4月降低增值税税率的改革中,所有行业均实现减税;这也是近年来出台实施的力度最大的减税降费政策。2019年上半年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1709亿元2,超过万亿元。可见,2008年实行的结构性减税政策还是有所保留的。
 
  二是政策背景和目标导向不同。2008年实行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带有被动应对的成分,主要是为了应对2007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种短期政策操作,具有策略性特点。而我国当前实行的实质性减税降费政策则是主动出击,主要着眼于中国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的考虑,属于战略层面的安排。
 
  三是政策路径和政策措施的选择不同。2008年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需求侧,直接目的在于刺激投资、消费和出口以加快经济增长。在过去我国经济规模相对较小的背景下,以需求侧为主的减税政策作用的直接结果就是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这在当时的历史阶段非常必要,也无可厚非。但是,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就需要减税降费政策从着眼于需求侧转变为着眼于供给侧,从重规模扩张转变为更加注重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
 
  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包括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简单来讲,从我国实行的减税降费政策来看,增值税对标质量变革,通过营改增等改革消除重复课税来推进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和经济结构的改善;企业所得税通过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来关注企业效率变革;个人所得税通过对高层次人才减税来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知识含量和技术水平,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实现由过去的要素投入型向知识技术驱动型转变,进而实现动力变革。实质性减税降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实质性减税降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归纳整理得出。
 
  四是政策的实施效果不同。不管是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放权让利政策,还是2008年实行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尽管总体上实现了政策提出时的改革意图,但同时却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如前所述,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放权让利政策直接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两个比重”的降低和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削弱。2008年实行的结构性减税政策着眼于对投资、消费、出口的需求刺激,却导致了如下结果:从国内来看,一方面,国内资源能源消耗水平不断攀升,几乎触及我国环境约束上限,导致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另一方面,我国此前出台的光伏刺激等财税优惠政策的实施过于简单、一刀切,导致一些企业为了骗取国家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而不择手段,最终不仅损失了国家财政资金,而且也扰乱了相关行业的内在发展规律,得不偿失。从国际来看,由于我国出口激增,我国主要贸易合作伙伴开始对我国进行反倾销、反补贴。客观上讲,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既有贸易竞争对手的“霸凌主义”,也有我国前期政策过度刺激的负面影响。
 
  为此,我国目前实行的实质性减税降费改革与之前历次改革的本质区别(详见表2),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避免这种由政府主导的财税政策而引致的国内外的负面影响。当然,也正因为我国当前的实质性减税降费改革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的,这也注定能够避免之前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真正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也就是说,随着我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增加,我国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将各种政策措施放置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加以考量,最大限度地消除政策可能存在的各种“后遗症”,让国际社会能够接受我国的主要政策措施。
 
  表2 实质性减税降费与放权让利、结构性减税的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归纳整理得出。
 
  (二)对减税降费政策的认识过程
 
  基于以上我国财政政策的发展演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的新年贺词中提出,减税降费政策要落地生根,让企业轻装上阵。应该说,近年来,我国对宏观税负和减税降费政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稳定税负到降低宏观税负的发展演变过程。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稳定税负;2016年7月26日召开的政治局工作会议指出,降成本的重点之一是降低宏观税负;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强调,务必使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有实质性下降。这表明,在减税降费这盘大棋局中,不仅包括了小微企业,政府部门还将社保缴费纳入了企业负担当中进行通盘考虑,以减轻企业负担。可见,我国当前实行的税费改革实际上是着眼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性减税降费。
 
  二、我国减税降费政策的目标指向: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和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意味着,我国减税降费政策的目标指向必然要锁定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质量第一和效率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0世纪5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M·索洛提出了规模报酬不变的总量生产函数和增长方程,形成了当前所说的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含义,并把它归结为是由技术进步而产生的3。其实,除了技术进步之外,效率提升和规模经济等其他因素也可能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来看,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环境和经济的“天花板”效应已经显现,而且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口红利也趋于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将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放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上无疑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就要求减税降费政策必须坚持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这是因为,只有坚持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才能实现中央要求的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但是,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并不意味着我国财政政策要实行“大水漫灌”,而是要以“精准减税”为主。因为“大水漫灌”“眉毛胡子一把抓”会激化财政收支矛盾,致使减税降费政策难以持续;如果在减税降费的同时,财政支出压力得不到有效缓解,在一些地方就可能出现政府财政“一只手减税降费,另一只手找收入”的问题,导致“墙内损失墙外补”。在此情况下,税收增速虽有可能下降,但非税收入有可能会“冒上来”,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之间的这种“跷跷板”效应将使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徒有虚名,对冲掉政策红利。
 
  具体来看,我国实行的减税降费政策显然是有所指的,“减税”指的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而“降费”则指的是其他三本政府预算收入,特别是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所以,我国的实质性减税降费政策还体现在减税降费是“全口径”的,对应着居民和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整体税负水平的降低。2019年以来,个人所得税改革、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深化增值税改革、降低社保费率等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地,使得市场主体的税费负担明显减轻。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7834亿元,其中新增减税15109亿元,新增社保费降费2725亿元4。
 
