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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正义观的困境和法治的选择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发布于:2016-03-31 共929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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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柏拉图对正义与法治关系的认识研究
  【引言】法治国家中正义的实现探究引言
  【第一章】柏拉图正义观的困境和法治的选择
  【2.1  2.2】法的产生与立法原则
  【2.3  2.4】政体与法治及官员与法治
  【第三章】正义与法治相辅相成
  【第四章】柏拉图法治与正义关系思想的影响
  【结语/参考文献】柏拉图的正义观与实现路径结语与参考文献

  一、柏拉图正义观的困境和法治的选择

  (一) 古希腊正义观的起源和演变

  希腊早期,人们认为人类社会和政治活动看作是宇宙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不是杂乱无序的状态,而是在神的主导下有序的进行的,所以,神就是正义,并且制定和监护着正义。

  如前所述,古希腊的正义概念来自于正义女神狄凯(Dike)。《荷马史诗》中使用了"狄凯"和"忒弥斯"两个概念。狄凯是正义女神,忒弥斯是惩罚女神,表示习惯法。因此,正义是习惯法的原则,而习惯法则是正义的表现。无论是作为正义女神的狄凯,还是作为惩罚女神的忒弥斯,都是宇宙之神--宙斯的女儿。

  因此,在《荷马史诗》中,宙斯被看作是正义本身。他一方面规定着神的行为法则,另一方面也规定着人的行为法则。并且只要有谁违反了这些正义的法则,就会受到惩罚--宙斯由于"人类不顾上天的妒嫉而滥用他们的权力,在法庭上发表了歪曲的宣判并派出了正义。"而降下了暴风雨。

  生活在公元前 700 年左右的赫希俄德更加系统的阐述了神的正义思想。在《神谱》中,正义女神体现着一切的完美和至善,作为天神之女,她是神圣的;作为自然之女,她是全世界的。她扞卫正义并惩罚不义。而在《工作与时令》中,他将正义分为神的宇宙正义、野兽的弱肉强食的自然正义和宙斯赐予人类的特有正义。正义是宙斯最高法则,由于鸟兽不知何为正义与法律,所以宙斯才将正义与法律赐予人类当作礼品。也就是说,法律是神赐予的正义秩序,任何人都必须遵守,否则就会收到惩罚。

  正义在形成初始就被人们赋予了神圣的性质。神是正义的来源,那么法律只可能是神为人制定的准则,而不可能人自由创造的。所以法律与正义制约着人,而人不可能去改变法律与正义,从而得出了最初的法治思想。古希腊的人们并没有将对正义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神性中,而是开始在自然中寻求存在的意义,从而得出了均衡与和谐的自然正义观。自然哲学家将社会和国家生活的秩序的各种影像引入到自然中去,并用法律、政治和伦理的词句来表达对自然现象的认识。赫拉克利特提出了"逻各斯"的概念--其实普遍的规律和共同的法则,是一切事物的尺度。而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将数作为万物的本源。

  其认为世间万物都具一定的比例关系,而只有当其比例在适当的程度时才能形成和谐,而正义就是在这种和谐的比例中产生的。在自然哲学家看来,人为的秩序是存在好坏的,但自然的秩序必然是正确无误的。人类社会也属于自然界,所以,整个自然的秩序和法则应该最高于人类社会的秩序和法则。正是如此,正义被看作是一种永远存在而且不可违背的法则。

  随着希波战争的胜利,希腊世界迎来了广泛的繁荣,科学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此时的智者学派开始脱离早期自然哲学的范畴,把研究重点转向了人和人类社会。有些智者以自然为出发点,认为正义乃是优胜劣汰--强者才能获得城邦的统治权,并根据他们自身的利益来制定和修改作为正义尺度的法律。而另一些智者则认为正义乃是平等--人在自然需求方面都是平等的,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是平等。后期的智者派则认为自然是必然而正确的,自然就是最高法则,所以自然法就正义的,民意不会动摇其内容。绝对的正义是自然法本身所具有的,自然法是一切社会法律的依据。因此,法律应该符合自然法。

  智者学派的正义观虽然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缺陷,但是,他们为柏拉图正义观的提出提供了充足的准备--他们不但找到了论证正义学说的自然哲学,还形成理性的思维方式,而且对正义范畴做出了基本的定义。

