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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菲岛屿争端与南海安全的战略选择

来源:未知 作者:陈赛楠
发布于:2016-12-08 共793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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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 章 中菲岛屿争端与南海安全的战略选择
  
  4.1 国际政治理论对周边战略的启示
  
  在漫长的国际政治历史长河中,怎样避免战争,保障国家安全是最基本的主题,而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国际政治中权势与结构的变化,新崛起的国家与霸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往往会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焦点之一。受国际政治传统理论和史实的影响,世界范围内存在诸多关于新型大国对国际格局造成不好影响的误解,随着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成长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大国,导致很多国家开始流传“中国威胁论”的说法。国际政治的霸权周期理论最早是由莫德尔斯基提出的,他认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是围绕着大国的领导权的更替而不断变换的,世界体系都是围绕着某一个核心的大国建立的,而这样的体系又会随着新的世界霸权国家的出现而随之更替。在这里他提出了“世界领导者”和“挑战者”的概念,并对 1494 年之后的 500 年间国际政治状况进行周期划分,而划分的主线就是世界领导者及其挑战者的出现和斗争。莫德尔斯基提出这一周期理论后,罗伯特·吉尔平又对这一理论进行归纳与总结。他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际关系发展历史的固定状态,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行为者会尽可能的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获得最多利益的行为者就会设法将国际体系按照最符合其自身实现最大利益的那种方向进行重构。但是国际体系的行为者之间的实力都不尽相同,因此这一现象会导致出现行为体之间发展不平衡的趋势,这样一来,“世界领导者”的利益和权力就无法长期维持一种恒定不变的状况,一旦国际体系中出现一个或者多个存在着改变现存国际体系的潜力的国家(挑战者),国际体系就会出现失衡状态。吉尔平认为,“一个新兴的国家随着自己国家的实力的相对增加,它会在很大程度上试图改变现有的国际体系,包括现有国际体系的规则以及权力划分等。
  
  这无疑会触动既有霸权国家在国际范围内的支配地位。新兴国家与既有霸权国家的势力斗争一定会以一方胜利以及一方的失败为结果,一旦新兴国家失败,则国际秩序维持原有状态,而如果新兴国家的努力成功,那么就会迎来国际秩序的新一轮改变。”在吉尔平看来,霸权战争成为世界政治体系变革的基本机制,霸权战争的结束会带来新一轮的霸权冲突的开始,这种周期不断循环往复直至人类毁灭自己或者寻求一种有效的和平的变革机制。
  
  国家安全历来就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主题,现实主义对于国家安全的构想是国际政治理论中十分值得研究的议题。在现实主义内部,以怎样实现安全为标准又分为截然相反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两大分支。支持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学者认为,一国的安全会因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而变得十分充裕,在这样一种环境下,要实现一国的国家安全,并不需要达到权利的最大化,一个国家只需要通过适度而有限的外交目标就能够保障国家的安全。因此,任何形式的霸权都注定是对自我的一种消耗,最终会以失败告终,而在国际范围中建立两级体系或者多极体系会比霸权体系更有利于促进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因此国际范围内的均势战略才是国家最聪明的对外战略选择。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支持者认为,一国处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的状态中,本身就是缺乏安全保障的,因此国家要保障自身的安全唯一的办法就是实现实力的最大化,建立在国际范围内的霸权。只有一国的实力越强,达到不可能被其他国家挑战的程度,甚至建立全球霸权,才能够实现国家的安全。但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成功建立起全球霸权,而现代史上只有美国成功建立起了地区霸权。但并非每一个大国都有美国那样的独特优势,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没有一个特定的机构来保障国家的安全,因此大国最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生存”,而权力就是生存的关键。大国之间彼此畏惧与不信任,任何大国都将其他大国视为潜在的敌人,它们预测危险并时刻担忧战争的爆发,因此国家会意识到自己生存在一个自助体系中,在这一体系中,国家的行动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而如何能够保护自己的生存,答案可能就是成为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米尔斯海默认为,只有当一国获得霸权后,它才会停止追求权力,而保障自己安全的最佳办法就是争取成为霸主,这样一来就会消除其他大国挑战的可能性。
  
