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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与法治及官员与法治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发布于:2016-03-31 共507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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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柏拉图对正义与法治关系的认识研究
  【引言】法治国家中正义的实现探究引言
  【第一章】柏拉图正义观的困境和法治的选择
  【2.1  2.2】法的产生与立法原则
  【2.3  2.4】政体与法治及官员与法治
  【第三章】正义与法治相辅相成
  【第四章】柏拉图法治与正义关系思想的影响
  【结语/参考文献】柏拉图的正义观与实现路径结语与参考文献

  (三) 政体与法治

  1. 政体与法治的关系

  由于政体对于法律的制定和实行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柏拉图用人性解释了各种的政体对于法治的影响。柏拉图认为民主制和君主制是最根本的政体,其它政体都可以追溯的这两个政体上,所以柏拉图着重分析了这两个政体对于法治的影响。

  第一,君主政体。在君主政体中,国家的一切权力都归国王所有,所以,国王一个人的美德程度会影响整个国家的正义程度,而一般来说,由于国王有巨大的权力而美德却又不足,就造成了国王运用权力谋取财富,而财富和美德是相互抵触的,过分追求财富会最终会使人不在将正义视为最高美德。所以,君主制下美德是难以实现的。同时,不但美德难以实现,而且由于国王总是独占权力和大量的财富,所以政权总是国王手中,这就使得国家的大多数公民由于贫穷而不自由。而国王又将他将对财富的追求、对美德的漠视视为正义的,所以,大多数穷人乃至中产阶级都因为缺少财富这种"美德"而被排除在政权以外,最终国王成了正义的敌人,甚至国家会陷入到内战的不幸之中。

  第二,民主政体。由于一些城邦在施行了不正义的制度或政策,所以导致其公民内部财富的两极分化,矛盾日益尖锐。并且农民由于破产与土地兼并成了为城市中的流浪者。最后,穷人发动了政变推翻了压迫他们的政体,杀死或驱逐敌人,将政府官职全体公民都可以担任的。人人通过抽签等方式担任职位、从而平等的拥有政治权利,于是民主政体就这样建立了。民主政体保证了每个人平等的政治权力和自由,但是,由于民主政体是大多数人进行统治的,而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进行统治所拥有的智慧,这就使得民主制度成为了暴民追求绝对自由与毫无差别的平等的工具,从而法律制度被完全抛弃了。

  柏拉图利用法律的正义程度和对法律的遵守程度对两种政体做出了评价:君主政体中,国王将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作为评判正义的标准,所以根据这种原则制定出来的法律必然是不符合正义的。而当民主政体的极端自由和平等伤害了得法律的权威,所以不论多么完善、正义的法律体系也毫无效力。

  2. 混合政体--法治的最优政体

  柏拉图在《法篇》中对的斯巴达和雅典政体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解析,然后在对这两种政体的优劣的分析中说明了何种政体才是最正义、最符合法治要求的政体,其主要内容有:政体是如何建立以及为何会腐化,何种政体是符合正义的。

  他指出:斯巴达的祖先将最初的领土一份为三,而后在这三处领土上分别建立了拉栖代蒙、阿耳戈斯、墨西涅这三个城邦,而这三个城邦在建立以后,都制定了基本相同的根本性的政治法律原则:

  第一,对王权约束的原则,即国王也必须在法律约束之下,国王只能享有法律赋予他的权力,履行法律规定给他的义务,除此之外不能谋求其他的利益。

  第二,契约原则,法律是统治者与民众订立的契约,并且双方都不能违背契约:"一个统治家族与其治下的城邦相互发誓,这是他们所采用的法律所明确要求得王权和忠诚,国王除了在在家族中传承王位之外不应再扩大特权,而他们的臣民要尊重契约,既不应该在内部作乱废除国王,也不应该屈从从来自外部的对王权的颠覆;如果平民的权利受到侵犯。国王要按照惯例支持平民,不亚于对待一位王族成员,而民众同样也要支持国王,不亚于对待其他平民".并且三个城邦要共同维护这种契约--"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城邦违反了这种体制的法律,总会遇到结成同盟的另外两个城邦的反对".[25]

  柏拉图认为城邦的政治体制和法律规则的迅速衰败有着深层的原因:首先,人的本性是喜新厌旧的。对新鲜事物的追求,使得人们不再服从旧的社会和法律权威,而只是无休止的进行改变,并相信这种改变符合他们的利益,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的,但是,这种革新并不总是善的或者是追求善的,所以,如果这样的革新得以实施就会使城邦背离最初追求正义的目标而不能实行良好统治,最终使得国家走向衰落。

