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史论文

您当前的位置:学术堂 > 政治论文 > 政治思想史论文 >

我国古代官德思想的条目和现代启示

来源:唐山学院学报 作者:陈静
发布于:2020-12-28 共9970字

  摘    要: 官员的德行操守对社会有着极大的导向作用,关乎立国安民的大局。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视官德,留下了丰富而成熟的官德思想。纵观中国古代官德思想,可以发现其对忠、公、廉、勤、学五个方面非常重视。中国古代官德思想有其积极性,具体表现在促使了一批清官廉吏的产生、维护了政治秩序的稳定、促进了社会道德建设。中国古代官德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具体表现在重自律而轻约束、官德缺少现实的感召力、包含有不少权术等。中国古代官德思想对当今官德建设有一定启示,可以概括为以修身为本、德法并重、树立榜样三方面。

  关键词: 古代官德思想; 官德建设; 当代启示;

  Abstract: The moral and ethical conduct of officials has a great guiding effect for the society and plays a influencing role to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In ancient China, great importance was attached to official virtues, and rich and mature thoughts about it were left behind. Throughout ancient Chinese thoughts on official virtues, it could be found that there were five essential elements including loyalty, justice, integrity,diligence and erudition. These thoughts had their positive aspects, which produced a group of clean officials, maintained the stability of political order and promoted the moral construction. While, it also had its limitations, which paid more attention to self-discipline than to the restraint, lacked the practical appeal and involved many techniques of political power. Ancient Chinese thoughts on official morality have some inspiration for modern official morality construction,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in three aspects: self-cultivation as the essence, equal emphasis on virtue and law, and setting a model.

  Keyword: ancient thoughts on official morality; construction of official morality; modern inspiration;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把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官员作为官方的代表,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和贯彻落实者,官员的思想道德建设因此成为整个社会思想道德建设中必要且关键的一环。孔子曾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275,形象而精炼地道出了思想道德这一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官员的德行操守对社会有着极大的导向作用,关乎立国安民的大局。
 

我国古代官德思想的条目和现代启示
 

  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视官德,历朝历代的官方文献和私人着作中都有大量关于官德的论述,古人留下了丰富而成熟的官德思想。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今,也一直十分重视官德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虽然古代官德修养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但政治文明具有继承性,如果扬弃其中的封建内容,有些东西至今仍然值得借鉴。”[2]

  一、中国古代官德思想的起源

  中国古代官德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夏商时期,人们普遍相信天命,商纣王曾说,“我生不有命在天”,认为自己的命运是由上天决定的。到了周朝,统治者从商朝灭亡中吸取了经验和教训,开始意识到德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周公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3]227的观点,认为统治者只有有德,才能得到上天的帮助,所以要求在位者严格修身,从而达到“孝友”“勤奋”“无逸”“恭敬”“惠”“宽”等修德要求,同时也对官员的道德提出要求,以道德标准来选拔、考核官员。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德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认识得越发深刻,如郑国大夫子产曾说:“德,国家之基也。”[4]1979古代官德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孔子延续了周公等人对德的重视,并首次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儒家官德思想。首先,他对执政者德行的重要性进行了阐释,他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275“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274“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286反复强调执政者只有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带领他人提高道德水平。其次,他强调执政者唯有以德治国,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20孔子对为官者具体要具备哪些德行也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为官应具备以下几点。一是“勤勉忠君”。《论语》记载:“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1]274孔子认为为官需要勤于政事,忠于君王。而如何称得上忠君?孔子在解答另一个弟子子路问如何侍奉君王时,曾经回答说:“勿欺也,而犯之。”[1]318即对君王应该不欺骗,但也不要一味顺从,在君王犯错的时候,应该敢于直谏。二是清廉不贪。《论语》记载,弟子子夏为莒父宰时,曾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1]291孔子认为贪欲太重无法成就大事。三是选贤远佞。《论语》记载,当仲弓向孔子询问如何为政时,孔子回答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1]280他把选拔贤能人才当作为官之德的重要指标。要选拔贤才,就需要远离小人,所以当弟子颜渊问如何为邦的时候,孔子说:“远佞人。”[1]339四是慎言慎行。《论语》记载:“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1]34孔子认为,为官要慎言慎行,才可以减少言行错误,这也是对个人、对国家负责的态度。

