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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与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间的关系论述

时间:2014-07-10 来源:未知 共8019字
作者:傻傻地鱼 单位:
论文摘要

  毛泽东与李达同为党的早期创始人,同是党内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上述因素交织在一起,使人们情不自禁地想去“窥探”李达与毛泽东之间的复杂关系。但是,在学术研究层面,关于李达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确实较少被提及而处于“遮蔽”状态之中。在英语世界里,李达甚至已经成为“被遗忘已久的人”(雷内·戈德曼语)。

  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Nick Knight)的《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一书,不仅是国外学界研究李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而且也是研究李达与毛泽东关系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在该著中,奈特就李达与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详细分析与思考。

  一、尼克·奈特论李达与毛泽东“两论”的写作

  毛泽东“两论”写于1937年七八月间,它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由“学徒”向“专家”成功跃升的标志性著作,也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奈特认为,毛泽东与李达的“早期的这种友谊在李达1923年脱党之后仍然维持着,非常明显,毛泽东一直将李达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和理论家并给予高度尊重”。在奈特看来,当时已成为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李达,对毛泽东写作“两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奈特的相关论述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李达的苏联哲学译著对毛泽东写作“两论”的影响。毛泽东从1936年末开始致力于研读、学习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著作,并留下大量的哲学批注,从这些批注中我们不难发现苏联哲学著作确实对毛泽东1937年相关哲学论文的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毛泽东复印的西洛可夫和爱森堡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上面,布满了下划线、总结、评论性批注。毛泽东对苏联哲学著作的大量分析和关于哲学的评注性文字,生动彰显了其在写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时深受苏联哲学著作影响的文本“证据”。奈特认为,无论就阅读时间,亦或是所留批注的字数而言,由李达和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毛泽东所产生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然而,可能是由于奈特此书研究主题(主要论述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间关系)的局限,使其未能对李达所译苏联哲学著作对毛泽东写作“两论”的影响展开详细阐释。但是,通过奈特的其他相关著作,我们可以得出其对苏联哲学著作与毛泽东“两论”之间关系的基本判断。早在1990年出版的《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1937年的哲学著作》一书中,奈特就对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两论”原型或初稿就存在于其中)与苏联哲学著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阐述。奈特认为,毛泽东受苏联哲学范畴、概念体系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尽管随着时间的变化毛泽东对这些概念和范畴也进行了改变,但它们构成了毛泽东理论大厦的基石,他正是通过这些概念和范畴去观察和解释世界。奈特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除了受苏联哲学的影响之外,别无任何其他理论来源。一方面毛泽东不可能自发地创造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对苏联哲学的依赖。

  奈特详细考证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与苏联哲学著作———米丁的《新哲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以下简称《辩唯》)、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以下简称《教程》)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并通过图表形式列举出来。他认为,《提纲》的第187—188页,间接源于《辩唯》的第47—60页和《大纲》的第183—189页;《提纲》的第187、188页分别直接源于《辩唯》的第47、48页和《辩唯》的第48页,《大纲》的第183、189页;《提纲》的第189—192间接源于《教程》的第48—75页等。

  由于篇幅所限,笔者不能全部列举奈特的相关考证。从奈特的相关考证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即毛泽东“两论”的写作深受苏联哲学著作的影响,后者是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理论“支援背景”,“两论”不过是苏联哲学的“翻版”。并且,上述判断在奈特的其他文章中也能得到印证。例如,在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理解与“正统”关系问题上,有学者将毛泽东强调对立统一规律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有的学者则根本否认有“正统”存在。而奈特认为,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理解源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至中期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确立,而毛泽东思想正是以这种正统为衡量标准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理解是直接源于苏联哲学著作,并不存在任何创新或贡献,其所做的工作不过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正统的地位罢了。

  第二,李达《社会学大纲》对毛泽东写作“两论”的影响。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一书是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其初版是1935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铅印本,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书店重新修订再版,在内容上也作了相应扩充。在上海版《大纲》出版之后,李达曾寄给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一本。毛泽东认真阅读了此书,并留下了大量的批注。从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我们可以断定毛泽东确实认真阅读过此书,其阅读的时间是1938年1—3月间。而存在的问题就是,毛泽东在写作“两论”之前有没有阅读过此书,《大纲》究竟有没有对写作“两论”产生影响?奈特认为,毛泽东曾阅读过《大纲》,并且《大纲》确实对毛泽东写作“两论”产生过影响。“尽管缺乏决定性证据,但是一系列因素都表明他在此之前曾阅读过此书。”