  三、实质性减税降费政策的内涵:与美国特朗普税改的比较
 
  从政府财政管理的原理上看,减税降费政策容易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客操纵,以服务其竞选策略。从美国特朗普税改来看:其一,减了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却混淆了名义税率与实际税负,将名义税率的降低说成是实际税负的减少;其二,减了联邦政府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却说成是整个国家企业所得税税率的降低;其三,减了税收,但在面对财政支出的刚性时却难以“刀刃向内”,只能通过增加赤字、增发债务来补窟窿、堵漏洞,最终使企业和个人等微观经济主体的宏观税负依然如故。总之,在减税政策上美国夸大其词,放大了纳税人的“减税感”,在实际征税时又通过间接税等隐形手段来提高税收。
 
  面对世界经济和普通公众,我国提出的更大规模的实质性减税降费政策具有深刻含义。第一,增值税是我国税制当中的主体税种,占我国税收收入的40%左右。因此,增值税政策的变动无疑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我国近年来一直推进的营改增、打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抵扣链条通道、减少重复课税,无疑都属于实质性减税降费的内容。也就是说,我国的减税降费政策既包括了减税率等普惠式的减税降费政策内容,还包括了营改增等税制的完善,通过税收政策调整促进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提升,以及经济结构迭代升级的高质量发展政策选项。第二,企业所得税占我国税收收入的20%左右,与企业发展直接相关。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要发展就要加大投资力度,而企业投资经营的决心又主要取决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预期。2019年国际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9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宣布将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3.5%,这是近三年来的最低增速。融资环境收紧、贸易不确定性、英国“硬脱欧”等风险等都被认为是经济下行的触发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全球扩张减弱,预计2019年、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分别放缓至3.5%和3.6%,比2018年10月的预测分别降低了0.2和0.1个百分点5。而税收是影响企业投资经营的重要因素,但并非决定性因素。若投资前景好、能盈利,即使征税,企业也要投资,毕竟税收是企业投资经营的必要成本;但反之,如果投资市场前景不确定性过大,即使减税,企业也不愿做亏本的买卖。那么,降低企业所得税是否对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或者刺激经济的效果更好呢?近年来,我国企业所得税通过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和研发投入加计扣除等政策正是聚焦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练好内功”的政策内容。为了不断完善企业营商环境,使企业能轻装上阵,2019年我国进一步实施了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全年减税降费规模预计达2.3万亿元以上6,各类企业都将获益。表3是我国实质性减税降费改革与美国特朗普税改的比较。
 
  表3 我国实质性减税降费改革与美国特朗普税改的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归纳整理得出。
 
  四、我国实质性减税降费政策的具体实施
 
  (一)在我国企业所得税支持国家创新体系“双重激励”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对高层次人才的税收支持体系,以形成对国家创新体系的“三重激励”
 
  在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的背景下,我国企业所得税在全部税收收入中的占比约为20.9%7,OECD国家一般为9%8。我国企业所得税占比较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国企多、金融企业贡献大等,而真正的制造业企业缴纳的所得税其实并不多。
 
  我国外资企业由于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因此不能按照高新技术企业享受15%的优惠税率,即使是微软、IBM等公司亦是如此,一般按2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而内资企业多数享受了15%的税收优惠。因此,在我国企业所得税中,通常外资企业的贡献要超过内资企业。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不管是外资企业还是内资企业,都可能有外迁的行为存在,但这并非是企业所得税税率过高所致,也并不意味着企业所得税必须要进行大幅改革。这是因为:第一,企业外迁是为了分散风险,是企业发展到全球化布局战略时期的必然选择;第二,我国2008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改革在当时是“适当超前”的,预留了一定的腾挪空间。
 
  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在支持国家形成创新体系方面存在“双重激励”,即对高新技术企业有优惠税率,以及对企业研发投入有加计扣除政策。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进一步完善对高层次人才的税收支持体系,将可以形成对国家创新体系的“三重激励”。研究借鉴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对经地方政府确认纳入归国海外高层次人才名单的科研人才,对其年度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税负超过15%部分的财政补贴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这样可以将归国海外高层次人才的税负控制在15%左右,远低于其他群体45%的最高边际税率,也低于海外主要国家的最高边际税率,从而使税收政策对高层次人才形成较大吸引力。当然,在高层次人才范围的确定问题上,一方面可以通过赋予地方政府和科技部门人才称号的认定权力,进而与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之间联动;另一方面也可以赋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高层次技术骨干的限额人数权力,从而有助于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在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之间实现政策联动。
 
  (二)打造政府、企业、居民多支柱养老模式,为企业轻装上阵奠定制度基础
 
  国家减税降费改革中的“降费”主要指的是社保缴费,而社保缴费中的主要部分又是“养老金”。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现行的社保制度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经济时代事业单位与企业在养老金问题上存在着“双轨制”。2013年9月,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对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进行了测算,数据显示,养老金替代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由2002年的72.9%下降到2005年的57.7%,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2011年更是降至50.3%。这里的50.3%的替代率仅指企业单位职工,而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的替代水平则要高一些。当然,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较高与其在职时的工资水平较低有关。
 