  孟子在孔子官德思想的基础上,着重强调了“以民为本”的思想,认为执政者应该以民为本,保证人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解决温饱问题之后,还要大兴教化,“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5]57。

  战国至西汉时期,儒家官德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礼记·大学》提出了“三纲领”“八条目”,对儒家官德思想进行了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梳理。《礼记》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6]1673这里既指出了修身与治国、平天下之间的直接联系,使士人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同时也指出了提升自身道德修养的办法,即正心、诚意、格物、致知、齐家,当自身道德修养达到一定程度,方能治国、平天下。

  此后,历朝历代都对官德倍加重视,在总结政治得失的基础上,对官德思想进行不断丰富和完善,对官德的规范准则也不断地进行细化。

  二、中国古代官德的规范准则

  中国古代官德的规范准则可以从历朝历代选拔、考核官员的标准以及官箴的内容中进行归纳。

  (一)历朝历代选拔、考核官员的标准

  中国历朝历代选拔、考核官员的标准并不统一,但都把道德品质作为选拔、考核的重要标准之一。西周时,对官员考核的内容有六项:“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7]654这六项内容,涉及德行与能力两大方面。在德行方面,要求官员廉洁、公正、守法等,而又特别突出“廉”,正如唐代贾公彦所言:“此经六事,皆先言廉,后言善、能之等,故知将廉为本。廉者,洁不滥浊也。”[7]654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制度,对官员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湖北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为吏之道》中,指出为官需要“清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8]299,即要求官员具有清洁、正直、谨慎、公正等品德。此外,秦代也制定了具体的官员考核标准,认为官员具有五种品行可以称为“五善”,即“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8]304,也就是认为官员若忠心、廉洁、恭敬、谦逊、办事谨慎得当就是优秀的官员。

  汉朝通过察举、征召来选拔官员,而选拔官员的标准是“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四科取士”指的是官员必须具备四个标准:“其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经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才任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遇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决断,才任三辅令。”[9]即第一是要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行和志向节气;第二是要有扎实、渊博的知识;第三要知法懂法,能够断案;第四要刚毅清醒,聪明果断。而“光禄四行”即“质朴、敦厚、逊让、节俭”,也是要求官员要具有良好的品行。可见秦、汉二朝对官员的选拔、考核都非常重视德与才,而在德与才二者之中德为先。

  唐朝在官员的选任、考核上,也都把官员的道德状况放在首位去考虑。在选拔官员上,士人通过科举考试之后,还要接受吏部的考试,而吏部考试的内容根据《通典·选举》记载:“一曰身,二曰言,三曰书,四曰判。四事兼可取,则先乎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10]即如果在外貌、言辞、书法、文理等四个方面不分上下的情况下,先考虑德行。在考核上,以“四善”为标准考核官员,所谓“四善”,即“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着,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11],强调了对清廉、谨慎、公平、勤奋等品德的重视。

  宋朝之后,各朝在官员的选拔、管理制度方面都和唐朝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在人才选拔上,也强调以德为先,如明太祖朱元璋曾下令废除科举,而让有关部门察举贤才,并“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12],具体而言,考察人才时重点要考察他们正直、贤良、孝悌、廉洁等品质。清朝帝王康熙也认为德行重于才学,他说:“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13]同样把人品作为选拔官员的首要条件。在官员的考核上,则是延续了对“四善”的重视,宋代有《守令四善四最》,金代有《四善十七最》,对“四善”的要求与唐代是完全一致的。

  (二)官箴书中的官德规范

  官箴原指古代官员劝诫、规劝帝王的箴言。秦汉之后,官箴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凡言官吏之道德,与作官之方法,以及天子、大僚诰诫官属之事,皆官箴也”[14],所以专门记录官员为官从政所应遵守的戒规、官员为官的箴言以及人们对百官劝诫的一类文献都被称为官箴书。