  作为国际体系中既有的霸权国家,要维护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就会不计代价的阻止那些对他的地位构成威胁的国家的实力增长。因此当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划分开始向某个国家偏移时,大国就会竭尽全力的扞卫国际社会已经被建立起来的均势;而当国际社会中出现有利于自身的变化的时候,大国就会把握任何时间改变现有的均势。传统国际政治理论视角下的新型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的冲突往往以霸权战争为结束,进行周期性的循环往复,虽然这种结论有大量的史实佐证,而至今国际政治依旧没有脱离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但是国际政治内在的许多因素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历史中存在着的某些共性也值得重新推敲。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虽然国家依旧是国际社会的最重要的主体,但是实际上国家利益的外延已经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不断增加,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程度日益加深,国与国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而经济全球化,也使得国家的利益不再局限在国内利益、政府利益,而是与跨国利益交织在一起。传统的国家安全已经超越了国家疆界,一国想要争取国家利益的行为也受到了来自世界政治力量与国际机制的制约。全球化是 21 世纪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成为推动国际社会快速变革的催化剂,全球化引发的诸多变革正在重新塑造着现代世界和世界秩序。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也不再如同以往那样有严格的区分。在这一背景下,新自由主义通过对现实主义的修正、改造和综合,对无政府状态做出了新的理解。新自由主义仍然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但是新自由主义所认为的无政府状态与现实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截然不同,他并不是一个一直充满冲突与战争的状态或结构,而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动态结构。在这种状态或结构下,虽然矛盾和冲突甚至战争会时有发生,但是国际社会中将存在越来越多的制约因素和力量,例如国际组织,协调机制也将会不断得到强化,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将逐渐以和平与合作为主题。
  
  新自由主义还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仍旧是作为国际社会中的无可争议的重要主体存在的,新现实主义提出的国家最大限度的增加本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现象也确实存在,但是全球化使得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因此国家在制定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到市场经济的规律,谋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合作。新自由主义并没有不承认在国际社会中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也在很大程度上承认战争也会时而发生,但是他们不赞成通过武力的方式解决冲突和矛盾。首先,国家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在制定具体的政策时显然会充分的考虑战略制定的成本以及收益。此外来自国际机制、国际环境等外在的制约因素也越来越多。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正在不断上升,国际政治理论认为,大国的外交政策对于塑造它所影响范围内的秩序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如果一国的外交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地区的合作,那么这一政策反过来也会对其本国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如今,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周边安全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必须要制定自己的外交大战略,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实现自己的外交目标并同时维护本国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幅员辽阔,影响中国周边安全问题的因素也比较复杂,但是中国的外交资源有限,不可能兼顾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尤其是在中国国内建设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投入有限的战略资源取得最大的成果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4.2 以综合战略因应中菲关系对中国南海安全的挑战
  
  本文中笔者主张通过综合战略因应中菲关系对中国海洋周边安全的挑战。
  
  4.2.1 提升南海方面军事防御力量
  
  随着海洋利益的地位提升,海洋安全或者说对于某一关键航道的实际控制对于一个大国来讲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的。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海权已经超越陆权成为国际事务中更具有影响力的因素。中国在过去很长时期内都没有在海军建设方面引起足够重视,因为一直以来,中国都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尤其是在南海方面,军事部署一直不够充分。虽然中国方面一直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针对南海问题,也一直以和平方式加以处理,但是,这一政策只是一种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提法,而结合当前中国的海洋周边形势来看,实际上已形同虚设,只有中国单方面遵守,而其他各方却在拼命占领岛礁,掠夺资源,这一政策反而成为束缚中国自己的手脚。海军力量必须得到充分巩固才能够为中国处理南海问题提供强有力的后盾。首先,要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力量,加强在南海包括海军、陆军、空军在内的军事存在。加强军事存在,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以发生战争为前提,中国一直坚持“不到最后不使用武力”的政策,在国际环境相对和平的背景之下,加强军事存在实际上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必要手段,例如通过设立相关的南海兵团,在展现中国长期维护南海主权坚定决心,起到一定威慑作用的同时,缓和南海紧张的局势,通过这种设置,可以保障中国在南海的资源勘探作业以及渔业工作的正常进行,维护中国相关航道的安全和顺畅,使得在这些海域进行航运和工作的渔民或者其他相关人员能够不再受到安全的威胁。此外,要在南海方面加强相关岛屿的基础设施建设,适当的建立一些军事基地以及包括码头等在内的贸易设施,来提升中国在南海方面的军事和经济存在。注重提升中国海军的作战能力,尤其是在中国海军的远洋作战能力方面,要注重从军备、海军专业素质等各个方面全方位的提升中国海军的实力,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应对来自南海方面的各种威胁,有效的维护我国的领土安全。
  
