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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乱视角下柏拉图政治思想的精神实质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发布于:2015-01-31 共11005字
论文摘要

  柏拉图通常被视为政治哲学的创立者,沃林(Sheldon Wolin) 就曾对柏拉图在政治哲学上的贡献有过这样的评价: “他教导后来的人将政治社会视为一个连贯的、相互关联的整体,他是第一个将政治社会视作为相互联系的功能‘系统’和有秩序的结构。”

  正如沃林所言,在柏拉图之前,人们思考政治事务往往是片面化和碎片化的,柏拉图首先完成了这一综合性工作。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柏拉图会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构想政治秩序呢? 为何他和同时代的智者、公共演说家、悲喜剧诗人在对待政治事务上有着本质区别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对其政治思考的问题意识进行仔细探究。

  概览已有的研究,我们发现学者们主要沿着两条路径来把握柏拉图政治思想的起手式的。

  第一种是将柏拉图放入希腊思想史或哲学史中对其进行定位。在这方面,大部分学者都较好地把握到柏拉图思想的智识背景,特别是公元前 5 世纪智者运动对城邦秩序带来的挑战。如克劳斯科(Klosko) 在其《柏拉图政治理论的发展》一书中介绍背景时,就首先讨论了“自然与礼法”(physis-nomos) 的关系; 巴克(Barker) 在《希腊政治理论》中也非常详尽地讨论了安提丰等智者对政治的思考,并正确地指出柏拉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回应智者将自然与礼法分离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第二种进路是借助柏拉图在《第七封信》中的自述,试图从其个人政治生涯入手考察其政治思考的起承转合。

  如辛克莱(Sinclair) 在其《希腊政治思想史》中就很仔细地讨论图对现实政治的失望和自己失败的政治经历。总起来看,这两种进路对于理解柏拉图政治思想的性质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但遗憾的是,上述学者大都忽视了柏拉图问题意识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即他所面对的希腊城邦政治的现实危机,城邦内乱问题。⑥ 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对柏拉图政治思想的性质的理解很容易出现偏差,学者们往往更为关心他对乌托邦、共产主义机制、民主缺陷等议题的阐述,而遗漏了柏拉图政治思想的真正主线,即克服内乱纷争,实现城邦统一。

  本文认为,只有在内乱视角之下,我们才能把握柏拉图政治思想的精神实质,更好地理解柏拉图政治谋划背后的深层道理。这一新的理解努力会为阐释柏拉图政治思想带来以下几个变化: 第一,城邦内乱和统一构成了柏拉图政治思想的主线,而惯常广为讨论的正义、共产共妻、哲人王统治等观点实际上都是围绕这一主线展开的,离开了这一视角我们很难定位柏拉图对这些重要议题的讨论; 第二,将内乱问题与“自然-礼法”关系勾连起来,从而在柏拉图的现实关怀与理论建构之间搭建了桥梁,将其政治思考落实在现实政治层面; 第三,城邦内乱与统一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重新理解柏拉图政治思想统一性的契机,仔细考察会发现柏拉图在不同对话中试图构建的美好政制始终是统一城邦,柏拉图中期与晚期政治思想并没有实质的变化。

  具体来说,本文将首先探究城邦内乱如何构成柏拉图政治思考的基本语境,内乱既是柏拉图政治思考的基本语境,同时内乱背后的强权逻辑也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最重要对手; 之后本文试图通过对《理想国》中善与力量关系的论证为例,展示柏拉图如何从理论上解决强权逻辑的; 最后将讨论柏拉图的最佳政体与统一城邦的内在逻辑,论证与内乱相对的城邦统一是柏拉图政治哲学自始至终的核心关切。

  一、内乱的语境与理论

  20 世纪古代史家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 曾对古希腊的历史世界和政治思想有过这样的描述: 虽然希腊城邦世界中战争无处不在,甚至“希腊人将战争作为像生死一样自然的事实,人对其无能为力”,但是“希腊的政治思想更倾向于关注城邦的内部变化和内部问题。战争的原因和对外冲突是边缘性的而非核心问题”。莫氏的这一观察可谓抓住了希腊政治的关键。

  在古代希腊,内乱(stasis) 是城邦所固有的政治形态,它既体现为城邦公共事务中的意见分歧,也可能以内战的面目出现,并给城邦带来致命的伤害。最为严酷的内乱被希腊作家们视为城邦的疾患,是需要极力避免的。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政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回应这一现实挑战。

