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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治理对现代国家治理的影响研究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发布于:2016-02-20 共9722字

  一、国家治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主题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核心或主干地位,而国家治理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主题。正如钱穆先生所言,“政治乃文化体系中一要目。尤其如中国,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其是儒家的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1]( P1)周桂钿认为,“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政治哲学是儒学的中心,而民本论是中国政治哲学的 中 心”.[2]( P1)在没有从西方引入政治哲学这一概念之前,中国一直都是用政治文化来论述,梁启超曾认为,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的诸多问题。“道家的无治主义、儒家的礼治主义‘,墨家的新天治主义,法家的物治主义或法治主义”.[3]( P3)冯友兰也曾对战国诸子的思想作出了这样总结性的介评,他说: “战国诸子及其成家之 时,无 不 谈 政治。”[4]( PP49 -50)刘泽华则把中国思想史归聚为中国政治思想的衍变史,他说: “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即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马克思语) ,这种现实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中,便把行政权力看得高于一切,看成一切的归宿。因此,在意识形态中,政治思想占有特别的地位,以至可以这样说,它是整个思想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哲学的、经济的、教育的、伦理的等等思想,不仅离不开政治,而且通过不同的道路最后几乎都归结为政治。”[5]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将“治国”作为其研究对象,其“治”的理念是古代社会国家治理中的核心思想。西汉史学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按: “易大传: 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这里的“治”,即是指“治国之道”之“治”,政治之“治”,显然具有管理、治理之义,后汉史学家班固在其《汉书·艺文志》中,也对先秦各家的思想旨归做了总评,他称其为“九流”,并认为:“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

  这里的“万方之略”,即是“治国之方略”、“治世之道术”,显而亦具有统理、理政之意。由此可见,中国政治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体现,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就是以“治国之道”、“治道”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同时,治道也是政治哲学所涵涉的关于为政,治国的理论。“政”与“治”本无具体的区划,《论语》多谈“为政”,子曰: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此处“政”与“治”意义无大甄别。所以,治道即治理国家之道,具体而言,就是如何建立正当性的政治体系,并维系之,使国家与社会进入有序的系统运作之动态平衡状态的理论及具体措施等。“政治哲学”作为从西方引入的一个概念,它的讨论域界为政权与治权问题,即统治者政权的正当性问题,及由此而运用政权进行治理的具体理论及方法,这也就是牟宗三所说的“政道与治道”问题---“政道是相应政权而言,治道是相应治权而言”.[6]( P1)黎红雷认为,“治道”原本就是中国传统思想特有的范畴,早在先秦时候就已形成,秦汉以后被历代思想家、政治家所广泛使用。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原生形态,治道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和心灵秩序,形成有序的社会治理结构,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促进人类文明的世代延续,这正是中国传统治道的内在追求”.[7]若要讲道为治术考,近人张舜徽对此颇有见解。

  他认为春秋战国之际,百家争鸣,诸多学说勃兴,当然有其客观现实的具体反映这一面,但同时,当诸说争鸣之时,又都离不了为当时的政治服务,“虽各有一套议论主张,彼此有同有异,但他们的目的,不外想拿各人自己的一套议论主张,实行于当时,维护统治与服从的社会秩序。”在《周秦道论发微》一书中,张先生用“道论”来概括这种理论,并说此种用法,在西汉初年时,便已通行了,如《淮南子·要略篇》中谓: “着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 人间之事按矣; 帝王之道备矣。”接着又说: “道论至深,故多为之辞以抒其情; 万物至众,故博为之说以通其意。”另外,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介绍他父亲司马谈的学术旨归时说道: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这里所言“习道论于黄子”,正如《史记·李斯传》中所称“从荀卿学帝王之术”一样,所学内容,均为相同。并说司马迁论述诸子百家的兴起,率不外一个“干”字,即去干求时君世主,践行各自治国之道。诚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之徒,各着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

  古代思想家提出的诸多治道思想,可将其概括为“道论”,系统宣传这种理论的,当首推“道家”.[8]( PP1 -26)通过上述各家论点和相应史料来看,尽管诸子百家见解各不相同,但“治道”是其主线,他们主张的人生哲学、学术旨归,最终都是获取政治上的实践。朱熹曾经说过: “能使人兴起者,圣人之心; 能遂其人之兴起者,圣人之政也。”[9]( P36)特别强调政治作用的价值趋向,使得历代文人以参与政治实现抱负为荣,认为只有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人生价值。迄今,中国传统治道思想仍然深深影响着现代中国人心理和民族性格,以及中国社会和政治关系的构造,这些独特的中国特质,使得在接受了西方和前苏联的国家治理思想后,中国仍需从传统国家治理理念中寻觅治国的良方。

