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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合法性下的儒法国家与当代启示

来源:未知 作者:学术堂
发布于:2015-08-14 共4471字

摘要

  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成一个儒法结合、内圣外王的儒法国家开始,帝制中国两千年基本上沿袭了这套国家结构模式。所谓儒法国家,这里指的是在西汉时期逐渐形成的一种以帝国儒学思想作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同时运用法家手段对国家进行实质性管理的国家模式。[1]

  儒法国家完美的结合了儒家治国战略和法家的战术,使得以此为范本建立的王朝(国家)对内可以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获得民众拥护;对外可以保护和平,抵御外辱。任何一种国家形式,其能够建构成型并付诸社会实践,接受社会的检验,源于其自身具有的合理性,这表现在政治社会中,就是合法性问题。儒法国家之所以行之有效长达两千年,在于其自身拥有的政治合法性。而儒法国家在合法性方面突出体现为绩效合法性。

  儒法国家属于威权国家范畴,威权国家往往有政体(国家的性质)和政府(一个具体的国家领导班子)合一的倾向,且其合法性一般都建立在绩效之上。[2]

  作为威权国家,儒法国家要获得政权合法性,则必须保持令人满意的绩效,也就是要顺应“天命”,顺应民心。纵观两千多年帝制中国历史,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都是因为统治集团敬“天命”、顺应民心,广施仁政、拥有强大绩效的结果,而反观每个封建王朝的灭亡,都与背后统治集团的倒行逆施、官逼民反、不得人心有关联。

  一、西汉儒法国家的建构

  汉武帝时期,硕儒董仲舒对儒家进行了改造,使之适用了国家统治的需求。董仲舒的新儒学是在继承先秦儒家思想,吸收先秦阴阳五行家、墨家、法家,以及汉初黄老思想的基础上整合而成的。

  董仲舒在孔子、孟子、荀子等原有儒家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天人感应”和“三纲”学说。“天人感应”实际上是西周初年的“天命观”的再现,“天人感应”学说认为,人是自然(“天”)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天”)如神一样,对人间诸事有感应,它能够借助自然气候的变化或自然灾害的发生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皇帝是自然(“天”)在人间的代表,成为“天子”,代表上天的意志,故而百姓要遵循天子的旨意。但是自然(“天”)只将“天命”授予仁义的皇帝,如果皇帝不仁不义,违背了“天命”,则天降灾害示警。显然,董仲舒通过将“天人感应”的“天命”观念吸收进儒家学说,正中统治者的胃口,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提供较为有力的解释和说明,使其统治获得犹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传统型合法性和魅力型合法性,这在帝制中国,意义重大。除此之外,董仲舒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纳入儒家学说体系,与原来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一道,形成“三纲五常”,对孔孟儒家学说而言,这具有变革性的意义。原来的孔孟学说倾向于将更具互惠平等性质的“五常”伦理奉为调整和规范各种人际关系的指导原则,而董仲舒所提出的“三纲”礼教强调的是君主对臣下、父亲对子女、丈夫对妻妾的支配权力。这样一种人与人之间长幼有序、尊卑有等的社会秩序构想使儒家学说更容易引起统治者的共鸣。

  总的说来,在对儒家理论进行改造中,董仲舒增加了“天人感应”和“三纲”学说,便于文化水平不高的广大百姓直观的理解君主统治全国的权力正当性,从家庭伦理的角度直观理解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这样有利于儒家学说在本质上更接近现实的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为统治者与百姓之间架构了一坐相互沟通理解的桥梁,使得百姓更易于认识国家政权的面貌,也便于统治者知晓普通百姓的需要。

  汉武帝在采纳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体系的同时,还积极借助法家的许多思想来治理国家。他重新采用许多秦朝的法律,自己在位期间在法律方面又多有创制;他重视生产,将冶铁业和制盐业收归政府手中,以抑制商业过度发展;他出台一些列措施抑制地方豪强势力做大,加强中央集权、颁布“推恩令”削弱地方封国势力;他积极对威胁汉朝安全的北方匈奴用兵,以保护边境安宁;他还进一步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制,从而加强集权。汉武帝儒法并用,在治国理政方面,将儒家的思想和法家的精髓运用得十分圆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用人方面,他循吏和酷吏并用,根据实际需要,不分彼此。从思想源流的大体言之,循吏代表了儒家的德治,酷吏代表了法家的刑治。

  循吏和酷吏的交互起伏是汉代政坛的一大特色,司马迁在其《史记》中专门为循吏和酷吏写传记。汉代酷吏绝大多数实际上是专制皇权的工具,他们雷厉风行、干练严明,往往普遍以国家的是非为是非,不折不扣地执行皇帝的意志,这就满足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对官吏的基本要求。

  而从官僚队伍的整体来说,在汉代循吏与酷吏的转换过程中,受到儒家经典教育和训练而同时又懂得法律的循吏越来越多,而酷吏也逐渐受到儒学的影响,儒、法在政治实践上越来越走向整合。这个过程从武帝开始,宣帝时相互融通的现象更为明显。

  总之,汉武帝儒法并用,以儒学思想作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的法律性基础,同时运用法家的权术势对国家进行实质性管理,他开创了一个儒法国家模式,并使之延续了近两千年,几乎从未间断过。

  二、绩效合法性下的儒法国家

  汉武帝以降形成的帝国儒学本质上是一套世俗性的道德伦理规范,与法家思想一道,构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官方意识形态体系,起着调节所有臣民日常生活和社会人伦关系的作用。在儒法国家体系中,国家与儒士阶层之间的紧密结盟一旦形成之后,中国实质上便处于文官政府的管理之下。儒法国家体制的一个惊人特征是,军队将领即使通过军事势力获取了国家政权(比如宋太祖赵匡胤),由于缺乏替代性的意识形态,也只能将其统治的基础奠定在帝国儒教之上,并寻求儒士群体的合作。

