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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特点分析

时间:2014-07-09 来源:未知 共8823字
作者:小韩 单位:
论文摘要

  20世纪上半叶,为了解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大问题,和很多有志之士一样,李达把社会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积极介绍、传播、研究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多方面深入的阐发。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学术经历、关注重点和实践范围的特殊性,与当时众多宣传、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人相比,李达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现出独有的特点。李达的社会主义思想不仅与当时梁启超、张东荪、梁漱溟等人所主张的改良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与当时同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陈独秀等的社会主义思想有着具体的不同。相比较而言,李达的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具有理论来源的广泛性的特点,而且具有理论阐述的系统性的特点,还具有理论内容的针对性的特点。分析李达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些基本特点,对于理解李达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有着显著的意义。

  一、理论来源的广泛性
  
  1918年秋至1920年夏,李达在日本留学,他酷爱学习,通晓中、英、日、俄、德五国语言。东渡海外的求学经历和深厚的语言功底,不仅为他在直接学习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原著方面提供了良好条件,而且也为他从不同的渠道研究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李达在回国之后长期的理论研究的过程中,一直没有停止对各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比较研究。正是因为如此,李达的社会主义思想从一开始就具有兼收并蓄、来源广泛的特点。李达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的广泛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构成了李达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厚理论基础。李达非常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学习和研究,他前后用了一年多时间,认真阅读和研究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包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1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除了研读这些经典著作外,李达还翻译出版这些经典著作,先后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入门》等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几乎承担了这些书籍出版发行的全部工作。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详细阅读以及这种具体而微的翻译出版工作,李达从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学说之时起,就做到了从原原本本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出发,这使得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认识、基本观点从起初就有了准确的理解,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思想方面的坚实的理论功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华夏大地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有志之士中,最有影响的当数李大钊、李达和李汉俊,合称“三李”,但是他们宣传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李大钊重点阐发的是唯物史观,李汉俊则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理论重点,李达侧重宣传的则是社会主义思想。实事求是地讲,李达对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之深,在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是为数不多的。正是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辩论中,李达能够突破貌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理论迷局,提出真正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为宣传正确的社会主义思想做出了突出贡献。

  其次,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对李达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加之甲午海战对中国的胜利,使得很多中国的仁人志士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也学习日本,其中就包括通过日本接受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日本对李达影响最大的学者是河上肇,李达曾明确说过:“河上肇是我的老师,我的经济学是从他那里学来的。”①在李达的学习书单中,河上肇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都是重点书目。除了研究河上肇的思想之外,李达还阅读和翻译了高畠素之的《社会问题总揽》、堺利彦的《女性中心说》、安部矶雄的《产儿制限论》、杉山荣的《社会科学概论》、高柳松一郎的《中国关税制度史》等十余部著作。受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著作的影响,李达的社会主义思想带有明显的“日本痕迹”,所以,与当时同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社会主义思想相比,李达的社会主义思想所关注的内容更为广泛。如果说在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那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全部内容的话,那么李达除了也重点阐述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这样的与当时中国社会息息相关的主要内容之外,还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其他方面也予以了关注并作了诸多的阐述。例如,在经济、法理、女权等方面,李达撰写了《平民女学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女权运动史》《经济学大纲》《法理学大纲》等文章和著作,而这些内容在当时是极少引起社会主义理论家关注和探讨的。李达之所以能关注到这些方面,就是明显受到日本本土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些观点和主张的影响的结果。

  再次,西欧社会主义学者的著述对李达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也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作用。李达曾对照德文和日文两个版本,翻译了一系列西欧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著作,包括荷兰社会民主党活动家格尔曼果特的《唯物史观解说》、德国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卢波尔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等。这种比较研究使李达很早就对真假社会主义有了较强的理论识别能力。例如,在评价格尔曼果特的《唯物史观解说》一书时,李达认为这位荷兰社会主义者抓住了唯物史观的实质和核心,认为全书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理解既通俗易懂,又具体全面,因此,“若是读者读完了这书,必要垂询译书人的见解,我也不能另说别的赞美的话,除了一个‘好’字。”②在20世纪早期,受当时众多的顶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观点学说的迷惑性和欺骗性的影响,在何谓科学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许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经历过从信仰到迷惘的内心冲突,陷入过曲解、混淆等认知误区,例如,瞿秋白在一段时间就无异于一个“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者”③,恽代英、蔡和森、澎湃等也曾在不同的时间接受过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观点并受其不小的影响。而李达一开始就从宽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出发,高屋建瓴地甄别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的真伪,批判、驳斥改良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点和思潮,提出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表现出一种“一览众山小”的理论气势。李达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理论高度,实际是与他在早期对西欧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学习、研究和辨别从而形成了深厚的理论素养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的。