  其次,是个人多种多样的欲望。柏拉图认为,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利益并且都追求最大程度满足自己的利益。但是,"一个人努力祈求的对象不应当是与他自己的愿望相一致的事情;除非他的希望也和他清醒判断相一致".[26]

  个体不能只顾及自身的利益,更不能毫无约束的去满足自己利益,而是应该用正义来约束自己的欲求,使自己明白什么的欲求才是正义的,从而使自己在正义的指导下摆脱欲望的支配。不加区分且无限制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是促使城邦迅速衰败的重要因素。而节制的美德可以在根本上消除这种情况出现的根源,使人们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他说:"如果我们无视恰当的比例而对任何事物过多地赋予,比如说过多地把风帆给予一艘船,把过多的营养给予一个身体,把过多的权威给予一个灵魂,其结果必然是翻船,在一种情况下是身体过于肥胖,在另一种情况下是灵魂的专横,结果就是犯罪。"[27]

  他进一步说:"人的灵魂在年轻时或在尚可理喻时如果不受控制,那么他就不可能担负起社会最高权威的重担,而且会染上最糟糕的心灵疾病,亦即愚蠢,疏远他的最亲密者。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灵魂很快就会毁灭,失去它的所有力量。"[28]所以,一位成功的立法者必然会预见到这种情况,并且用立法来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

  柏拉图认为,斯巴达之所以长盛不衰,就在于没有某个人拥有过于集中的权利;并且其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分权--斯巴达选举两名国王,而且他们两人的权利以适当的比例相互制约。"甚至在那之后,有某人的理智在神的助佑下,注意到你们的统治者仍旧会有狂热之举,因此就设法限制王族的专横,让二十八位长老在处理政务时发生与国王同等的声音。第三位神启者注意到你们的政体仍旧充满阳刚之气,因此就引入一个礼仪官的职位,由抽签决定,作为一种约束。"[29]

  斯巴达政体存在的混合原则,使得权力绝不会被某一个个人或阶级所垄断,制约着官员对权力的欲望。所以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在其内部必然存在某种限制和约束权力的体制,"考虑到一个城邦应当是自由的、明智的、友好的,立法家在制定法律时必须着眼于此,所以,建立一个过分强大的或纯粹的王权肯定是错误的".[30]

  同时,柏拉图认为,共同体内必然存在着各种必要的服从与统治的关系,而辨别出在国家中有几种的关系并且探究这种关系是如何发生矛盾的,最终找到预防或化解矛盾产生的原因是统治者的最为重要的职责。

  在所有统治中行之有效模式就是将多种的美德混合而成的政体,或者是多种资格结合而成的统治代替单一智慧的统治。也就是说,行之有效的制度是混合型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斯巴达的政体是与这种混合型政体最相符的。而混合政体是否正义,则是由政体内部各个要素是否以合理比例相结合所决定的。君主制是智慧的统治,民主制体现着自由。而混合政体就是智慧与自由的正确结合,即君主制与民主制有机地的融合在一起,而斯巴达政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融合的反映,而这样的混合政体正是柏拉图次等理想国建立时所必需实行的政体。

  通过对这一种不同于君主制和民主制的混合政体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其本质就是以法律作为统治的基础,或者说,由法律最为最高权威的"混合政体"才是正义的政治制度。"混合政体"中的有关于君主的原则,实际上是统治者依法对国家的统治,其本质就是统治者必须以法律为基础而不是以个人的欲望而实施统治,根本上则是柏拉图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的体现。同时,"混合政体"也吸收了民主制中有关于法治的基本政治原则--公民在遵守法律规范的前提下实现自由、平等。这就是柏拉图通过君主制和民主制的基本原则融合在一起而构建出的混合政体,这种的政治制度在本质上则是法治原则在国家制度中的体现。

