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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正义论下《利维坦》的逻辑问题研究

来源:未知 作者:学术堂
发布于:2015-09-08 共9250字
摘要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提出的正义理论在政治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功绩在于“为利维坦式的国家构成提供一种支持性论证,同时将自然权利视为利维坦的道德底色” [1(]P3)。霍布斯的正义观践行着社会契约论的解释进路。人们之所以组成社会,是因为进入社会共同体之后可以获得公平的待遇和公正的处境,社会的形成与国家的建构建立在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基础之上。有论者强调契约的约束力,“至上权力旨在增强契约的约束力,即一种强制性的政治义务。满足‘霍布斯条件',意味着我们共同接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至上权力的约束,即我们接受建立国家。以约束力作为评价标准,正义的制度就此出现”[2(]P76)。有论者试图寻求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与公平正义观之间的内在关联,“霍布斯将自然状态和利己理性同公民契约相结合,建构了契约论的公平正义观。统治者必须服从自然法,遵守社会契约,依法实施分配公正,而被统治者则必须履行法律义务”[3](P14)。还有论者追溯了正义的根源,“人们最基本的愿望是免除对暴力的恐惧,所以正义的根本指向是获得和平。所有权利转让者都能得到平等对待,这就是政治国家的正义性所在”[4(]P6)。可见,学者们对霍布斯正义观的探讨往往与社会契约论相联结,但就二者之间关系进行集中论述的研究甚少。

  本文将霍布斯的正义观归纳为“契约正义”,霍布斯将正义从终极价值转型为契约的形式或者订立契约的程序,即国家产生的一套规则,这套规则基于人们的普遍认同与同意。简言之,契约产生同意,同意提供合法性,这就是所谓的“契约正义”.此外,霍布斯的契约正义观存在逻辑上的困境,尤其是在对主权者的论述方面,存在致命的缺陷,导致利维坦式的现代国家建构与持久稳定的政治秩序背道而驰。

  一、正义观的转型与契约正义论的提出

  正义观是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脉络之一,贯穿于不同时期政治思想家的哲学理念之中。与契约正义观相对应的则是自然正义观。休谟在《人性论》中对两种正义观进行了区分。他批判了“正义是一种自然的德并且在人类协议以前就存在”的观点,认为正义规则不是由自然而来的,不是任何自然动机或倾向的直接产物,而是人为的,“是由于应付人类的环境和需要所采用的人为措施或设计”.因此,自然正义只符合人在自然界中的趋利避害的自然本性,但却无法解决政治社会中的苦乐利害的理性计算,真正的正义是人为设计和制作的产物。自然正义观起源于古希腊人的自然法观念,认定正义是自然的固有属性,自然就是正义。柏拉图认为,正义就是不同天性的人各司所职,城邦里的生产者、保卫者和执政者,“这三种自然人在各做各的事时,城邦被认为是正义的,并且,城邦也由于这三种人的其他某些情感和性格被认为是有节制的、勇敢的和智慧的”[6](P157);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即是“至善”,即优良的城邦生活,“城邦是若干生活良好的家庭或部落为了追求自足且至善的生活,才行结合而成的”.古希腊政治哲学中对于正义追求是以自然正义观为基点的,这种正义观建立在人的理性与智慧之上。在中世纪的欧洲,传统神学政治的代表阿奎那指出,“既然自然始终以最完善的方式进行活动,那么最接近自然过程的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在他看来,正义意味着“上帝”.上帝不仅完满地构思了正义,而且本身就是纯粹的正义。

  契约正义的提出是基于否认自然正义存在的假设,正义只有在与人相作用时才会出现。正义与政治社会产生于某种一般性的社会协议,即社会契约。霍布斯以自然状态为出发点,以人的激情、理性以及自然法为条件,基于契约原则,提出了社会契约论。契约指的是“权利的互相转让……立约一方可以将约定之物先自交付,而让对方在往后某确定时期履行其义务,在此期中先行托管,此时契约在他一方面便称为期约或信约。双方也可以都在目前立约而在往后履行。在这类情形下,到将来再履行的人便受到信任,他如果履行,就称为践约或守信;不履行时,如果出其本意,则是失信”.霍布斯正是借助于“契约交易”的预设,将其运用于社会契约论得以形成的论述中,即多数人通过订立契约,将权力交付给一个人或一个集体,被授予权力的主权者应保证人们的和平与安全。霍布斯国家观的价值关怀在于,它既不将国家视为至善的载体,也不将其置于宗教权威之下,而是将国家看作是保护和平与安全的强大权威,此种权威源于多数人的同意,由同意产生的主权者不可能是不正义的。人们相互订约授权给共同的代表者是自愿行为,这就是“同意”.理性人自由而知情的同意驱使着他们选择服从。“因为他如果是自愿加入这一群人组成的群体,这一行为本身就充分表明了他的意愿,也就是以默认的方式约定要遵守大多数人所规定的事情”.由此,主权者兼具权威与正义。霍布斯的契约正义观明确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政治权力与政治秩序的正当性资源,来自于人们的自愿授权。换言之,国家的合法性产生于人们的同意。

