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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笔下利维坦形象的政治哲学梳理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发布于:2014-09-10 共16176字
论文摘要

  近几年来,菲利普·佩迪特(Philip Noel Pet-tit)对所谓“无支配自由”(free domasnon-domina-tion)观念的强调,不自觉地替所谓“人权高于主权”政治理论和实践作辩护,产生了公民能够脱离主权而获得绝对自由的错觉。这个错觉如此强烈,以至霍布斯当年提出的国家主权隐喻概念“利维坦”成为受到攻击的主要对象。利维坦成为“强权即公理”的形象代言人,似乎只有纯粹负面的约束公民自由的功能,没有正面的保障公民权利和利益的作用。批评者忽视了作为其内核的契约精神和合作精神,忽视了现代政治学的一个要点:国家主权是公民自由和权利的终极正当性来源,国家主权的瓦解,终将导致公民自由和权利保障体系的崩溃。

  有鉴于此,仍有必要对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形象作一番政治哲学的梳理工作。笔者将在本文中着重探讨以下四个问题。(1)为了理清当代有关主权和人权之争的思想史源头,我们需要搞清楚,有关“绝对君主权力”和“人民的公民权利”斗争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原始理论形态是什么?(2)为什么霍布斯渴望利维坦,渴望一个强有力的君主权力来维护和支持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平和安全?(3)利维坦困境是如何产生的?(4)如何驯化利维坦?然后,笔者将对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当代意义给出自己的理解和评价,纠正中国大陆政治哲学界长期以来基于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而导致的对霍布斯政治哲学的误读。

  一、一场由来已久的争论

  长期以来,君主拥有的绝对权力与人民享有的公民权利既互不兼容又互不对等,两者相互包容似乎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人们一般认为,导致那种结局的主要责任在于君主,他们不愿意与人民分享权力。在近代西方主权和国家学说中,博丹把主权定义为国内绝对的和永久的权力,不受法律限制的统治公民和臣民的最高权力;格劳秀斯认为,主权属于国家,主权是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卢梭则提出人民主权思想,主张主权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在君主主权和人民权利之间,或者在主权与人权之间,存在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张力。

  虽然从理论上,至少从苏格拉底开始,哲学家们就在探讨国家主权当以全体人民的利益或福祉作为其追求目标的可能性。但是在实践上,据福柯的考证,从16世纪之后,君主们才开始谋求绝对权力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在欧洲,君主的治理术开始得到认真探讨,拥有君主权力或主权的统治者“不能考虑任何对自己有利的事情,除非这事对国家也有利。”

  在政治实践中,治理指主权者借助于社会、政治和法律等基本制度,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追求社会共同利益,尽可能保障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自由和私有财产,向其治下的人民提供社会基本物品(social primary goods)。主权是治理的前提,治理术不仅是为了实施主权,维护主权,体现主权的权威,而且是为了实现主权的目标,达成主权之下的公共利益。近代启蒙运动确立了人民主权观念,英国、美国、法国等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标志着君主独享主权时代的结束。但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张力仍然延续着。

  作为启蒙运动的先导者,霍布斯(ThomasHobbes)在《利维坦》一书中充分展示了那种张力。

  霍布斯表示,尽管代表强权的利维坦是必要的,每个人的个人能力无论如何强大,皆不能保障其自由和权利,只有借助于超越个人能力的主权者才能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但是人人都向往自由,不愿意受到外在力量的强制和束缚,利维坦对个人而言往往是令人厌恶的。主权者或国家既是必要的,又是可恶的。笔者称之为“利维坦困境”。利维坦困境成为在霍布斯之后几乎所有政治思想家必须面对的难题。到了现代,利维坦困境有了各种变体。一方面,公权力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尊重与保护被提到日益重要位置;另一方面,尽管诺奇克说“个人拥有权利,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有些事情是做不得的(做了肯定会侵害到个人的权利)”,但是即使像他那样主张最低限度国家的政治思想家,也承认国家的存在并发挥积极作用,承认个人、团体包括政府和国家积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因此,在国家主权和公民权利之间存在着明确的法定界线。尽管在不同的人看来,那条线是可以上下浮动的。比如,罗尔斯在阐述第二个正义原则时明确表示,“(1)只要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对每一个人都有利,并且(2)只要由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所涉及岗位和职位向所有人开放,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安排是可以被允许的”,尽管那样做肯定侵害到诺奇克看重的“个人权利”或“应得”。相比之下,德沃金主张资源平等或运气平等,要求社会平等化“原生运气(Brute luck)的后果,包括自然禀赋、社会阶级和意外变故的差异;政府应当补偿不利者,尽可能实现人民生活起点的平等。德沃金承认,社会将允许由人民在自由市场经济活动中采取的竞争机会和经济选择所导致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因此,“德沃金支持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罗尔斯则反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不平等,赞同拥有财产的民主国家或自由市场的社会主义国家。”

  到了20世纪最后20年,尽管“人权高于主权”的呼声高涨,并且成为西方国家干预别国内政的意识形态借口,但是,除了像佩迪特等极少数学者主张“无支配自由”的新共和主义主张之外,至少从理论上讲,尊重国家主权和尊重公民权利都是重要的。因此,利维坦困境得到了更好的解释,却没有得到更好的解决。