  最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对李达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震动了沉睡中的中国,受苏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影响,李达以极大的理论兴趣阅读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佐野学、山川菊荣等人的书籍,他们关于俄国的农民阶级的斗争、妇女解放的斗争、婚姻制度的改变等内容的描述和分析给李达以极大的启发。李达怀着极大的理论热情,翻译了列宁的《劳农俄罗斯中劳动的研究》、西洛科夫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沃斯特罗维查诺夫和拉比托斯合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等论及苏俄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李达对列宁哲学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列宁哲学思想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继承和发展,对于中国的哲学研究有着巨大的启迪意义。所以,在翻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译者例言中,李达提出,中国当下的哲学研究就不能故步自封,而应该循着新的“实践”与“理论”,在不断的被扬弃和被清算中充满时代活力地向前发展。在这里,“理论”和“实践”分别指的就是列宁哲学思想和俄国十月革命及其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研究俄国社会主义思想过程中,李达对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他曾撰文《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专门介绍俄国实行经济政策的原因、新经济政策的马克思主义基础和新经济政策的利弊,分析总结“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者的教训”①。可以说,俄国革命的指导思想、革命方式和建设实践,为李达研究、分析中国革命提供了鲜活的理论和实践范例。

  二、理论阐述的系统性
  
  20世纪上半叶,研究社会主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很多,但很少有人能够对社会主义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李达研究社会主义理论,不仅阐述了作为其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而且还阐述了作为其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内容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还涉及到社会主义理论的众多方面如教育学、法理学等领域,在理论阐述上显示出鲜明的系统性,这在当时的理论界中是非常少见的。而且在每个研究领域,李达都作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工作。

  其一,李达系统地阐述了其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李达注重从学理上阐述社会主义思想的合理性,在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李达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方面的论述是最多、最深刻、最全面的。在《现代社会学》一书中,李达在详细阐述什么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这一重要问题时,提出可以在内容上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分为历史观、经济论、政治论三大部分”②,实际上是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正确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在于唯物史观。在《社会学大纲》中,他更是把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分别作为独立的章节,结合历史上已经出现的社会形态,非常详细地进行了分别单独的研究。在这些章节的分析中,李达详尽地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以及蕴含在其中的辩证关系。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研究社会的变革、阶级国家、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及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重大问题,得出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的结论。此外,李达还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方面的具体内容,而这些阐述无不是立足唯物史观来进行展开的。

  其二,李达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李达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代表性著作包括《货币学概论》《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和《经济学大纲》等,此外,《社会学大纲》也涉及到对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研究。在这些著作中,李达探讨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例如他在《经济学大纲》中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法则的暴露”③这一人类的最高问题,就是要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入手,论证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胜利、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必然性。李达不仅系统考察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理论的历史渊源,而且详细分析了中国经济实际的特殊性,认为经济学就是要研究历史上各种经济形态的演变规律,探明一种经济形态向另一种经济形态转变的特殊法则,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中国经济的特殊性”④。在《社会学大纲》中,李达在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同时,初步探讨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体系,肯定在过渡时期存在多种经济形式,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从生产资料公有制程度、计划经济成分的多少等六个方面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与共产主义经济的差别。以上表明,李达的经济学思想带有全面性、系统性的特点。其三,李达系统阐述了社会革命的思想。关于社会革命的发生原因,李达认为,社会革命“皆由生产交换的方法手段而生……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①,强调社会革命的经济动因。后又结合上层建筑的概念对社会革命的内涵作了补充:“什么叫做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乃是由无产阶级举行政治革命夺取政权来实现的。”②李达不仅指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和运动是导致社会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而且据此指出了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分析了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的具体情形,阐发了此种条件下“劳动运动的特殊性”③,在此基础上得出有力的结论:中国革命的对象不是别的,而是两个方面---一是帝国主义,一是封建主义。关于中国社会革命的领导主体,李达全面考察了中国无产阶级的状况,他认为,在现有的经济情况下,中国的工人阶级所受剥削压迫特别严重,再谋职业几乎变得不可能,农业劳动者穷年不能养家糊口。中国的这种情况表明,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运动已经由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转变为被压迫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早已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与农民了”④。李达的这种深刻分析,从理论上解决了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领导主体问题。由上可见,李达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也是全面而系统的。