  官箴书不仅数量大——历朝历代的官方文献和私人着作都有许多关于官德的论述,而且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的时候。西周时期的《虞人之箴》是现存记载最早的官箴书,只有六十余字,告诫君王不要过度杀生渔猎。秦朝官箴书的代表作是前文提到的秦简《为吏之道》,叙述了秦代为官从政必须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汉朝时,“扬雄爱《虞箴》,遂依放之,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4]1933,对各级官员进行规诫。后来,《十二州二十五官箴》亡失九篇,东汉的崔骃、崔骃之子崔瑗、崔瑗之子崔寔对其进行了补阙,刘騊駼、胡广等人对其进行了增益,并题名为《百官箴》。自此,编写官箴书的风气开始正式形成。唐朝时,随着武则天下令编写《臣轨》来指导百官的言行,官箴书的编写开始官方化。宋元时期,官箴书编着的一大特色是一些循良之吏结合自己做官的经验教训,着成官箴书。如宋代吕本中着有《官箴》、陈襄着有《州县提纲》、真德秀着有《西山政训》,元代张养浩着有《三事忠告》等,这些官箴书对当时及后世官员的官德形成有一定的影响。明清时期,官箴书进一步发展,不仅数量大增,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四百多种;而且内容丰厚,集历代官箴书之大成。这个时期官箴书的代表作有明代薛瑄的《从政录》、杨显的《牧鉴》、吕坤的《呻吟语》,以及清代陈宏谋的《从政遗规》《学仕遗规》、汪辉祖的《学治臆说》、刚毅的《居官镜》等。

  官箴书中有关官德的内容十分丰富,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官员要“以民为本”。

  周公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3]227的观点之后,人们逐渐明白了人民是治国安邦的前提,所以官箴书中强调“以民为本”是各级官吏应该具备的道德规范。官箴书中认为官员“以民为本”,即应该做到爱民如子。“朝廷以赤子相付托,而士民以父母相称谓。试看父母之于赤子是甚情怀,便知长民底道理。”[15]237而爱民如子,则要关心百姓的疾苦,为民着想,多做于民有益的事情。“民情所好,如己之欲,我为聚之。民情所恶,如己之仇,我为去之。使四境之内,无一事不得其宜,无一民不得其所。”[16]351

  第二,官员要具备基本的官德要求。

  对于官员应该具备哪些具体的官德,不同的官箴书有不同的观点。如宋朝官员吕本中在《官箴》中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17]强调官员应该具有清廉、谨慎、勤政三方面的官德;明朝的理学家薛瑄提出“居官七要”,即“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治事”[18],包含了对公、廉、忠、恭、信等品德的强调;被康熙誉为“清官第一”的于成龙,提出为官者应当有“自省六戒”,即“勤抚恤、慎刑罚、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则包含了勤、慎、廉、公、俭等官德。有学者对官箴书中所包含的官德规范进行了总结,认为其包括“孝悌忠信,平明志友,礼义廉耻,直智实达,清俭和节,淡静藏谨,仁爱宽恕,温恭让学”[19]等,内容是十分丰富的。

  三、中国古代官德思想的重要条目

  中国古代官德思想内容丰厚,从历朝历代对官员选拔、考核的标准,以及官箴书中的相关言论,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对官员的忠、公、廉、勤、学五个方面极为重视。

  (一)忠

  古人认为忠是官员的底色和基础。在《论语》中,面对鲁定公“臣事君,如之何”[1]62的询问,孔子回答说:“臣事君以忠。”[1]62古人认为的忠,包含了以下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忠君。古人首先强调臣子侍奉君王要尽心尽力,“事君,能致其身”[1]11,必要时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其次,臣子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应该对君主有益,所以古人并不赞成臣子一味听从君主,当君王有过错时,也要勇于直谏,正如秦相吕不韦所言:“忠臣廉士,内之则谏其君之过也。”[20]第二层是爱国、爱民。古人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1]正因为国家、百姓都属于君王,所以古人既强调忠即爱国,“不思报国,岂忠也哉”[22],也强调忠即爱民,“夫民者,唯君者有之;为人臣者,助君理之。故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故君以知贤为明,吏以爱民为忠”[23]。