  二、自然状态:实际忧虑和恐惧的哲学提炼

  在自然状态下,人与人的关系就像狼与狼的关系,人们处于战争状态,恐惧到处弥漫。人们希望结束战争,终结自然状态,实现有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的和平。这些现实世界的忧虑和恐惧,正是霍布斯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的在自然状态下的没有保障的公民自由和权利面临的可怕处境。换言之,终结自然状态,克服实际忧虑和恐惧,是霍布斯渴望利维坦,渴望一个强有力的君主权力来维护和支持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平和安全的真实意愿。

  17世纪40年代,英国正好处在社会发展和政治变革的转折点上。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正在壮大起来,代表英国人民的议会和代表君主专制的查理一世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英国上空笼罩着挥之不去的内战阴影。一方面,人民对强权的恐惧和不满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过上和平安宁的日子,希望自己的生活是有保障的。据英国艾克塞特大学政治理论教授汉普希尔-蒙克(Iain Hampsher-Monk)考证,“1640年,霍布斯的《法律基础》开始在坊间私下流传;1642年,他的《论公民》在内战前夜发表;1649年,英国议会取得了胜利,英王查理一世被处死,两年后,霍布斯的《利维坦》出版,而他本人正流亡于法国。”

  霍布斯的主要政治著作是在英国内战前后完成和发表的。在具体政治实践中,迫于英国社会政治现实,霍布斯明确站在保皇党一边,主张全面压缩个人自由。

  1651年,《利维坦》发表时,恰逢英国内战白热化之际,给人以霍布斯为了应付当时英国政治现实才匆忙完成那部作品的印象。但从其实际思想抱负来看,为了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霍布斯曾三易其稿,试图通过对政治基本制度的重构,一劳永逸地结束人与人的战争状态,使人类能够走上和平、文明、繁荣的发展道路。霍布斯传记作家马蒂尼奇(A.P.Martinich)也说:“霍布斯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对战争的恐惧中度过的。”

  霍布斯的恐惧、疑惑和思索,也是同时代英国人民的恐惧、疑惑和思索。霍布斯的政治思想集中体现了在那个转折时期人们的恐惧、疑惑和思索。艰难的生活和内战的忧虑构成霍布斯政治思想的一般背景。

  霍布斯是一个有故事的政治思想家。亲情和友情、忠诚与使命在他身上高度交织,一些偶然事件和人生际遇造就了霍布斯的人格特质和政治取向,与之交往者中不乏培根、本·琼森、笛卡尔和伽利略等文化名流。

  我们在这里通过分析霍布斯同五个人的关系来再现他的政治思想的由来和发展。

  首先,影响霍布斯的第一个人是他的母亲。

  1588年4月5日,霍布斯出生于英格兰威尔特郡马尔蒙斯堡的一个牧师家庭。他的母亲是一位家庭主妇,怀孕时正好被西班牙无敌舰队起航将要进攻英国的谣言所困扰。“西班牙无敌舰队起航前的几个月,无边的恐惧笼罩着英格兰。人们谣传无敌舰队已经起航了———这些谣言在1587年12月就已开始流传。接下来的这个春天,霍布斯那怀孕的母亲非常焦虑。”

  他的母亲一直处于恐惧之中,直到把霍布斯生下来。霍布斯是早产儿,“我刚生下来时宛如一条幼虫。”

  他生性敏感,谨慎处世,自称“恐惧”的孪生兄弟。母亲的忧虑和霍布斯的早产,对霍布斯个人性格和政治思想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霍布斯正是带着恐惧来到世上的,先是对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恐惧,后是对英国内战的恐惧。霍布斯一生的政治思想主题,即如何摆脱恐惧,摆脱战争,找到人们和平相处的办法,似乎在娘肚子里就已经注定。

  其次,影响霍布斯的第二个人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也叫托马斯·霍布斯,是一名有点儿文化但脾气暴躁的牧师。霍布斯生活的时代,教会风气每况愈下。老霍布斯曾因生活不检点与人闹上法庭,且不服从法庭判决。他恃强欺弱,动手把原告打伤并逼迫其流落他乡。“霍布斯的一生中大多数时候都在为生存而奋斗,他出身于下等的中产阶级家庭,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父亲就遗弃了这个家庭。”

  父亲没有为小霍布斯树立良好的家长榜样和教牧人员榜样。“1586年,人们对艾塞克斯郡(Essex)的牧师做了一次调查,发现335个牧师中,竟然有172个‘极端无知,甚至不会布道’。许多牧师过着放荡的生活。这些不守教规的牧师经常赌博、酗酒、打牌、掷骰子、乱搞,就是不会正儿八经地布道。”

  因此,霍布斯有着特殊的家庭背景和社会生活环境,他后来对教会大加讨伐,是顺理成章的事。

  第三,影响霍布斯的第三个人是第二任德芬郡伯爵———威廉·卡文迪什(William Cavendish,1590-1628)。在1602年前后,霍布斯开始就读于牛津大学麦克多伦学院,主修经院哲学,并在160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在大学期间,霍布斯课余喜欢待在书店浏览地图和游记。霍布斯并不喜爱牛津的大学生活。事过60年之后,霍布斯在《比希莫特》一书中批评他读书时的牛津学生堕落,染有酗酒、胡闹、赌博以及其他种种恶习。

  大学毕业后,霍布斯曾留校教授逻辑学一年。后经院长推荐,霍布斯成为卡文迪什家族家庭教师。20岁的他遇到了18岁的威廉·卡文迪什,成为后者的家庭教师和私人秘书。1626年,威廉在其父亲去世后成为第二任德芬郡伯爵。霍布斯和威廉建立了长达20年的友谊,他在前10年做威廉的私人教师,在后10年做威廉的私人秘书,直到1628年威廉以38岁的英年去世。霍布斯于是有机会与威廉一起去欧陆旅行,开阔了眼界,为后来写作《利维坦》积累了素材。