  二、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理念

  纵观古代世界历史,相较而言,中国是唯一政治体系颇为稳定,制度延续从未出现长久中断的国家,这得益于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理念在整个历史发展脉络中得以贯穿始终,这些主导中国“治道”的国家治理理念包括“大一统”的国家观念、伦理本位的制度构建理念和德法并治的社会治理理念。

  ( 一) 大一统的国家观念

  大一统思想是中国传统治道理念之一,“大一统”思想达到的理想目标就是天下归一,社会稳定,人人安居乐业。战乱时期,社会动荡,人人盼望的都是安定,如何安定,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中回答“定于一”.一统者,平争之大局也。[10]( P1)的确,只有天下“定于一”才能结束战乱,恢复安定,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定于一”是天下大势所趋,是每一个分裂或战乱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分裂或战乱时期,大一统思想重在理念,强调的是“一天下”,而到了天下安定时期,大一统思想则重在强调“制度”.“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是雅儒者也”.( 《荀子·儒效》) “一制度”,简言之,即统一制度。历代新王朝的建立者,在实现统一大业之后,必须立即着手恢复或者重建社会秩序,制定行之有效的制度来管理社会。天下初定,整合社会既需要颁布政令,又需要建立制度。制度是维系稳定社会秩序的基础。而且,往往开国者的制度设计将会成为该王朝后任统治管理者尊崇并一以贯之的规范。制度的优势在于尺度标准一致。尽管制度本身有可能存在不公平的地方,但是就制度适用的范围而言,人人平等。因此,只要能够有效维系制度的正常运转,用之来规范社会秩序,便可以保持整个社会的大致公平,从而也就推动国家发展的长治久安。当然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地方可以制定制度执行的细则,但至少一国范围内保证各地民众达成制度共识,形成制度认同,这是国家治理的关键。

  大一统的理念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影响深远,渗透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去,进而转化为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使得中国人有着牢固的“大一统”信念。在中国这样拥有庞大版图、民族众多的国家,有其第一推动力及路径锁定机制。“天下定于一。一也就是道,是至高无上者。”[11]

  天下归一的治道理念也形成了中国传统政治中推崇皇权作为一元化领导核心的统治方式。较之欧洲,中国疆域乃一绵延通贯的完整板块,且核心地带人口早已同文同种,故而一元同质结构较多元异质结构更易趋近稳定均衡,这是政治稳定和制度延续的关键。那么在此基础上,中国又是如何构建社会制度的呢?

  ( 二) 伦理本位的制度构建理念

  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建设深深根植于伦理关系中,“儒家认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把家庭及其成员凝聚在一个宗法家族内,对家族的孝悌可以放大至对国家的忠诚,实现家和国的完整统一,从而为政治关系罩上了一层人伦和血缘的袈裟。”[12]( P145)伦理本位的政治文化精神正是将血缘宗法关系的氏族社会和地缘政治关系的国家体制相融合,把宗法家族内的父权和国家机制中的君权相融合。因此,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的家庭制度就是中国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孝忠一体、家国同构的政治文化精神下,人们孝亲、忠君、爱国,对社会充满责任感,重义务而轻利益。这种伦理本位的政治精神在中国人政治理想的追求上、政治关系的构造上、政治制度的运行中得以充分体现。

  那什么是“孝悌”呢? 孔子引用《尚书》中的言论认为: “孝乎? 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论语·为政》) “有子曰: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13]( P1)( 《论语·学而》) 这里将孝悌由家庭宗法关系中的兄友弟恭、依顺父母,引申至对君权的维护和对国家秩序的遵从,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国家稳定、社会安宁。《孝经》说: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孝经·开宗明义篇》) 如果每个人能做到孝悌,做到既对自己的家庭孝顺,又对社会中的其他人尊重友善,继而对全天下的万事万物都从孝悌中延伸出来谦恭良顺的态度,则好似每棵树木耕种时扎根本于地下,成长时枝叶便无不繁茂,棵棵树木相连便蔚然成林了。曾子更是将孝发展到至尊的地位,认为孝是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存在于社会政治关系的方方面面,他说“居处不庄,非孝也; 事君不忠,非孝也; 莅官不敬,非孝也; 朋友不信,非孝也; 战阵无勇,非孝也”.( 《曾子·大孝》) 他泛化了孝的含义,将仁、义、忠、信、礼、行这些道德都视为孝道。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中视个人德行的根本为孝悌,也将此视作国家社会稳定的根本。