  具体到柏拉图,内乱及其背后的理论支撑也构成了他政治思考的核心问题意识。如果仔细阅读柏拉图一些重要的政治着作,如《理想国》和《法篇》,⑨我们就会发现城邦的内乱与统一是其政治思考的核心主题。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指出当时希腊存在的大多数城邦实际上都不是一个城邦,而是很多个城邦,因为每个城邦中都包含了相互敌对的两个部分,即穷人和富人(422e-423a) 。针对于此,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护卫者阶层的共产主义生活和哲人王统治都是要克服城邦的内乱。用苏格拉底的话说就是: “如果护卫者之间没有不和,那城邦其他部分就没有和自己或护卫者们发生内乱的危险”(465b) ; “城邦的统治者如果最不想统治,那这个城邦就必然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内乱的威胁”(520d) 。在《法篇》中,柏拉图更是将内乱作为对话开篇的首要问题提了出来,即城邦的立法应该着眼于防止内乱还是在对外作战中取胜。《法篇》的对话者很快便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城邦内乱不停地出现,并且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的城邦出现内乱,一旦发生,则希望内乱尽快过去(628b) ”。与对外战争相比,“城邦内乱是所有战争中最残酷的,是最大的战争(630a) ”。而要避免城邦内乱,立法者就应该首先为城邦带来和平,促进城邦内的友爱与善意。《法篇》后面的整个对话都是在探究如何做到这一点。所以从这些关键文本来看,我们可以说无论是《理想国》还是《法篇》,内乱都构成了柏拉图政治思考的起手式。柏拉图也以内乱及其克服为主线构建起自己的系统政治理论的。

  但是,城邦内乱问题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首先,内乱构成柏拉图政治思考和写作的基本语境; 第二,内乱背后的强权逻辑构成柏拉图政治思想最根本的也是最大的挑战。下面我们就分别就这两点进行讨论。

  (一) 内乱的语境

  公元前404 年3 月,随着雅典的投降,持续27 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了,雅典帝国正式完结,斯巴达霸权开始主导希腊世界。战争结束后,雅典很快就陷入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内乱,城内寡头派和民主派展开激烈冲突。战后三十僭政与民主的复归是对柏拉图一代影响最为深远的政治事件。当自己的城邦发生内乱时,23 岁的柏拉图目睹了这一惨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期的《第七封信》中回顾自己的政治经历的时候,柏拉图并没有提到雅典对斯巴达的战败,而是着重描述了自己对内乱的看法。最初由于家庭等各方面原因,他有机会参与到这场内乱之中,但是在看到事情发展并非如他所愿,就抽身离开了,并且从自己的经验总结出政治之事的艰难,并得出结论说,除非基于运气出现哲人-王,否则城邦的败坏就无法避免。瑏瑠当我们说内乱构成柏拉图政治思考的基本语境时,并非仅仅指他目睹或亲身经历了雅典内乱,而且是说他对于这场内乱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在《梅尼克齐努士》中,柏拉图通过虚构一篇葬礼言说重述了雅典的历史,并且以一种非常独特的视角来解释雅典对斯巴达的战败: “实际上,只是由于我们内部的纷争,而不是出于别人之手,才弄到我们失去光彩; 在别人手下,我们直到今天还是不曾失败过,我们乃是自己打败自己、自己被自己打败的。上述这些事件之后,当时我们正同其他城邦和睦相处,我们城内却发生了内战”瑏瑡(243d -244a) 。在柏拉图看来,与斯巴达战争的失败不是因为雅典在军事能力等方面不如斯巴达,而是因为自己内部发生了纷争,从而丧失了一致对外的战斗能力。在今天看来这一结论是有悖于史实,或者至少是不全面的,但恰恰通过这段表述,我们可以看到内乱构成了柏拉图政治思考的重要关切。换言之,相比起城邦对外作战(polemos) 来说,柏拉图更关心城邦内部的秩序与安宁。幸运的是,雅典内乱后实现了大和解,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免于内乱之害,这也得到了柏拉图的称颂。但是雅典只是个案,如修昔底德所记载的那样,在希腊世界更多的城邦中,内乱就像瘟疫一样传播,并且无法解决。瑏瑢柏拉图要想剖析内乱,从而彻底免除内乱困扰,就必须揭示出内乱背后的理论挑战。