  1629年,当他翻译的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英文版出版时,霍布斯把它题献给威廉,可见他与威廉友情之深。威廉死后,霍布斯暂时离开卡文迪什家族。

  1629年,新雇主格维斯·克利夫顿爵士雇佣霍布斯陪他年轻的儿子去欧洲旅行,霍布斯于是有了第二次旅欧机会。

  1630年4月,他旅居日内瓦时迷上了几何学。“几何学对霍布斯哲学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虽然有些学者对它的估价颇低。在霍布斯看来,自然科学必须采取几何证明的形式。必须有清晰的定义,公理必须被明白地规定出来,然后从中得出推论。只有这样,科学才是确定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这种科学观后来一直体现在霍布斯的学术研究活动中。

  第四,影响霍布斯的第四个人是哲学家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培根是新贵族的思想代表,反对君权神授和君权无限,主张限制王权;主张改革,反对革命。他在哲学上反对经院哲学,推崇经验科学,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

  霍布斯一度担任培根的私人秘书,培根的政治和哲学思想对他产生了直接影响。“霍布斯跟着培根,主要是替他做记录,以及替他把文章翻译成拉丁文,以满足国外读者的需要……培根很欣赏霍布斯为他所做的工作。”两人在一般哲学观上高度一致,但在细节上充满分歧。在哲学上,培根是经验主义者,而霍布斯是理性主义者。霍布斯认为,虽然科学条件必须是经验性的,但科学命题不是经验的,而是普遍正确的。在政治上,霍布斯也反对革命,但主张王权的绝对性。培根在世时从来没有提及霍布斯,霍布斯在其临死前一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十篇对话》一书中才带着嘲讽口吻提到了培根,报道其因想要检验冷冻防腐假说遭受风寒,导致支气管炎复发而去世的轶事。

  作为培根私人秘书,霍布斯熟悉培根自然流露的政治野心和学术抱负,这些对后来霍布斯展示自己的政治野心,开展自己的学术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第五,影响霍布斯的第五个人是查理二世(CharlesII,1630-1685)。霍布斯离开大学之后,几乎终生以家庭教师或秘书为业,周旋于豪门贵族之间,出入各种社交场所,包括被称作“一所小型大学”的牛津郡大图庄园的保皇党社交聚会。霍布斯的很多政治哲学主张直接来自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实际观察,是他生活的英国和欧洲社会现实的直接写照。他对利维坦的推崇,虽然令人惊讶,却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当时的英国的确需要一个像利维坦那样的国君来保卫国家和人民,维持秩序,维护和平。因此他与查理王室走到一起并且效忠于王室是顺理成章的。

  1647年,霍布斯成为年轻的威尔士王子的导师。英国内战期间,霍布斯自认保皇党,同他们一起流亡法国。

  1651年,《利维坦》发表于他正流亡法国之时。威尔士王子是查理一世与玛利亚王后的长子,早年因其父王在内战中失败,生活孤独贫困,颠沛流离。

  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死后,威尔士王子被苏格兰议会立为苏格兰国王,以对抗清教徒的共和国。

  1650年威尔士王子抵达爱丁堡;1651年元旦加冕,称查理二世;1661年4月,加冕为不列颠国王。查理二世登位不久,即召霍布斯入宫,对其恩宠有加。霍布斯发表效忠王室声明。然而,由于其鲜明的无神论背景,霍布斯受到大臣们的排挤。教会人士更是厌恶他,他遭到来自各方的攻击和迫害。

  1665年,英国发生瘟疫;1666年,伦敦又因骚乱引发大火。教会人士宣称,瘟疫是上帝对传播无神论思想的惩罚。国会也认为,伦敦大火的根源在于自由思想的泛滥。于是,英国掀起一股政治迫害之风。下议院通过查禁渎神作品法案,成立专门调查委员会开展调查。《利维坦》首当其冲,被列为渎神作品,成为受到攻击的目标。尽管霍布斯替自己作了辩护,国王也许迫于压力剥夺了他发表言论的自由。因此,查理二世既给他带来了无限荣耀,也给他带来了莫大耻辱。霍布斯后来遭受的非议多与他同英国皇室的亲密关系有关。

  霍布斯被后人视为唯物主义无神论者,在宗教信仰上给人以异端和激进的深刻印象,但是其主要作品又处处以《圣经》为依据,批判对《圣经》的任何误解和歪曲。他频繁使用的“黑暗王国”(theKingdomeofDarknesse)、“战争状态”(Warre)、“利维坦”(Leviathan)和“披着羊皮的狼”(theWolfintheSheep’sclothing)等富于想象力的具有强烈暗示色彩的隐喻大多来自《圣经》,表现得比传统基督信仰者更热衷于《圣经》,更忠信于上帝,在世人对霍布斯宗教信仰立场的无神论指责和他本人对自己虔诚忠信态度的多方辩解之间存在着强烈反差。

  因此,“霍布斯是因内战频仍而从事政治论著写作的,他的目的是要借此对国王一方施加影响。”

  他以毕生之力,完成了从科学、哲学和宗教到政治、经济和法律等论题的一个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论证君主权力的合法性和绝对性,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私有财产,寻求国家和平与安全的制度途径。“他认为让个人的力量作为正义的法则必然导致孤独、贫穷和不幸。他认为消极地等待‘正义’可能很快导致人们自己的毁灭。无论从理论上和还是从实践上,霍布斯自始至终都反对放纵的生活方式。放纵,就是完全自由地生活,就是在悲惨的自然状态下生活。”