  伦理本位也是中国人构建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基本依据。宋代吕祖谦在论及各级官吏的基本职责时也这样说: “事君如事亲,事官长如事兄,与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仆,爱百姓如妻子,处官事如家事,然后为能尽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尽也。”( 《从政遗规·官箴》) 中国人在国家和社会中不断建立家庭伦理关系,在国民与国家、君主和官吏之间也建构出家庭伦理关系,“更要者,就是把社会中的人各就其关系,排定彼此之名分地位,而指明相 互 间 应 有 之 情 与 义,要 他 们 时 时 顾 名 思义。”[14]( P90)按等级尊卑和职业区别明确规定每个人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和应尽的义务。这样每个进入到政治生活中的国民对社会、对君王、对他人负有伦理义务,并恪尽职守。此外,中国人的伦理义务不止是从下级对上级、臣民对君王,君主和上级也必须恪尽本分,礼敬臣子,爱护百姓,否则便无法维系君臣上下级之间的伦理政治关系。孟子就曾经论道“君之视臣为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 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事君如国人;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离娄下》) 若君上丧失伦理关系中的情义,破坏了彼此的伦理义务基础,则臣民任劳任怨的信心也将荡然无存。因情生义、情义为本,这是人类社会能够凝聚共存、良性发展的根本依据。

  伦理本位的思想也渗透在古代中国政治制度运行的每一环节中。“举孝廉”自汉代起,成为政治选拔的重要标准,后世代代承袭相沿。在儒家孝道政治的实践中,注重考察官员的孝悌品行和个人修为,这是儒家思想中寓政于德政治伦理观念在人事制度运行中的具体实践。这种制度不仅有利于选出德行出众的官吏,而且在这一制度激励下,读书人皆以孝廉为荣,社会形成重视名节的风气,对于遏制贪污腐败、卖官鬻爵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在中国古代乡村,依托伦理和宗族,构建起了“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出乡绅”的基层社会自治制度,把官治体制、宗族组织和乡绅结合起来实现最大程度的自治,既高效又节约成本,也与现代市民社会自治理念十分契合。

  可见,伦理始于家庭,却不限于家庭范围内。整个古代社会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皆以家庭为范本。事实上,伦理本位的中国传统政治精神为世人提供了一部既包含政治准则又设定了社会规制的综合法典。这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具有“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15]( P73)的特点,每个进入政治生活中的人都能在各层级伦理政治关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伦理关系中的情义,而对他人、国家和民族肩负起不可推卸的义务,并恪尽本分,尽职尽责,如此有助于实现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各有所长,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的政治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社会能够进入良性运转,弱势群体的利益也能被悉心照顾到。由此可知,伦理本位的理念是实现良治的关键。而德法并治是中国古代社会良治所倚重的另一重要理念。

  ( 三) 德法并治的社会治理理念
  
  德治和法治,自秦汉开始就是中国社会最为根本的两种社会治理理念,尽管在后继朝代中,由于统治者和主流思想学派的偏好不同而在施政上略有轻重,但总体而言,古代中国的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中德治和法治都对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德法从早期的对立走向融合后,“德法并治”精神更是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达成共识的社会治理理念,无论孰轻孰重,皆是不可或缺的治国之道。

  德法并治思想,早在夏商周时期就已经在政治实践中运用。贯穿夏商周三代的核心治国指导思想是“礼”.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混乱无序,激发了人们对治国方略的反思和争辩。各家各派都提出了不同的治国之道,儒家将“仁”、“礼”视为治国经纬,认为用道德来引导,用礼法来约束,培养百姓的道德耻辱观念才是能从根本上防范百姓犯罪的方法。孔子虽然也提出对刑罚的运用以及德法并治的作用,如“宽以济严,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但是他的观点认为刑罚应该在道德之下,主张“德主刑辅”,“政者,为治之具; 刑者,辅治之法”.( 《论语·为政》)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孟子·尽心上》) 因此,孟子极力反对“不教而诛”,反对暴政。但孟子也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孟子·离娄下》) ,为政者单一使用一种手段是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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