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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绿色化发展问题与策略

时间:2020-03-07 来源:黄河科技学院学报 共10325字
作者:郑辉 单位: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林业大学
绿色发展论文第八篇:我国经济绿色化发展问题与策略
 
  摘要:实现经济绿色化发展,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抬高环保准入门槛;引导环保科技应用;开展有力的环保执法;建立科学的长效机制;营造浓厚的发展氛围;制定由绿色财政、绿色税收、绿色收费、绿色交易、绿色补偿、绿色资本、绿色保险、绿色贸易、绿色监管和绿色产权十个方面组成的经济绿色化发展政策体系。
 
  关键词:经济; 生态; 绿色化; 制度建设;
 
  Analysis on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Gree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Zheng Hui
 
  Anya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Abstract:In order to realize green development of economy,we should make our efforts in following aspects:set up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deals; raise the environmental entry threshold; guide the appl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technology; carry out forceful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set up scientific long-term effective mechanism; and create the rich development atmosphere. The policy system for economical green development should be set up in ten aspects: green finance,green tax,green fee,green transaction,green compensation,green capital,green insurance,green trade,green surveillance,and green property right.
 
  经济绿色化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根本要求,实现经济绿色化发展的本质就是实现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形成生态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更好地促进生态政策落实的长效机制。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得到持续高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位,但是在经济绿色化发展方面仍然与OECD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亟须在“十三五”时期进一步明确和坚持绿色发展理念[1]。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我国GDP总值为900 309亿元,比2017年增长6.6%,实现预期发展目标。从分产业来看,第一产业增加值64 734亿元,占GDP比重7.2%;第二产业增加值366 001亿元,占GDP比重40.7%;第三产业增加值469 575亿元,占GDP比重52.2%。从数据可以看出,第三产业保持了自2015年以来的领跑态势,贡献率最高,高于第二产业11.5个百分点,经济结构得到持续优化,绿色发展成效明显,但是第二产业仍然存在占比较大的问题,经济结构仍需调整。所以,我国要实现经济绿色化发展,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促进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就必须把握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建立完善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导的经济绿色化发展的政策体系。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绿色经济政策体系建设历程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随之产生了环境破坏、生态恶化等问题,亟须推行绿色经济发展思路,发挥经济绿色化的杠杆作用[2],以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问题。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及“六五”期间(1978—1985年)
 
  1979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首次提出了加强环境保护的基本方针,特别是从1980年开始,国务院陆续下达了《关于压缩各种锅炉和工业窑炉烧油的指令》(国发[1980]268号)等多项节能指令,拉开了国家建立环保政策体系的序幕。特别是从“六五”开始,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进行了顶层设计,并进行了相关制度建设。
 
  (二)“七五”期间(1986—1990年)
 
  1986年1月,国务院颁布了《节约能源管理暂行条例》,该条例成为我国长期实行节能减排措施的主要政策依据。1986年10月,经国务院节能办公第三次会议通过,国家经委下发《关于加强农村能源建设的意见》(国经委[1986]806号),将农村能源建设纳入“七五”计划,并且作为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1989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明确将环境保护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三)“八五”期间(1991—1995年)
 
  1995年1月,国家颁布《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纲要(1995—2010)》,明确提出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探索环境保护和国民经济持续共同发展的道路。
 
  (四)“九五”期间(1996—2000年)
 
  1997年11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制定有关经济政策时,必须履行应尽的节能义务。
 
  (五)“十五”期间(2001—2005年)
 
  2004年4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开展全民资源节约活动的通知》(国办发[2004]30号),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质量,在全国范围开展资源节约活动。2005年7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22号),提出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产出,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相统一。2005年2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可再生能源法》,为我国能源绿色发展确立了建立可再生能源专项资金、税收和信贷等制度框架。2005年6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墙体材料革新和推广节能建筑的通知》(国办发[2005]33号),明确提出逐步禁止生产和使用实心黏土砖,在新建建筑领域强制执行国家颁布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六)“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
 