  (四) 法与官员

  1. 官员必须具有整体美德

  《法篇》中对官员的选择有着严格标准,因为官员是国家实行法治的主体,所以只有官员是正义的,国家的法治才能是正义的。首先,柏拉图反对了错误的选拔官员的标准:克列尼亚斯根据"所有城邦都在产生之处就在与其他正邦进行着战争"这一"事实",认为克里特的官员都是以是否对战争了解和带领城邦赢得战争为标准选拔的,因为战败之后城邦的财富就会被掠夺甚至整个城邦都会被毁灭。所以,在这样的标准的影响下,克里特的法律是以战争为出发点来制定并实施法律的,并且认为这也是应该是官员给城邦制定法律时必须遵守的准则。对此,柏拉图认为: 国家和个人一样,最高的正义不是生存或者追求欲望,而是尽最大的能力的追求美德并且始终如此。正义是法律的最终追求。但是,最大的正义不应该是侵略战争更不可能是不是城邦的内战,而应该是公民之间、城邦之间的和平和善意。所以,勇敢或者战争不应该最为选拔官员的标准,而对于美德的实现程度才应该作为其标准。当官员具备整体的美德,并将整体的美德当作制定法律的基础才能使国家的法律去追求正义而不是战争或者其他不正义。同时,只有当法律被官员当作维护和平的手段时,他才成为一名合格的官员。

  2. 官员是法律的仆人

  一方面,虽然官员作为法律的制定和执行者,但是,法律是高于官员的,其原因在于:第一,法律代表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而官员身为一个职位是国家的附属,所以个体官员在职期间,其代表的是国家,而不是官员个人,所以官员不以权谋私。第二,官员的权力是法律所赋予的,当官员作为法律的"仆人"时,其才具有了权威,才能得到民众的尊重。而当其凌驾于法律之上时,其权力的来源就消失,并且也不能民众得到民众的尊重,甚至会使公民以暴力手段进行反抗。

  另一方面,实现整个国家的正义是法律的目的,只有每个公民的个体正义得以实现以后才能说国家的正义被实现了。所以只有个人正义得以实现才能说明法律的目的得以完成。但是由于社会和个人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快乐和痛苦影响,官员必须对它们有充分了解,判断出快乐和痛苦的源泉,并根据它们程度的不同和优先度的差异,满足人们不同的追求,以此为根据的法律才能给城邦和公民带来幸福。只有符合正义并估计人性本质的生活才是幸福的,当痛苦与快乐不成比例时,人必然是生活在痛苦之中,因此必须官员必须在城邦生活中督促公民过一种节制的生活,并在法律的监督下使全城邦公民幸福、正义的生活,进而将每个公民个体的正义、幸福合成为整个城邦的正义和幸福。

  3. 官员不能固守旧法

  柏拉图用绘画的例子说明官员必须根据现实情况和民众需求的变化而对法律的内容进行修改。他说即使有人可以画出世上最美的图画,但是,画面不可能永远保持完美,必然会由于各种因素在短时间或者长时间的影响下而出现各种瑕疵,所以作者本人或接班人须对图画加以修补或改正以保证画面不会偏离其最初的形象。这样的理论适用于教练对运动员所制定的规则:教练如果出国或者由于其他情况,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能在运动员身边进行指导,而当他回到运动员身边时,发现运动员的或者现实的情况有变,致使原来制定的规则不在产生良好的效果甚至有害,那么,教练必然会根据这种情况的改变而及时修改规则。法律也应如此:真正的立法者应能在法律确立之后,为了应对现实的变化,适时的修改具体的规章制度,而以后的官员也应该毫不犹豫地对前者所制定的不在符合现实与民众要求的措施进行修改。但是,对法律的修改不是随意的,并且修改法律的人员的选拔标准不能是所拥有的财富而必须是智慧和美德,只有这样,才能通过修改法律来使国家更加完善。法律的修改应由全体官员、全体市民和全部神职人员进行协商,只有一致同意才可以修改法律。柏拉图对法律修改的重视表明他看到现实的发展变化,坚持法的现实要求:一个与进步社会所提出的正当要求相一致的法律制度才可能是有效、富有生命力的。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中,如果将法律当作固定不变的制度,那么法律就不能有效地指导、监督公民的行为,所以必须在运动与静止、保守与创新、僵化与灵活的矛盾力量之间达到和谐,才能使法律发挥最大功效。对此,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在一个国家中,没人可以制定一个系统且完善的法律,所以当事情有法律依据时,就遵守法律,依法行事,而没有法律作为依据时,就按法治精神行事,并且依照这种法律没有规定的事情对法律进行修改和补充,才能使法律发挥效力。但是,改变法律必须谨慎,因为只有民众的服从,法律才能发挥最大功效,所以,如果轻易废改法制,会削减民众的守法习性。只有当贤明、智慧的人与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有关的职位,使己经之前的法律发挥作用的同时,又要适时修改,废除不合时宜的法律,才能使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和个人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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