  4.2.2 因应“一带一路”战略,促进中菲关系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是中国新一轮应对政府对国内、国际大局作出的重大的战略决策。“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包含了东盟、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的相关国家,其中,菲律宾无疑也应当被纳入其中并得以重视,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中,经贸合作是基石,从上文我们其实可以看出,中菲之间的经贸关系实际上是相对密切的,中国似乎一直寄希望于通过加强与菲律宾之间的经济纽带以此来使得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有所顾忌,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中菲之间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并没有同步发展。中国与菲律宾的经济合作更有其特殊性,因为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远远不能够超越其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因而不能对中菲经济合作对双边政治安全关系的改善抱有过高期望。在中菲政治关系吃紧的情况下,如何保障两国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以期达到通过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缓和两国的领土争议,就是要借鉴“一带一路”的战略思维。“一带一路”无疑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经济合作战略,在这一战略中,最重要的就是加强“一带一路”沿途所涉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而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中菲在南海方面如果能搁置争议而展开资源等方面的合作无疑会给两国甚至涉及的其他国家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潜在利益。“一带一路”的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互补性,有的国家资金过剩,有的国家劳动力充足,有的国家则具有很大的市场,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复苏成为很多国家面临的大问题,“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之后,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积极响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丝路基金成为了中国率先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举措,基础设施建设对菲律宾目前的情况来讲尤其重要,而中国对其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也会相当稳健,因此两者共同合作开发不仅能够实现双赢,对于化解南海争端也是有一定效果的。“一带一路”提倡建立“海上新秩序”,因此南海方面的稳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只有南海争端不升温、不扩大,才能保障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
  
  4.2.3 强化中菲之间的民间交往
  
  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民间交流实际上十分匮乏,这首先就反映在两国人民之间的误解之上。可以说,中菲之间的关系似乎一直被领土争议的阴霾笼罩,而很少能够让双方对彼此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方面进行足够的了解,因此造成两国之间人们对于彼此的误解很深。为了化解这种误解,两国之间上至政府,下至民间组织都应当积极的开展加强两国之间相互交流的活动,促进两国人民之间对彼此的历史、文化、经济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了解,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认知,通过这种方式来化解两国之间的矛盾,减少两国之间认知的误区,从而更有利于将南海争端等主权争议搁置起来,以免消耗两国的大量精力。
  
  4.3 重视中菲关系的大周边外交策略
  
  周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有特殊内涵,“大周边”顾名思义是建立在传统的“周边”概念之上的一种扩大的概念。理念是相对于“小周边”而言的。针对我国的传统周边的范围大致上是包括如俄罗斯等在内的与中国领土领海直接相邻的国家和地区。而相对于传统的周边概念,“大周边”的概念是因应国际政治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内涵产生的一个扩大解释,以中国的“大周边”范围为例,应当将除了与我国直接相邻的国家和地区之外,那些同中国海上、陆上有相同战略利益需求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在内。大周边的概念实际上并不是将所有与我国国家利益有关的国家和地区都囊括在内,而是应当考虑其是否在最大程度上利于巩固我国的地缘战略,考虑我国自身实力大小以及实施周边外交的成本与收益。
  
  40基于上述三个因素的综合考虑,中国的大周边范围除了传统的周边范围之外,还应当包括西亚与南太平洋地区。而在处理中菲关系方面,我们也看到,中菲关系已经不仅仅是双边关系,中菲之间的关系发展走向以及中国的海洋周边安全现状实际上已经同中国与东盟各国、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在处理中菲关系方面,很有必要借鉴“大周边”的外交理论,从多方面着手找寻突破点。
  
  4.3.1从中美关系的战略高度调整对菲政策
  
  尽管菲律宾对美国亚太战略来说是处在一个相对重要的地位,但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并不是完全以菲律宾为抓手,菲律宾对于美国来讲仅仅是众多棋子中的一枚,除了菲律宾之外,美国还需要兼顾其他的国家和地区来实施它的亚太战略,因此美国与菲律宾结成同盟关系并不断对这一关系进行巩固的原因大多是因为希望菲律宾作为其试探中国的一颗棋子,使得菲律宾成为其重返亚太的一个入口。但是对于美国而言,菲律宾以及其与中国的南海争端对于遏制中国崛起的作用其实是十分有限的,中国不会在这方面牵扯太多的精力,因此美国也不会对菲律宾投入太多的资金和精力予以支援,毕竟对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来讲,本身就是一项耗费战略成本的工程,而菲律宾对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来说,仅仅是沧海一粟,更何况,美国处于战略考虑,随时有可能放弃菲律宾这一棋子,一旦菲律宾失去美国的支援,那么它在南海方面一切无理要求都会失去底气,可是对于中国和美国来讲,在当前的环境下,处于两国的发展需要,中美会更倾向于展开多方合作而不是成为死对头。一旦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过于激烈导致中菲之间擦枪走火甚至爆发战争,将美国卷入其中,同样会对美国造成很大的伤害。因此,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菲律宾的支持和经济军事等援助也会是有限的。
  