  2019年5月1日起,我国企业职工养老金单位缴费比例由19%降低到16%9。但要想真正实现养老金的实质性降费,还应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要向制度挖潜,在2019年全国统筹水平提高到3.5%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全国统筹水平。如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流入多,且养老金缴费水平较低,但这部分劳动力最终都要回原籍养老,而东北及内陆省区等劳动力输出地的养老金缴费率又较高,这就使得各地的养老金缴费标准不统一,因而要着力解决好全国养老金缴费率“苦乐不均”的问题。二是要发挥好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中高收入群体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发挥好保险精算的“大数”保障作用。三是在做实政府养老第一支柱的同时,通过税延型养老保险和税优型健康险,做强并充分发挥企业第二支柱和居民第三支柱的养老作用,满足居民差异化、多样化的养老需求。这些机制的改善都将最终转化为企业轻装上阵的坚实制度基础。只有通过制度挖潜、收支联动,在社会保障等未来财政支出上改变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包揽一切的状况,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等在配置养老等社会保障产品方面的作用,我国的实质性减税降费政策才能真正落地。
 
  进一步讲,实质性减税降费政策不仅是我国财政管理体制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需要。政府财政保障了群众的基本需求,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对社会保障产品的需求会呈现多层次、多维度态势,若完全依靠政府部门提供,则既提供“不够”也提供“不好”,所以,需要政府部门作好制度设计,主动抽身,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留出空间”。
 
  (三)适应经济金融化发展趋势,加强对数字经济的公平课税
 
  近年来,世界经济呈现出经济金融化的明显发展趋势。然而,相对于庞大的数字经济的交易流量和资产规模,现有税制改革还较滞后,集中体现在大量潜在税收收入尚未被有效公平课税。根据欧盟的研究报告,传统商业模式企业的有效税率为23.2%,而跨国集团中广泛从事金融业务和数字商业模式的企业有效平均税率仅为9.5%10。可以说,传统经济在税收上的“负重前行”与新经济的“税负过轻”同时并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受政治经济多方博弈的影响,税制改革步伐迟缓,严重滞后于经济自身的发展演变。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欧盟和美国等不同经济体之间、各经济体内部都表现出了很大差异,这就使得各方在数字经济等新经济课税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因而很难有实质性进展,对新经济的课税不足。另一方面,从主观上看,新经济代表了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竞争也会异常激烈。各国政府都唯恐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中落后,因而都不遗余力地对其给予税收优惠,致使各国之间国际税收竞争加剧,就更不要说对其加强税收征管了。但客观上讲,新旧经济形态之间税负的过大差异显然有违公平课税原则;同时,新经济日益在经济体系中“站稳了脚跟”,这就为完善税制及对实体经济减税降费提供了可能和空间。法国等欧洲国家2019年提出的征收数字服务税11可以看作是这方面的一种尝试。
 
  (四)实质性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需要高质量征管保驾护航
 
  减税降费政策往往会损害税费政策的“统一性”,如果征管落实不好很容易造成政策扭曲。为此,在具体落实中还应注意:第一,实质性减税降费政策主要应以普惠性优惠为主,同时全国应保持统一,防止各地恶性竞争,制造“税收洼地”;第二,科学设计精准减税降费政策,防止企业钻漏洞,坚决避免减税降费政策被不符合资质的企业“投机利用”,而真正的实体企业却未能享受;第三,随着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兴起,行业和企业技术水平迭代升级的速度越来越快,政府的减税降费政策不能越俎代庖,要设置“日落条款”,建立退出机制,防止成为税收流失的通道。
 
  (五)实质性减税降费政策的顺利实施还需要充分考虑政府间财政关系因素
 
  地方政府是税制改革中的重要利益主体,我国实质性减税降费政策的顺利实施还需处理好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例如,我国2019年审议通过的《资源税法》第六条规定,从低丰度油气田开采的原油、天然气,减征20%资源税;等等。这些税收减免措施尽管是从资源产品本身的性质出发的,也就是说在制定过程中已经考虑到品位低、开采难度大等特征,但实质性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还需充分考虑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因素。这是因为:第一,我国属于“少油贫气”国家,目前大多数资源产品开采难度都较大。第二,我国现行资源税从价计征之后,资源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2016年7月1日中国实施了资源税全面从价计征改革,建立健全了从价计征新机制。2017年煤炭价格同比大幅上涨,在从价计征机制作用下,煤炭资源税收入达到667.55亿元,同比增长84.33%12。2017年中国资源税收入1353亿元,同比增长42.3%13。第三,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主体税种中央财政分成较多。以上这些因素均可能导致资源税税收减免过程中出现“中央点菜,地方买单”的问题,实际结果可能出现地方政府或者地方有关单位、人员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进行阻挠的现象。因此,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也是减税降费政策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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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降2019年世界经济预期至3.5%,为三年来最低[EB/OL].人民网,2019-01-22.
  62019年减税降费规模“前所未有”:全年减负将超2.3万亿[EB/OL].新浪财经网,2019-12-17.
  72018年中国税收总收入达到169959亿元,增值税成为我国税制改革的重头戏[EB/OL].中国产业信息网,2019-08-26.
  8https://data.oecd.org/tax/tax-on-corporate-profits.htm#indicator-chart.
  9减税降费力度空前:养老保险企业缴费从19%下降到16%[EB/OL].新浪财经,2019-03-06.
  10ZEW.Effective Tax Rates in an Enlarged European Union-Final Report 2016[Z].Project for the European Commission,TAXUD/2013/CC/120,2017.
  11深度解读法国数字服务税,为何互联网巨头是被征收重点?[EB/OL].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3309463.html,2019-07-15.
  12国家税务总局:资源税全面从价计征改革运行成效显著[EB/OL].中国证券网,2018-02-01.
  13资源税全面从价计征改革成效明显,去年同比增长42.3%[EB/OL].新浪财经,2018-02-01.
 