  其判断依据如下:首先,毛泽东在1937年7月写作“两论”之前,已经具备了阅读此书的可能性,因为此书是在1935年北平首版的。奈特在这里参考了国内学界李达研究专家王炯华的观点:毛泽东曾经反复阅读过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一书,而《大纲》也是在1935年北平出版的。就算1935年版的《大纲》没有被寄到延安,那么,毛泽东也具有从其他渠道阅读此书的可能性。《大纲》的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和第四章“当作认识论和论理学看的唯物辩证法”分别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第1期)和《法律专刊》(1936年第3期)发表。其次,后来毛泽东承认曾将《大纲》阅读“十遍”,这是非常之举。因为较之于1935年北平版《大纲》的31万字,1937年的上海版超过42万字。尽管毛泽东的“十遍”之说有些夸张,但这表明在这段重要时间内,毛泽东确实与这部复杂的书产生了紧密联系。如此之厚的书要阅读“十遍”,将时间向前推移可以发现毛泽东很有可能在写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之前确实阅读过此书。第三点需要考虑的是《大纲》与毛泽东关于唯物辩证法著作的主题。奈特引证王炯华的观点认为,尽管毛泽东没有抄袭《社会学大纲》,但是其“两论”在内容上与《大纲》是“一致的”。鉴于与苏联教科书在文字的一致性及其对李达和毛泽东理解辩证唯物主义都产生了影响,因此认为《大纲》没有对“两论”产生影响的说法并不能让人信服,因为在这些文章之间都存在强烈的基本要素的一致性。

  可见,在奈特看来,李达的苏联哲学译著和其马克思主义著作对于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生成起了基本的“理论支援”作用,奠定了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基本“构架”,在毛泽东“两论”的写作过程中,李达以“缺场”的形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尼克·奈特论李达与毛泽东“两论”的解说

  建国后,“两论”分别以单篇形式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后来随着《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全国展开了学习、应用“两论”的热潮。李达此时已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内重要理论家并身兼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一职,解释与宣传“两论”工作自然成为其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奈特认为,李达花费巨大精力去阐释、宣传“两论”,不仅因为毛泽东思想已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成为党的正统思想,更为关键的原因在于李达和毛泽东都深受苏联30年代哲学著作的影响,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其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契合点。

  首先是奈特关于“两论”解说中李达与毛泽东关系的判断。奈特认为,透过李达关于“两论”的解说,清晰地彰显了建国前后二人之间关系的性质变化。“在过去,只要他(即李达———引者注)认为是正确的,他就忠诚和无情地守卫。为了不在理论上犯错误,他情愿面对政治上的讥讽与不快。”

  在奈特看来,李达于1949年重新加入共产党,在为他政治生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诸多限制,因为他已经深刻明白哪些能写、哪些不能写。李达现在竭尽全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这在1949年以前是不可能做的,因为那时毛泽东曾刻苦地研读李达的哲学和经济学著作,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深受李达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及其翻译的苏联哲学著作的强烈影响。李达在毛泽东哲学著作的解说中尝试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定位于在更广泛范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通过欢呼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将毛泽东思想推到了顶峰。奈特认为,“解说”中过分夸张赞美语言的使用,已明显表现出他们之间政治关系的变化:李达现扮演的是新共产主义国家优秀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的角色。李达在政治上的空白期可能已经结束,但是其重新入党不仅带来了潜在的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影响,同时也带来了限制与束缚。因为他现在的生活已经和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不能再随心所欲地写作和活动,党的需要为其设定了理论工作和政治活动的议程。

  因此,在奈特看来,李达正是在这种关系的指导之下展开对“两论”的解说工作,他将李达的“解说”判定为基于特定政治和意识形态宣传需要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吹捧与注释,因而认为这从根本上是不可能超出毛泽东思想的范围与高度。

  其次是奈特关于“两论”解说中值得注意之处的阐发。尽管奈特在总体上对“两论”解说作了近乎否定性判断,但他同时也指出,在“两论”解说中也存在着一些思想的火花和值得注意与思考之处。

  奈特认为在李达的《实践论》解说中:第一,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将生产领域在社会变化的历史进程中的地位提升到绝对的优先决定性的高度,与此同时也认为政治和文化关系也具有一定的决定性意义。人们通常将毛泽东视为马克思主义异端,无非是从如下判断标准出发:毛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他没有将生产和阶级视为人们活动和思想的绝对决定性要素。奈特对上述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仅仅是重复了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前提之一。而且,从毛在20世纪50年代与李达的通信中,可以发现他完全同意李达在更广范围内的阐释———同样强调生产是社会的基础,是政治、文化和哲学的来源。“然而,毛泽东和李达都不认为经济和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单向的,经济基础不受上层建筑的影响。他们认为,尽管决定性领域是经济领域,但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之间是辩证的相互作用。”

