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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产生与立法原则

时间:2016-03-31 来源:未知 共9043字
作者:傻傻地鱼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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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柏拉图对正义与法治关系的认识研究
  【引言】法治国家中正义的实现探究引言
  【第一章】柏拉图正义观的困境和法治的选择
  【2.1  2.2】法的产生与立法原则
  【2.3  2.4】政体与法治及官员与法治
  【第三章】正义与法治相辅相成
  【第四章】柏拉图法治与正义关系思想的影响
  【结语/参考文献】柏拉图的正义观与实现路径结语与参考文献

  二、柏拉图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 法的产生

  在《法篇》中,柏拉图认为,人口的增长与聚居产生国家,而一个国家由需要这样或那样的规则或制度以化解由于人口增长和聚居所产生的利益分歧,才能使国家实现正义、达到至善的状态。所以,一个国家对法律的尊重程度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关系。

  根据传说,上古时期的洪水、瘟疫以及其它自然灾害,使绝大部分人口死亡、土地荒芜。剩下的少数幸存者向高地迁移,寻找可以生存的地方。起先这些少数幸存者大概在被洪水隔绝的高地上分散的生活着,每个群落之间极少的存在着相互间的联系,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工具可以使用,而他们日常的生产生活应该是游牧式的,并没有什么可以积累的财产,每个人之间、群落之间都和平相处,不存在贫富差距,所以,不存在争斗和战争,也正是如此,这样的社会不需要法律,仅仅按照前人的生活习俗就能实现正义。这时候的政治体制便是最原始的氏族制--同一家族的人在一起进行选举,选出最为合适的人作为仲裁者或者氏族领导。柏拉图认为这个时候的政治制度就是贵族制或王制,这是最"正义"的政治制度,是最接近至善的状态。

  随着洪水的消减和人口的增加,高地已经逐渐的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人们来到山下并且开始了农耕生活,而且为了守卫自己的领地、防卫敌人的入侵,一些家庭也相继联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共同体。但是由于之前的每个小家庭都形成了自身特有的规则和生活习惯,所以随着小家庭的不断增多,居住区的扩大,共同体中的矛盾也不断的增多了,所以为了解决每个家庭间由于生活习惯和遵守的习惯不同而产生的争端,由小家庭组成的共同体就会从每个小家庭的规则与习俗中挑选能被所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规则和习俗,并且进一步结合共同体的现实情况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规则与习俗,柏拉图认为这就是原始法律就产生的过程,在此之后,法律就成了人类社会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然后,人们开始移居到更加广阔的平原上,共同体也发展成了城邦,战争也随之出现了。最后,像斯巴达和克里特这种具有完整意义的城邦也形成了,并且各个城邦都制定了法律体系和规则。但是由于各个城邦都有着与其他城邦不同的现实情况,所以他们的法律也有所不同,进而每个城邦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路线。好的法律以及对它遵守是城邦由弱变强的保障;相反的,如果城邦没有制定正确的法律或实施了不正义的法律,那么最幸运的城邦也只可能是强盛一时,最终也会衰败乃至毁灭。

  法律是城邦的产物并且随着城邦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柏拉图认为法律有三个产生的原因:第一,神给统治者的指示。柏拉图认为神按照一个自在的模型--即永恒并且不发生任何变化的理念世界创造了人类社会,并对其进行监督。但是,神所创造的现实世界是不停发展变化着的,不可能永远都是模型的完美体现。所以,人所生活的世界最多只可能是无限的接近理念世界。