经济高质量发展论文第二篇:国家审计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探析
 
  摘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本文围绕国家审计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2012年—2016年中国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增长质量。研究表明,国家审计通过揭示功能、处理处罚功能和建议功能的不同组合协同作用所产生的抵御效应和综合效应,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审计机关应在全面揭示问题的基础上进行处理处罚、提出合理的审计建议并督促审计建议被采纳,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国家审计; 经济高质量发展; 审计功能; 审计监督; 审计效应; 审计制度; 治理体系现代化; 治理能力现代化;
 
  On Mechanism of National Audit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in China
 
  Zheng Shiqiao Xu Lingling
 
  Nanjin Audit University
 
  Abstract: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maintaining sustained and healthy economic development,but also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adapting to changes of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and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The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how national audit promote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uilds an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index system.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measure the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of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16,the paper test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ational audit doe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by the synergistic effect among the revealing function,punitive function and recommendation function.Therefore,the auditing agency should,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ly revealing the problems,handle the punishment,put forward reasonable recommendations and urge the recommendations to be adopted,so a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无论是当前还是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均应以追求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每年增长的绝对数量仍然相当可观。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认为,中国经济放缓的真正原因是中国产出从量化转向质化1。随着新的指导思想和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出现,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愈显重要。经济增长数量的扩张不能代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因而如何落实经济高质量发展思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现行国家治理框架下,审计监督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是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审计机关要全面贯彻十九大精神,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2。那么,国家审计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和路径是什么呢?本文将重点研究国家审计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基于审计的基本功能以及不同功能的组合所产生的协同效应,构建国家审计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并用省级面板数据对其进行检验。
 
  二、文献回顾
 
  经济发展不同于简单的经济增长。著名经济学家谭崇台曾指出,“经济发展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投入产出结构的变化以及一般经济状况和条件的变化,如分配状况、社会福利、教育卫生甚至社会结构的某些变化”[1]。经济高质量发展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而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学者们主要是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或是构建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进行测度[2,3,4,5,6]。由于全要素生产率没有考虑要素的长期影响,也不能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因而可能不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合理指标[7]。既有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人力资本、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基础设施、政治特征、资源、环境、消费、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协调以及政府支出等因素均会对经济发展水平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8,9,10,11,12,13,14,15,16,17,18,19,20]。但总体来说,目前学界尚未形成有共识的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体系。
 
  此外,目前鲜有文献直接研究国家审计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相关文献主要关注国家审计对地方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或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影响。如李明和聂召[21]利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国家审计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国家审计虽然不能促进地方实现短期经济增长,但能显著促进地方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王耘农等[22]以重庆为例探讨国家审计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问题,提出应开展资源环境审计、国企审计等,加强审计监督,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张金辉[23]从促进宏观经济政策执行、制度建设和腐败治理、科技进步和创新、生态环境保护、政府绩效管理等方面阐释国家审计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蔡春[24]和张庆龙[25]等研究了政府审计在维护经济安全方面发挥作用的理论依据。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国家审计可以通过提升审计功能、拓宽审计领域、突出审计重点等多种方式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进行,进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26]。
 
  既有文献丰富了我们对国家审计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但总体来说,目前仍缺乏对国家审计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深入、系统研究,既缺乏对国家审计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探讨,也缺乏经验数据检验。鉴于此,本文首先建立一个理论框架以探究国家审计如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然后用2012年—2016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加以检验。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审计具有多种功能,大致可分为揭示功能、处理处罚功能和建议功能。揭示功能是指审计机关检查被审计单位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者是否存在体制机制缺陷并进行披露;处理处罚功能是指审计机关针对所揭示的问题,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处罚;建议功能是指审计机关通过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找到体制机制层面的缺陷或管理漏洞,提出建议并督促被审计单位采纳审计建议。
 
  国家治理的需求、目标和模式分别决定了国家审计的产生、演进方向和制度设计[27]。那么,国家审计是如何通过发挥其功能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呢?总体来说,国家审计可以通过审计功能所产生的独立效应及协同效应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审计功能是审计借以产生影响的属性,其实际所能产生的影响就是审计效应[28]。审计各功能可以独立发挥作用,也可以与其他功能共同发挥作用。审计各种功能相互组合,可以产生不同的审计效应,包括曝光效应、威慑效应、抵御效应和综合效应[29]。审计揭示功能可以单独作用产生曝光效应,也可以与其他两种功能组合协同作用产生功能效应,如与审计处理处罚功能共同作用可产生威慑效应,与审计建议功能共同作用可产生抵御效应,与审计处理处罚功能、审计建议功能三者共同作用可产生综合效应。国家审计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路径如图1所示,这也形成了本文的研究框架,下文将具体分析不同的审计功能及审计效应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路径和机理。
 