  因此,中国必须努力加强与美国的战略互动。中国要让美国看到,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对美国来讲并不仅仅意味着挑战,中美之间还存在着十分广阔的合作空间与共同利益。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一定要让美国明白中国的底线在哪里,美国的海军、海军陆战队以及海岸警卫队的力量随着“再平衡”战略的推进,越来越集中投放在该区域,中国必须明确态度如果美国与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牵连过度,甚至超越了中国可以忍耐的原则和底线,到那时,中国绝对会出于对维护国家最基本的领土安全的目的出发,不惜任何代价,保障自己在南海方面的主权安全和完整。一旦中国决心处理南海问题,那么无论是中国、菲律宾还是美国都会因此牵扯很大的精力,自身的发展就无从谈起,这无疑会是两败俱伤的,所以针对南海问题,以理性的方式加以解决,各方都搁置争议以寻求尝试更多和平、合作解决南海争端的途径是最明智的选择。因此,中国需要继续加强与美国的战略互动,构建良性的大国关系,在这个框架下考虑对菲政策中国才可能制定出长远明确的应对策略。
  
  4.3.2 通过处理与东盟之间的关系调整中菲关系
  
  目前南沙争端涉及六国七方,而且除中国与中国台湾省之外,其余各方均为东盟成员,尤其是东盟一体化后,东盟国家很多问题上的步调几乎保持一致,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多次主导呼吁东盟国家形成统一立场,导致中国在处理南海问题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状况,但是东盟内部在南沙问题上还是存在着不少分歧。
  
  虽然在中菲南海争端问题上,东盟并非是直接参与者,但是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平台,因此在南海问题上,东盟不可能置身事外。因此,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中国有必要将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关系作为中菲南海争端的调节剂。
  
  实际上,在东盟内部存在着许多问题,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东盟并没有对菲律宾形成统一的支持,南海诸国在海洋权益上彼此存在分歧,他们也因此制定着不同的对外政策,坚持不同的立场,比如在一些海域的管辖权和资源开采权等。最后,东盟各国与中国之间的亲疏程度也不同,东盟内部有中国的传统友邦,这些国家显然会在中菲争端问题上站在中国的立场之上,此外一些国家虽然不是中国的传统友邦,但是与中国之间存在着十分广泛的共同利益,这些国家例如新加坡、泰国等,他们在南海问题上虽然不会明确站在中国一方,但是至少不会支持菲律宾,他们大多会选择中立从而保障自己能够继续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而不愿意被菲律宾一国的私利绑架,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施加过多压力。1992 年的第 25届东盟外长会议上,东盟就曾经在南海问题上制定正式的官方文件即《东盟南海宣言》,2002 年,在与中国制定《南海地区行为准则(COC)无果的情况下,东盟与中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2011 年,中国与东盟就《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指针案文达成一致。
  
  可以看出,东盟内部大部分国家不希望菲律宾采取激进的手段挑战中国,因为东盟国家急于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所以特别不希望发生地区的动荡,而是希望能够有一个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地区环境。以中菲黄岩岛事件为例,在中菲黄岩岛事件发生后,菲律宾方面曾经多次在东盟内部开展各项拉拢东盟国家支持菲律宾的外交活动,希望能够在与中国的对峙上得到东盟其他国家的大力支持,但显然这种企图最后都没有得逞。东盟国家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没有明显的在黄岩岛事件上偏袒菲律宾,这实际上是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遏制菲律宾的效果。在 2012 年的东盟外长会议上,就是因为东盟成员国内部对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存在严重分歧,导致在外长会议结束后,东盟破天荒的自成立 45 年来第一次没有发表表明东盟政治团结的联合公报。
  
  东盟在南海争端问题上出现的诸多分歧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点。中国可以借助东盟平台,寻求与东盟有关成员国更多的共同利益,促成与更多东盟成员国之间合作,抑制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激进政策,充分发挥东盟平台的协调作用,就新加坡与泰国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安全与经济发展。因此中国可以加强与他们的经贸联系,向他们提供优惠政策等,就他们关心的安全问题,中国可以向他们提供安全保障,消除“中国威胁论”影响,保障南海航行自由来拉近与他们的关系。对于印尼和马来西亚,因为这两个国家之间多少都存在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因此中国完全可以使用灵活的战略来发展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中国可以最大程度的给予这两个国家在处理东盟事务上的支持,中国要在他们外交上有求中国的地方尽量支持他们。同时也要加速发展同他们的经贸关系,中国13 亿人口的大市场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诱惑。此外,也要加强与他们的军事交流,努力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通过与东盟各国开展多方面的交流和对话,拉近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关系,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在处理中菲问题上得到更多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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