  神用三种不同材质的原料创造了三个等级的人。一般情况下,一个人是由什么材质创造的,其子女也属于这种材质,但由于所有人类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所以就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低材质父母有时生出高材质子女,而高材质父母也可能生出低材质子女。为了杜绝这种可能发生的种类混乱,神给统治者的第一条重要指示便是让他们把保护各个阶级的纯洁放在第一位,注意后代的灵魂是由何种的材质构成的。因为低等级的材料做成的人掌握政权必然会使国家衰败,所以统治者必须十分注意这种情况,按照神的指示制定一套完整的法律。除此之外,神还要求统治者必须保卫自己城邦的安全,统治阶级中的所有人都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私宅,更不能与货币发生任何接触,否则他们的灵魂就可能遭到腐蚀,从城邦的管理者变成工匠和农夫,从城邦的保卫者变成敌人和暴君,进而使城邦快速走向灭亡,所以,神要求统治者必须制定法律。这里神的指示仍是将正义看作是三个等级完全隔离,形成完全的等级秩序。法律产生的原因说明正义是通过神的指示现实化为人类世界的规则。

  第二,打击无神论的需要。柏拉图在《法篇》第十卷里集中发表了他的神学观点并且对无神论的进行了猛烈抨击。在说明了神是存在的,人是处于神的监督之下的,并且神不可能被人所欺骗去做不义之事以后,柏拉图宣布,要正确诠释法治这一主题,就必须让所有不敬神的人不要再走错误的道路而要尊敬神,而且要制定法律惩罚不敬神的人。

  第三,对人性的制约。柏拉图认为人性是恶的,一个为了追寻至善而建立起来的城邦就应当是完美的,具有智慧、勇敢、节制这三种美德,并且是合乎正义的。所以,城邦中的所有公民都应当像城邦组织那样拥有智慧、勇敢和节制的同时应该努力使正义在灵魂和身体上实现统一。但是不同的美德和欲望共同组成了人的灵魂,并且他们每个部分是不均等的。不同的部分占据主导地位会导致灵魂的不同,从而使身体表现出对正义的不同反应--正义的灵魂必然使身体践行美德,欲望控制下的身体必然厌恶美德。"如果白马控制灰马,人就从事正义的行为;但是,如果灰马控制了白马,那么人的行为就会趋向不正义,就必须要受到鞭答,也就是借助外在的力量,也就是法律进行惩治,从而使人性中不正义的部分受到美德的管制。"[10]

  (二) 立法原则

  法律是城邦的支柱,而立法是法律产生的必然过程,所以,立法应以整体美德为目的,这样才能使城邦追求至善,但是人类社会中的政治实践、风俗习惯以及个体的性格都可能使立法偏离这一目的,虽然如此,但是从人类社会中去除这三者的影响,让人们专思美德这一件事的做法最多也只能存在于理论中--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就企图用行政手段在现实中强行推行至善的理念,并且计划将一切人类活动都纳入到理性的指导之下,所以,虽然《理想国》给了我们诸多的启示,但其哲学治国的理念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

  柏拉图认为立法者必须保持对立法目的的清醒认识,但是一个完美的立法者不仅对立法的目的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他还会让人民看到国家会日趋正义,生活会更加幸福,所以,立法者应该以城邦的现实生活为基础制定法律从而引导公民追求正义,并且这种追求正义的过程是漫长而艰辛的。

  柏拉图认为立法的主旨是让公民在友好、和谐的社会环境中享受最幸福的生活。立法者在构建法律体系时要以城邦的友爱、平等和团结为出发点,以正义为目标。而对于不同的现实条件所造成的立法目的在表达上的不同,柏拉图表示只要我们坚持节制、明智和友爱这三个原则,这些表达上的不同只不过是正义实现之后的具体形式。所以,能够使法律所追求的正义在不同的具体现实中得以实现和维持的三个美德--智慧、节制、友爱就应当作为立法的原则。

  1. 智慧

  柏拉图认为优秀的判断力就是智慧,是正义的主要部分。亚里士多德给智慧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智慧是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11]

  这其中有三层意思:第一,智慧是要在现实中实践的品质,所以它是与现实密不可分的,是追求实现的;第二,智慧并不去寻找逻各斯本身的意义,但是要求行为活动符合逻各斯,所以逻各斯只不过是正义这一最终目的另一种表述;第三,智慧通过对真实知识的追求达到在现实中的正确推断。