  
  图1 研究框架   
 
  (一)国家审计的曝光效应与经济增长质量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曝光效应离不开审计揭示功能。现实中,一些单位和地区通过违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甚至以损害资源环境为代价(本文将上述这类行为简称为违规行为)来实现经济增长,但以这种方式取得的经济增长很可能是低质量的经济增长,国家审计通过揭露这类行为,从个别预防与一般预防两条路径抑制依靠这种方式所产生的经济“野蛮增长”,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对于国家审计的曝光效应,可以从个别预防与一般预防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从个别预防的角度来看,国家审计的曝光效应可防止违规者再次违规。个别预防的预防对象是违规者。当审计机关揭示出被审计单位的违规行为时,其形象和信誉会在一定程度上受损,进而促使其收敛行为,这有利于预防再次违规。同时,审计揭示功能的发挥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违规成本,当违规成本超过违规收益时,违规者一般不会选择再次违规。审计机关作为独立的第三方,能够对被审计单位的经济行为进行检查,揭示其中存在的问题。因而,国家审计通过揭示功能可产生曝光效应,防止违规行为的再次发生,有利于维护经济活动秩序、抑制经济“野蛮增长”,进而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从一般预防的角度来看,国家审计的曝光效应使得潜在违规者多倾向于选择不违规。一般预防的对象是尚未违规但可能违规的潜在违规者。通过对违规行为的揭示,曝光效应使得可能违规者抑制其违规动机,从而预防违规行为的产生。我国审计机关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了审计揭示功能,曝光各种不当行为,从而抑制了潜在违规行为,保障了人民群众利益,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
 
  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是审计发挥揭示功能的体现。审计署自2003年起开始发布审计结果公告,审计署官方网站公布的相关资料表明,截至2017年12月31日,审计署共发布了305份审计结果公告。同时,各地方审计机关也在其网站上设置了审计结果公告专栏,每年发布审计结果公告。审计结果公告通过公开国家审计所揭露的问题,公开审计机关对被审计单位相关工作的“鉴证”情况,不仅对被审计单位通过不当方式来实现经济“野蛮增长”形成压力,促使被审计单位的行为更加规范化,而且有利于从个别预防和一般预防两条路径强化监督效力。
 
  此外,曝光效应还能够通过其带来的舆论压力来影响经济增长质量。被审计单位由于顾及自身声誉,会主动提高使用自由裁量权的谨慎程度,降低其在决策和执行活动中的随意性,自然也会尽量避免出现违规行为[30]。因而,国家审计的揭示功能应充分发挥信息传递作用,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监督力量,同时通过网站、报刊等媒介将审计结果公之于众。在整个审计过程中,审计机关对于代理问题和次优选择问题的发现及揭示均能促进被审计单位履行职责,进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1,即国家审计通过曝光效应能够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二)国家审计的威慑效应与经济增长质量
 
  审计揭示功能与审计处理处罚功能可发挥协同作用,产生国家审计的威慑效应。对于被审计单位来说,威慑效应就是一种审计处理处罚的强制机制[28]。个别预防与一般预防是审计处理处罚功能发挥作用的两条路径[31],因而国家审计的威慑效应也可以从个别预防与一般预防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从个别预防的角度来看,国家审计的威慑效应能抑制违规者通过采取违规行为来实现经济“野蛮增长”的再次发生。意大利著名法理学家贝卡里亚指出,刑事审判的效力在于刑罚的确定性,而不是残酷性[32]。审计机关在揭示问题的基础上追究相关部门或个人的责任并作出处理处罚决定,在其职责权限内行使处理处罚权或者移交司法等部门进行处理,这能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违规者慑于确定的处理处罚后果,可能选择不会再次违规。同时,一般而言,当违规收益大于违规成本时违规行为才会出现,审计处理处罚功能使得违规者的违规代价增大,当违规成本超过违规收益时,违规者就会选择不再违规,从而达到预防违规的目的。若违规者都选择不再违规,则通过违规行为来实现经济“野蛮增长”的做法就能得到有效抑制。因此,国家审计的威慑效应能够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从一般预防的角度来看,国家审计的威慑效应使得潜在违规者倾向于选择不违规。中国历史上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就主张以重刑惩治违规者,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尔巴哈也曾指出,刑罚对个人心理造成了威慑效应,潜在违规者慑于因违规所受的刑罚,会选择不作出违规行为。潜在违规者是理性人,在选择是否违规之前会事先进行全面的利益分析,评价违规行为的预期收益和成本[31]。通过对违规者进行处理处罚,能够促使潜在违规者权衡利弊,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进而不敢作出违规行为。因此,国家审计的威慑效应使得经济活动中大量的违规行为被消灭于萌芽状态,这不仅能够促使资源合理配置,而且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我国审计机关是根据宪法设立行使监督职权的专门机关。审计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在完成审计工作后,对于发现的被审计单位的违规行为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书面形式作出处理处罚决定。保障资源要素的合理利用和公共经济权力运行的合规合法是审计处理处罚功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路径。审计机关对在诸如绩效审计、金融审计、资源环境审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政策跟踪审计等工作中揭示出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理处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被审计单位形成威慑力,使违规者选择不再违规、潜在违规者选择不违规,从而抑制了通过违规行为来实现经济“野蛮增长”,进而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
 