  2006年2月,国务院下发《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发[2006]6号),在其中8个大类中28个项目对绿色发展进行了规划。2006年3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国发[2006]11号),对推进产能过剩行业改造升级工作进行了安排。2006年8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国发[2006]28号),强调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进一步加强节能工作,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实现“十一五”规划提出的节能目标。2006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十一五”期间各地区单位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指标计划的批复》(国函[2006]94号),对“十一五”期间各地区能源消耗降低指标做出了明确规定,并制定了考核办法。2007年5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07]15号),进一步加强对“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计划落实情况的督查。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导向,确立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体系。2007年11月,国务院下发《批转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及考核实施方案和办法的通知》(国发[2007]36号),制定了单位GDP能耗统计指标体系、监测体系和考核体系实施方案。2008年3月,国家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在改善能源结构、减少环境污染、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明确。2008年8月,全国人大颁布了《循环经济促进法》,建立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明确了财政、税收、价格和金融等方面的激励措施。2009年7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印发2009年节能减排工作安排的通知》(国办发[2009]48号),对“十一五”前三年节能降耗工作进行总结,要求控制高耗能工业的增速。2010年5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通知》(国发[2010]12号),明确要求完成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2010年10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明确将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促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点。
 
  (七)“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
 
  2011年6月,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印发《节能技术改造财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财建[2011]367号),设立“十二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降低16%的约束性指标,对实施节能技术给予奖励。2011年8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方案的通知》(国发[2011]26号),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能耗降低6.7亿吨标准煤,确保到“十二五”末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十一五”末下降16%。
 
  二、当前我国经济绿色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国虽然已经注意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政策时已经逐步强化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但是从目前已发布出台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法律法规来看,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导的绿色经济发展政策措施缺少配套的具体细则和规范,某些方面甚至制约了经济绿色化发展。
 
  (一)三次产业结构不尽合理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虽然创造了高速发展的奇迹,但三次产业结构还不尽合理。据统计,从1978年至2018年四十年间,工业长期在GDP中占比最高,从2015年起才被商业服务业超越。
 
  通过对1978—2018年我国三次产业贡献率数据分析,可以得出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三次产业数值变化的态势图(见图1)。
 
 
  图1 1978—2018年三次产业占GDP比重态势  
 
  (二)缺少完备的战略设计
 
  当前,许多发达国家都将绿色发展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例如OECD组织确立了绿色增长战略框架,欧盟和美国都已明确实行绿色转型发展战略,韩国出台国家绿色增长战略。相当数量的发达国家已经进行了实质性的绿色化发展政策设计,低碳经济政策已得到切实执行[3]。我国虽然在绿色发展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制定了多项绿色发展制度,相关政策体系也初步形成,但是绿色发展的行动迟缓,特别是经济发展政策方面还缺乏全局性、持续性、结构性和协调性的战略设计。
 
  (三)缺少有效的发展规划和政策引领
 
  从我国现行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来看,尚未有效调动全社会发展绿色经济的动力和积极性。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仍然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对企业的评价仍然将经营业绩和利税额作为主要评价标准,对个人缺少有效的绿色消费引导,没有深刻认识到绿色化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4]。
 
  (四)财税体制不适应绿色化发展要求
 
  从我国当前财政体制来看,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增值税是税收制度的重要税种,增值税税源主要集中在制造业[5]。因此,各级政府出于对财政收入的考虑甚至会放松对污染企业的管控。另外,环境税、能源税和碳税等相关涉及环保的征收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有效区别污染企业与非污染企业征收税额的不同,体现财税政策对污染行为的约束[6]。
 
  三、我国经济绿色化发展对策分析
 
  从国外经济绿色化发展经验可以看出,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伴随着生态保护的高投入。有研究认为,当用于生态保护的投入占到GDP总额的1%时,产生的效果仅能遏制或减慢生态污染的持续趋势,并不能有效控制生态破坏[7]。当用于生态保护的投入占到GDP总额的2%~3%时,才能实现对生态的有效保护。
 
