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史论文

您当前的位置:学术堂 > 政治论文 > 政治思想史论文 >

梁启超对革命模式的摸索及其失落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发布于:2015-01-31 共9864字
论文摘要

  1895年至1920年初前后大约二十五年时间,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是中国的“转型时代”。随着西学东渐的日盛和内忧外患的日深,以及富强、文明、进步化身的西方国家与深陷亡国灭种危机中颓败的清朝之间的落差感,使得“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在救亡图存的语境下愈发迫切。在戊戌变法(1898)失败后的十年间,国难危局依旧接踵而至。辛丑(1901)之后,革命话语在以留日分子为主的知识群体中不断发酵,作为转型路径之一的“革命”在舆论界逐渐与另一路径“改革”分庭抗礼[2],关于二者孰优孰劣的论争,开始不断升温。作为这十年间华人言论界最具影响力的知识人,梁启超(1873-1929)的革命观在此期间的嬗变正是对这一论争的回应。梁启超的革命观在1902-1903年发生了鲜明的转变,即30岁前后(1903)是梁启超思想的分水岭,之前是由缓进到激进,之后是由激进而缓和[3],该阶段前梁启超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之后则趋向改革[4]。虽然像梁启超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舆论界通过革命话语的提出创造了政治机会,但利用政治机会、将思想革命转化为政治革命的先锋却是那些边缘知识分子及知识分子中的激进行动派。在政治与文化秩序崩解的政治生态中,进化论主导下的近代中国逐渐形成了一种急进的、整体性的、自我否认的、去规则化的革命文化,以至于现实之痛让人们否定了先前革命的成就,也同样是现实之痛一次次地驱使人们召唤革命的再度降临。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梁启超作为革命话语的提出者,却难以控制这种话语在社会领域中的转化,以至于在革命的言论和行动如高山滚石一般愈发急进时,持温和立场的他再无力扭转这一趋势。

  一、激进与缓和:1903年前后革命话语的嬗变

  自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往日本,维新派在国内的势力几近摧毁。然而,身居海外的梁启超却不再受清政府及守成势力的禁锢,能畅谈民权、族群乃至革命问题。湖南新政以来一直悬于其心中的革命话题,终于可以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提出。在《瓜分危言》《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等文章中,他痛斥满清政府,宣布与其势不两立[5]。为此,他开始鼓吹革命,并认为排满革命是必要和必然的,因为民族主义已成为时代的立国之本,要唤醒民族巩固此本,必行排满革命。在给康有为(1858-1927)的信中他写道: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6]。

  然而问题在于,为何维新改革就不再是医治中国弊病的良药,而只能转向革命呢?

  任公在《释革》一文中给出了他的回答:夫我既受数千年之积痼,一切事物,无大无小,无上无下,而无不与时势相反,于此而欲易其不适者以底于适,非从根柢处掀翻之,廓清而辞辟之……此所以Revolution 之事业,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不由此道而欲以图存,欲以图强,是磨砖作镜,炊沙为饭之类也[7]。

  他进而提出“破坏主义”,他认为破坏终不可免,迟一日破坏不如早一日破坏[8]。显然,革命之破坏在进化论和民族主义这两大“政治正确”的语境和他煽动性的文字中,革命之破坏已成为了联结挣脱国难再造大同与出人头地百世流芳之间的神圣桥梁。更不难想象诸如此类的文字对一群立志救国的迷惘青年所具有的感染力和诱惑力。

  然而,任公强调革命的真正意思是“国民变革”而非“王朝革命”,明治维新被他视为代表,而法国大革命被他描述为一场冲垮堤岸并最终冲走邪恶和善良的洪水[9]。

  在《释革》中,他通过对“革命”的中文古义与英文“Revolution”的对照,指出日本将之译为“革命”是错误的,因为Revolution 是指彻底变革,而非中国古语的改朝换代,因而主张以“变革”译法代替“革命”[10]。梁启超主张中国需要大变革才能自存,同时又反对革命派把革命仅视为推翻中央政府。为了与革命派相区别,他才如此重视对“革命”意义的辨析[11]。在1903年前发表的系列《新民说》的文章中,其根本的关注点仍是国民的“道德革命”,深受阳明心学等传统文化熏染的梁启超对中西文化认识的驳杂使之把握不清变革的边界在何处,尤其是文化的革故鼎新,是绝不能用一刀切的化约主义来完成的。因此,鼓吹和贬低革命在他同一时期的文字中皆有显露,他虽将共和立宪视为矢志不渝的终极目标,但至少在1903年以前,在实现路径的选择上一直是模棱两可。