  综合以上分析,审计机关在对财务收支、金融市场、绩效责任、政策执行效果、资源环境等各方面进行审计监督的基础上作出处理处罚决定,可以约束经济主体的违法违规行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2,即国家审计通过审计揭示功能与审计处理处罚功能协同作用所产生的威慑效应能够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三)国家审计的抵御效应与经济增长质量
 
  审计揭示功能与审计建议功能可发挥协同作用,产生国家审计的抵御效应。如果审计没有发现问题,就没有审计发挥建议功能一说。基于审计揭示功能,审计机关先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再有针对性地提出审计建议,并促使被审计单位采纳相关审计建议。若审计机关提出的审计建议质量较高,则审计建议采纳率也会相应提高,审计建议功能的作用便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现实中,体制机制本身存在的缺陷会影响经济增长质量。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存在漏洞的管理机制很可能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公共权力运用不规范等问题,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审计机关在开展各种类型审计业务的过程中先发现问题,然后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查找体制机制缺陷或管理漏洞,从而有的放矢地提出审计建议[33]。以经济责任审计为例,其通过对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审查和评价,构建发现并惩治腐败的监督机制,而该机制能够有效抑制公共部门及各级管理人员的腐败行为倾向,进而促进廉政建设等。更为重要的是,经济责任审计还能发现一些体制机制问题。自2008年以来,审计机关通过经济责任审计,向各级党委、政府提交报告和信息32万余篇,提出审计建议51万余条,促进健全完善制度2万余项,为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决策提供了客观、准确的信息和依据3。而体制、机制、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有利于经济增长质量在制度保障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高。
 
  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广泛存在,机制、体制、制度层面的缺陷大量存在,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尚未实现。审计机关在全面揭示违法违规、损失浪费、污染环境等各种问题的基础上,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全面分析,提出修补体制机制漏洞的针对性方案[28]。在审计机关提出相应建议后,如果审计建议能被大量采纳,则有助于体制机制层面存在问题的最终解决,提高相关单位和个人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开展工作的自觉性,这有利于保障经济活动的合法合规。国家审计抵御效应的内涵体现在高质量的审计建议推动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3,即国家审计通过审计揭示功能与审计建议功能协同作用所产生的抵御效应能够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四)国家审计的综合效应与经济增长质量
 
  审计揭示功能是审计机关有效发挥处理处罚功能与建议功能的基础。如果审计没有发现问题,就不存在追究被审计单位责任的情形,审计处理处罚功能和审计建议功能也就无从说起,更不存在执行处理处罚、采纳审计建议等。在审计工作中,如果仅揭示问题而不进行相应的处理处罚,也不提出相应的审计建议并督促被审计单位采纳实施,那么,此时国家审计就只是通过揭示功能发挥了曝光效应。事实上,审计机关在查找、揭示问题的基础上,可以通过作出处理处罚、提出审计建议、促使审计建议被采纳等方式促进体制机制的完善,服务于现代国家治理。处理处罚功能、建议功能可以与揭示功能协同作用产生国家审计的综合效应,最终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4,即国家审计通过审计揭示功能、审计处理处罚功能与审计建议功能协同作用所产生的综合效应能够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分析国家审计功能及其效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是以有效发挥国家审计功能进而真正产生相应的效应为前提的。现实中,国家审计功能的发挥及其效应的产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功能效应的效果具有多种可能性,从而使国家审计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呈非线性关系。审计功能在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可能存在差异。首先,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在基础设施、产业结构、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差距,经济基础的不同使得审计功能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进而审计功能所产生的效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也会产生差异。其次,审计各功能也可能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发挥不同的作用,其功能效应在不同地区也会不同。因此,总体而言,国家审计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国家审计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
 
  四、研究设计
 
  (一)变量确定和模型设计
 
  1. 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质量。
 
  经济增长质量不同于经济增长数量,其更关注经济增长的全面性、协调性以及可持续性,因而不宜使用单一指标加以衡量。本文采用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来测度经济增长质量,即通过构建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省级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参考既有研究[2,3,4,5],本文从经济结构、经济效率与稳定性、经济协调性、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幸福5个维度构建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详见表1。
 
  表1 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     
 
 
 
  注:指标属性栏中“+”表示该指标为正向指标,“-”表示该指标为负向指标。
 
  2. 解释变量——国家审计功能。
 
  本文选取审计揭示功能、审计处理处罚功能和审计建议功能这3个指标来衡量国家审计功能。本文借鉴已有研究[21,29],采取如下方法衡量各审计功能:审计揭示功能(Re)=ln(审计查出的主要问题金额/审计单位数量),审计处理处罚功能(Pu)=审计处理处罚金额/审计查出的主要问题金额,审计建议功能(Pr)=被采纳审计建议数量/审计提出建议数量。
 