  霍布斯的主要动机是有效避免内战,不让人民遭受战争的涂炭。个体的生存、和平与安全,离不开强权的庇佑。

  他反对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天生政治动物”的学说,提出了“人与人天赋能力相等”和“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等近代启蒙观念,但他又是落后反动的“专制君主制度的拥护者”,在激进的政治见解和保守的政治立场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总而言之,虽然充满争议,霍布斯小心翼翼地探讨着当时的社会政治核心主题:如何才能建立一种合法的强有力的社会政治秩序?霍布斯正是为了终止“人人有自由,人人无保障”的自然状态才设计出利维坦的。他替“利维坦”作辩护,甚至美化了那个恶魔。无支配自由概念是由新共和主义者佩迪特提出的一个政治哲学概念,旨在取代自由主义哲学家伯林和罗尔斯等人所主张的自由主义的自由观。无支配自由只是让公民摆脱了对国家权力的依赖,却没有解决公民权利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保障。用权利来保护权利,就是用一种野蛮的武力来对抗另一种野蛮的武力,实际上是重新回到人类文明之前的自然状态。

  三、利维坦困境:在君主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张力

  作为“弱者的哲学家”,霍布斯“以仁慈闻名”,其个人品德无可挑剔,死后葬在德贝郡教堂旁边简朴的墓地里,墓碑上刻着:“这是马尔蒙斯堡的托马斯·霍布斯的埋骨之处。他为德芬郡的两代伯爵、父亲与儿子,服务多年。他是个有德行的人,他因博学而在国内外享有声誉。”

  霍布斯主张,依附于强权,个体才有生存、和平与安全的保障,认为“不受限制的权力的存在必然以早夭而终结,传统道德是自我保护的重要手段。”他曾自信满满地表示“作为真正科学主题的公民哲学”(civilphilosophy asagenuinely scientific subject)并不早于他的《论公民》。

  霍布斯开创了近代政治哲学,给政治哲学带来了几个世纪的繁荣。正如朗德尔(John Herman Randa ll,Jr.)指出的那样,霍布斯在构想《利维坦》过程中,借用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尤其是奥古斯丁神学思想,他是继马基雅维利之后“完全用世俗自然主义术语”来构想人类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思想家。

  霍布斯与前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人类社会和政治生活设想为一个有着内部结构的严密体系。

  他的构想没有摆脱《圣经》创世记的假说,即世界由黑暗到光明的假说,但其落脚点是为了解决近代基本政治制度的设计问题,那个问题就是公权力的合法来源与维持、私有权利和利益的合法保护与维持以及两者合理协调问题。与古代哲学家具有的“仅仅是意见”(themere opinions)不同,他认为自己掌握的是道德理论知识,他已拥有一门道德科学(moralscience)。

  它不是停留在思辨层面的逻辑推演,而是在政治现实中发挥作用。政治观念可以用清晰明白的语言来阐发,在普通民众之间广泛传播。霍布斯认为,哲学有正误之分,政治科学与经院神学相对立。他的政治科学观与政治世俗主义联系在一起,强烈冲击着经院神学。他对神学的蔑视和对教会国家合法性的质疑,使他受到包括费尔默爵士在内的君权神授支持者和教会的猛烈批评,险些受到迫害。

  近代科学成就了霍布斯的政治哲学。霍布斯把物理学的“力”(power)概念引入政治哲学,使“权力”(power)成为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正如曼斯菲尔德指出的那样:“在霍布斯之前,权力是一个物理学概念,而不是一个政治科学概念。”霍布斯使“权力”等政治现象成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

  朗德尔也肯定霍布斯为创立“一种机械社会科学,一种基于用机械论来描述人性的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所做的努力。霍布斯骨子里是一名政治科学家,但他受到柏拉图的过多影响,是一名建构主义的政治科学家。罗尔斯认为:“社会契约传统的所有重要先驱,从霍布斯开始,经过洛克和卢梭,一直到康德,都把社会契约看作一个假想的思想实验,以期证明在视为平等的理性的人中间,什么是最为合理的合作条款。”

  霍布斯是一个重要政治悖论的揭示者:自由的人假如拥有属于自己的全部权力和财富,最终却会是一无所有;自由的人假如让渡了一部分权力和财富,最终却会获得对其剩余下来的权力和财富的全面保障。因此,部分牺牲是必要的,这是“必要的恶”的另一层含义。必要的恶转化成较大的善。在人对政治权力和其他利益的追求中,不是“多多益善”,而是“适可而止”。一个人对权力、财富、私欲的无限贪恋,很可能将导致其整个人生的毁灭。这是霍布斯政治学说的困境,我们称它为“利维坦困境”。

  主权者或国家权力的利维坦化,产生了利维坦困境,表明在君主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存在着张力。(1)困境的条件:黑暗王国和上帝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人类文明产生之前,人类属于动物世界,只是动物之一种,和世上的所有生命都置身于自然状态之下,只能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2)困境的内容:利维坦是对丛林法则的否定。它能够结束战争状态或自然状态,但利维坦不能消灭战争,并且,利维坦实际主宰领域是有限的。(3)困境的本质:利维坦是“以大恶取代小恶来换取有保障的个体自由”的“必要的恶”。利维坦(大恶)是必要的,个人小恶不能保障每一个人的自由,超越每一个人的大恶却可以保障每一个人的自由。利维坦是一个善与恶的综合体,既是必要的,又是在总体上倾向于邪恶的。