  (二) 柏拉图对内乱的理论诊断

  现有史料很难证明参与城邦内乱的人明确持有某一种现成的理论,但是到公元前 5 世纪,特别是公元前 5 世纪后半期,在整个的希腊或者说雅典的智识氛围中,关于礼法(nomos) 和自然(physis) 关系的讨论成了雅典智者运动中关于政治思考的重要坐标。礼法和自然的关系在希腊世界有相当长的叙述传统,但到柏拉图及其稍早的时代,将二者对立的观点开始出现并流行。

  正是这一观点为城邦内乱提供了理论资源,具体来说就是智者运动中逐渐将力量/权力(dunamis) 与自然(physis) 联结起来对抗礼法(nomos) ,其中最为相关的是用“政治现实主义”瑏瑶的观点来看待礼法和自然的关系。这一立场在修昔底德和柏拉图笔下的智者里得到最充分的展现。本文此处主要考察在《高尔吉亚》、《理想国》和《法篇》中,柏拉图如何对强权逻辑进行分析,并进而作为其政治哲学思考起手式的。

  《高尔吉亚》是苏格拉底与当时希腊最为着名的修辞家高尔吉亚等人的对话,对话的主题是讨论修辞术的性质和能力,以及政治生活与哲学生活的关系等,该对话的核心主题在《理想国》中也得到更为详尽的处理。在对话的前半段,苏格拉底和伯鲁斯(Polus) 就修辞家的能力进行了讨论,伯鲁斯认为修辞家拥有僭主式的能力(466c) ,而苏格拉底则提出僭主和修辞家的能力很小,苏格拉底通过将能力与善好联系在一起,指明僭主是很悲惨的(473e) 。接下来,苏格拉底进一步提出作恶不受惩罚比接受审判更可耻和更坏,在这时,卡里克勒斯插话进来,表示自己的不满,他指责苏格拉底在讨论中错误地混用了自然和礼法:自然和礼法基本上是彼此相对立的……但是我认为自然本身告诉我们更好的和更有能力的人获得比更坏和更弱小的人较多的份额是正义的。自然在很多地方都是这么彰显的,既在其他动物中也在人类所有的城邦和种族中,自然揭示出这就是正义所在: 较强的统治较弱的,并拥有比后者更多的份额……我认为这些人是依据正义的自然来做这些事情的———是的,以宙斯之名,符合自然之法则(kata nomon ge ton tes phuseos) ,而不是按照人所立的法律。(《高尔吉亚》482e -483e)卡里克勒斯将自然和礼法非常极端地对立起来。他认为存在着依照自然的正义和依照礼法的正义。两种正义观的对立在于制定礼法的人都是弱小的人,是因为害怕更有力量的人多得而制定法律,将夺取超出自己份额的人称为“不义的”,而这恰恰是与依自然的正义相反。自然揭示的正义是强者统治弱者,并拥有比后者更多的份额,而人就应该依据符合自然之法则而非按照人所立的法律做事。

  在《理想国》中,卡里克勒斯的这一观点通过色拉叙马霍斯和格劳孔的挑战得以更充分地展示,从而也构成了整个《理想国》政治谋划所针对的基本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想国》中对于美好城邦(kallipolis) 和灵魂秩序的讨论,就是要解决强权逻辑对城邦和灵魂带来的挑战。在第一卷中,色拉叙马霍斯提出“正义是强者的利益”(338c) ,统治者都是城邦的强者,他们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来制定法律。之后,他又承认统治者基于这一立场进行统治本身是不义的,但是强者的不义现实中统治着“好样的傻子”(343c) 。在《理想国》第二卷中,色拉叙马霍斯的主张被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说成是“大部分人的想法”(358a4-d2) ,并且将色拉叙马霍斯的观点进一步向前推进。格劳孔用社会契约的方式描述了正义的起源,即行不义天生是好事,而受不义则为坏事,但是被施加不义的坏处超过了对别人施以不义的好处,两相权衡,人们相互订立契约,既不加人以不义,也不承受别人施加的不义。格劳孔的挑战将自然和习俗再次对立起来,指出正义只不过是人们的折中措施。一旦有人具备了足够强大的能力,他便不会顾及习俗看法,而会直接通过自己的能力来获取自己的利益和好处,最为极端的情形是能够行不义之实而具正义之名。