  (二) 柏拉图正义观的提出及主要内容

  柏拉图在全面总结古希腊正义观的基础上,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各种错误的正义观,例如: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正义源于人们的契约或协议、动机好或结果好就是正义等。据此,柏拉图提出了自己对正义的主张,并且在自己正义观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理想国家--《理想国》。《理想国》被整理者加上副标题--论正义。《理想国》全篇都是围绕着正义而展开的。究竟怎样理解柏拉图的正义观,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比较大众的观点认为柏拉图在经历了实践的失败后,开始放弃对理想正义的追求,而逐步的向"现实"妥协,原因在于:柏拉图自己都认为理想正义和法治之间是了一个"最优"和"次优"的关系,那么《理想国》

  和《法篇》也就成了"最好"和"次好"的关系,"简单地说,柏拉图江郎才尽、每况愈下,不得不放弃诗歌和理智,而诉诸全身都是毛病的法律,最后退缩到经验现实之中,可以说,柏拉图最终失败了,更不用说这种注定就要失败的理论最后还成了开放社会的敌人。".但是,我们认为,柏拉图的正义观总体来说,是偏于政治性的。正义是一种智慧的统治,是国家和个人的和谐,是一种理想的体系。

  首先,正义是一种智慧的统治:人们相互联系并结合形成城邦,其目的是克服自身的局限性并且追求更加完善的生活,所以,政治活动必须首先对什么是好坏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以便对政治实践进行指导。

  柏拉图认为,人们的行为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而指导这种行为的则是智慧和愚昧。他说:"如果有必要做什么事的话--无论是在挣钱、照料身体方面,还是在某种政治事务或私人事务方面--他就会做起来;并且在做所有这些事情过程中,他都相信并称呼凡保持和符合这种和谐状态的行为是正义的好的行为,指导这种和谐状态的知识是智慧,而把只起破坏这种状态作用的行为称作不正义的行为,把指导不和谐状态的意见称作愚昧无知。"话句话说,智慧带来正义,正义需要智慧。

  从这点出发,柏拉图认为,城邦要想实现正义的目标,同样需要城邦的管理者拥有智慧,因为,只有智慧的统治者能认识到城邦的正义,才知道其城邦的最终追求。城邦管理不能只听从意见,尽管这种意见是多数人拥有的。柏拉图认为,智慧则是由知识带来的。知识与意见的主要区别是:知识能够确定认识原点的正误,从而建立起一个毫无漏洞的认识体系,并把现实引入到这个正确的体系中,从而使人们在社会生活和政治实践中形成前后一致的认识。

  "《理想国》逐渐占有了比过去更为重要的地位。尽管一个人能在《理想国》的大厦中找到许多与柏拉图晚期政治理论相关的特点,但是,关于城邦的实际结构或其制度的学说实际上并不是这部早期着作的核心。这里所关心的对象甚至不是城邦的公正法律,它所真正关心的是城邦的正确教育。"所以,柏拉图不仅要确立政治原则,构建理想政体,而且希望哲学家能够担任城邦的统治者或者要统治者系统学习哲学,因而,柏拉图特别重视教育,因为教育是智慧的来源。其次,正义是个人和国家和谐。

  柏拉图认为,个人正义就是智慧、勇敢、节制三种美德的和谐:人的理性必须统帅灵魂,使自身达到一种有秩序的状态,并在公共事务方面保持和谐。但仅有个人正义,还不能保证正义的最后实现,更不能保证理想正义的实现。个人必须在城邦中生活,必须过政治的生活,人必须是政治的动物,必须由个人的美德实现了国家政治的完善。柏拉图把国家看作是完成人的最终追求的机构,是正义理念的社会表现。因而,个人和国家必须和谐。而只有具备极高智慧的哲学家才能除去各种欲望对美德的干扰,最终实现个人和国家的的和谐,达到至善的状态。最后,正义是一种理想体系。