  (一)经济绿色化发展的重要理论
 
  学界关于经济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的研究早已有关,不同的学者对实现经济与环保之间的矛盾统一问题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目前具有代表性的是生态经济学理论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1.生态经济学
 
  1966年,美国的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在《一门新的学科———生态经济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生态经济协调理论”[8]。生态经济协调理论综合了经济学和生态学的思想,是一门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学科。
 
  生态经济学的核心是生态经济协调理论,该理论主要研究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相互影响而产生的复合系统,包括这个复合系统的特点、结构、功能和运动规律。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当前人类社会的各种经济行为或经济往来都既受制于经济系统,也受制于生态系统,是在生态与经济综合形成的生态经济系统的制约中实施的。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要相互适应,是社会发展必须遵守的规律。
 
  2.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Grossman)和克鲁格(Krueger)抽取了全世界40多个国家的经济数据和环境污染情况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对主要环境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数据与经济增长数据进行态势分析,发现两组数据在变化趋势上呈现出了倒“U”型态势(见图2)。因此,他们参照经济学中关于库兹涅茨曲线的定义,首次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9]。
 
 
  图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示意图(EKC)   
 
  EKC理论认为当经济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时,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必将对生态带来负面影响,会直接造成生态环境污染的加剧[10]。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当增长量达到某一个临界值点或者拐点时,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程度达到最高水平。此后,随着经济的继续增长而跨越了该拐点,但是生态环境污染却没有继续加重,而呈现出了污染程度下降的态势,或者说生态环境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得越来越好。EKC有助于大致判断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成为理解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问题关系的重要理论参考。EKC理论的意义在于,能够反映特定地区、特定时期、特定技术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且能够动态反映经济与生态相互关系的动态变化。
 
  (二)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关系
 
  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这二者能否兼顾?可以说,在自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在短期内出现了一些对立和矛盾。人类社会必须对如何在既要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势头不减,又要尽可能降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之间找出一条科学可行、可持续的路子。特别是在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发展的平衡,成为一项重要经济课题。
 
  目前,各领域都在关注环境保护,并且在发展过程中提倡生态保护,生态保护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但是,环境保护的理念并不是单纯保护环境,更不是为环保而牺牲经济发展,也不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阻止文明进步甚至倒退。环保准确的定义是在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前提下,树立更加科学的发展理念,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在逐步减少对生态系统破坏的前提下,实现通过生态的保护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且通过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生态系统进行更好的保护。
 
  习近平十分重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问题,1989年他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就通过实地调研撰写了《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11],他在文章中举了十分恰当的例子。“例如,修了一道堤,人行车通问题解决了,但水的回流没有了,生态平衡破坏了;大量使用地热水,疗疾洗浴问题解决了,群众很高兴,但地面建筑下沉了,带来了更为棘手的后果;这类傻事千万干不得!”习近平担任福建省省长期间,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实施生态省战略的思路,国务院于2014年3月正式印发《关于支持福建省深入实施生态省战略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福建省延续了从1979年起连续40年森林覆盖率全国第一的骄人成绩。
 
  当前所提倡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就是将资源环境列为经济社会发展总成本的一部分,抓好生态环境保护是降低发展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12]。经济社会实现持续、稳定、高速发展,重要前提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自然资源的存量以及自然资源的总供给量能持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应从理念上明确,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根本目的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只有生态环境得到了足够的保护,才能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前提和基本物质条件。
 