  (二)公

  古人非常强调官员的公,因为官员是联系国家与百姓的枢纽。官吏呈上治下,不公则有可能犯上,危害君主的权威;不公也有可能侵下,动摇君主专制的基础。所以古人认为公是为政的最高原则,强调为官要秉公执政,如司马光曾说:“政者,正也。为政之道,莫若至公。”1

  古人认为秉公执政需要做到两点:第一,处理各种公务要公;第二,用人要公,也就是唐代官箴书《臣轨》中所言:“人臣之公者,理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货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避仇雠。”[24]历史表明,凡是能秉公执政的官吏,都毫无例外地得到了君主的赞赏和民众的歌颂,比如北宋时期的名臣包拯,他铁面无私,秉公执法,被人们尊称为“包公”。

  (三)廉

  中国古代官德非常强调廉的重要性。首先,古人普遍认为廉关系到王朝的盛衰。如汉代的班固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25]其次,古人认为廉是其他德政的基础。如晏子说:“廉者,政之本也。”[26]又如诗人杨万里之子杨长孺曾对士大夫罗大经说:“若清廉,便是七分人了。盖公、忠、仁、明,皆自此生。”[27]

  古代社会中对官员廉洁的要求非常高,不仅要求官员行为廉洁,而且强调官员要从内心深处自愿奉守廉洁。明代理学家薛瑄将为官清廉者划分了三个层次,其言:“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28]薛瑄所说的这三个层次可以用六个字概括:心廉、名廉、行廉。心廉即从内心深处坚定奉行廉洁,被薛瑄定义为层次最高的廉洁;名廉即为了博取好的名声而去廉洁,是第二层次的廉洁;第三层次的廉洁就是为了不受法律的制裁而廉洁,即行廉。

  (四)勤

  清朝官员汪辉祖曾说:“办事幕务,最重在勤。”[29]古人认为勤是官员重要的道德素养。官员若不勤,那么百事懈怠。

  古人认为,官员勤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是“摒除杂务”,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政事中。如明朝政治家吕坤所言:“仕途上只应酬,无益人事,功夫占了八分,更有甚精力时候修正经职业?”[15]148如果将时间和精力放在处理杂务上,就没有精力处理政务了。第二是勤勉敬业。如元代徐元瑞说:“早入晏出,奉公忘私,虽休勿休,恪勤匪懈;呈押文字,发遣公事,务为敏速,耻犯稽迟;躬操笔砚,不仰小吏,手阅簿书,不辞劳役。”[30]即要早出晚归,积极地亲自处理各种政务。第三是“以身率之”,亲自带头实践。如明末清初思想家唐甄治理长子的时候“首先蚕务,导民树桑,以身率之,日省于乡,三旬而树桑八十万本,民业利焉”[31]就是勤的表现。

  (五)学

  朱熹说过“学本是修德”[32],所以学也是中国古代官德的重要内容。荀子说:“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33]士人必须通过学习,提升自身素质之后,从政方能不负所学。而又如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1]405士人从政之后,也不能停止学习。官员的主要任务虽然是处理政务,而非学习,但若没有不断增加的知识储备为基础,官员颁布政令、安排工作都有可能力不从心。

  所以,古代不仅重视在士人从政之前对其进行官德教育,使其通过学习、修身等方式提升自身的道德水平,而且在他们走上仕途之后,对其劝学也未停止过。同时很多古代官员也注重学习,将自己从政后的所思所想记录成书,这也是官箴书为何在古代数目繁多的原因之一。