  其四,李达在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其他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其中,李达对法学、教育学论述较为丰富。在《法理学大纲》一文中,李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法学,认为“法律的本质是阶级性”⑤。在此前提下,李达阐述了法律与国家的关系,对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思想进行了批判,描述了中国法律的民族性特征,为社会主义法律的立论和实质界定奠定了理论基础。从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思想的发展史上来看,李达在20世纪上半叶能作出这些阐述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是有着“重要的学理贡献”⑥的。李达的教育思想主要集中在平民教育、男女平等教育和全面发展教育三个方面,他将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理念定位为“平民主义的大学”⑦,主张从幼儿时代开始就应该“男女同校”⑧,等等。与建国后李达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教育的研究相比,这些思想虽然可能不够全面、深入,但也反映了李达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精神,即不分贵贱、男女平等和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等,这种基本精神对后来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之,李达的社会主义思想探及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众多领域。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与同时期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相比,李达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阐述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显得更为全面和系统。李达社会主义思想的这种系统性特点是与他作为一名学者型、书斋型的思想家的身份紧密相关的。换言之,李达之所以能够全面、系统阐述其社会主义思想,有其独到的思想优势、理论优势和职业优势。首先,李达本人对理论研究在革命实践中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李达曾大力主张在党内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提倡在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同时也对中国的经济状况进行深入研究和把握,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对于革命理论得以彻底的了解”⑨。其次,李达有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正如前面所述,李达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来源上具有广泛性,他大量阅读和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其他各种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这给他奠定了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学术素养和理论功底,这就使得他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表述带有更强的系统性。再次,李达先后在湖南自修大学、湖南省党校、武昌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多所学校任教,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使他不仅在理论上有必要而且在时间上有条件去系统阐发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从以上几个方面综合来看,李达能够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广泛、全面的阐述,或者说其社会主义思想表现出系统性的特点,也就不足为奇了。就中国当时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而言,出于革命实际的需要,大多数人都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解为阶级斗争,而对其他方面有所忽视,例如,瞿秋白就曾说过,他“尤其对于经济学没有兴趣”①,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斗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②,等等;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彭湃等因革命过早牺牲;陈独秀轻视马克思主义学理研究,后因犯错误更加变得心灰意冷;艾思奇将重点放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大众化的工作上;毛泽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实践之上,等等。

  总之,出于多种多样的主客观原因,与李达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上难以避免地存在着理论表达的系统性不足的缺点,相比较而言,李达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阐述上的系统性的特点就显得比较鲜明、比较突出了。

  三、理论内容的针对性
  
  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加剧的现实背景下,李达和众多的爱国人士一样,把拯救民族于水火之中视为己任。李达进行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找到适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因此,从理论内容上看,李达社会主义思想必定与中国的具体国情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特别是,李达社会主义思想必定注重其理论对于中国革命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适用性问题。事实上,李达所作的正是这种针对性极强的学术性探索,而且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下面以李达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内容为例来进行分析。