  二、契约正义下的利维坦

  契约正义观并不关注主权者是否为正义之身,而是此种正义由何而来,对该问题的理解使得霍布斯的正义观与古典正义观截然不同。霍布斯的契约正义观在《利维坦》中体现为三个方面:人的激情与理性、契约论和法律观。

  (一)激情与理性:正义的根源

  由于自然状态中人们面临着诸多危险、陷于对死亡的恐惧之中,所以激情与理性促使人们摆脱自然状态,争取和平与安全。激情源于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对舒适的向往,而理性为达至和平状态提供了可能。

  一方面,激情先于理性,它源于人们内心的欲望和好奇心。“想要知道为什么及怎么样的欲望谓之好奇心。这种欲望只有人才有,所以人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动物还不止是由于他有理性,而且还由于他有这种独特的激情”.好奇心是人们运用理性探究知识的动因。另一方面,激情是强于理性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公私利益冲突的时候,他(指任何人)就会先顾个人的利益,因为人们的感情的力量一般说来比理智更为强大”,但这并不意味可以否定或轻视理性。虽然激情有时会挣脱理性的限制,而成为某种独立的力量,但这种力量无法实现人类的共同生活。在霍布斯看来,善与恶是以能否满足个人自身欲望为判断尺度的,因此,自然状态下不可能存在共同的道德标准。

  霍布斯对人的理性的认可,是人们从自然状态走向政治状态的基础。“理性驱使每个人都去追求他自己的善……人类所有出于自愿的行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最有助于达成其目的的行为则是最符合理性的行为”.不违背理性的行为就是正确的行为,与正确理性相冲突的任何行为都是错误的,因为它违反了某种法,真正的理性即是某种法。换言之,理性规定了某种所有人都生活于其中的权利和法律框架。理性在自然状态中表现为自然权利,其原则是“自我保全”.它是“理性所发现的诫条或一般法则。这种诫条或一般法则禁止人们去做损毁自己的生命或剥夺保全自己生命的手段的事情,并禁止人们不去做自己认为最有利于生命保全的事情”.

  人的理性中存在着这样一条自然法:每一个人只要有获得和平的希望时,就应当力求和平。但是自然状态是一种不安全的战争状态,这就意味着一个人若是遵行自然法,恰恰会给自己带来危险而并非自我保全,在此条件下,自然法只能起到约束良心的作用,但却无法做到约束人的行为。“如果信约订立之后双方都不立即履行,而是互相信赖,那么在单纯的自然状态下,只要出现任何合理的怀疑,这契约即是无效的。但如果在双方之上有一个共同的并具有强制履行契约的充分权利与力量时,这契约便不是无效的”[9](P103)。因此,为了使人们能够依照理性的指令行事,唯一的办法就是建立起一个不可抵抗的权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然法的有效执行,这种不可抵抗的权力即国家。人们通过订立契约实现权利让渡,从而产生了国家和主权者。因此,人的理性是霍布斯国家观的基础,同时也是其契约正义观的根源,主权者所代表的正义正是基于人的理性,理性给予了主权者绝对的权力。

  (二)契约:正义与权力结合

  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试图证明,契约是理性人渴望互利的结果,权威会得到自然状态下的理性人的同意。如果我们将契约的订立过程视为自然状态下人们的集体行动,这些行动是理性的、自利的,且互利是一种对任何人都有利的选择。一个理性人决不会赞成任何使其境况变得更糟的方案,契约论似乎立足于这一基点,即当且仅当一种情境下每个人的境况都变得更好时,才应当赞成这种情境。由此,自然状态下的人们渴望和平与自我保全,基于这一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旨在实现社会的最优状态。

  政治权力的形成过程就是理性人集体订立契约的过程,所有人将其权利转让给某个人或集体,这种转让是毫无保留的。“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这就等于说,指定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来代表他们的人格……大家都把自己的意志服从于他的意志,把自己的判断服从于他的判断”.霍布斯主张将众个体的意志涵括于主权者的意志之中,这样它们才不会成为持久的政治联合体的桎梏。国家具有两个特征:其一,国家是所有人的意志汇合而成的一个人格,因而国家也具有人的理性;其二,国家源于社会契约,人们的授权才使得国家有了作出集体行动的力量。以此为前提,国家拥有绝对的权力就理所应当了,因为人的理性和契约使国家拥有绝对的正义,主权者的实质就是从所有人的天性中抽象出一个能够维护和平的人。契约的价值就在于履行,“非正义的定义就是不履行信约”,国家的价值在于以“权威-服从”的方式来摆脱战争状态、实现和平,国家产生之后就不能被取消。因此,契约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它赋予了国家正义的性质和人格,使国家拥有绝对的权力来保卫人们的安全。“在正义与不义等名称出现以前,就必须先有某种强制的权力存在,以使人们所受惩罚比破坏信约所能期望的利益更大的恐惧来强制人们对等地履行其信约,并强制人们以对等地方式来维持通过相互约定,作为放弃普遍权利之补偿而获得的所有权”.因此,强制性权力是由对契约的履行中推导而来的,正义需要国家这个绝对主权的存在,霍布斯进而指出:“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而信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建立以后才会开始,所有权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契约正义的实质就是履行守约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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