  四、中国古代官德思想的积极性与局限性

  (一)积极性

  首先,古代官德思想促使了一批清官廉吏的产生。古人对官员的品德素养有明确要求,这促使官员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自主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以符合官德规范的要求。长此以往,官员们将官德规范要求内化为自己行动的原则,便成了我们所谓的“清官廉吏”。他们中很多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既帮助了普通百姓,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治清明,为当时社会的稳定和进步作出了贡献。

  其次,古代官德思想维护了政治秩序。古代官德思想通过道德的力量,使官员们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从而有效地协调了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不仅使得统治秩序和政权维持稳定,而且也使得社会得到有效的管理。正如着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所言,官德思想“在多数帝国的统治者们主要依靠宗教权威的时候,却为当朝的政权提供一种合于理性的道德权威,以行使他们的权力,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发明”[34]。

  再次,古代官德思想促进了社会道德建设。正如孔子所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官员的道德行为对普通民众有导向作用。古代官德思想内容丰厚,涉及了“孝悌忠信,平明志友,谦正忍敬,礼义廉耻,公畏慎勤,直智实达,清俭和节,淡静藏谨,仁爱宽恕,温恭让学”[19]等众多具体的道德修养,官员遵守这些官德,以身作则,百姓便会以此为风向标,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对社会道德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局限性

  首先,古代官德思想重自律而轻约束。古代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使官员遵循官德规范。第一是提倡官员通过修身正己来自觉树立官德思想。即提倡官员通过自省、克己、学习等方式,提升自身道德素养。随着自身素质的提高,则可自觉遵循忠君爱国、秉公执政、廉洁勤政等官德规范,所以《礼记·大学》中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6]1673第二是通过道德规范,也就是前人总结的为官从政的经验教训来对官员的行为进行约束。这两种方式都带有浓厚的自律色彩,对官员的约束力并不强。古代官德重视修身、官场经验,而对如何约束权力、规范官员行为、纠正官员错误等较为忽视。

  其次,古代官德思想缺少现实的感召力。孔子在《论语·里仁》中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82将“义”属之于“君子”,即统治阶级。孟子面对梁惠王“将有以利吾国乎”[5]21的询问,回答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5]22中国古代官德思想片面地强调仁义,忽略了官员应得的正当之“利”。强调官员要无条件地服从官德规范,履行官德义务,忽视了官员遵循官德规范之后应得的利益,这样一来,使得其缺乏感召力。

  再次,古代官德中包含不少权术。虽然我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和推崇官德,在使官员提升官德这方面不遗余力,但官场环境复杂、险恶,比如清代官员陈宏谋在官箴书《从政遗规》中写道,初入官场的人,“多为猾吏所饵,不自省察”[16]315。为了在险恶的官场环境中求得生存,古代的官员们有时候不得不玩弄一些政治权术,比如阿谀奉承、笼络人心、明哲保身,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使得秉公、清廉、勤政等官德思想成为口号。

  五、中国古代官德思想的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官德思想包含了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所总结的为官从政的经验和教训,虽然有其局限性,但也能为今天的官德建设提供一些启示。

  第一,加强官德建设要以修身为本。

  修身是提升官德的重要手段。儒家修身以“内圣外王”为最高目标,一方面认为人通过修身可以成就圣贤之德,另一方面认为人通过修身可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古代官员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在未入仕之前,积极地通过学习、自省、克己等方法,提升自己的道德素养;同时他们又以修身为起点,培养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与责任担当。

  当下,完善官德建设,领导干部要重视修身。正如习近平同志在《用权讲官德 交往有原则》中指出:“为‘官’者必须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时刻注意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在道德修养方面成为表率。”[2]加强官德建设,必须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加强领导干部自身道德和品行修养。

  此外,古人在入仕之前,就重视修身。这也启发我们当前加强官德建设不仅要重视领导干部的修身问题,也需要重视道德教育,加强家庭、学校、社会的德育建设,使领导干部在从政之前就具备一定的道德素质。