  格劳孔以自然主义的视角将强者正义逻辑极端化,结合色拉叙马霍斯和格劳孔的观点,我们可以将强者主宰的正义观作如下的理论梳理: (1) 人的自然规定了人要不断地追求胜过别人以及自己欲望的满足。(2) 人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环境。(3) 人就会追求自身权力/力量的增强。(4) 强者能成为统治者。(5) 强者通过政治统治来满足自己的利益,从而符合自然的正义。经过这一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一逻辑最终的基础是色拉叙马霍斯等人的自然观,他们这一对人性的界定促使了人对与权力/力量的渴望,之后,以政治统治面目出现的权力成为服务于满足私利的手段。正是在《理想国》卷一和卷二开篇的这个挑战,构成了柏拉图通过城邦和灵魂来界定正义和美好城邦的核心议题。

  在柏拉图最后一部政治对话《法篇》中,内乱则被进一步放到“礼法—自然”框架中诊断,并最终在自然层面上彻底回应了内乱的理论基础。柏拉图指出内乱这一希腊城邦世界的疾患最根本的原因是错误的自然观:他们断言最伟大和最好的事物是由自然和机运(physin kai tychen) 制造的,不重要的是由技艺制造的,技艺从自然这最伟大和最初的事物的起源中派生,塑造和构建出所有次要的事物,我们将之称为人造的(technikos) ……他们宣称依自然而为高贵的事情与依习俗而为高贵的事情是不一样的,而正义的事情则绝不是根据自然而说的……朋友们,所有这些说法都是由年轻人所认为的智慧之人———作家和诗人们———提出来的,他们解释说最正义的是使得人能用强力取胜的东西。这是影响年轻人不虔敬的根源,年轻人则认为诸神并非法律所规定他们所应该认为的那样。经由这些事情,内乱就出现了,因为有人导引人们过“依据自然正确的生活”,即实际上过依据法律主宰别人而不成为别人奴隶的生活。(X.889a-890a)柏拉图认为城邦内乱最根本的原因是自然和技艺、自然和礼法的分离,这一观点认为凡是依据自然和机运产生的事物都是更伟大、更好的,而由技艺产生的事物则是次等的。而政治技艺则被视为是只分参了很少一部分自然,基本上是人为的产物,立法等政治事务也就是由技艺而非自然产生了。自然和礼法分离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由二者派生出的标准和原则是不一样的。更进一步,礼法本身由于是出于人的约定,各种礼法规定背后就没有唯一的标准。失去了自然根据的正义也必将陷入相对主义的争论之中,并不断发生着变化。在这一情况上,人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呢? 很显然,抛开各城邦的习俗正义规定而向自然学习成为人们的首选。依据自然,强力是通行的规则,将这一规则引入人伦秩序中来,则必将造成对统治权力的争斗,而这就是城邦内乱的直接表现形态。在《法篇》中,柏拉图非常清晰地将内乱在自然层面的原因揭示出来。

  经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柏拉图来说,内乱既是基本的政治语境,又构成了其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意识。在他的《理想国》和《法篇》这两部最为重要的政治哲学着作中,内乱都构成其政治思考的重要对象,通过将内乱及其背后的强权逻辑置入“自然—礼法”框架之内诊断,柏拉图在这两部对话中分别从灵魂、城邦和自然层面进行了剖析。在此基础上,柏拉图也就能够以此为主线构建其政治哲学的基本框架。

  二、善与力量:强权逻辑的理论解决

  在揭示内乱及其背后的理论支撑后,柏拉图也从这几个层面入手重新为政治秩序奠基。限于篇幅,本文只选取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一个核心论证,即政治力量与哲学力量的结合,来展示柏拉图如何从理论上对内乱逻辑进行消解和替换的。

  如前文提到的那样,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就是色拉叙马霍斯和格劳孔的挑战,这一挑战实质上是内乱背后的强权逻辑。在柏拉图看来,由智者所阐发的这些观点给城邦带来了巨大伤害,因为智者们教授的并不是真正的智慧,而是大众在一起时所具有的意见,“他并不真正知道,在所有这些意见与欲望中,什么是美的或是丑的,善的或是恶的,正义的或是不正义的”(493c) 。与智者这种“怪诞的”教育家相对的就是哲学家,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而智者和哲学家的区别根本上在于知识和意见两种不同性质的力量上。