  正如施特劳斯弟子马斯特斯教授(RogerD.Masters)指出的那样:“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就像一个囚徒困境或公地悲剧……只有借助于能对短期利益施加强制限制的被接受的自由仲裁者或主权者才能避免那种状态。”契约和互惠是用来摆脱自然状态的惟一可靠依据。为了摆脱自然状态或战争状态,绝对主权者是必要的。利维坦意味着战争状态的结束,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开始。“利维坦”在遵循强者为王的丛林法则即自然状态和保障人民权利和安全之间起着调节作用。随着利维坦的诞生,自然的丛林法则被废止,依照契约订立的公理法则得到了确立,人民获得了安全,却丧失了自由,或丧失了部分自由。

  霍布斯永恒化了利维坦,永恒化了现代国家这个“必要的恶”。因此,“必要的恶”的另一层含义是,存在着一个超越任何一个小恶的、能够掌控大局的大恶,它尽管是必要的,却对任何一个小恶来说是具有终极威胁的。它汲取了世界的各种能力,最终成为世界力量的中心,大到无法摧毁的程度。

  “利维坦”成为介于“黑暗王国”和“上帝王国”之间的第三方主要力量。它的本性是邪恶的,但是它实现了各种力量的均衡,尽管那是一个可怕的均衡。

  利维坦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但在利维坦干预之下,任何一场战争都是为了结束战争。

  “利维坦”毕竟不能覆盖所有的自然状态,从人类历史看,“利维坦”也没有终止战争状态,它甚至成为新战争和区域冲突的根源。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自然状态逐渐向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转变,利维坦成为压制市民社会和公民权利的强制力量,其消极的破坏性的一面日益得到显露,针对利维坦的权力约束机制有待建立和完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人民和政府的关系务必超越利维坦观念而得到重新诠释。因此,解决利维坦难题,主要是要设法解构或驯化利维坦。其基本思路是,从自然状态向文明状态过渡,从君主国家向民主国家过渡,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过渡,公共权力的重心从君主向人民转移。

  利维坦假说是从君主主权观念向人民主权观念转变的过渡性学说。在霍布斯看来,利维坦不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单一个体,而是一套完备的社会基本制度,君主只是那个制度的象征性代表。利维坦结束了对君主权力的崇拜,人民之所以信任那个单一而绝对的个体,不是因为他是君主或其他权力拥有者,而是因为他是受到基本制度约束的成员。相信制度,相信制度正义,是相信拥有权力者的前提。

  对君主权力的约束,不是依赖于某个更加强大的个体,而是依赖于对基本制度及其正当性的信任。霍布斯关注绝对权力,但其目标是弱者利益,绝对权力成为保护弱者权利的手段。霍布斯提倡一种弱者政治学:弱者只有依附和服从强者才能获得生存。他本人坚信,强大的政府将带来法律和秩序。

  因此,正如朗德尔指出那样:“霍布斯之所以如此卖力地替整齐划一的君主主权作辩护,是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以实现和平,从而使人们享受个人利益而不受侵害。”借用朗德尔的评论,利维坦困境可以简化为:“绝对权力对于社会和平是必要的吗?”

  四、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

  霍布斯由于重新塑造利维坦而深陷争论的漩涡。那是一个“群犬辱熊”的时代。根据帕尔金(Jon Parkin)的研究,霍布斯在17世纪已经获得国际声誉。然而,这些声誉同无神论、无道德论以及一些令人难以接受的古怪政治观念联系在一起,并不是什么好名声。

  英国读者诅咒霍布斯为“魔鬼的文书”和“地狱的走卒”。他们拒斥霍布斯,不是因为他的观点是错误的或矛盾的,而是因为他的思想令人厌恶。批评者将他描述成拥护极权的阴沉悲观者。

  霍布斯揭示的自然状态是囚徒困境的一个范例。罗尔斯把它概括为这样一种情形:“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许多个人在孤独状态作出的决定,其结果对每个人来说都比他们的其他行为更糟糕(即使在既定的他人的行为条件下,每个人的决定都十分合理),孤独问题就出现了。”

  利维坦困境存在着两个解决办法。第一个办法是:取消利维坦,取消国家权力,还原黑暗王国,回到无政府状态。我们称作对公权力的“反向约束机制”,这是一种消极的解决办法。人类重新返回自然状态,把战争状态常态化,到处搞你死我活的斗争,到处树立自己的敌人,重新回到“恶的循环”。第二个办法是:保存利维坦,但要改造利维坦,驯化利维坦,使利维坦向着上帝国靠拢。我们称作对公权力的“正向约束机制”。认真研究“计算理性”或“工具理性”,国家、政府、政党和各种权力的妥协和权宜之计成为常规选择。其中,约翰·洛克对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和社会契约论的修订,是第二个解决办法的政治思想史起点。“为了突破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假说,洛克对自然状态假说作了许多修订……在洛克那里,和平状态和战争状态都属于自然状态。洛克的论证看似具有霍布斯风格,以为国民政府是自然状态的必要补救,这与霍布斯观点非常接近。但是,洛克不赞同霍布斯将自然状态等同于战争状态。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中,不论有无政府,绝大多数时期是和平状态,战争状态只是少数时期。”