  1903年梁启超前往北美后,思想出现较为明显的保守主义转向,改良立场基本定型。他转而反对破坏主义,强调社会的根基和秩序在面对外部竞争时的极端重要性,而“一切破坏”忽视了应当保留的社会根基来作为进一步改良的基础,从而会导致更大的混乱:今之言破坏者,动曰一切破坏,此讆言也……吾亦深知夫仁人专士之言破坏者,实鉴于今日之全社会,几于一部分而无病态也,愤慨之极,必欲翻根柢而改造之。斯固然也。然疗病者无论下若何猛剂,必须恃有“元神真火”者,以为驱病之原,苟不尔者,则一病未去,他病复来,而后病必更难治于前病。故一切破坏之言,流弊千百,而收效卒不得一也[12]。

  那么如何维持这一“元神真火”?梁启超此处将政治秩序与文化传统联系在了一起,强调唯有依靠祖宗的旧道德:“今日所恃以维持吾社会于一线者何在乎?亦曰祖宗遗传固有之旧道德而已。”[13]

  那么,既要改良又要维系固有社会根基,应在政体上采取何种形式呢?梁启超进一步提出了“开明专制”,这种专制强制与以统治者一人利益为核心的“野蛮专制”不同,他强调以“强制客体的利益为核心”。通过这种过渡性质的政体实施德智力的教化,逐渐向君主立宪制过渡[14]。任公变化后的革命观,在他与革命派的论战中更鲜明地体现出来。概而言之,以中国的现况,只宜行政治革命,不能行种族革命、社会革命,否则将会招致内乱甚至亡国的惨祸。

  二、革命话语转化的思想传播与历史际遇

  在中国近代思想“救亡压倒启蒙”的主旋律中,知识分子思想中的实用旨趣常压过其理论指向。诚如约瑟夫·R·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1920-1969)所言,作为个中代表人物的梁启超最根本的关怀是如何强国以使中国与西方并驾齐驱而非恪守文化品格,“力图证明西方与中国的理想实际是相同的,一种既使中国西方化而又维护中国与西方的平等”[15]。一方面,梁启超通过其“常带情感”的笔锋影响着国内外的大批读者,另一方面,他“太无成见”的性格也极易受到自身遭遇和人际关系的影响转而去修改自己的思想。这两方面主要体现在十年间他与革命党人的关系转变及所办的两份报纸的影响。

  梁启超与孙中山(1866-1925)相识甚早,他们正式订交是在1899年任公抵达日本之后。与康有为不同,早先梁启超对于与革命党合作颇有兴趣,而自他们初次会面后,彼此关系日益密切。在1899年给孙中山的信函中,任公写道:“与君虽相见数次,究未能各倾肺腑。”[16]

  而在同年夏秋间康有为离开日本后,双方关系更为密切,甚至有合并组党的计划。冯自由在记述孙、梁携手经过时说:“1899年夏秋之间,孙、康两派有合并之计划,拟推选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诘问孙,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为何地?孙曰,弟子为会长,为其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悦服。”[17]

  免除对老师的顾虑后,任公甚至是有意要摆脱康有为的羁绊,他不让《清议报》刊登保皇会的文字,相反却发表一系列《自由书》倡扬革命,激烈抨击清政府。

  其中,唐才常在是年秋组织的“正气会”,就是梁启超和孙中山赞助下的革命组织,这也是梁孙合作关系最为密切的时候。而11月任公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后,两方关系急转直下。孙、梁分裂的原因大致可以从四个方面予以考量:其一,两人在革命方法上有出入,任公主张以勤王之名,间接倒满,孙中山则主张明倡革命,直接倒满。其二,由于出身背景不同,两人对于领袖问题也有不同意见,梁氏主张领袖应兼通中西国情;孙氏则以为应有现代知识。

  其三,财源之争,梁氏在美国募款,夺取革命党人地盘,双方因此势同水火。其四,康梁的师生关系,使梁氏不敢背其师门与孙氏合作[18]。其中财源问题最为根本;双方因争取财源而至分裂,分裂之后又为财源而敌对,甚至孙中山公开宣布与康梁为敌,称任公为“梁贼”。此段时间内,梁启超虽自筹革命,但屡屡遭挫。