  知识和意见之所以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是因为二者所拥有的力量是不同的(477b) 。那什么是力量呢? 力量(dumameis) 被界定为“事物中的一个类(genos) ,凭借它们,我们既有能力做我们所能做的事,而其他一切也有能力做它们所能做的一切”(477c) 。力量在这里首先被理解为效力,如同视觉和听觉一样就是这样的能力。但如何区分不同的力量呢,苏格拉底紧接着给出了关于力量的进一步阐述:关于力量,我们既看不到它的色泽,也看不到它的体态,也看不到任何类似这样的东西,就像,例如,很多其他东西,我只要一眼看到其中的一些,心里就能分辨得出这些是什么,那些又是什么; 可是关于力量,我就只能去注意它是和什么有关(eph hoi te esti) 以及它所产生的效果是什么(或它的指向是什么) (ho apergazetai) ,并且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我把它们之中的每一种称之为一个力量,并且凡是针对(epi) 同一的东西并且产生同一的效果的,我们称它是同一的力量,相反,凡是针对(epi) 另一个东西并且产生(apergazomai) 另一效果的,我们称它是另一个力量(477c-d) 。

  力量(dunamis) 的界定包括三个方面: 效能、对象和结果。瑏瑨 其中,力量作为效能是最容易理解的,即作为中立性的能力,力量的后面两个内涵使得力量具有了方向和规定性。不同性质的力量不仅仅效能大小的程度差异,更在于其对象和最终实现的结果有着质的差异。但实际上问题要更复杂,并且集中体现在对力量所涉及对象的理解上面。苏格拉底在这里试图指出区分不同力量的困难,即它本身是不可见的,只能通过它表现出来的与什么相关(eph hoi) 与最终的结果来判断。也就是说,当我们区分不同力量的时候,首先要关注的是它呈现出来的样子。接着,苏格拉底说只要是关于(epi) 同一东西并产生同一效果的就是同一力量。苏格拉底用 epi(关于)替代了 eph hoi(和…相关) ,瑏莹这一替代的实质是界定不同性质力量要看力量的对象,也就是力量与其对象的本质相关性,而非仅仅是人可以观察到的力量所呈现出来的与某物的相关性。

  在力量界定的基础上,知识和意见的力量得以认识。知识是针对“存在”,认识存在如其所是(478a) ,并且知识也是所有力量中最为强大的(477d) 。在确定完知识的力量之后,比较困难的是确定意见的力量。意见的对象既不可能是“存在”,也不会是“非存在”,因为与二者相配的是知识和无知。意见最终被确定为介于知识和无知之间的力量,其对象是处于绝对的存在和完全的非存在之间的东西,这样的意见比知识更黯淡,比无知更明亮(478c-d) 。与上述区分相伴的是知识和意见所能实现的不同效果。拥有知识的人,也就是哲学家有能力接近美本身并且能够直接切着美自身来观看美(476b) 。而与哲学家相对是那些爱听唱和爱看戏的人,他们喜爱美丽的声音、色泽和形体,但是他们的心灵没有能力看到并且喜爱美的自然本身(476b) ,他们不承认有美本身,也不承认有永远同一而不变化的美的理念(idean) (479a) 。后者就像在睡梦中,而拥有知识的哲学家则是真正清醒的人。

  由此,我们对知识和意见,以及拥有知识的哲学家与爱意见的智者就有了更为深入的把握。

  知识的力量(dunamis) 使得哲学家通过认识活动(gnonai) 针对“存在”(to on) 制作出/得到真正的知识。意见的力量使得智者等通过相信(doxazein) 针对“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东西”制作出/得到信念。基于存在的优越性,知识的力量也较之于意见的力量更大,而这知识的力量又是源自何处的呢? 这就要转向《理想国》的顶峰: 善的理念。