  习近平将经济与生态的关系比作是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关系。2013年,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所做的主旨演讲中谈到关于经济与生态关系问题时,明确提出“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保护的理念可以从习近平于2006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提出的“两山”理论中找到答案。人类对“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之间关系的认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初期,这时期自然资源相对富足,人类活动对自然影响力较小,这一时期以消耗大量资源为代价,赚取经济利益(也就是金山银山),基本不在乎自然资源的消耗程度,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第二个阶段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期,社会财富得到一定积累,自然资源利用水平得到一定提高,环境污染现象逐渐显现,认识到在赚取金山银山的同时,不能无限制地对绿水青山进行破坏,这时候经济发展已接近EKC拐点,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人们意识到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将影响经济发展甚至阻碍人类进步;第三个阶段是经济社会已经达到较发达水平,生态保护意识得到普遍认可,各领域深刻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得到质的提升。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是既对立又统一,但长远来看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虽然短期内存在一些矛盾,但从长远看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13]。
 
  (三)经济绿色化发展的主要路径
 
  经济绿色化发展的核心就是促进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既要有战略性的顶层设计,更需要系统完善的配套细则和实施办法,同时,也要形成完善的政策体系和运行机制。
 
  (1)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引导企业调整经营思路,停止粗放型、掠夺型、原始型的生产模式。当前,各领域都围绕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相应研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可以将经济绿色化发展概括为:统筹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既能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又能保证经济健康发展,实现两者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14]。
 
  (2)抬高环保准入门槛。抬高行业准入门槛,制定出台更严格的生态保护“红线”标准,进一步在国家宏观调控层面增加环评影响的比重,真正发挥出环保标准对行业准入的否决效用。继续细化完善污染物减排控制标准,强化总量减排指标在各类项目立项审批过程中的前置条件作用,严格禁止新增污染物排放量。抬高地区准入门槛,实现全程对地方环保的检查、监控,对于在优良天气不达标、落后产能占比仍高、生态违法现象突出等方面存在问题的地区强制实行“区域限批”,推动生态管理向分类指导、分区推进的方向发展。
 
  (3)推动环保科技创新。加大对环保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开展环保领域的科技攻关,在科技进步奖、各级科研立项方面给予相应倾斜,并且对于科研产出给予较高的奖励。制定环保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细则,探索在部分区域试点应用、逐步大面积推广的工作机制,打通环保新科技从科研到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4)开展有力的环保执法。结合国家机构改革,细化环保执法职能的归属,明确具体执法部门和机构。继续加强环保法律法规制度建设,针对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制定出台更完善、更具体和可操作的法律法规。加大一线执法力度,积极开展环保执法检查,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持续时间长的恶性案件,从重从严进行公开处置,对相关企业不仅要给予经济处罚,更要对主要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15]。
 
  (5)建立科学的长效机制。不同的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对生态资源的需求程度是不同的,应合理区别不同主体对环境的危害程度,形成合理、细致的评价细则,使各类生产企业依据行业标准组织生产经营。鼓励企业开展生产方式创新,探索既能保障经济正常运行,同时又能减少对环境造成损害的经营模式[16]。逐步建立健全考核考评制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各级政府部门的日常考核指标体系之中,同时,也纳入企业环保评估指标体系之中,逐步将资源消耗量、污染排放量等作为考核评价指标。加强环境监管,逐步探索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长效工作机制。
 
  (6)营造浓厚的发展氛围。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不断改善的目标需要全体公众的参与。注重抓好生态意识教育和生态文明宣传,推进生产生活绿色化,引导社会公众崇尚绿色生活。努力从每一个企业抓起,从每一名公众做起,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
 
  (四)加强政策体系建设
 
  近年来,我国在促进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工业结构布局不合理、历史欠账太多等因素,环境污染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因此,要真正学懂弄通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真正促进生态环境质量的稳步改善。结合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应从以下十个方面加强经济绿色化发展政策体系建设。
 
  (1)绿色财政。加大国家财政对绿色经济的扶持力度,在财政预算编制上进一步对绿色经济予以倾斜,加大财政资金投入量[17]。提高生态保护资金投入量在政府财政预算中的占比。优化生态保护资金使用形式,将“补建设”“先补助”调整为“补运营”“后补助”,逐步推广“以奖代补”,吸引资金资本进入绿色经济领域。
 