  柏拉图的正义是一种理想化的社会生活和政治体系,并相应的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政治制度。理想正义追求的是一种无视具体、复杂现实的、自给自足且不受其他因素干扰而建立的绝对正义的理想国家。要想实现绝对正义的理想国家,必须采取多种制度防止欲望对理想的破坏。在这样的理想国中,每个阶级都固定在自己的领域中,并且按照理想正义的规定给予各个不同的阶级以不同的职责。这样,各个等级安分守己,国家井然有序,他们和谐共处哲学王的统治之下。但是,忽视了人本身及政治生活的繁杂程度和现实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柏拉图的理想国家只能是存在于理论中的乌托邦--"他实际上对一切人间事物的卑视达到那样的程度,以致断言人类的事情不值得认真考虑。对于人来说,最好无过于成为'上帝的玩偶'."(三) 柏拉图的正义观的困境。

  柏拉图追求个人和国家的和谐,追求理想正义的实现,只是他的逻辑推理和理想构造。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绝对的正义作为人的政治生活的依据和目标,由于没有考虑到现实对于这一原则的制约,所以它所追求的绝对正义由于缺少实现的社会条件而过于理想化。柏拉图按照"至善"理念对城邦进行教化,从而达到智慧统治的思想在理论有其逻辑自洽性,但只能在其自身的理论中找到支点。即使《理想国》中有关于教育的最合理的论述,却由于只注重对第一和第二等级的培养,而忽视了作为第三等级的农民、工匠等的教育,所以它对正义的现实是十分有限的。这就是柏拉图正义观的理论困境。

  柏拉图的晚年有了三次西西里之行,而这三次西西里之行,更使他绝对正义的理想国彻底破灭。第一次西西里之行,是由于西西里的统治者僭主狄奥尼修一世号称喜欢哲学,希望哲学家能帮他把国家治理好。柏拉图欣欣然向往。然而,柏拉图并不喜欢僭主制,大谈僭主制的坏处,而狄奥尼修一世也并不真的喜欢哲学,因而,柏拉图激怒了狄奥尼修一世,在好友狄翁帮助下才幸免于难。狄奥尼修二世上台上后,作为舅舅的狄翁希望柏拉图能劝说自己的外甥狄奥尼修二世实现哲学王统治。抱有幻想的柏拉图再次前往,毫无疑问,当然也不会有结果。后来,狄翁卷入西西里政争被捕。为营救狄翁,柏拉图第三次来到西西里,无果。

  柏拉图试图把统治者改造成哲学家的理想破灭了。这样,柏拉图终于明白了"哲学王"的理想正义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建立的,所以只能降低自己对理想正义的向往,寻求次等的正义--以法律治理的国家。柏拉图认识到,现实中的国家不可能具有完美的知识和美德,只有使国家和公民在法律的规范下才能实现正义。所以法律的完善程度和对法律的遵守程度就成了他评判正义的标准。

  (四) 柏拉图的法治选择

  1. 现实政治对《法篇》的影响

  在《法篇》中,柏拉图为了建立法治国家,广泛考察了希腊当时存在的各种政体及其与正义的关系。古希腊地区的政体复杂多少样--君主制、民主制、寡头制、贵族制、僭主制等,而斯巴达和雅典的制度更具有典型意义。毫无疑问,柏拉图《法篇》中有关政体及其与正义关系的思想,主要借鉴参考了斯巴达和雅典政体的优缺点。

  (1) 雅典政治体制

  欧洲文明从希腊中走来,而雅典则孕育了整个希腊文化。雅典的民主制度,可以说是现代世界所有民主制度的起点。民主制不仅是雅典繁荣的表现更是雅典繁荣的基石,而且社会生活又赋予他们完全的公开性。正是由于这种自由、开放的民主制度,才使得雅典可以赢得希波战争,长久的成为希腊世界的霸主,但是,任何制度都有缺陷,雅典的民主制也是如此:梭伦和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不断赋予普通民众以政治权利,最终导致了雅典民主制度在狂热、无知的平民手中崩塌了。

  雅典政治体制的优点: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雅典的民主制度亦是如此,而是经过了梭伦、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提尼三次改革而逐渐建立、成熟,并且是雅典在希波战争中取胜及以后很长世间称霸希腊的制度保证:第一,全部公民参政,在雅典的民主制度下,国家权力的来源是全体公民,所以其民主是直接民主。但雅典的公民资格非常难以获得,只有在拥有一定数额的财富、能参加雅典军队并且其父母是雅典公民成年男子才能成为公民。立法权、选举权和监督权是每个年满二十岁以上并可以参加公民大会的公民所享有的。公民大会统领雅典其他全部的国家机关,包括五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会等各种公职人员均有全体公民担任,这种简单而朴素的参政方式直接体现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全民性。