  这是一个积极的解决办法。

  更重要的是,《利维坦》揭示了社会合作的必要性。在霍布斯之后,在政治哲学史上形成了解决利维坦困境的两个主要流派,激进的功利主义和放任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曾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凡是从自然状态、自然权利、自然法、社会契约等来讨论利维坦困境的,都可以纳入功利主义阵营。霍布斯本人也倾向于功利主义,因为对他来说,“‘社会契约’不是作为历史事件只发生在过去,而是一直发生在当下。假如没有它,人类将无法生活。”

  他推崇强大的国家、强大的君主和强大的政府,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结束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并且确保社会和平,确保每个人的基本利益和安全。

  霍布斯的利维坦假说开启了近代启蒙,作为启蒙的后果,人们仍然在国家工具的控制之下,并获得霍布斯等启蒙运动者希望的真正自由。启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版图被纳入文明社会的范围,尽管利维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监督和约束,但是更多的公民受到了启蒙、教化和规训。一个国家的公民按照启蒙标准被分门别类,一些公民按照一定比例被划入另类,被关进监狱或受到特别管教。用怀特(HaydenWhite)的话来说:“启蒙……更多体现的是国家工具和国家体制的创设,如现代意义上的监狱、公共警察、公共医疗设施系统以及新的学校体制,还包括政教分离等一系列原则问题。所谓的启蒙,更多体现为国家机器对于启蒙后公民的一种福柯意义上的‘规训’过程。举个例子来说,目前,美国成年人口的2.7%(约700万人)被关在各种监狱里面,这不但是人类史上最多的‘在押人口’,同时也和美国作为所谓经历过启蒙的国家的形象完全不符。这些在押人口中的一半并未涉及暴力性犯罪,80%都是有色人种,这是一件极具讽刺意味的事情。现代国家体制的创设本义就是要给规训后的公民一种拥有自由的感觉,来换取他们对国家机器尤其是国家战争机器的顺从。美国的军事开支非常庞大,4%的GDP都用于军事工业。如果我们现在要讨论当今启蒙的发展及其未来的命运,就不能忽视由启蒙带来的国家机器的运用。”

  尽管利维坦是必要的,但是对利维坦带来的后果进行反省也是必要的。

  我们得出以下结论,作为本文总结。首先,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施米特、罗素和罗尔斯都给予霍布斯以较高评价。在黑格尔看来,霍布斯经验论哲学是日常的简单的哲学,不能算作真正的哲学。黑格尔认为霍布斯学说“没有什么玄思、真正哲学的东西”,但他给予霍布斯《论公民》和《利维坦》以较高评价:“两书均包含着关于社会和政府的本性的思想,这些思想较之许多现在流行的著作更为健全。”

  进入20世纪以后,霍布斯逐渐获得良好声誉,他甚至同时受到了极权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欢迎。比如,罗素认为,与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相比,霍布斯的长处在于作为经验主义者对数学方法的赞赏。但他有两个不足:一是“他不耐烦做微妙细腻的事情,太偏向快刀斩乱麻。他对问题的解决办法合乎逻辑,然而是靠删掉碍手的事实得到的”;二是他没有领会不同阶级之间冲突的必然性。让罗素大感意外的是,霍布斯有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拥有共同的旨趣”的见解与事实不符,他竟然没有看到马克思一眼便看清的东西,即“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施米特(Carl Schmitt)高度评价霍布斯,认为尽管霍布斯的名字很少被提及,但他是欧洲大陆国家思想的实际精神统治者。他是“伟大政治经验的真正教师”,是“古代审慎的唯一挽救者”。罗尔斯也说:“我们通过学习一些榜样来研究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实际上是哲学的任何一个部分,这些著名人物在哲学上曾经做出值得重视的各种尝试,我们努力向他们学习;假如我们足够幸运,我们将找到一条超越他们的途径。我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清晰而有力地解释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休谟、莱布尼兹和康德,总是小心翼翼地留意他们实际说过的东西。”

  他的《政治哲学史讲义》从霍布斯开始,称《利维坦》是英语国家最伟大的政治著作,对后人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罗尔斯弟子、宾夕法尼亚法学院教授萨缪尔·弗雷曼这样评论霍布斯和罗尔斯的关系:“罗尔斯的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实际上结合了自然权利理论和霍布斯社会契约理论的某些因素。像霍布斯的观点一样,罗尔斯社会契约的各方———‘原初状态’———做出了一个纯粹理性的选择:他们不受道德触动,而旨在选择合作条款,以最佳地提升自己的特殊权益和基本利益。”

  其次,波普尔(Carl Popper)把霍布斯界定为开放社会的敌人,但是这样的攻击值得商榷。波普尔把他同柏拉图、黑格尔等放在一起,认为他们的学说是极权主义政治思想的组成部分,其理论基础是道德虚无主义。

  他把霍布斯的君主或国家理论同几个世纪后的极权主义现实相对照,把《利维坦》视为导致20世纪极权主义灾难的重要思想根源。

  的确,20世纪的极权主义是史无前例的新统治形态。历史上的任何专制独裁,都不如它残暴。然而,极权主义制度与其他政治压迫形式,如专制政府、僭主制、独裁制是有所区别的。极权主义制度会造成毁灭性政治灾难,是人类竭力避免的政治制度。波普尔认为,极权主义制度可以在霍布斯这里找到理论根基。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指责。因此,我们亟须厘清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尤其是“利维坦”的构建,在何种程度上会成为极权主义或专制主义的理论来源。我们需要明确界定霍布斯语境下的“利维坦”,而不能随意将极权主义、专制主义或独裁制等在现代语境下产生的词语随意加到霍布斯头上。毕竟,“专制主义这个术语只有对19、20世纪的政府来说才是有意义的。”

