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史论文

您当前的位置:学术堂 > 政治论文 > 政治思想史论文 >

儒家学派义利观的理论演变及其反思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发布于:2015-05-12 共4535字

  “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1]义利之辩自古以来就是不同思想流派关注的重要问题,作为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尚义”与“好利”何者优先,体现了思想家们对于人性的不同基本判断和对待人生的基本价值取向。不同的价值观产生于社会现实但同样又反作用于社会现实,作为一种强大的观念力量,是不应当被社会不假思索地接受的,它究竟是真理还是仅仅是一种意见,在不同的时代境遇中,我们都应当回到这些基本的问题上去重新反思并给出我们现代人的答案。本文基于分析儒家学派的义利观的理论演变,这种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对我国商业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影响,力图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客观的认识和对待“义”与“利”的关系。

  一、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及其演变
  
  所谓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义利观,主要是指在我国先秦时期儒家学派所倡导的“重义轻利”的思想,其典型的特征是将儒家学派倡导的道德理想,作为一种超越于世俗生活中其他价值的人生追求,将德性与“好利”进行明确区分,并以此作为在道德上区分人品级的标准,正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与利”.[2]“孔子言君子,就《论语》所记观之,则有纯指地位者,有纯指品性者,有兼指地位与品性者。”[3]

  “君子”这一称谓,便成为了世人所应趋赴的道德原型。所谓“义”是一种内涵极广的道德范畴,有公正和正义的含义,追求道义上的自我完善是世人所应趋赴的目标。无论是君主还是世人,道德上的善是超乎一切其他目的的终极追求,甚至高于生命的价值,正所谓“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也。”[4]

  “义”作为一种道德理想的确其本身就值得追求,并且有助于国家通过礼仪教化的方式来规约社会,实现人的精神品质的提高。“行仁义”不仅仅是社会所应该崇尚的道德标准,也是儒家学说劝诫君主应当遵循的治国理念,当梁惠王征询孟子“利国”之道时,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5]

  先秦儒学的“德治”理念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我国自古至今的政治实践。在先秦儒家学说中,“义与利的矛盾并不是‘义’与‘利’两者之间的绝对排斥,而是把何者放在第一位,何者为指导的问题。”[6]

  但是,儒家传统义利观所赋予“义”相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其他价值的优越性,却在某种程度上令这种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容易被过分解释而产生误解,进而演化成一种封闭排外的价值体系,而使两个原本可以相互协调甚至相互促进的价值观处于观念上的敌对状态,产生了道德理想与世俗生活的巨大鸿沟,以致于“义”与“利”何者优先的竞争在后世的儒学中走向了敌对与排斥。程朱认为“‘存天理,灭人欲’是圣人之学的精髓和最高要旨。程颢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7]天理就是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社会伦理道德,“凡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思想、意识、心理、行为,都是人欲。”[8]

  在理学之中,天理与人欲是一对相互排斥和对立的概念,义利之辩发展到此时,其对立达致了巅峰,好利被视为人欲的一种,是需要被完全泯灭的。这种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形成社会舆论上的道德专断,禁锢了商业的发展。

  二、重农抑商的治国之道
  
  重农抑商的思想和政策理论依据都是出于富国强兵的实用目的,主要由当时的法家学派所倡导,而真正在道义上为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提供辩护的则是儒家学派。儒家学派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在理论上从社会道德准则发展成了“天理”与“人欲”的对抗,过分地将“好利”视为卑劣的行径,在道义上形成了对以牟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以及商人的负面价值评判,为古代国家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提供了道德上的理论支持,其理论联系并非是明显的,但是其导致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

  不可否认的是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对于维护古代君主专制是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的。首先,农业对于人类生活而言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有其绝对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农业的兴盛是实现国家强大和稳定的前提条件,是富国强兵之根本。其次,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生活所塑造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方式有利于维护专制王权的统治。传统的小农生产不但能将民众束缚在土地上,约束人口大规模的流动,而且务农可以使大部分民众保持着长期的贫穷。这样一来生活方式的不自由和贫穷,成为了专制王权维持社会稳定的法宝和削弱民众力量的统治手段,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大行其道,成为消除潜在权力竞争的的基本策略。而集中发展商业,则有可能遵循着相反的进路,容易产生威胁专制王权的新兴社会力量。荀子曰:“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事乱而君通,不如事穷而君顺焉。”[9]的思想就隐晦地表达了儒家传统义利观与重农抑商的治国之道两者之间的联系。

  除了这些现实的政治因素或社会生活的实际对重农政策的要求外,由于当时历史发展的局限缺乏一套较为完备的民间贸易制度。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人在缺乏制度约束的市场交易中,常常以欺诈等不正当手段获利,在社会中容易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产生民众对商人的不信任。所以在民间社会,商人常常被形容为一种贪婪、唯利是图、狡诈的“小人”形象,这也使儒家传统的义利观得到底层民众的心理认同。

  三、道德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矛盾
  
  儒家义利观形成于社会处于商品交换并不兴盛,贸易发展十分滞后的时期,社会财富的总量和人均占有的物质资料十分有限,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土地。所以无论是对于商业贸易还是朝廷所要征收的赋税,底层民众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认识,许多人认为“天下生财只有此数”,财富的聚敛行为容易被视为对他人财富的减损,商业交易容易造成一种财富零和博弈的假象,人们很少能进一步体察互惠的一面。出于时代的局限,当时的君主和主张重农抑商的思想家并没有用一种开放性的眼光来看待商业的发展对于社会财富总量增加所具有的巨大推动作用。