  第二,加强官德建设要德法并重。

  古代社会是人治社会,官员遵守官德更多是依靠自律,而官德这种软约束并不是万能的,需要健全的法治来保障。不过,法治并不能完全替代官德,因为再多再好的法律都必须转化为人们内心的自觉,才能真正为人们所遵守。从根本上说,守法属于一种道德自觉。如果没有道德来作为支撑,人们自然不可能遵守法律,法律也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所以当今官德建设,要做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双管齐下,将法律和道德相结合,既要使官员做到自省、自警、自励,也要强化法律对他们的制约和监督。

  第三,加强官德建设要树立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的力量在官德建设中也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视树立官德榜样。首先,古代社会把道德水平作为官员选拔的重要标准,确立重视官德的价值导向;其次,大量编写官箴书,使其成为士人为官从政的指南;最后,树立官德典型,对官员进行正面教育。通过提拔、重用那些德行出众的官员,并在其去世之后给予其政治殊荣,以此来激励、引导官员提升道德。比如清朝时期,康熙重用廉洁刻苦、政绩突出的官员于成龙,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将其从县令提拔为督抚大员,还曾三次赐其“卓异”牌匾,并在其去世之后追赠其为太子太保。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官员中形成重视官德、廉洁勤政的良好官风。新中国成立后也树立了很多典型,比如焦裕禄、孔繁森等。树立典型能明确表达社会的道德取向,影响和改变人们的道德观念。现在大众传播媒介非常发达,报刊、影视、广播、网络都是社会舆论形成和扩散的重要工具,这为宣传官德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1] 刘宝楠.论语正义[M]//诸子集成(一).北京:中华书局,1954.
  [2] 习近平.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J].求是,2004(19):36-38.
  [3] 孔颖达.尚书正义[M]//十三经注疏(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
  [4]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十三经注疏(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
  [5] 焦循.孟子正义[M]//诸子集成(一).北京:中华书局,1954.
  [6] 孔颖达.礼记正义[M]//十三经注疏(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
  [7] 郑玄,贾公彦.周礼注疏[M]//十三经注疏(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
  [8] 陈伟.秦简牍合集[M].释文注释修订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9] 严可均.全后汉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5.
  [10] 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360.
  [11]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190.
  [12]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2:1712.
  [13] 章梫.康熙政要[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154.
  [14] 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M].上海:启智书局,1933:118.
  [15] 吕坤.呻吟语[M].长沙:岳麓书社,2016.
  [16] 陈宏谋.五种遗规[M].北京:线装书局,2015.
  [17] 吕本中.官箴[M].北京:中华书局,1985:1.
  [18] 汪辉祖.治平之道诠解[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8:301.
  [19] 王昊魁,刘洁.为官从政关键在德——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N].光明日报,2011-11-24(15).
  [20] 吕不韦.吕氏春秋[M]//诸子集成(五).北京:中华书局,1954:255.
  [21] 孔颖达.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463.
  [22] 孝经·忠经[M].卢付林,注译.武汉:崇文书局,2016:130.
  [23] 贾谊.新书[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104.
  [24] 武则天.臣轨[M].北京:中华书局,1985:20.
  [25] 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263.
  [26] 晏婴.晏子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85:57.
  [27] 罗大经.鹤林玉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8] 薛瑄.薛文清公从政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5.
  [29] 汪辉祖.佐治药言[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
  [30] 徐元瑞.吏学指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135.
  [31] 唐甄.潜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579.
  [32] 程颐,程颢.二程集[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232.
  [33] 王先谦.荀子集解[M]//诸子集成(三).北京:中华书局,1954:335.
  [34]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58.

  注释

  1见司马光的《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四库丛刊本。

作者单位: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哲学部
原文出处:陈静.中国古代官德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唐山学院学报,2020,33(05):30-36+43.
相关内容推荐
相关标签:
返回:政治思想史论文

1.将微信二维码保存到相册

2.打开微信扫一扫从相册识别

1.点击下面按钮复制QQ号

3008635932

2.打开QQ→添加好友/群

粘贴QQ号,加我为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