  通过对力量的辨析以及知识的力量的讨论,色拉叙马霍斯正义定义中的强者已经消解,而善的问题尚待进一步澄清。此外,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善的理解也直接决定了统治者是否从统治中获取利益,以及正义是否能带来真正的好处。而要理解善就必须试图理解“善的理念”(he touagathoui idea) 瑐瑠,在苏格拉底看来,正是这善的理念构成了力量的源泉: “那给予被认知的东西以真理而给予认识者以认识能力的,就是善的理念;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知识和真理的起因,是被认识所认知的东西”(508e) 。“对于那些被认识的事物来说,不但它们之所以被认识是从善那里得来的,并且它们的存在(to einai te kai ten ousian) 瑐瑡也是由于善而为它们所具有的,而善并非存在,而是在尊严上和力量上都更加超越于存在之上”(509b) 。这段对善的理念与存在和力量关系的话非常难以理解和解释,瑐瑢但是可以明确的是,超越存在的善的理念是存在同时也是存在得以被认识的源泉,也就是知识的力量的根源。苏格拉底通过将知识的力量奠基于善的理念之上,从根本上反驳了色拉叙马霍斯将强者和更好的人等同的主张,从而奠定了知识的力量是更强的,并且是善的。

  确立了善的理念作为存在以及存在能被认识的哲学基础之后,哲学家的性质就更加明确了。哲学家“真正扑在存在上……他注视的是那井然有序的、永恒不变的事物,并且当他看到,如何它们既不互相为不义也不互相受不义之害,它们是和谐美好、秩序井然,合乎理性的,他就会努力去模拟、效仿它们,并且,尽量地,使自己和它们相像并融为一体”(500b) 。拥有这种力量的哲学家自然最为适合来统治城邦,这也是《理想国》最为着名的政治表达: 除非哲学家在城邦中当王,或者我们现在称之为王或掌权者的人真正而充分地从事哲学思考,也就是说,除非政治力量和哲学完全协和一致,否则城邦的弊端是不会有尽头的,人类的命运也不会好转。瑐琐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一方面,知识的力量能够使哲学家洞察真正的正义和美,从而有可能按照最好的范型来塑造现实; 另一方面,哲学或者知识力量本身的性质赋予哲学家以哲学的生活方式,这一生活通过确立真正的善好而超越了政治生活。而许许多多的城邦之所以不断陷入内乱纷争,原因就在于人们将统治视为真正的善,希望通过争权来夺利,殊不知,他们只是在为一些影子在互相斗争(520c - d,521a) 。而真理是“城邦中本来要统治的人们最不热衷于进行统治,那这个城邦必然能最大限度地摆脱内乱”(520d) 。哲学家拥有的生活方式,或者说对真理的爱和对真正善的理解使他从根本上区别于色拉叙马霍斯脑中的僭主,他不是在金钱上富有,而是在“应该一个幸福的人所应该富有的事物上富有,即善好明智的生活”(521a) 。这样,哲学家对于治理城邦有最明智的理解,并且拥有比政治生活更值得选择的生活,柏拉图从这两个角度重置了城邦基础,并彻底消除了城邦内乱的威胁。

  要实现统一城邦的目标,当然还需要其他的政制和立法安排,但是哲学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关系为统一城邦奠定了最稳固的基础。《法篇》中虽然没有坚持哲人王的统治,但是其政治建构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即只有按照理智的安排立法,城邦才可能免于内乱而实现统一共同体。

  三、统一共同体与理想政制

  柏拉图在诊断并替换了内乱背后的强权逻辑之后,必须要给出他自己对于好的城邦秩序的设想,而这设想就是柏拉图最广为人知的政治乌托邦。对于柏拉图理想政制的理解,无论是其在《理想国》中提出的美好城邦,还是《法篇》中的次佳政体,都已经有众多丰富的讨论。

  但是遗憾的是,目前学界的大多数讨论都没有足够重视统一共同体在柏拉图政治哲学中的位置。而如果按照本文所关注的内乱逻辑,我们会发现柏拉图的理想政制一直是围绕统一共同体构建起来的,内乱与统一是柏拉图政治思考的两个方向,只有通过建立统一的共同体,才能从根本上克服了内乱及其理论挑战。所以,内乱的逻辑与柏拉图自己构建政治哲学的逻辑是一体两面的。