  (2)绿色税收。加快环境保护费改税进度,积极推动环境保护税的制定和出台,完善我国绿色税收配套细则,保证绿色税收法规顺利实施。把对资源的开采利用纳入征税范畴,将生态环境治理成本正式纳入资源税,将企业生产过程中所利用的生态环境资源列为明确的税目[18]。按照“污染者缴税”的指导思想,确定污染主体和危害程度,制定相应的税收标准,同时,探索制定鼓励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研发和推广等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
 
  (3)绿色收费。进一步完善绿色收费政策体系,制定合理的收费定价,敦促企业规范自身的环境行为,遵守经济绿色化的各项政策。细化收费项目,明确排污费、污水处理费以及垃圾处理费等项目的收费标准,规范收费用途和支出规则,完善征收方式和计算方法。结合现有收费类别,既要反映环境保护收费的类别,又避免与其他地方性收费相冲突,还不能给各类企业带来过重的经济负担。
 
  (4)绿色定价。建立完善自然资源使用、消耗和排污等方面定价体系,明确污染物类别鉴别、排污量管理和有偿使用价格标准。推动包括排污权管理、量化和交易在内的专门平台建设,区分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排污权份额分配,实现排放总量科学合理,排放量分配兼顾经济发展[19]。
 
  (5)绿色补偿。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分类制定补偿标准,科学界定补偿类型、补偿范围和补偿方式。提高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标准,以生态保护成效给予相应的财政转移支付金额,探索建立补偿标准、补偿形式、产业差别等多方面相结合的补偿方式方法。适当扩大补偿范围,涵盖海洋、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探索建立废气、废水、固废等各类污染行为生态补偿细则。
 
  (6)绿色资本。借鉴国内外引导社会资金进入环保领域转化为绿色资本的经验和做法,探索制定绿色资本管理办法,制定完善绿色资本信贷指导目录[20]。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环保领域,逐步扩大环保产业、绿色能源、绿色产品等领域资本数量,引导绿色资本有序进入和退出。逐步制定完善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债券政策等绿色经济政策,有效促进社会投资者和广大公众参与环境保护。
 
  (7)绿色保险。引入国际现行规范的绿色保险管理办法,探索建立对投保企业进行环境信用等级评价和数据信息共享机制,在企业招投标、承接项目等方面实现联动[21]。引导社会保险机构开展绿色保险类业务,增设绿色保险险种,细化绿色保险条款、保费额度、投保期限以及赔付方式等细则。结合目前污染特点,在危险化学品、石化等重点领域、行业和企业开展绿色保险试点。
 
  (8)绿色贸易。借鉴发达国家实施绿色贸易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建立健全绿色贸易制度,规范绿色包装细则,完善绿色检疫标准体系。强化废品进口监管,提高高能耗产品进口税率等,细化绿色贸易政策的指导性意见,制定鼓励绿色进出口贸易发展的扶持政策,提高绿色贸易在我国总贸易额中的比例。
 
  (9)绿色监管。不断强化对绿色发展要求的监督管理,确保各项绿色化经济政策得到有效的落实。加强对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全程监管,既要全程监管环境污染,也要引导和鼓励节能减排新技术的使用和推广。通过日常监管,促进各地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降低利用量,探索和完善循环经济产业链和共生产业群模式。
 
  (10)绿色产权。对于经济体内的环境行为要实行环境产权确认制度,包括排污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以产权制度的方式形成一个良好的市场机制,将环境作为一种资源合理分配到经济体之中。落实排污权的核定、审批,将环境保护作为企业的一项责任,促使企业形成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
 
  经济绿色化发展是绿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实现经济绿色化发展的关键是要明确发展思路并建立系统完善的政策体系。“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实现经济绿色化发展的关键期,需要加强绿色化发展政策体系建设,为经济绿色化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以经济绿色化的快速发展为我国绿色发展理念的落实提供长效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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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郑辉.我国经济绿色化发展对策探析[J].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0,22(01):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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