  在这两千年时期里,各帝国王朝基本上沿用了这一国家模式,即使是非汉族主导的王朝,除国祚较短的元朝外,其他诸如北魏的鲜卑政权、与两宋同期的辽金王朝以及后来的满清王朝,大体上也采纳了儒法国家模式。夏商时期,国家政权合法性建立在马克斯?韦伯所称的传统型合法性和魅力型合法性基础之上。

  从西周宣扬所谓的“天命观”建国开始,历经春秋战国、秦朝、汉初,直到汉武帝创建儒法国家模式,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从统型合法性和魅力型合法性过渡到绩效型合法性。所谓绩效合法性,通俗而言,是指一个国家合不合法、治下的百姓认同不认同这个政权,取决于国家能否做出政绩,是否为人民做事。国家的绩效合法性共有三个维度:经济表现、道德表率和国家防御……任何一个现代政府都必须以它在经济和道德上的表现,以及它防御国家的能力来获取人民对它的直接支持……[9]当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官员中,都很强调发展经济、官员追求“政绩”,这都是绩效合法性在当代的具体体现。

  在儒法国家中,国家政权的合法本质是建立在绩效合法性基础之上。统治者将经过改造后的儒学思想作为帝国意识形态基础,而在实际统治层面充分实践儒家的治国思想以及利用法家的那一套治国之术。以政绩为主导的政权合法性影响了人民对统治者权力的认识以及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政权。在古代中国,从西汉初开始,对政权中统治者的角色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主导性观点都是由儒家学者的学说所决定的,尤其是战国时期着名的哲学家荀子和孟子。他们对于统治者的角色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以下两句摘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卡尔?宾格尔非常有见解地指出,依照这种观点,“中国的皇帝没有统治的‘权力',仅有’天命‘,即,一种必须履行的职责。皇帝有职责治理好国家。”如果统治者没有很好地履行其职责,将会失去统治国家的“天命”.[10]历史上,着名的贤君唐太宗也曾把统治者和百姓的关系比作“舟”和“水”,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三、儒法国家的绩效合法性与当代中国的复兴

  自十九世纪后期开始,随着列强的步步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最终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儒法国家模式也渐渐瓦解,1911 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则结束了儒法国家模式。被奉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屡遭评判,最终被遗弃。儒教和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越来越多地被指责为中国落后的根源,所谓的“落后”是指屮国无法抵御外国军事侵略,不能迅速且成功地复制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了民族救亡而进行更加激进的变革和革命。

  虽然近代中国,尤其是清末民初、文革期间,儒家思想遭到从未有过的激烈批判,儒法国家借助的法家思想并没有遭到同样的命运,相反的是,法家思想仍然备受欢迎,无论是民国还是现代,都在执政者那里得到具体运用。这可能与法家的工具性特质密切相关。所以,即使是儒学思想遭受灭顶之灾的年代里,从学理角度而言,儒法国家的遗产仍然在发挥作用。在政权合法性建构方面,当代中国一直尝试由传统威权国家体制向现代以法理型合法性为基础的政治体制转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十年“文革”最终失败向世人证明:单凭虚拟的意识形态维持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是大有问题的,还需要国家有所作为,做出实实在在的政绩,让广大民众有感于国家改革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利益,这才能使广大民众真正认同这个政权。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推动的改革开放正是在践行儒法国家的绩效合法性,在这三十多年,民众对党和国家的认同长期保持高比例,这与党和政府的改革开放伟大成就息息相关。实际上,儒家天命观使得绩效始终是中国国家的一个重要合法性基础,长期的大一统局面为中国造就了一个 92%以上认同于汉族的群体和一个强国家传统(在前苏联,俄罗斯人仅仅占 44%左右),长期的科层体制传统为中国建立现代科层制提供了便利。

  所以,中国虽然经历许多运动,儒家思想虽曾一度遭到遗弃,但是儒法传统并未消失,其思想仍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被广为实践,儒家的绩效合法性在当代中国建构国家的合法性方面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今中国正面临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机遇。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势力范围,成为它们的半殖民地,曾经的辉煌已经过去,但是中华民族从未忘记自己曾经的荣誉、富强和繁荣。面对新的历史机遇,中国应该奋起直追,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帝制中国时期儒法国家的绩效合法性遗产仍有其合理的一方面。诚然,对于儒法国家留下来的那套价值伦理,我们应该审慎看待,有所选择,既不全盘接受,也不全部否定。以绩效合法性来建构国家政权的正当性基石固然有其必要,但是也应该注重党和政府一直以来坚持的共产主义价值信仰体系的建构,努力实现国家政权的法理型合法性。

  参考文献:

  [1][4][8]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7,162,172.

  [2][9]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30,130-131.

  [3] 曹 婵 . 儒 法 合 流 之 探 析 [J]. 现 代 交际,2011,(10):11-12.

  [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39.

  [6] 于迎春 . 秦汉士史 [M].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74.

  [7]赵凤霞。儒法之争与儒法整合--儒法国家形成的 重 要 基 础 [J]. 中 共 杭 州 市 委 党 校 学报,2010,(4):70.

  [10]赵鼎新。“天命观”及政绩合法性在古代和当代中国的体现[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1):119.

  [11] 赵 鼎新 . 儒 法传统与中 国崛起 [J]. 社 会 观察,2013,(11):9.

  [12]杨宏星,赵鼎新。绩效合法性与中国经济奇迹[J].学海,201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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