  由于这三方面的原因,柏拉图十分重视智慧在立法过程中的作用。从第一层意思看,柏拉图认为不应该只根据事物的固有和的抽象的属性进行判断,而必须在对具体现实进行充分求证之后,考虑普通城邦公民的本性和诉求才可能形成良好的推断。柏拉图比较了两种人以说明这种看法:"一个人对好东西的看法是正确的(好东西的的确确是好的),对坏东西的看法同样也是正确的(坏东西的的确确是坏的),并且遵循着这一判断去行事。他总是成功地用语词和姿势来表达对好东西的看法,尽管他没有从好东西那里得到过快乐,也同样没有对坏东西有过憎恨的感觉。另一个少、当他用他的身体和声音表达好东西或设法形成对好东西的看法时,也许没有非常好地把握住正确的路线;但他可能恰如其分地感觉到快乐和痛苦".

  [12]

  能够进行正确思考的人是智慧的,但这种思考内容应该是社会的事情,同时也必须存在一个现实的目标和一个与显示目标相互联系的手段,所以智慧不能只关心共性,也必须要顾及到个性,即现实的具体事物。一个人如果只关注一般理论而对客观现实毫无了解,那么他在生活中是必然由于理论脱离现实而一事无成的,因为智慧与实践不可分离,而处理客观现实就是实践。所以,在立法方面要关注人们的现实感受,而制定法律的官员应该对这些现实的、可以实现的事情有足够的重视,而不要把注意力放在那些虚幻的、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上去。

  从第二层意思来看,柏拉图并没有因为智慧要以客观现实为对象,就把用来规范行为活动的规则定为是各种现实、浅显的意见的总和,而是认为规范行为活动的规则必须出于对立法目的的判断。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正确的目标,不去追求正义在身心上的统一,即使他能很快的完成一些事情或者有一些成就,也不能被称为智慧,而只能叫聪明,而在政治活动中,这种能实现人民短暂满足和眼前利益的人也不能称作政治家,充其量也就是一种精于世故的政客而己。立法者的首要任务是要使人民灵魂与身体逐渐适应于至善的要求,所以他必须以正义为起点,对现实客观事物做出正确的推断。

  从第三层意思来看,柏拉图认为"对某个想获得智慧的判断力的人来说,他要学到事物的严肃的一面,就不能不学其可笑的一面,或者实际上没有事物的对立面就无法理解事物。但要是我们想得到美德,哪怕是一丁点儿,我们也不能既严肃又滑稽,显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学会认识滑稽,而避免由于我们对滑稽无知而在不需要它的时候做出或说出荒唐可笑的事儿来。"[13]

  智慧的人不应该只有绝对的正义的认知,也要深入了解客观现实中的事物,虽然具体的、多样的客观现实不能取代最终的美德整体,但是如果不能深入的了解客观现实,就非常有可能因为现实条件的影响而偏离至善的目标,进而做出错误的决策。所以立法者必须深入的了解现实情况,保证理念与现实的一致。否则,即便立法过程和结果再完美,也会因为不符合现实的情况而无法实施。

  柏拉图认为一个人的"判断告诉他高尚的或好的东西,他并不热爱而是仇恨;判断告诉他卑鄙邪恶的东西,他却热爱和喜欢。就是这种快乐和痛苦之间的不协调,称之为最糟糕的愚蠢,也是最大的愚蠢"[14]

  智慧的立法者不但能够分辨什么是善,而且能够提出实现这种善的正确手段。对于城邦来说,最具有智慧的学科就是立法学,由智慧的立法者所创立的法律是符合现实的并且其具体条例也会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立法者想要尽力制定一套接近绝对完善的法律。然后随着这些法律的付诸实施,接受时间的考研,你难道认为会有立法家如此粗心,竟然忘了这些法律必定有一些缺陷,要有某些继承人来修补它们,一次确保他建立起来的社会体制可以逐步改善,而不会衰退吗?"[15]