  第二,人民主权、轮换制度、政治权力平等。雅典是由全体公民统治的,每个公民都可以参与到政权中来。所以,主权在民是雅典政治体制的本质,对全部城邦事物的决策权与管理权是其外在表现。而轮换制度则是"人民主权"的有效保障。轮换制是国家的负责国家事务公共职位有每个公民按照一定的实现担任。

  雅典的法律保证公共权力不会被某些人或集体垄断从而使人们都担任公职的机会,所以公民的政治权利是平等的,并且轮换制度使得政治权力不会长期的被某一个人或者阶级所垄断而使国家的民主制度遭到破坏,这在制度上就对"人民主权"有了强有力的保障。

  第三,法律至上。法治是雅典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雅典在其产生、发展、繁荣甚至衰落中都深深的体现了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雅典法治的首要原则。任何事情都必须依法实行,国家官员也不例外。任何触犯法律的行为都必然会受到惩处。宪法是雅典的最高法律。雅典人对人治有着强烈的反感,个人权力长期增长和专制统治是雅典完全禁止的。为了杜绝人治,防止个人独裁,雅典人建立一个及其严酷的法律--"陶片放逐法".这项法律以由全体公民投票,并且对城邦内得票最多的人进行放逐的处罚,即使这个人只是有可能危害的雅典的民主制度。雅典民主政治所创立的各项基本原则,组织形式以及运行机制,对整个西方的发展有着深层次的影响。

  雅典政治制度的缺点:雅典的民主制度是直接民主,直接民主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大多数公民都有政治权力,而多数人并不具备进行政治活动所具有的知识,所以多数人的统治不是智慧的,这也是雅典民主制的基本原则,但也是雅典城邦衰落的原因--不合理的多数人统治原则。这一原则虽然是民主本质的体现,即少数服从多数,但是这一长久不变的民主基本原则有着根本上有缺陷,特别是在雅典,对多数人选择的过度重视,并且基本无视少数的正确性,这是十分片面的,并且雅典的直接民主漠视少数原则,这也就造成了少数公民的基本权利、言论和信仰自由都有可能被大多数人的投票所伤害。"不正义的多数人有时可以借助暴力共同征服正义的少数人,他们是不正义者的亲属和同胞公民。如果这种企图成功,那么这个城邦可以说是被它自己奴役了,这种情况可以说是邪恶的".[5]

  这就导致了很多优秀的思想家、科学家乃至将军都先后受到城邦法庭的不公正对待--特别是苏格拉底之死,可以说是影响柏拉图放弃民主制度的主要原因。

  (2) 斯巴达政治体制

  斯巴达在古希腊甚至世界史都上颇为特殊--斯巴达虽然是人口最为最少的城邦之一,却也是最强大,最有声望的城邦,其在最盛时的公民约 3 万人左右,这与其他大城邦的公民规模要小许多,但这也只是,斯巴达强盛的一种表现,使斯巴达的如此特殊的原因在于来来库古改革所建立的一系列基本制度:经济上施行的平均主义公有制,政治上的贵族专政体制和公民基本平等参与权,教育制度军事化,这些都是使斯巴达成为希腊世界诸城邦中称霸时间最长、国际影响力最大的主要因素。但是,这些制度也有其本质上固有的缺陷,这些缺陷最终导致了斯巴达在压制雅典成为希腊世界霸主不久之后便衰落的主要原因。

  斯巴达政治体制的优点:第一,平均主义的公有制。来库古在经济上对斯巴达的改革包括:首先,实行土地国有政策,重新分配土地,从而避免土地兼并现象的发生,避免了社会贫富差距的出现;其次,发行笨重的铁币,限制工商业的发展,这样一方面避免商人屯积货物,获取暴利,另一方面,使外国商品,不易打入斯巴达市场,大大降低斯巴达财富外流的可能性;再次,不允许城邦内的人口流动,也不许城邦外的人员随意进入;最后,实行公共会食制度:斯巴达男子不论贫富,都在公共食堂就餐,同时畅谈国事,这一制度使得公民的关系比较融洽,而且年少的公民可以借此获得政治上的知识。