  在实际工作中,国家审计的三种功能可以发挥协同作用,因此,本文在解释变量中引入审计揭示功能、审计处理处罚功能和审计建议功能三者的不同组合来反映国家审计所产生的功能效应。结合前文分析,国家审计可以通过曝光效应、威慑效应、抵御效应和综合效应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本文以揭示功能与处理处罚功能的乘积(Re×Pu)来衡量威慑效应,以揭示功能与建议功能的乘积(Re×Pr)来衡量抵御效应,以揭示功能、处理处罚功能和建议功能的乘积(Re×Pu×Pr)来衡量综合效应。
 
  3. 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既有研究[14,34,35,36,37],选取创新产出水平、总储蓄率、政府干预作为控制变量。
 
  创新产出水平(ino)以地区人均国内三种专利(即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授权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了创新理论,并认为经济发展是创新的结果[33]。本文认为,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推动自主创新,重视创新产出成果,有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同时创新产出水平是激活高质量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要素[35,36]。
 
  总储蓄率(sav)以地区城乡居民储蓄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国外有学者研究表明储蓄率会影响社会的投资和消费水平,与经济增长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37]。本文认为,维持适当的储蓄率可以提高未来的生产能力,保障经济的健康运行,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有促进作用;然而,当储蓄率过高时,消费需求相应较低,可能会导致全社会产能过剩,影响未来的经济结构,不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政府干预(gov)以地区政府财政预算内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政府必须在制定规划、提供公共服务、保护生态环境、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经济增长质量显然会受上述方面的直接影响[14]。然而,如果政府干预不当,反而会降低经济增长质量。因此,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职能发挥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增长质量。
 
  本研究各变量定义详见表2。
 
  表2 变量定义表     
 
 
  4. 模型构建。
 
  参考既有研究[30],本文构建了如下面板数据计量模型:
 
  模型中的i、t分别代表第i个样本和第t年,α为系数,εi,t为残差项。考虑到国家审计功能的发挥会存在滞后性,因而本文对衡量国家审计功能的指标进行滞后一期处理,这样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内生性问题。同时,本文加入年度虚拟变量year对年份效应加以控制。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我国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样本地区4,采用各地区2012年—2016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其中,衡量国家审计功能的数据来自2016年《中国审计年鉴》,控制变量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另外,由于《中国审计年鉴》未披露2013年西藏的相关数据,故2013年只取得了30个样本。同时,本文将《中国审计年鉴》中同一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相关数据相加合并为一个样本以便统计分析。经整理,本文共取得154个样本。
 
  五、统计分析
 
  (一)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
 
  本文根据前文所构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运用SPSS21.0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出2012年—2016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在测算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之前,需对指标体系中的指标进行处理,即因各指标的属性不同,为便于统计分析,将逆向指标取倒数统一将其转化为正向指标。首先进行标准化处理,进而得到经济增长质量协方差矩阵的特征值、各指标的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并依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选取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中的前5个因子作为主成分,具体如表3所示。其次对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省级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最后将得到的综合指数平移整体数值的3倍标准差得到正值综合指数,该综合指数越大,表示地方经济增长质量越高,具体如表4所示。
 
  表3 解释的总方差贡献率    
 
 
  注:研究中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
 
  表4 2012年—2016年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     
 
  
 
  下载原表
 
  (二)描述性统计
 
  表5为全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5可知,经济增长质量(Qua)的均值为1.714,标准差为0.573,最小值为0.624,最大值为4.292,说明样本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整体水平有待提高,并且不同地区之间差异较大。审计揭示功能(Re)的均值为8.322,标准差为0.957,最小值为6.222,最大值为11.473,说明样本地区审计机关审计揭示功能的发挥存在较大差异。审计处理处罚功能(Pu)的均值为0.176,标准差为0.105,最小值为0.006,最大值为0.713,说明样本地区审计机关针对查出问题的处理处罚力度有待提高。审计建议功能(Pr)的均值为0.692,标准差为0.133,最小值为0.118,最大值为0.955,说明审计提出建议的被采纳率有待提高,并且地区差异较大。
 
  表5 描述性统计     
 
 
 
  (三)相关性分析
 
  由表6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模型的多重共线性不严重。为进一步检验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本文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VIF值均小于3,且所有变量VIF的均值为1.670,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不会造成模型估计偏差。
 