  1903年旅美返日后,梁启超开始出现显着转变,不仅不再言革命,甚至排斥共和。关于其转变的内容,梁启超自述道:“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启超亦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矛盾。常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战。’世多以此为诟病。”[19]

  而针对任公思想的嬗变,张朋园归纳了六点原因:(1)与康有为的师生关系及康对他所施加的经济压力,迫使他就范;(2)畏惧破坏之后建设不易;(3)与革命党感情日坏,不得不退而自固;(4)受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1838-1922)《美 国 政 治论》影响,对美式民主不满,转而醉心于英国的君主立宪;(5)受黄遵宪(1848-1905)的驰书规诫,转趋保守;(6)受加藤弘之(1836-1916)影响,以为人民知识程度未达到相当水准,不仅不当革命,即使施行立宪亦为不可[20]。若仅从思想理路而言,上述原因无非是任公对他在1903年旅美前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深化:其一,对内竞争与对外竞争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其二,支撑新民改造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旅美后,一方面他注意到之前赞扬的对内竞争不见得会激发凝聚力和实力,相反可能导致竞争过烈引起内耗,这与强国的目标南辕北辙,显然有悖于时下更为紧迫的对外竞争。因此,相互倾轧不如万众一心,统一有效的秩序和国家理性比变化莫测的民意更重要;另一方面,革命与新民不是无源之水,而需要传统的社会基础与之互动,梁启超《新民说》中的公德与私德决非日后学者理想化了的互补关系[21],而存在着他自己都不讳言的前后冲突。他为扬私德,以阳明之学为要旨,宣扬“正本、慎独、谨小”,以之陶铸年轻人之道德基础。梁启超承认,他之前认为中国之旧道德“不足以范围今后之人心”,希望“发明一新道德以辅助之。由今以思,此直理想之言,而决非今日可以见诸实际者也”,由输入“泰西之学”而宣扬的“公德”,“谓其有‘新道德学’也则可,谓其有‘新道德’则不可。何也?道德者行也,而非言也”[22]。而就现实方面而言,值得注意的另外一点,是他痛批1903年排满革命勃兴后“新学青年”的行为:“今日踸踔俊发有骨鲠有血性之士。”

  皆醉心破坏主义,以致“满街皆是志士,而酒色财气之外,更加以阴险反复奸黯凉薄,而视为英雄所当然。”[23]由此,革命破坏除败坏德性,似对推进现实并无补益。

  由上观之,任公革命观的嬗变绝不仅是思想层面的转化,亦是其历史遭遇对他革命观念的影响。那么,梁启超的革命观又是如何作用于历史呢?我们可以从他在日本时创办的两份刊物管窥一二:梁启超在其主编的《清议报》出版百册后,总结其四大特色: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24]。清亡后,他又说:“在横滨开一《清议报》,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彼时最烈也。”但由于该报发行期间,任公较长时间不执笔而旅居海外,影响仍不及《新民丛报》。《新民丛报》因其保皇党党报的背景,缓和了清政府的阻力,最初可在国内公开发售,其销路远比《清议报》要广。

  然而这份以“新国必先新民”为宗旨的报刊初衷看似温和,报中所用文辞实则颇为激烈,以至于被视作鼓吹革命的刊物。其实际影响,可见日后任公之自述:“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倡其旨意,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受其影响。”[25]

  钱基博(1887-1957)亦得出与任公相仿之说:“《新民丛报》播被由广,国人竟喜读之,销售至十万册以上。清廷虽严禁,不能遏也。”[26]适时,学堂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阅读群体,他颇富煽动意味的文字和戊戌变法之后极高的威望,与一群转型时代的愤懑青年不断发生化学反应。是时,邹容(1885-1905)、章太炎(1869-1936)等革命派亦有力倡革命、播散甚广的作品。之后数年,激进情绪日见高扬,即便任公思想转变后在论述革命弊端时亦是雄辩滔滔,也无法扭转革命浪潮的回流。而清末革命的主力军,恰恰是诸多接纳了任公革命话语洗礼的热血青年。

 论文摘要

  三、主导还是失控?——革命话语的历史定位

  梁启超的革命观一方面经历了“缓进——激进——缓和”的嬗变,另一方面随梁氏革命观的传播而激化的革命热潮却不以他思想的转变而消减。革命文化在近现代中国由于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渲染而被赋予了神圣性,但着实从知识分子、革命话语与革命的关系对之进行的研究却寥若晨星[27]。为此,从观念与社会互动的知识社会学角度而不仅仅是思想史的理路去重审这一议题,或将更增裨益。任公处于中国革命的孕育时期,他对中国的革命政治文化基因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其自当是我辈反思该议题所不能回避的里程碑般的人物。