  所以立法必须是连续的、没有最终期限的过程。

  2. 节制

  节制在古希腊是由智慧的衍生而来的,它是由保持和节制组合而成,所以从直译就是保持智慧。"节制"一词多次出现在《法篇》中,但柏拉图并没有深入讨论"节制"本身的含义,所以这里主要采用亚里士多德的定义:"节制所保持的是明智的意见。因为快乐与痛苦并不毁灭和扭曲所有的意见,例如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或不等于两个直角的意见,而只毁灭和扭曲有关实践的意见。实践的始因是我们的实践的目的。但是,一旦一个人被快乐和痛苦所毁灭,他就完全不能辨别始点,就不会明白他的选择和行为都应当向着或为着那个目的,因为恶会毁灭对始点的理解。"[16]

  节制就是要在智慧和现实之间寻求平衡,既要让智慧关注现实又不能让智慧被现实所主导。虽然在柏拉图没有对节制进行深入的说明,但他的《法篇》的论述中处处流露着节制的思想。在对酒会的例子进行探讨时,他就提出:节制不是不允许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追寻快乐和享受,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节制的品行能帮助人们抵制许多使他们陷于无耻和不公正的表面快乐和诱惑。所以柏拉图认为,节制不应该仅仅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假象和诱惑可能掩盖或曲解正义就极端的抛弃,只注重于对绝对正义的追求,但是,节制也抵制完全放纵在各种现实生活诱惑中而失去对正义目标的追求。所以,节制作为立法和政体的重要原则,其本质所要表达的就是中庸调和,坚持过犹不及。对公民的各种现实需求和正当利益,节制一方面是承认和保护的,另一方面又要给予合理的约束,并且节制对公民过分的要求和欲望是抵制的。

  一位智慧的君王才是一个城邦完美的立法者,但是这种情况是非常难以出现的,所以柏拉图指出只有建立能够贯彻节制原则的政治体制、立法制度,才能使民众的现实需求与利益在得以保障的条件下对它们进行约束。所以,柏拉图在对政体的研究时,非常全面的考察了节制这一立法原则。

  在《法篇》论述中,柏拉图认为虽然一切政体都是由君主制和民主制发展变化而来,但是这两种政治体制都过于极端,而正确高效的政治体制应该是在节制的统领下,把君主制和民主制的有点结合起来,并且寻求两种制度所代表的服从和自由的平衡点。

  柏拉图认为早期的波斯就坚持了节制这一原则,在他们将自由和服从以适当的比例加入的政治体制中,所以波斯早期繁荣昌盛--"当波斯人在居鲁士沿着服从于自由的中道前进时,他们开始为自己赢得了自由,并成为无数民族的主任。

  作为一个政府,他们给予臣民一份自由,并赋予成敏与自己平等的地位,因此他们的士兵愿意追随指挥官,敢于冒着危险前进。还有,若有臣民是聪明人,适宜作谋士,那么国王不会对他心生妒忌,而会允许他自由发表言论,让他出名,所以上苍恩赐的智慧可以自由地用来提出公共事务方面的建议,服务于公众。因此,自由、和平,以及一般普及的理智之间的结合,在那个时代带来了全面的进步。"[17]

  但是,一个国家一旦错误的抛弃了节制,只追求建立绝对的服从或坚持对无限自由的追求,那么这必将对他们自身乃至城邦的利益产生不利的影响。在现实中,这些情况都出现过:波斯人将集权推向顶峰、而雅典则疯狂的追求自由,都说明了节制在国家中的重要性。

  柏拉图首先考察了波斯人的极权政治--"引导我们对这个观点作漫长讨论的是我们对波斯人的共同体的考察。我们发现他们还在不断退化。其原因在于普通民众的自由天少,君主的权利太大,从而使他们的民族感情和公共精神中介。

  由于它们的消失,权柄们关心的不再是他们臣民的共同利益,而是他们自己的地位。只要认为对自己有一点儿好处,他们就会把国家的城市和民众投入烈火,使之荒无人烟,于是人们野蛮地相互仇视,深怀敌意。另一方面,当需要民众组成军队保护自己时,他们在民众中找不到忠诚者,也没有人愿意在战场上为他们冒险。"[18]