  表6 相关性分析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四)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STATA15.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为了降低交互项与构建交互项的原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避免出现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本文对解释变量审计揭示功能、审计处理处罚功能与审计建议功能进行中心化处理,用中心化后的解释变量构建交互项。豪斯曼检验的P值为0.0004,故拒绝“随机效应模型为正确模型”的原假设,因此,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多元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多元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由表7可知,审计揭示功能(Re)的回归系数不显著,故假说1未得到验证,说明曝光效应不能单独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发挥显著作用;威慑效应(Re×Pu)的回归系数不显著,故假说2未得到验证;抵御效应(Re×Pr)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故假说3得到验证;综合效应(Re×Pu×Pr)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故假说4得到验证。以上多元回归结果表明,国家审计可以通过审计功能之间协同作用所产生的抵御效应和综合效应来显著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然而,回归结果同时也表明,国家审计的曝光效应与威慑效应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并不显著。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是:我国政府审计领域一直存在着审而不改、审而难改等问题,由于目前针对审计整改未能建立科学有效的长效机制,审计机关在审计过程中常常陷入“屡审屡犯”的怪圈,在审计机关揭示出问题后,被审计单位的违规行为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审计结果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具有间接性和局限性。如果审计揭示功能单独发挥作用,而针对相关责任单位或个人的审计处理处罚力度不够、提出的审计建议不能被采纳,则国家审计就不能有效约束违规行为。从实际情况来看,很多被审计单位不重视审计揭示出的问题,不采纳审计建议,更不落实整改,因而体制机制上的漏洞及缺陷难以被弥补,屡审屡犯现象也因此出现,这当然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同时,在经济社会中,审计机关曝光的部分信息可理解性较低,无法形成对被审计单位的舆论压力。因此,曝光效应未能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威慑效应的作用效果源于审计处理处罚功能,而这一功能的发挥需把握好“度”。如果处理处罚力度过重,可能导致威慑过度,影响社会福利水平,此时被审计单位为了尽可能免受严厉的处理处罚而会选择消极不作为,最终可能导致出现失职等情形,从而使经济增长质量无法得到保证。如果处理处罚力度过轻,则不利于被审计单位严格纠正其违规行为,此时审计的处理处罚功能就失去了意义,这当然也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因而,只有把握好审计处理处罚的力度,才能有效遏制违规行为。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我国政府审计的处理处罚力度明显偏小,审计处理处罚功能并未有效发挥作用,因此,威慑效应未能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具体方法如下:首先,保持样本不变,改变部分解释变量的衡量方法,即以审计查出的主要问题金额的自然对数衡量审计揭示功能,以审计提出建议数量与审计单位数量的比值衡量审计建议功能,回归结果如表8中的Qua(1)所示,可见主要结论未发生变化。其次,为检验回归结果是否受模型极端值的影响,对各变量在1%和99%分位数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同时交互变量也用缩尾后的新变量来构造,回归结果如表8中的Qua(2)所示,可见主要结论也未发生变化。最后,保持样本不变,改变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法,即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前4个因子作为主成分,然后利用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进行加权平均得到新的省级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回归结果如8中的Qua(3)所示,可见主要结论仍未发生变化。
 
  表8 稳健性检验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值为t值。
 
  (六)关于内生性问题的考虑
 
  考虑到国家审计功能的发挥与经济增长质量可能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因此,本文在对衡量国家审计功能的指标进行滞后一期处理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回归分析,这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内生性问题,使回归结果更具解释意义。
 
  (七)进一步的分析
 
  考虑到国家审计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可能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故本文以人均GDP中位数为基准将样本分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组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组,分别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9中的第2列和第3列所示。由表9可知:其一,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而言,抵御效应(Re×Pr)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综合效应(Re×Pu×Pr)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表明国家审计可以通过揭示功能和建议功能协同作用所产生的抵御效应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而国家审计的综合效应对这类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其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而言,抵御效应(Re×Pr)与综合效应(Re×Pu×Pr)的回归系数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国家审计可以通过揭示功能、处理处罚功能和建议功能协同作用所产生的抵御效应和综合效应显著提高其经济增长质量。
 
  表9 进一步的分析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值为t值。
 
  通过对比两组样本的回归结果可知,国家审计的抵御效应能够显著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国家审计的综合效应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却能显著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总体而言,国家审计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促进作用大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说明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在于:从审计处理处罚力度的实施情况来看,虽然各省区处理处罚决定的落实力度均较小,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审计处理处罚力度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还要小,这会导致国家审计的综合效应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同时,相较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存在基础设施不完备、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配置效率低等问题,国家审计的实施能揭示出这些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处理处罚、提出审计建议和督促审计整改,这有利于其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六、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2012年—2016年中国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国家审计能否基于揭示功能、处理处罚功能和建议功能,通过曝光效应、威慑效应、抵御效应与综合效应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表明,国家审计通过不同审计功能组合所产生的抵御效应和综合效应显著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审计机关基于绩效审计、经济责任审计、政策执行效果审计、资源环境审计等多个审计业务类型,通过检查并披露被审计单位的违规问题、作出处理处罚、提出改进建议和督促审计建议被采纳等方式发挥作用。国家审计能够保障经济活动的合法合规性,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益,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从而改善经济增长福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要求。审计机关作为社会公众的委托人,应恪尽职守,对被审计单位的公共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客观公正的监督评价,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国家治理。具体而言:一是挖掘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深层次因素,对相关体制、机制、制度作出审计评价,寻找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的空间。二是结合新时代的经济环境,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各项方针政策贯彻到审计工作中,充分发挥审计功能及其效应。三是不断总结经验,寻找差距,努力提高审计监督的效率、层次和水平,创新开展审计工作,进一步提升审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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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知名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EB/OL].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stockzmt/2019-03-28/docihtxyzsm1290050.shtml,2019-03-28.
  2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EB/OL].http://www.gov.cn/xinwen/2018-05/23/content_5293054.htm,2018-05-23.
  32008年以来通过经济责任审计提出审计建议51万多条[EB/OL].http://www.gov.cn/2014-07/29/content_2726068.htm,2014-07-29.
  4本研究的样本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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