  梁启超在革命话语的高涨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他身处的旅日华人圈的主要成员是流亡异见人士和留学生,他们成为了培植已被边缘化的近代知识分子以及边缘知识分子第一个大规模的社群。“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指的是废科举兴学堂之后,作为帝国皇权制度与宗法制度联系中枢的士大夫阶级失去再生机制,读书人成了自由浮动现代知识分子,这意味着他们丧失了原先制度化的社会领导权,同时崩解的还有原先的四民社会结构和社会伦理系统。而“边缘知识分子”则是近代中国边缘人集团中,介于上层精英和不识字者之间的群体,他们源自废科举兴学堂后造就的读书人群体。作为传统社会结构崩解最直观的感触者,他们往往“浮沉人世,积郁难消;名不能成,身无以立”。而在1905年废除科举制之前,在留日群体中事实上形成了第一批大规模集聚的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以及边缘知识分子[28]。他们身处变法后击败本国的强盛日本,而清政府在戊戌庚子的丑态更使得他们对其义愤填膺;适时,日本社会充斥着崛起后的狂骄之气,中国留学生多有被呼为“支那人”“清国奴”的耻辱遭遇,他们无法融入日本社会;同时,留日学生大部分均是接受“速成教育”,浮夸的教育和走捷径的心态使得知识和研究并非他们的关注点。据1907年学部的奏议统计:“查在日本游学人数虽已逾万,而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展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29]

  他们留学报国的祈愿使他们与其选择致力于一知半解的学问,不如投身政治实干。在1898-1911年间,多达65种的发行刊物在留日群体中涌现,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学子们更是趋之若鹜。综上,怨愤、急躁、边缘化、政治化成了留日知识群体的一般特征。而同在此情此景下,任公的思想变得愈发激进,与之不无干系[30]。作为在该时空下执言论界牛耳之人物,任公颇富激情的《新民说》诸篇问世后,堪称脍炙人口,深得国内外云集响应。他对进化论意义下的力本论、竞争、进步、变革、有机国家观、民族主义的演绎,使时人闻之,如当头棒喝、清夜闻钟。能将读者心中的共同积怨以这样生动明快的笔法呈现,其犀利的文字和深远的共鸣,使得大众情愿被任公所表述,因为任公已“言人口中之所不能言,心中之所欲言”。他们所要做的与其说是深化思考,不如说干脆将任公所言等同于我之所想,吾等要做的即是亦步亦趋:“《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政府尽管禁止,国内却是畅销无滞,千千万万的士君子,从前骂康梁为离经叛道的,至今却不知不觉都受梁的笔锋驱策作他的学舌鹦鹉了……梁这时代所发的议论,大约都是趋重打破现状的议论……排满革命,破坏暗杀,都视为救时之良药。”[31]

  但是,任公真的“主导”舆论了吗?他在1903年旅美前所发的檄文,虽饱含激进之语,但其言辞之下隐而不彰、不同于革命党人的幽暗意识仍不可忽视[32]:如他定义的新民包括“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两重意义;如将破坏分为“有意识”与“无意识”两种,强调破坏与建设势必并行;如承认人性中的利己主义倾向,对无公私德约束下的个人怀有忧虑,并对王朝革命可能带来的平民专政深表戒心;如极端强调传统道德在私德领域的巨大作用等。及其思想转变后,审慎的姿态更为显着地张扬在他《新民说》中篇幅最长的“论私德”里,足见梁启超思想转向后的着重点。金观涛、刘青峰根据他们建立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所做的统计,“革命”的使用1906年达到压倒性的近3000次,是革命话语在舆论界制造的第一波浪潮中的最高峰,但1906年任公早已把关注点投向了国家主义、开明专制和阳明之学。即便是1907年后“革命”一词使用次数骤降,也更多源自于1906年清廷的预备立宪,它有效地遏制了革命思潮的传播[33]。蒋梦麟(1886-1964)所言适切地体现了任公之于当时舆论界的意义:“我们从梁启超获得精神食粮,孙中山先生以及其他革命志士,则使我们的革命情绪不断增涨。”[34]