  第二,贵族专政体制和公民基本平等参与权:首先,斯巴达行"双王制",两个国王分别来自于一个较高地位和一个较低地位的家族,但实际上两个国王都不能实际的掌握大权,大权都被五位执政官之手所掌握。国王只不过在某些情况下的行政长官。并且双王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竞争的。

  其次,五位执政官必须每年重新由人民公开选举,虽然权力大于国王:既监督国家一切公民的行为,又可召集元老院及国民会议,如果国王触犯法律,也可以对其进行审判。但执政官只能担任一年,且所有事物须经五位执政官的同意始方能生效,所以其权力虽大,在理论上仍然是有限制的。

  最后,元老院的议员并同二国王共三十人,担任元老院议员的最低年龄为六十岁,小于此年龄不能担任。其对于立法、行政、司法等事物均有权利管理,并且每一个法案都必须由元老院提出,没有经过元老院表决的法案,不得提出到国民会议进行表决。在此基础上其相应的政治制度是公民基本平等参与的共和制,即斯巴达人自诩的"平等者公社"制。

  第三,军事化的教育制度。男子自 7 岁起至 60 岁的时候在不能脱离军队独自生活,并且在军队中的集体生活也是充满艰辛的,如此就使得斯巴达的公民能够在艰苦环境里生存、具有很强的作战的能力。由于斯巴达表现出来的多方面优势,当公元前 4 世纪希腊世界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开始研究斯巴达这个存在于民主包围的贵族专制政体,希望从这种不同于民主制的政体中找到振兴希腊的药方。

  斯巴达制度的缺点及其衰落:斯巴达内部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虽然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被财产公有和共餐制所掩盖了。正如雷德菲尔德所说:"斯巴达人不是平等人,而是相似者,财富通过从公众视线中的消失而被逐出公共生活,富与穷、私有财产和经济竞争并没有被消灭,只是不让人们看见。"斯巴达所实行的平等制度是理想的、完全脱离现实的。斯巴达公民的贫富分化及其严重,而城邦采取的平等化措施也只能轻微的缓解一下不平等的趋势,所以,平等根本就没有在斯巴达公民之间实现过。在政治、经济和精神等方面两极分化的必然趋势一直存在着。并且在政体方面,由于执政官可以无期限的连续担任,因此后来执政官成为斯巴达城邦中垄断公共权力的职务;虽然国民议会是由全体公民普选而建立的,但是其实为元老院的附属机关,虽然有表示赞成或反对元老院所表决法案的权利,可是实际上并不敢反对的,最终导致了执政官和元老院对斯巴达权利的垄断。

  2. 柏拉图对法治的次优选择

  考察了希腊典型的政体以后,柏拉图认为,无论是雅典的民主政体,还是斯巴达的贵族政体,都无法实现他所要的正义,因此,要想真正实现正义,在他的法治国家中,必须实行混合政体。在《法律篇》中,柏拉图赋予法律以至高无上的权威。这就改变了《理想国》中理想正义对现实的绝对限制,转而以国家的政治实践为起点,通过融合理想正义与法治,构建一种不仅稳定而且是追求正义的政治生活。《法律篇》中虽然没有一个有关于理想正义的详细描述,但在各个方面实际上是在力求实现这个最高目标。但是,这种对法治的选择是有条件的:

  首先,这种法治必须是现实政治活动的规范。柏拉图在《理想国》对政治实践的根本性原则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它将绝对的正义作为人的政治生活的依据和目标。但是由于没有考虑到现实对于绝对正义这一根本性原则的制约,所以它所追求的绝对正义由于缺少对社会现实条件的考察而过于理想化。柏拉图有关于按照"至善"理念对城邦进行教化,从而达到智慧统治的思想在理论中尤其逻辑自洽性,但只能在其自身的理论中找到支点。即使《理想国》中有关于教育的最合理的论述,却由于没有考虑到现实的情况,从而使得教育只注重根本性的原则,也就是只注重对第一和第二等级的培养,特别是身为阶级的哲学家,而第三等级的农民、工匠等的教育却被忽视了,所以这样的教育模式对正义的现实也是十分有限的。