  霍布斯认为,一切人生来拥有自然的平等,这与专制主义的基石———等级制背道而驰。由此可见,他绝对不是专制主义的拥护者,也不是极权主义的拥护者。

  第三,斯金纳(Quent in Skinner)称霍布斯是文艺复兴时期推崇主体自治(臣民自律)理论的“主要哲学对手”,也是后来康德强调的主体道德自律学说的哲学对手。霍布斯从根本上质疑人能够完全达到自律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霍布斯社会契约理论中存在着一个反启蒙维度。利维坦假说的一个核心见解是,在文明社会里,人不是自律的,而是他律的。依马瑞斯(RichardMarius)的说法,黑格尔专家和东方神秘主义者斯退士(W.T.Stace)的论文《与黑暗抗争的人》(Managainstthe Darkness)导致其学生罗尔斯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而成为无神论者,罗尔斯迈出的那关键一步成为《正义论》得以诞生的前提。这也许是一个巧合,霍布斯和罗尔斯都是无神论者,正是“黑暗王国”主题把近代和当代两位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联系了起来,而连接这两个人的中介是以塞亚·伯林,他们的核心主题都是在“黑暗王国”里人类自由的可能性,实际上是利维坦困境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

  马蒂尼奇说,霍布斯“之所以称呼主权者为‘利维坦’,是因为《约伯记》中这种怪物据说是‘骄狂之子的君王’(King of the sons of pride)。”

  解决利维坦困境的根本路径在于监督公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保持某种协调。在其他因素不予考虑的情形下,从公民的实际体验来看,反向约束机制意味着公权力或国家管制的减弱,公民获得了更多自由,比较受到公民的欢迎,尽管其最终结果是消极的,会带来较大恶的后果。

  利维坦王国没有实现,但是霍布斯教导了在他之后的所有人。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不但对于作为一个知识门类的政治哲学本身,而且对于整个近代哲学,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

  驯化利维坦是专制成为贬义词之后,政治发展需要完成的一项任务。将利维坦装进笼子成为自由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的关注焦点。政府是人类社会“必要的恶”,人类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和理性,通过契约设计将其对人类的伤害降至最低。罗尔斯给出的解决办法是:把正义感看作人们通常具有的一种品格;它“将表现为有利于人类合群性(human sociability)的条件。”

  罗尔斯“反对霍布斯的以下假说:人愿意行正义,必定出于自利。”

  第四,利维坦假说是从君主主权观念向人民主权观念转变的过渡性学说。利维坦结束了对君主权力的崇拜,人民之所以信任那个单一而绝对的个体,不是因为他是君主或其他权力拥有者,而是因为他是受到那个社会基本制度约束的成员。相信制度,相信制度正义,是相信拥有权力者的前提。

  对于君主权力的约束,不是依赖于某个更加强大的个体,而是依赖于对基本制度及其正当性的信任。霍布斯对近代君主主权观念做出了出色论证,其关注焦点是绝对权力,但其目标是弱者利益,绝对权力成为保护弱者权利的手段。

  霍布斯的政治思想引发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从绝对权力到弱者政治的根本转向,成为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的真正起点。他试图回应时代的基本渴望,谋求和平与人民生活的安全。他对利维坦的功能和想要解决的问题(国家主权)或君主政治责任进行全面论证。由于他借用了利维坦这个来自西方宗教传统的负面形象,他的政治哲学遭受长期的争议。后来的研究者在解读利维坦的过程中,一直为一个问题所困扰———利维坦既是必要的,又是令人厌恶的。利维坦的双重性引发了主权界限问题,即是扩大君主主权的范围,还是缩小君主主权的范围,更符合原来霍布斯的政治设想?哪一个更能够保护人民利益,保护私有财产,保障和平与安全?

  利维坦困境在政治哲学史上有着许多变体,成为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长期争论的焦点。我们认为,君主或者国家的主权是保障人民利益权利的前提,但是君主和国家主权的过于强盛也必定会侵扰人民的生活,甚至剥夺人民的自由。

  利维坦困境在罗尔斯对于两个正义原则的阐述和诺奇克对个人应得权利的维护中得到了不同响应。罗尔斯借用阿马蒂亚·森对人的孤独问题和信任问题的区分来解决利维坦困境。利维坦困境就是任何一个个体面对的孤独问题。解决那个困境的最好办法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而只有通过信任才能建立合作关系。作为信任的具体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便成为必要的环节。作为契约的保障,政府的强制力,或者公权力,必定发挥作用。“政府通过强制实行一个公开的惩罚体系来消除那些认为其他人不遵守规则的理由。仅仅因为这一点,一个强制主权大概也总是必需的。虽然在一个良序社会中,制裁是不严厉的甚至可能是不需要强加的。我们宁可说,有效的刑罚机构的存在是为保障人们的安全服务的。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个主张及其背后的理由看成是霍布斯的理论。”