  放弃节制原则的强权政体,必然会极力追求统治权力从而使统治者毫无节制的放纵,被统治者受制于强权,至此,政治活动不可能去促进共同体去追求和达到善的状态,而变成了统治阶级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种方法,政治共同体失去了一致的目标,统治者必然会地极为自负,以至于将自己的行为作为评价政体社会中什么是好的、有价值的准绳--社会一切追求善的行为和善的事物在金、银等物质财富方面根本就是不值一提的。

  与波斯将集权推向顶峰、是民众失去自由的状态相反,雅典的民众则极力的追求毫无约束的自由。但是,过分的自由并没有让他们变得智慧,只不过让他们认为自己无所不知,使他们鲁莽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并变得毫无廉耻,全然不尊重比自己更具智慧的人,使得国家变得混乱不堪,不加限制的自由只会让民众的生活悲惨和落魄,是共同体的梦魔和毒瘤--"自信有了所谓的知识,恐怖也就被抛弃了,而失去恐怖也就产生了鲁莽。因为对判断的漠视必然产生毫无顾虑的过分自由,所以向着自由的下一站将是拒绝服从执政官,再接下去就是不受权威的约束和不受父母和长者的矫正。然后他们努力接近这个种族的目标,摆脱对法律的服从,一旦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就会藐视誓言和一切宗教"[19].

  所以,必须在节制原则的监督下,将服从和自由都适当的融入政治制度,只有如此,才能使统治与民众之间和谐融洽--统治依照法律对民众实行善的统治,民众则尊重统治者这种依法的统治,从而现实的利益和至善的理念都能得到实现,一个良好的、符合善的政体也能得以建立。

  3. 友爱

  柏拉图认为政治共同体得以建立和存在的原因在于:人们想要更好、更方便地获得生活中的各种必需品。但共同体只能对有限的需求进行满足,而人们的需求是复杂而繁多的,再完善的国家也不可能满足民众这些多种多样的要求,但如果民众无法意识到所有人的共同追求与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的一致性,共同体内部就会充满了阴谋与争斗乃至发生内战,"争吵所以会发生,有时也是由于一方所得到的不是他所想要的东西。因为,如果一个人得到的东西不是他想要的,就像没有得到一样。"[20]

  所以,法律应该着重考虑共同体内部的相同的利益。因此,立法就显得非常重要--立法不仅要对什么是社会的一致追求做出规定,而且要制定法律条文使全体公民对其有正确认识,并且能够在有实现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个人利益。也就是柏拉图在《法篇》所说的:"立法就是让人们愉快地按照共同意见来过日子,而不是跟其他旨在不同'利益'的事情打交道。"[23]

  所以为了完成这种目标,立法要具备三个条件:1、立法要关注民众现实的利益和纠纷。2、立法应该使民众认识到社会的共同追求从而调解纷争和平息冲突。3、立法要在分配各种利益要求的时候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友爱。为了实现这些条件,除了柏拉图强调之前所提到的智慧与节制外,还必须坚持国家内部的友爱。依旧以酒会为例,柏拉图认为立法者的作用就是在充满各种人的聚会中起到抑制冲突、追求和平以促进友好交流--立法者必须要缓和各种矛盾,使酒会在和平与友谊的环境下进行。柏拉图所认为只有在承认和尊重客观现实基础上的友爱才是有价值的,才能作为团结人和人的重要原则,进而实现人与人之间乃至国家的和谐。

  另外,人与人之间的善意是友爱产生的前提,并且对方必须通过互动获知这种善意,那么他们才可能因此成为朋友,所以友爱必然是在他们的之间相互联系的活动中发生的。所以柏拉图非常重视民众之间相互交流对友爱的促进作用,他说"当不同部分的公民在固定的时间集合在一起时,他们有机会满足他们的各种需要。公民们在献祭时彼此相识,并且彼此祝贺而结成了相互间的友谊。对一个国家来说,没有比公民们相互熟识有更大的利益了。在彼此的性格互不洞悉、盲无所知的地方,没有哪个人会永远享受到他应该受到的尊敬或担任他应该担任的公职或得到他该有的法律判决。"[21]

