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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乡村协商民主建设中的影响因素利弊探究

来源:未知 作者:学术堂
发布于:2016-09-01 共504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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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我国乡村协商民主建设中的影响因素利弊探究

  一、影响因素与乡村协商民主的价值取向存在一致性

  (一)政治民主化为乡村协商民主提供合法性基础

  乡村协商民主的价值取向与乡村的政治民主化在核心价值上是一致的,同样,政治民主化的认同是发展乡村协商民主的合法性因素。一般意义上认为,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所承担的作用是被动的,承上被动的执行国家下发的各种政策文件,在对农村治理中也只是起着纽带的作用。然而,十八大之后国家开始重视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加上当前社会中对于善治理论的研究和推动,乡镇政府面对顶层设计和农村内部矛盾两种压力开始逐渐反思以往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态度。近些年来,基层政府开始主动地引导农民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通过在解决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面临的问题中主动实现群众的愿望,实现群众的诉求,这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层政权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压力。很多地方关于协商民主进行的相关试点也证明,协商民主的提出适应了农村社会自身变革发展的需要,更适应了乡村民主发展的进程。

  协商民主本身就是社会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有主导力量来引导整个乡村社会参与到协商民主过程中来,这一责任就落到了乡镇政府等关键主体身上,乡镇政府担任这一角色符合社会治理的趋势,也有利于推动乡村社会的民主进程。另外,乡镇政府可以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循序渐进的推进发展协商民主,选择适合当地政治传统的协商方式,探索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符合实际的协商民主理论,主动地推动协商民主理论的应用和发展。乡镇政府在基层政治民主化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通过以上过程能够促使协商民主逐渐成为乡村社会事务处理的主导方式,并且逐渐成为政治民主发展的指导性原则。在面对乡村社会的不同利益群体时,将各项事务放置在协商民主的平台上进行公开公平公正地解决,表明态度,从而也为协商民主的发展奠定基础。当然,协商民主的实现过程不仅是基层民主在乡村社会逐步落实的过程,也是国家权力回归到社会权力的过程,主旨就是实现村民自治权力与乡镇政府权力的协调发展和相互促进。通过制度化的协商程序来解决以往棘手的问题,让农民置身其中,这样做不仅会有效地维护农民的权益,转变乡镇政府的服务职能,推进农村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而且也会推进新型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重新确立国家权利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二)经济发展为乡村协商民主提供物质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李普赛特 1959 年在《民主的一些社会条件:经济发展与政治合法性》中认为民主出现与否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紧密相关的,并越可能使民主得以巩固。在民主政治建设实践中,也有一些典型的案例,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都在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自由化,并且及时的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此外,根据对欧洲国家的相关资料研究,在现代世界国家中,走上民主政治道路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而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很少能够实现民主政治。乡村经济的发展在培育了公民独立性的同时也培育了一批有知识有文化的乡村精英。经济的发展使得整个农村受教育的程度得到提高,文化水平的提升使得参与政治的热情和民主素养都相比以往取得了进步。经济的发展也使得社会中更多的资源得到分配,关于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能够通过协商讨论达成共识。经济的发展对政治的发展起着关键而基础的作用。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耕社会,长期以来的社会治理格局都局限于传统的农业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乡村集体化和工业化逐步的发展,农村劳动力不断进行流动,农民个体趋于独立。这也适应了世界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浪潮,加快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转型。尤其是农村建立市场化体制之后,传统的单一的收入来源转变为多元收入,农民阶层根据利益的不同也导致经济上的自主权上升,这必然就带来对政治权利的需求,对于政治参与的热情也在逐渐的提高。经济的不断发展,竞争的出现也在促使人们不断的学习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参与政治的素质也在日益提升,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慢慢体现出来,这对于乡村协商民主政治的产生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乡村协商民主政治的健康运行离不开公民的理性参与。培育乡村协商民主主体,提高公民参与乡村协商民主政治的认同感和参政能力是建构主体的基础。作为影响乡村协商民主的经济因素,经济的发达与否直接关系到乡村协商民主主体参与的程度高低。

  (三)农民参与为乡村协商民主提供基本保证

  公众参与是协商民主的本质要求,农民的有效参与是乡村协商民主能否实现的重要因素。作为协商民主主体的相关主体,是否能够积极有效的参与到协商民主的机制过程中对于实现中央提出的乡镇治理机制中加强农民的政治参与能力是一致的。基层群众,广大农民对乡村各项事务有着最直接的感受和体会,乡村协商民主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满足农民日益强烈的参政议政需求,通过探索不同的协商方式创新农民政治参与渠道,突破选举民主之外的政治参与方法,提高基层政治民主的实现程度。现代国家治理需要的是有序的政治参与,农民参与,要实现有序参与,无序的政治参与只会导致制度的歪曲和社会的混乱。

  通过农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来监督乡村社会治理是乡村社会保持有序发展的关键因素。另24外,协商民主所提倡的积极参与也会引导更多的农民参与,从而保障乡村治理的透明度。三十多年来的村民自治制度也培育了农民政治参与的能力,比如在进行选举过程中,广大村民明确了选举的程序和自己所要履行的政治权利和义务。在乡镇决策方面,通过村民大会及听证会的形式等有效地规范了乡镇权力,防止权力对农民权利的侵害。在此过程中,农民通过参政议政培养了一定的民主习惯,减少了不必要的行政成本,这也都为协商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做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农村的有序参与不仅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和国家所倡导的公民积极参与一脉相承。国家所提倡的社会力量中就包含广大农民阶层,很多基层在多年的实践中也探索出比较好的方式和方法,比如浙江温岭,新河实验等,通过自上而下的开放政治,逐步的引导农民参与到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来。农民的参与对于乡村协商民主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对于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协商民主具有重要作用。