  然而,在《利维坦》中得到尖锐化的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最近由于佩迪特提出“无支配自由”理论而再一次成为焦点。佩迪特试图让这样一个主张深入人心:无干涉自由不一定是真正的自由,人是无支配自由意义上的自由的,只有这样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但是,没着霍布斯设计利维坦的思路,我们仍然发现,权力和权利是对等的,国家主权和公民权利也是对等的。公民享有权利以认同和承认国家主权为前提。享有无支配自由的人,可以有自由,但未必有权利;而承认有支配自由的人,表面看起来是一个矛盾,却可以享有在有支配条件下的权利;因此,无支配,则无权利。在支配的有无之间,在权利的有无之间,在自由的有无之间,并不是像佩迪特认为的那样,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加减法,而是一场有着讨价还价巨大空间的复杂理性博弈。至少在国家主权层面上,任何一个公民,只要他拒绝认同国家主权,他的权利便得不到合法保障,拒绝国家主权的所谓无支配自由不具有正当性,其合法性也无从谈起。这些响应表明,霍布斯的困境并没有获得圆满解决。无论如何,霍布斯开创的社会契约理论,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人改造和发展,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的基石,对西方政治哲学理论和社会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霍布斯的一般哲学理论和政治哲学理论。恩格斯多次谈到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学说,把它同达尔文生存斗争学说和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相比较,认为后两者只是把霍布斯学说“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对霍布斯给予了高度肯定。马克思从霍布斯思想中看到了有关阶级斗争学说的初始形态。

  在《议会关于战争的辩论》中,他谈到了霍布斯战争学说,他借评论霍布斯著作编者“激进的”威廉·摩耳斯沃思爵士提到了霍布斯的以下思想:“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因为每个人都能使别人失去生命。”在引用了《利维坦》里有关科学的作用的一段话之后,马克思评论道:“对脑力劳动的产物———科学———的估价,总是比它的价值低得多,因为再生产科学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同最初生产科学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无法相比的,例如学生在一小时内就能学会二项式定理。”

  马克思充分肯定霍布斯有关科学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作用———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证,尽管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没有确切表述那个思想,但它同马克思本人的精确表述是一致的。马克思对霍布斯有关人不仅要从事生产而且要保护生产成果的论述也给予了引用和高度肯定:“人仅仅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是不够的。他还应当在必要时为保卫自己的劳动而战斗。人们或者必须像犹太人被俘归来后重建神殿那样,一手建设,一手拿剑;或者要雇用别人来为他们战斗。”

  霍布斯的政治立场成为卡尔·波普尔等批评家攻击霍布斯政治哲学,进而攻击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依据。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霍布斯政治哲学尤其是国家学说和战争学说以充分肯定,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霍布斯国家学说有着本质差别。因此,朗德尔的如下评价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仅仅以经济阶级取代了霍布斯的个人……共产主义者是完全的霍布斯主义者”。实际上,共产主义者的终极目标与霍布斯的终极目标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全人类的解放和国家的消亡,后者是君主和臣民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的永恒化、君主主权的永恒化和国家的永恒化。因此,当罗素抱怨霍布斯本应先于马克思看到但他实际上没有看到阶级斗争在政治领域的关键地位而错失唾手可得的政治理论成就时,同朗德尔和波普尔一样,罗素没有认清马克思学说与霍布斯学说的本质差别。

  第六,关于霍布斯政治学说的进步性或反动性争论,主要围绕对恩格斯以下评论的解读展开:“霍布斯是第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18世纪意义上的),但是当专制君主制在整个欧洲处于全盛时期,并在英国开始和人民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

  霍布斯在哲学上是“第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表现了其哲学学说的先进性或进步性;但是在政治上,霍布斯却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成为“专制制度的拥护者”,霍布斯似乎是反动者的思想代表。由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几乎可以和“阶级反动者”画上等号,人们容易把恩格斯那个评论解读成“霍布斯在政治上是反动的或保守的”。于是在霍布斯的哲学观点和阶级立场之间似乎存在着矛盾。正如恩格斯所说那样,“当专制君主制在整个欧洲处于全盛时期”,霍布斯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恩格斯对霍布斯的如此评价上。因为除此以外,霍布斯坚决反对落后腐败的教会国家。霍布斯正好处在欧洲社会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上。在英国面临内战的紧急情形之下,找到一位强有力的君主,保护和平,保护人民的财产和生命安全,成为他关注和辩护的焦点。就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来说,他是保守的和反动的;就站在教会王国的对立面来说,他又是先进的和革命的。而且,后一点是更加根本的。

  综上所述,《利维坦》是一部有关社会契约的报告书,是一部有关社会合作的报告书,更是一个在各要素之间有着清晰价值排序、逻辑严密的体系。

  “为了维持对这样一个体系———从每个人的观点来看,这个体系是优越的,或者无论如何比缺少体系要好———的公共依赖,某些罚款和处罚的行政手段必须被确立。正是如此,一个有效率的主权者的存在,或对其效率的一般依赖,都具有关键的作用。”

  霍布斯首创的社会契约理论是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的开端。霍布斯行走在启蒙的最前端,几乎走到了启蒙的反面,最终产生了利维坦困境。霍布斯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揭示了这样一个政治学真理:有国家主权,才有公民权利。一旦丧失了国家主权,任何一个公民的权利和利益都将丧失得到有效保护的法理依据。我们不赞同朗德尔的如下评价:“像斯宾诺莎一样,霍布斯的实际罪过,不在于从根本上放弃了当时人们仍然热衷的宗教形式,而在于他替他们完全反对的实体做辩护。”

  国家主权的瓦解或崩溃,表面看来,人人都得到了解放,实现了所谓的“无支配自由”,但是它将使其治下的国民付出惨重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讲,解决利维坦困境的办法,至少在霍布斯的心中有着一个明确的答案。虽然我们可以不接受这个答案,但是我们在找到更好答案之前,还是要认真地对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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