  第二,李达在解说中高度肯定了作为阶级统治工具之一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统治地位,无产阶级要最终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必须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世界观。确立正确的革命理论成为无产阶级首当其冲的重要任务,脱离正确理论的指导,革命斗争将缺失方向和条理性。“强调社会生活形式不同领域之间相互作用的特征,成为李达早期解释历史唯物主义著作中的突出主题。李达从未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对唯物主义的信仰会阻止对政治和精神文明的历史重要性的信仰。”

  奈特认为,李达早期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事实上他已经接受了政治革命已经具备可能性(事实上是条件性)的观点,这清楚地反映在其多年参与解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强调“精神文化”领域对革命的重要性以及确保指导革命斗争理论的正确性。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李达充分认识到必须给予正确理论以高度重视,因为其能确保革命活动的成功开展。

  奈特认为在李达的《矛盾论》解说中: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确实仔细阅读过解说,同意并高度赞扬了“解说”,事实上完全可以将其视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延伸。因此,这篇文章具有双重意义:“它并不仅仅表示李达对作为新正统的毛泽东思想本质特征的理解,而且也提供了理解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理论维度的拓宽了的视野。”

  其次,奈特认为有必要指出,李达和毛泽东都断然拒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机械式理解。他们都认为,这种观点没有把握住社会形态和社会变化的复杂性,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前提去解释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必须是辩证的,但总体而言,生产力居于主导性地位,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是推动社会整体变化的重要因素。在奈特看来,李达与毛泽东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论述,存在相同的分析范式。即社会历史发展最终的决定性力量居于经济基础和实践之中,但是上层建筑和力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能力发挥一定的反作用。奈特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评判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经常采用的评判标准居然是机械唯物主义:将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绝对不变的决定性地位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标准。

  因为毛泽东认为社会变化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据此而给其贴上唯心主义者或唯意志论者的标签。毛泽东的两篇哲学著作以及李达对它们的解说,采用了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的标准。“事实上,李达在解说中引用苏联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这些著作对他和毛泽东都产生过强烈影响———去增强他们批评机械唯物主义的正统性,去增强他们对社会变化历史进程的辩证理解。”但奈特进而指出,李达和毛泽东并没有提出新的观点,都可以从欧洲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的谱系中找到其相应的位置。

  三、评价与思考:科学评判李达与毛泽东“两论”之间的关系

  总体而言,奈特关于李达与毛泽东“两论”之间关系的研究采取了历史分析的方法,跨越了一定的时间界限,将其置于历史发展的宏大背景之中加以分析,与此同时又采取具体文献学对比研究的微观分析方式,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使得其研究在国外学界具有很大的创新与影响。奈特关于李达“两论”解说的分析,虽然存在一定的不妥之处,但我们必须对其关于李达解说的相关注意之处给予高度重视,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

  首先,要科学认识苏联30年代哲学著作对毛泽东写作“两论”的影响。如前所述,奈特关于李达对毛泽东写作“两论”的影响,主要是从李达的苏联哲学译著及其著作《大纲》的影响这两个方面展开。其实可以合二为一,最终归结到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苏联哲学著作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在奈特眼中,这一时期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影响的主要是由中国知识分子诸如李达、艾思奇所翻译的30年代苏联教科书以及由诸如上述译者自己所著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些著作也深受当时苏联哲学的强烈影响。上述两部分内容都成为毛泽东阅读和写作的理论来源,它们都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潜入”毛泽东的相关著作中。

  “在1949年之后被视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的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1937年7、8月写成)及其他相关著作,它们都搬用了1931—1936年时代苏联哲学的相关概念、范畴、规律和模式等……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与苏联教科书之间的一致性是十分显然的。”