  柏拉图注重一般性原则的倾向是在其导师苏格拉底的影响下形成的,这种倾向继承了苏格拉底的相关思想,即只有关于善的知识才能是美德,而知识只有经过准确无误的数学演算才能得出。"柏拉图认为统治者和一般的公民之间是一种有知识的人和无知识的人的关系。由于柏拉图在这时的知识论体系中排除了那些通过实践经验和行为习惯积累知识从而产生智慧存的可能性。所以,法律必然不会在国家中产生。然而略去法律就证明公民是平等自由的道德观念是虚假的,而这个观念恰恰是城邦的实质所在。"[6]

  然而苏格拉底却在追求正义本质的道路上失去了生命,并且柏拉图所构想的以绝对正义为基础的理想国也在实践中也完全破产--这两个现实的因素使得柏拉图对正义的理解有了发展,使他对《理想国》

  中的正义理论做出修改,这种修改在根本上改变了他的哲学结构以便使法治上升到首要的位置。"正是由于《法篇》中对国家的研究提出了需要作这些修正的性质。所以柏拉图在这里更加重视对现实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分析,并认为这样的研究工作不应该同历史分离开来。从而论述的次等国家优于《理想国》中论述的抽象性、形象国家。"[7]

  这种改变不仅是在论证的意义上的,而且还突破了单纯的理论框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其次,这种法治应注重理想与现实的互动。不管是在《理想国》或者《法篇》中,柏拉图都把追求正义作为终极的目的,只是采取不同的视角和方法而已。事实上,对国家的治理和政治的实践远非理想的正义理念的所能涵盖的,所以关注实现正义的现实条件才是基础。正是因为如此,柏拉图在晚年放弃了第一好的理想国家,转而研究次好的法治国家,"认可现实的国家,虽然它在法律、选举和各种制度中仍然存在着缺陷,但是,作为理想国家的近似物和影像仍然可能具有的价值。"[8]

  柏拉图对现实的理解以及有关于正义和法治思想的改变表现在很多方面:
  
  《理想国》中法律制度毫无地位,而保证秩序以及分配正义是第一要务,而《法篇》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且维持公共生活和谐的任务要优先于维持等级秩序;而且柏拉图晚年所写的文章基本不在提到"哲学"概念,而是将精力对现实生活的研究上。然而,虽然对现实的关注是必然的,但是如果在正义理论中过于执着于现实,最终将迷失目标,对传统权威、法律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所以柏拉图不但对现实生活进行了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室恰到好处的--既明确的了解了现实生活又避免过度的沉溺于现实,但是,他从未放弃《理想国》中的绝对正义和智慧统治的理想,而是极力使这种理想更加符合现实要求、更现实可能性。

  虽然在《法篇》中柏拉图基本不会涉及有关于绝对正义的概念,但是依然能够从其强调哲学教育、坚持其至正义目标的方面予找出其本意。所以,柏拉图给现实以足够的重视,但是不会过度沉于现实而失去对正义的追求。而柏拉图没有沉溺于现实则得益于他改变了《理想国》中理想正义对现实的绝对限制的思想,转而以国家的政治实践为起点,通过融合理想正义与法治,构建一种不仅稳定而且追求正义的政治生活。与此同时,统治者不只是追求哲学上绝对的、抽象的正义,而是在理想正义和现实生活之间把正义的具体形式和实现手段。

  最后,法治必须具有 "现实性".《法篇》中没有一个有关于理想正义的详细描述,虽然它在各个方面也在力求实现这个最高的目标,但是它却将注意力却更多倾斜在对于现实生活和政治实践。这种不同在写作方法中也得到了贯彻和体现--"柏拉图非常缓慢地用巧妙的手法进入主题,几乎觉察不到从一个伦理问题通过教育的原理,进而考虑严格的政治和司法问题,而且直到预备的见解完全安全了,才透露出其全部意图。"[9]

  要使理想正义与现实生活的和谐统一,一方面必须要对现实条件有着充分的了解,另一方面又不能放弃对理想目标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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