  所以,只要在城邦的日常活动中树立并长久的实行友爱原则,法律针对现实生活所制定的各种反映友爱原则措施必然会显示出作用,从而使得民众在法律的指导下相互之间友爱。

  其次,人们对正义的向往也是友爱产生的重要条件,或者说,友爱只产生于德行好的人之间。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相互之间的交流活动是善意得以产生的前提。人们在满足各自需求的过程中必然会在某些利益上产生分歧、发生冲突,对善意造成损害。所以,以一种友爱的关系对他们的个人利益进行协调,化解冲突,维持共同体的秩序是必要的,而要建立这种关系,就需要找到他们各自活动中相似的东西,克服人们因为追求各自利益所造成的冲突, 把对个体的利益需求纳入到对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利益的之内。

  "能够有助于我们的事物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是我们遵行的某种义务,一种特殊的习惯,或某种我们所占有的东西;我们可以从我们有的某种希望或者我们所持的意见或者某种研究课程中得到帮助。这一切对男女老小社会成员都是真实的。无论用哪种方法,我们所描述的这个目的是我们必须毕生竭尽全力去达到的。无论是谁都不能去尊祟其他的东西,如果后者妨碍了他为善的道路的话。"[22]

  对此可以理解为,友爱不仅要求对正义的有着相同的理解,而且还要有为了实现正义目标而采取的相同行动,只有如此,公民才能对其他的行为与利益产生认同,并与其他人友爱的实现共同的正义追求。相反的,那些过分追求现实享受的和虚假快乐的人之间不可能形成友爱的关系,因为他们的一切活动只不过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他们的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与国家的共同利益相悖的,他们的一切行为并不能有益于他人甚至会损害其他的人利益,所以这种差别使得这类人之间不可能产生友谊、友爱。

  所以,城邦内的立法需要以民众共同的目标为基础,并且使公民在法律规定的指导下平等的、融洽的生活,进而为了相同的目标采取相同的生活方式,已实现最完善的正义,而对那些不服从共同目标甚至有害于共同目标的个人要给予严厉的惩罚。

  所以,我们甚至可以为立法者定义--"立法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确立法律与诸神之间的联系,这需要立法者创建出一种'公民宗教'并说服公民们接受。"[23]

  当对正义追求通过法律确立为整个国家的共同利益,并且把民众的现实活动纳入到追求正义的范围之中以后,每个公民都必然会对相同的事物有着相同的感觉,最终,他们就会对一切事物做出完全一致的评价,从而使友爱在共同体内形。

  再次,友爱是国家中平等、正义以及和睦生活产生的基础。公民在正义的指引下,向着幸福出发,实现身体各个部分间的和谐而使身体内部形成友爱的状态,所以,友爱一方面体现为为灵魂对肉体的包容和关爱,另一方面体现为肉体对灵魂的敬爱和服从。灵魂不会完全禁止身体去追寻快乐和避免不幸,而是引导它对苦与乐形成正确的认识并以适当的方式趋利避害,但是肉体也不能一味地只知享乐,避免不幸,它必须在灵魂的指引下对现实做出正义的抉择,过一种高尚、幸福的生活,"当一个人已经决定了他所希望的和所厌恶的,愿意做的和不愿意做的,并用作为工作方针以指导选择他所寻找的惬意的、愉快的和极其出色的东西时,他将要选择的是使他能过上幸福的生活。"[24]

  一个崇尚正义并且去追求幸福的人必然有着正确的友爱观,并且这种友爱观又会反过来指导他在生活中对待别人的方法,他会尊敬和爱慕同样追正义的人,会宽容和谅解迷失在不正义中的人,并引导他们重新树立善的目标。所以当共同体内的成员都已友爱为原则,那么在共同体内必然会形成一种因共同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团结,柏拉图以一种由内而外、由己及人的方法使友爱原则在个人的内心与身体两方面得以完全体现,并且在城邦中使人们在友爱原则的引导下从个体的私欲转向了城邦的利益,从而实现了社会的团结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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