  可见,梁启超确实激起了最初的思想火花,但是,在深受进化论浸淫的中国言论界,乐观理想主义的充斥是容不得阻滞进步的幽暗意识的,革命、新社会科学论坛??2015/1 学术论衡民在当时取代了改革、国家成为了“政治正确”的符号,梁启超思想的扭转,没再助推这一浪潮,这使他丧失了一大批的忠实拥趸,革命党人取而代之,充当了时代的喉舌。胡适(1891-1962)的回忆映射出了部分时人的心态:“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往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35]

  这背后实际上是知识分子角色在转型时代的根本置换:与传统的士大夫不同,与朝廷关系的断绝意味着知识分子群体必须通过自身的言论和社会网络来吸纳资源,受众认同取代了国家认可与制度支持,成为知识分子拓展自己影响力的首要条件。在一个受众决定立说者的时代,一旦言论被打上“落伍”的标签,深受进化论影响的受众极易出现急剧倒戈。新兴知识分子对所谓“落伍者”的排挤,是近代知识分子边缘化过程中一个普遍的现象[36]。

  自20世纪初期开始,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就受到一种激烈的思想模式所统制,因此余英时将20世纪中国思想史描绘为一个“激进化”的过程,而促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国际地位与中国知识分子角色的“边缘化”。梁启超可能是近代史上最早说出西方历史是正常发展而中国历史演变却是病态的人,这种通过对自身的“污名化”以呼唤使命感和志士精神的叙事模式,是在一种民族主义叙事下机械对比中西的衍生品,其背后是一种以民族身份为标签、以人为改造对象、通过文化变革来达成政治社会变革的“主知主义”(Intellectualism)思维模式。这种模式一旦伴随民族主义落地生根,由于国家机器控制力的疲软,将现实中的种种晦暝幽暗归结为变化速度不够或变革的不彻底,便极易激起一呼百应的能量[38]。而不同的政治后果往往取决于在现实社会中运作这一能量的群体。这种变革的号角一般是由知识分子发出,无论他们在言语上多么激烈,但在操作层面,“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最根本的落脚点还是温和的教育与文化改造。知识分子们一方面希望掀起全民救国的浪潮,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大众心存疑虑以至于要“先知觉后”,让他们先教育庶众去提高民智民德,这种话语上的激进全民主义与实践上的温和精英史观之间的抵牾是知识分子边缘化之后大众与精英、乡村与城市断裂的一个表征,二者之间相互视对方为异己,以至于革命话语向革命行动的转化不可能依赖于知识分子。

  那么,是哪个群体担负了这一功能呢?作为知识分子的忠实听众但又无力从事书斋研究,却因其眼界已开而具有强烈政治关怀的边缘知识分子自是当仁不让。

  他们不论身心都徘徊在城乡和精英与大众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起到了联系与沟通城乡和精英与大众的功用[39]。与知识分子空谈革命不同,这一群体中逐渐分化出一批政治实干者去践行革命:破坏、暗杀、联络会党[40]、建立革命组织、筹备武装、发动起义。这类看似肮脏的政治过程决非最先宣扬他们的知识人那般理想,但这些看似不光彩的部分若被刨除,革命何以为革命?正如当代社会运动理论中的建构主义所言,政治机会不是完全结构化的,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可以通过诸种话语的建构和策略的选择创造出政治机会[41]。

  然而,利用政治机会的人却并不见得是建构这一机会的人。清末革命的第一波,任公“笔破乾坤舌雷雨”铸就的革命话语亦为其论敌革命党人所用[42],他们联合会党在各地起事,激化了社会危机,分散了清廷的军事力量,是辛亥革命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说在第一波革命中,革命动员的层次、破坏的力度、组织的系统化还有限的话,那么,五四以来的第二波浪潮伴随着共产党的成立,在动员层次、破坏力度和组织程度上均发生质变,共产革命的激进程度远胜十年之前。而这两波革命浪潮,均由知识分子在舆论界吹响号角,却由边缘知识分子深入实践,惊动全国。适时,社会各阶层又随着教育、传媒、交通的现代化和国家建构过程日趋政治化,推动变化的社会力量逐步从小群体到全民化扩散。然而,国内割据和外敌入侵,加上自身国家战略的选择,使自清政府以来数个中央政权均错失了在一个不断政治化的时代依恃民众、重建秩序的良机。这一政治化的巨大能量一旦被革命团体俘获,那么革命话语便步入了向革命实践的根本转化。