  虽然在目前的研究中,统一城邦远没有诸如共产共妻、乌托邦是否能够实现等议题那么受青睐,但是在柏拉图最初的读者中,城邦的统一却被认为是柏拉图政治主张的首要特点。如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批评《理想国》时就正确地指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预设了最好的城邦是尽可能统一的城邦(1261a13ff) 。虽然亚里士多德并不同意这一预设,但是他对柏拉图政治哲学的把握可谓抓住了要害。在柏拉图看来,最大的善就是“使城邦紧密结合,并进而使它成为一体”,而最大的恶就是使城邦分裂,并从而把它从一个纯一的城邦变成一个杂多的城邦(《理想国》462b) 。在《法篇》中,柏拉图也坚持了这一想法,认为其构建的城邦要尽可能地实现统一(739e) 。在此我们简略地讨论一下《法篇》的次佳政体,通过这一考察来揭示统一共同体的性质和柏拉图政治思想的一贯性。

  柏拉图在《法篇》中对最佳政体和次佳政体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所谓的最佳政体是“朋友的一切都是公共的”最大程度地在整个城邦之中实现了,在这一政体中,妇女、儿童、财产等都是公有的,甚至将最大限度私人的事物也都变成公共的(739c - d) 。这是将《理想国》中对护卫者阶层的安排再度确定下来,柏拉图认为这一城邦在德性上是最好的。但是,柏拉图提出这一城邦实际上是神和神的子孙们居住的城邦,人的理想政制则是要尽量模仿这一城邦,这就是着名的次佳政体。但是要理解次佳政体的性质就必须弄清楚它是就什么而言的呢? 柏拉图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一政体是就“统一而言第二位的(kai he mia deuteros) ”。按照这一表述,那由诸神构成的最佳城邦就是能够实现完美统一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尽管《理想国》和《法篇》中对城邦设置和公民资格等方面有一些差异,但是对于柏拉图来说,理想政制首先是统一的城邦。从这一角度看,柏拉图政治思想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此外,即便《法篇》的主体是在阐述次佳城邦,但这一城邦仍是人所能实现的最好城邦,是人所能建立的最大限度的统一城邦。

  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柏拉图看来,统一城邦同时也是德性城邦。只有实现了共同体的统一,城邦公民们才能走上寻求和培养整全德性的道路。前文我们已经阐述过,在柏拉图看来,陷入内乱威胁的分裂城邦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称为是一个城邦,因为分裂的城邦甚至连城邦的存在都无法保证。而要避免陷入持续的内乱和纷争的话,城邦必须将自身建立在同一并且正确的基础之上。同一与正确是分不开的,因为如上面的分析所看到的,即便共同体成员对政体基础有一致的理解,但并不是所有的原则都能维系城邦的统一,只有正确的原则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按照努斯的规定,构筑德性的城邦。除了这一标准之外,其他关于城邦基础的意见,如强权逻辑等都会将城邦带向无休止的动荡和最终的毁灭。所以,居于柏拉图政治哲学中枢纽性地位的理想政制和最佳政制学说本质上就是对统一城邦的阐释,而城邦的统一是直接相对于内乱这一主题的。以统一城邦为基础,柏拉图的最佳政制才得以培育城邦与公民的德性,从而保证政制的永久稳固与幸福。

  总而言之,通过对内乱的分析,本文力图揭示柏拉图政治思想自始至终的关切。内乱问题对理解柏拉图政治思想的重要性表现在两个维度上面: 第一,内乱问题贯穿他一生的政治经验和思考。从青年时期的亲身经历,到中期的《理想国》,再到最后一部着作《法篇》,内乱占据了柏拉图政治思想的核心。第二,柏拉图对内乱的诊断与解决也构成了他自己政治哲学构建的基本逻辑。柏拉图认为,城邦政治中表现出的内乱和分裂,其原因要深入到自然观和个人灵魂层面才能得以充分理解。如果按照强权逻辑,城邦是永远无法获得稳定的政治秩序的,因为城邦的不同派别总会以政治统治作为自己的目标,一旦当权后便会对别的派别进行镇压,内乱也就成了城邦政治永远无法治愈的疾患。而要从理论上彻底解决内乱的困扰,柏拉图就必须在新的基础上奠定政治秩序,即用努斯(nous) 、善的理念等为城邦规定目的和方向。柏拉图告诉我们,城邦要想克服内乱,实现具有德性的统一共同体的目标,就必须在理智的安排下,经由正义、友爱等来营建统一城邦。与统一城邦相对应,在城邦之中生活的公民也要以明智为追寻的最高目标,努力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只有生活方式改变了,内乱的深层隐患才能彻底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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