  在政治方面,李达的社会主义思想突出了社会革命的内容,这是李达针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作出具体分析的结果。对当时的中国国情,李达把握得非常准确。中国的实际是什么?“一言以蔽之,中国就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而已。”③李达指出,“中国将来必有社会革命,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但是这种说明,社会主义者必不满足。我们若对中国社会革命作论的说明,必须根据中国现时的经济的政治的状态,详加分析……外则受列强政治的压迫、经济的侵略;内则受本国武人的政治的摧残、经济的掠夺。”④所以,在李达看来,中国革命的所有问题都是由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一种特殊实际所决定和反映出来的,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是中国最大的国情,这就是中国何以进行社会革命和如何进行社会革命的基本出发点。那么,中国革命需要采取何种方式呢?李达也是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做出回答的。李达认为,中国是劳动过剩的国家,大多数都是失业者,所以中国的工会运动是不易行的,只有效仿俄国革命才是易行的,因为俄国革命的方式才“可以成为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⑤。可见,李达主张进行革命来改造社会也是针对中国的国情实际进行判断而得出的结论。而且,李达的观点还根据研究国情的结论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变化。例如,对于究竟如何看待中国的资本主义,李达前期和后期主张就有明显变化。李达起初认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就是要把所有的资本主义(不论本国外国)都看成是仇敌,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就是要将之作为革命的对象 “尽力扑灭他”⑥。然而,在分析中国国情后,他逐渐改变了看法:“商工阶级必定要这样的从事民主革命,才能有推翻军阀,抵抗外力……来造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⑦可见,李达不仅改变了对资本主义的态度,而且建议资产阶级要与国民党、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为民主革命而奋斗。李达的这种变化恰恰反映出他对革命理论的思考是牢牢建立在对中国特殊国情认真、深刻的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由上不难看出,不管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还是对中国开展社会革命的必然性的分析,还是对中国革命采取的方式、领导阶级、联合对象、革命对象的看法,李达都是在深刻把握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得出的,李达的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在经济方面,李达的社会主义思想突出了中国经济的历史、现状和出路等内容,这是李达针对中国经济的特殊情况做出分析的结果。李达经济学方面所撰写的《经济学大纲》《货币学概论》《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等著作,其出发点就是为了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在《经济学大纲》开篇作者就表明了这样的观点:“我们不是为了研究经济学才研究经济学,而是为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才研究经济学。”①因此,他呼吁“除了研究历史上各种顺序发展的经济形态以外,还必须研究中国经济”②。李达在研究古代社会经济形态时,专门论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形态,他的经济学著作在内容上体现出了相当明显的“中国特色”.例如,在“奴隶制经济形态的发生和发展”一节中,李达详细考察了中国殷代的生产事业,认为那时的“奴、仆、役、臣、妾、奚、竖、姘、俘、小人、僮等,都属于奴隶阶级。至于奴隶所有者,大都是贵族、工商业者一流人”③。在论述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时,李达也描述了中国古代秦汉到清朝的经济情况,如“秦代,商业的发展已扩张于全国……汉兴,修养数十年后,天下富庶,商业大见发展……清代对外贸易,在五口通商以前,已经非常发达”④,等等。在分析中国经济出路的问题上,李达也特别强调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指出:“谁都知道,目前的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是资本主义列强的附庸。单就这一点来说,已经可以理解中国经济的特殊性。”⑤可见,李达对经济学原理的论述,不仅基于对中国几千年经济状况的全面了解,而且基于对近代中国的经济状况特别是对中国社会产业革命状况的调查分析,他所作的研究工作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而是通过针对中国经济的特殊的历史和现实的剖析,求得解答“中国向何处去”难题的经济道路,他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阐发,更是对中国实际经济问题的解剖,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由上可见,李达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内容上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1929年,在《现代社会学》基础上,李达出版了新著《社会之基础知识》,书的最后部分从两大方面总结性地指出了中国所处的实际状态:“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一面是半封建的社会。”⑥在《社会学大纲》中,针对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李达突出了科学的实践观、对立统一规律、认识论、逻辑学、社会存在等内容;在《经济学大纲》中,李达针对帝国主义控制下中国经济的“三个互相交错的过程”的实际,提出了中国将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路径问题。上述这些针对性很强的阐述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资源,对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途径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李达有些针对中国实际的研究还引起了国际性反响,如1941年9月,他发表了长篇论文《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针对日本支持法西斯主义的文人秋泽修二所提出的“中国社会具有亚细亚的停滞性”因而日本侵华具有合理性的观点,通过分析中国的战乱、宗法制、儒学、阶级等八个方面的因素,对秋泽修二具有欺骗性和迷惑性的观点进行了强有力的驳斥,引发国际学者撰文研讨和批判,使秋泽修二的荒谬论点不攻自破,让国际社会认清了日本秋泽修二之流的险恶用心。正是因为李达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内容上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鲜明的针对性,所以他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观点和结论都显得非常具有说服力,这就使得李达不仅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方面产生了明显的实效,而且在扩大马克思主义者阵营和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威性方面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今天看来,他针对中国社会实际特别是历史实际而提出的关于确立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观点依然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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