  综上,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十年时间内,尽管梁启超在美、日诸国为革命变法鼓与呼,看似走在了政治革命的前列,但是彼时的革命话语已经不再受其自身思想左右,反而其思想不断地陷入这种变革的大漩涡之中。由此,笔者不完全认同余英时先生在“激进/ 保守”的二分下,将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激进化视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并将这一激进化与中国的革命史对接的说法。他敏锐地观察到思想界“求变”逐步的激烈化,却并没有清晰地把握思想的革命如何向政治革命转化的中间机制;他强调了民族主义膨胀对国家的深刻影响,却没有对中国“大众社会”的出现和社会的日趋政治化以至于将诸多非思想精英外的团体(如工人、农民、学生)卷入到政治过程中并且发挥着不亚于思想精英的作用予以重视;他抓住了革命话语批判的激烈程度的层层深刻和保守力量无法对之制衡,却没有对从激进派到保守派,从知识分子到革命团体都同样具有的思维特质和行为特征做出反省。因此,许纪霖在反思这一论争时提出的说法更具意义:“20世纪中国的症结在于整体主义的乌托邦改造工程(UtopiaSocial Engineering)太强大了,主宰了整个中国思想界和社会政治实践,以至于自由主义的渐进改造工程(Piecemeal SocialEngineering)完全失去了对它的制衡能力,使得中国的变革就如走马灯一般,方式一个比一个更极端更激进,目标一个比一个更浪漫更空渺。”[43]

  四、结语

  梁启超思想嬗变前的作品迎合了受众们的民族情绪与政治情绪,在他再造政治机会的背后,是其自身也共享了那一时代焦躁的脉搏。报刊作为现代化的传播媒介,使得革命话语一旦刊发,便成为人人均可利用的公共品。受众的离散使得不可能有一种组织规则可以去控制他们对这一公共符号的利用方式,这意味着革命话语在传播扩散的过程中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再生产机制。这种话语权势的转移更多地有赖于时势的变化、媒体控制的强化和提出更为受众认可的话语,这几乎是以个人之力所无法企及的。因此,当任公想压抑这种革命冲动,转而致力于法治、立宪、国家秩序的论争时,纵使他再怎么能言善辩,言之凿凿,由于他的言论与主流的民族情绪南辕北辙,使之无法嵌入到当时的政治结构中。因此,与其说任公主导了舆论,还不如说他开启了革命的潘多拉魔盒,而这个魔盒一旦打开,纵使开启者人杰如任公,也已无力控制革命话语扩散后释放出来的种种力量。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看似无意义的假设,即当年将这一革命话语思维做出阐发的人不是梁任公,之后中国的革命走向会不会不同?萧公权先生谓梁氏之学所受最深刻之影响,不在康学之尊孔,而在其救民之宏愿,使得任公在冀图以文字救国的宏愿中进行写作。据统计,他生平留下的数以千万的文字若平均算来,则约为每日三千字。即便其文采斐然、引经据典,所成作品涉猎甚广、蔚为大观,但他思考的深度和审慎程度在早年之时实难尽如人意,依胸中之义愤填膺驱使随性而发之文辞比比皆是,而此等颇富魔力,风靡一时的言论却又往往被滥用,并一度度地步往“中国革命的悲剧”:那些由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引进和播种的革命思想,无一例外地被那些反知识分子的人收获了,他们更知道怎么去操纵革命、掌握权力。而对于知识分子,革命的果实反过来否定了他们的理想蓝图。与此同时,大革命在冀图根除现实黑暗的同时却将前一次的改革成果乃至更悠长的传统给一并冲刷掉。同时,在共产党成长起来之前,政治和文化秩序的崩解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结构当中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能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段中去充当中坚力量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团体来抵制这种破坏倾向,不同的宗派间很难达成稳定的妥协与合作,使得中国总是一次次地通过革命来追求国家秩序重建,但本应作为革命成果的新秩序却一次次地难产。这种革命的、急进的、整体性的、自我否认的、去规则化的激进叙事和行为模式长期纠缠着近现代的中国,以至于现实之痛让人们忘却先前革命带给我们的创伤,也同样是现实之痛一次次地驱使人们召唤革命的再度降临。

作者单位:
相关内容推荐
相关标签:
返回:政治思想史论文

1.将微信二维码保存到相册

2.打开微信扫一扫从相册识别

1.点击下面按钮复制QQ号

3008635932

2.打开QQ→添加好友/群

粘贴QQ号,加我为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