  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之下,儒家传统的义利观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其目的在于引导民众形成一种正确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人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容易被金钱异化而产生更多的欲望并且执迷于其中,对于这些人来说,人生的主要目的就变成了无止境的增多钱币。“人们所以产生这种心理,实际上是由于他们只知重视生活而不知何者才是优良的生活的缘故。”[10]

  不难看出,虽然充分的物质基础是保障人获得快乐的基本条件,但往往人的欲望是无穷尽的,作为满足自身或家庭的缘故,人容易将财富的取得和保持视为人生的目的,“倘使凭借一门致富技术还不能完全如愿地达到目的,他们就把一切才德反乎自然的正道而应用到致富这一目的上。”[11]

  无论在任何社会之中这种倾向都是难以避免的,正如马克思·韦伯所指出的那样:“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只要有可能,就必有置任何伦理道德于不顾的残酷的获利行为。”[12]

  儒家学说指责的正是这样一种错误的人生态度,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也是要从道德层面惊醒世人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生目的,什么是受欲望支配的假象。

  对于道德理想而言,人类欲望不加节制的扩张显然是一种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更是标志着人性的异化;但对于人具有欲望的这种天性而言,用过高的且不符合实际生活的道德理想或准则压迫人性,这显然是不宽容的。儒家传统的义利观恰恰是将“义”与“利”盲目地视之为一种非此即彼的价值两端,当这种立场并未得到清楚的理解而就被社会舆论所接受之后,“义”与“利”一方压制另一方的理论后果就会阻碍了商业的兴盛。这种学说的要害之处就在于忽视了这两种价值是否存在可以相互调和甚至相互促进的可能性。

  四、目的与手段的调和
  
  在先秦诸子学说中,管仲学派在《管子·轻重篇》中所提出的义利观则是一种中肯有益的观点,不同于儒家重义轻利的立场,他们认为“经济利益是仁义的基础,仁义是经济利益的派生物。《轻重甲》中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13]

  按照此种认识,将经济利益视为仁义的基础,把仁义看成是经济利益的派生物,未尝不见得是一种符合实际的洞见。因为在基本的物质利益尚且得不到确实保障的状态下,精神上更高的追求是难以实现的。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将德性视为人达成幸福生活的必要品质,但缺乏基本的物质财富,幸福或善的生活是不充分的,因为追求灵魂的善和幸福的生活需要闲暇。

  如果简单的把仁义看得高于一切,用近乎于脱离实际的超然处世态度来追求灵魂上的圆满,不能不说是伟大的,但是若背离了人的基本诉求,理想也会变得虚伪起来。伦理道德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或社会行为准则,其性质上是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范畴,儒家传统义利观轻视甚至压抑现实生活中人对于利益的追求心理,会极大地限制社会经济基础的巩固和拓展,令国家处于一种社会道德范畴与经济基础不相协调与适应的状态。这样一来,思想意识上的过高追求自然地偏离国家的现实状况,产生理想与现实的严重脱节。作为自然物的人类,拥有基本的生存资料是得以维系生命的天然要求,对物质资料富足的渴望本身并不足以纳入事关道德的评价,就“好利”这一价值观而言,就算不值得称赞,也不应该被盲目的压制,并斥之为恶的一种而成为“小人”的标签。应该被众人所否弃只是为了谋利1我们要知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划分“君子”与“小人”的关键并不是爱财与否,而应该是:是否取之有道。若手段正当,“好利”与“尚义”也只不过是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而已,并无明显的高低之分。甚至当一个社会的财富总量和人均占有量都得到明显提升的时候,对于仁义道德教化而言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不可否认的是,比起穷人来说,富人更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施行仁义,更有足够的闲暇来追求灵魂上的善。实际上,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对公正仁义的崇尚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如果我们能客观地看待人性中的“好利”倾向,并使这一倾向积极地服务于更高尚的目的的话,我们应当是承认并肯定这一价值观的。我们要做的只是规范人的谋利过程,使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采用正当合法的手段,而不是盲目的对这种倾向持批评态度并试图压制它。

  五、结语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市场经济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所起到的推动力是毋庸置疑的。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对原有的传统观念进行反思并重新认识它们的价值,发现这些观念试图达到的目的以及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起到的作用。真理是经得住不断的反思和时间的考验的,“意见不论怎样真确,若不时常经受充分的和无所畏惧的讨论,那么它虽得到主张也只是作为死的教条而不是作为活的真理。”[14]反观现实,社会舆论中还普遍地对商人持有负面的评价,部分人仍然戴着“无奸不商”的有色眼镜,压抑社会的致富热情。

  实际上,只要手段正当,我们就不应该以单一的价值观来约束每个个体的价值观和不同的生活方式,更不应该对任何一门行业持有道德上的偏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享有一个和谐而充满活力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程颢:《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
  [2]《论语·里仁》。
  [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一册)[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65.
  [4]《孟子·告子上》。
  [5]《孟子·梁惠王上》。
  [6]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195.
  [7]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327.
  [8]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卷)[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329.
  [9]《荀子·修身》
  [10][1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5.
  [12]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上海:三联书店。1987:40-41.
  [13]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224.
  [14]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论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40.

作者单位:
相关内容推荐
相关标签:
返回:政治思想史论文

1.将微信二维码保存到相册

2.打开微信扫一扫从相册识别

1.点击下面按钮复制QQ号

3008635932

2.打开QQ→添加好友/群

粘贴QQ号,加我为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