  二、影响因素与乡村协商民主建设之间存在张力

  (一)政治上存在非制度性张力

  宗族势力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至今仍然起着较大的作用,这也是我国乡村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这种文化现象对乡村政治的发展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在广大农村地区,目前宗族的势力依然对村民民主自治之间存在着张力,宗族势力遍及乡村自治,这对于乡村协商民主的发展无疑是当前最大的发展瓶颈。在广大农村地区,目前存在着家族势力与企业精英管理的错综交叉,差序格局已经不再是乡村社会的唯一格局,差序格局与社会分层在当今的中国农村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村民认人情而轻法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村地区同样受到经济利益的冲击,宗族力量具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其影响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在农村中存在明显的“大姓”、“小姓”现象,大姓的家族往往把持着村里的权力,对村里的经济社会事务总揽大权,这种大姓宗族总揽村权的现象在我国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农村的社会权力结构严重失衡,因此这些非制度性因素与我国乡村协商民主的发展存在着张力。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解决了亿万农民吃不上饭的问题,农村逐步改变了以往的落后状态,但是随着“乡政村治”以及宗派传统分税制改革的不断发展,基层政府面临着政绩以及利益的种种诱惑,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公共权力逐渐与商业利益暗自结合,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地区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乡村利益结构出现了严重失衡,乡村公权力的掌握者不再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村民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同时村民们没有有效渠道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在这种情况下,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地区就为乡村协商民主留出了生存空间。“乡政村治”在基层政治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人治大于法制”、行政化色彩浓厚、自身定位不清等。基层公权掌握者往往把自身利益置于村民利益之上,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乡镇政府对于上级的政策文件往往是选择性执行,把上级的考核任务作为重中之重来完成,反而忽视农民的利益诉求,以国家的名义触犯农民的切身利益,对于协商民主置之不理。

  (二)经济上存在阶层分化与经济压力

  我国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加上收入分配方式变化,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等因素,农村经济上开始出现分化,我国农村中的职业组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原来的完全的农业劳动力转变成了农业劳动者、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经营者、农民工以及乡村管理者等多个阶层,不再是原来单一的阶层。

  农民的收入增加了,职业多元化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农村不再是费孝通笔下的单一差序格局的乡土中国,由于农村社会出现多元的利益主体,不同阶层的矛盾也开始出现,所以新农村建设过程的形式也变得严峻。农民工、个体工商户的政治诉求难以实现,往往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把他们排除在外,低收入农民的政治经济利益无法得以保障,而高收入农民在政治经济生活实践中,不能代表低收入农民的利益,在广大农村地区灰色势力依然长期盛行,严重威胁着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些现象已经成为对乡村协商民主进一步前进的阻碍。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作为协商主持人的政府主体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转换角色,逐步转变成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身份,但是政府还是通过制定经济预期目标,这些目标通过不断的转嫁,最终的落实者是基层政府,这时的目标经过各级政府的不断适度提高,已经完全超出了农村的实际完成能力,最终将经济任务的负担落到了基层群众上面。政府需要完成上级下发的经济任务,地方政府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了引资、争项目、征收土地搞建设上面,在这一经济建设的浪潮中,村民是没有机会参与协商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农民面临着强大的竞争压力,农民们为了自身的生活能够更好,也没有心思搞协商民主,在市场经济下,农民考虑更多的是谋取更大的经济效益,提高生活质量,在经济的压力下,对乡村协商民主无暇顾及、无心参与。

  (三)文化上存在协商意识淡薄和自组织羸弱

  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虽然目前劳动力不再是单一的农民劳动者,但是村民依然存在文化程度低、思想落后等现实问题,可以说我国的农民不仅仅是因为忙于生计无暇参与协商民主,在文化层面上还面临着协商意识淡薄,甚至很多农民从未听说过协商民主,农民的素质决定了农民没有能力接受协商民主这一新生事物,在我国乡村协商民主的过程中,协商文化并没有形成。协商文化包括制度文化、协商文化,注重调和个体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和谐统一,避免多数人的暴政造成的对少数人权力的损害,从而为协商民主创建常态化的存在环境。然而,长期受到传统文化的作用,我国农民的文化水平较低,目前我国乡村中的协商文化并没有形成,这也与我国缺乏民主传统有密切关系。基层政府在处理基层中问题时一般选择一种博弈方式解决往往并不能达到和谐共赢,这就对农民在处理问题时造成了暴力倾向,宁愿选择快速的暴力方式而不是理性的协商方式。我国大多数乡村的农民依然等级观念深厚,民主协商意识淡薄,协商文化并没有深入人心,理性协商共识并没有在民主政治建设道路上发挥多大的作用。因此,协商意识的淡薄也成为我国民主协商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很多学者提出市民社会的概念,市民社会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种非官方的、非盈利的,通过对于公共问题的自由讨论,对政治事务进行自发关心的民间组织。在此过程中最能体现出协商的本质,参与协商主体的公民地位是平等的,参与的热情和意愿是积极地,协商的态度是客观公正的,这对于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具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作为乡村协商民主发展的场所,乡村就需要建立和培养一种正式的、规范的参与渠道,正规的乡村协商组织在当今的中国乡村中依然是鲜见的。一个利益群体要想有好的发展必须要有自己的组织,例如我国的妇联、工会等都有自己的组织,但是我国的亿万农民,无疑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群体,却没有自己的正规组织,这样以来,农民在协商民主中的利益就没有组织来保障,没有这样一个正规组织,农民的利益诉求就不可能有正规渠道得以实现。尽管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党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忠实的代表,但是我们的政府、政党在做政策决定的时候往往只能是从全社会的角度出发,而不能从单一群体的角度出发,因此为了农民这一群体的利益诉求得以实现,乡村协商组织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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