  其实在这一问题上,很明显可以看出奈特过分夸大了苏联哲学著作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部分,缩小了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发展部分,因此未能从本质上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实质与内涵。随着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竹内实编辑的《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收录“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以及80年代末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的出版发行,学者们能够更为微观地深入研究和把握“两论”与苏联哲学著作的关系。其实这一问题事关判断毛泽东思想的性质,不同理论立场与分析范式往往会导致截然不同的判断,在错误理论立场与分析范式的指导下往往会形成形而上学的观点,如过分肯定或全盘否定苏联哲学著作的影响。我们同意奈特的观点,即仅仅从文献学考证的角度就能断定苏联教科书肯定对毛泽东写作“两论”产生了影响,同时我们坚决反对将“两论”仅仅看成是毛泽东照搬苏联哲学著作的简单化定论。笔者以为,科学分析苏联哲学著作与“两论”之间的关系必须采取辩证、历史的态度,坚持做到实事求是。深入把握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科学理解“两论”写作的历史背景及其理论实质。毛泽东不是专门的哲学理论工作者,其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是革命家和政治家。因此,他不可能去建构复杂的哲学体系,并且繁重的革命工作也不允许其专门从事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哲学概念的发明或研究。他也不可能不去借助苏联哲学著作中的相关理论体系和概念、范畴,并且这种做法也符合人类历史和认识、思维发展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之所以写作“两论”,不是因为对哲学概念或范畴感兴趣,也不是为了对这些概念范畴作出新的解释,而是在于从哲学和理论的高度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并进一步指导中国革命活动的胜利开展。苏联哲学著作是对苏联革命经验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苏联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而“两论”则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系统、理论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笔者以为,以“两论”为代表的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不在于其所谓的体系性,而在于深刻的现实导向性、实践性,即一方面是对实践经验的系统的总结,另一方面又是运用理论化的实践经验指导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所以,奈特对“两论”与苏联哲学关系的判断,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他从显性字面类似的证据出发,其实陷入了“证据陷阱”之中,从而遮蔽了“两论”的真实写作意图、理论旨趣及其内在本质精神等重要内容,而仅仅拘泥于概念、字句和表述方式等浅层次内容“雷同”的争议之中。

  其次,全面理解、把握李达关于“两论”的解说。不可否认,李达重新成为党的一员或许是其承担解说“两论”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如此,笔者不同意奈特将李达的“解说”视为对毛泽东思想的吹捧,不同意其关于两者在政治地位不平等进而导致学术地位上不平等的判断。笔者比较倾向于王炯华的观点,即李达对毛泽东“两论”的解说既是“我注六经”———对“两论”采取逐段解说的方法,又是“六经注我”———发挥了毛泽东思想中的若干重要观点,是一场平等的学术对话与学术切磋。

  李达在解说过程中与毛泽东的相关通信,就是对上述判断的充分证明。李达曾将《〈实践论〉解说》的第二部分寄给毛泽东寻求意见,毛泽东也在回信中提出了其修改意见:“第二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加斟酌。”

  那么,李达是如何回应毛泽东上述修改意见的呢?是基于奈特关于两者不平等关系的判断,李达会毫无保留地被迫接受毛泽东这一“新正统”的意见,还是以平等学术切磋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的意见。通过对后来出版的“两论”解说的查阅,笔者发现,实际情况是后者而非前者。

  从李达对毛泽东的修改意见既接受又有所思考和保留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是一场平等的学术对话,这是两位理论家之间无关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纯粹理论交流。联系到建国初期,毛泽东对待党内、党外人士平等、谦虚、谨慎的难能可贵品格,我们可以认为,奈特所言的在“解说”中毛、李不平等关系的判断是不能成立的。

  并且,从奈特关于李达在“解说”中所表现出的对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发挥部分的阐述,与其上述判断也是自相矛盾的。奈特关于李达“两论”解说中的相关注意点的阐述,诸如对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作用的强调,在本质上与毛泽东的独特理解相互契合。这十分明显地表达了他们与苏联哲学———在此问题上机械地看待两者之间关系的本质区别,这也成了证明毛泽东“两论”并非是对苏联哲学著作照搬照抄的“铁证”。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结构主义大师阿尔都塞曾坦言其“多元决定论”直接受到毛泽东《矛盾论》中矛盾不平衡理论的影响,而“多元决定论”直接针对的是苏联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式理解———经济决定论。因此,从阿尔都塞这一侧面也可以明显地证明“两论”不是对苏联哲学的简单搬用。因此,奈特关于李达“解说”中注意点的分析,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指明了毛泽东思想区别于苏联哲学体系的重要内容,彰显了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上的独树一帜,从这一方面出发我们可以发掘理解毛泽东思想新的范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辩证、全面的理解形式。但是,为何奈特在已经指明“解说”中李达与毛泽东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上独特之处的背景下,在掌握了毛泽东“两论”不是对苏联哲学著作简单挪用的“证据”之后,却还是仅仅停留在将“两论”与苏联哲学著作简单地进行文字和表述形式的对比,将这些“与众不同”之处仅仅视为微不足道地不影响对二者关系整体性判断的“碎片”或思想火花?

  笔者以为,这恐怕只能从以奈特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理论立场和分析方式的局限性出发,才能合理解释这一悖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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