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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任外交官刘锡鸿的政治思想探析

时间:2020-01-15 来源:学术界 共13939字
作者:郑义 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摘    要: 以往对刘锡鸿的政治思想研究存在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倾向,而忽略了其具体所处的历史语境。通过对刘锡鸿在出使英国前、出使英国时以及回国后三个时期的具体政治思想的梳理,分析他同洋务派在具体问题上的差异,可以明确其思想中的问题意识以及这种问题意识与他所见的西方存在的关系。刘锡鸿的保守思想与传统守旧官僚存在明显不同,这种不同就在于他的保守主张是基于对晚清中国社会政治现实以及对西方国家的观察后得出,带有明显的现代保守主义特征。

  关键词: 刘锡鸿; 士大夫; 保守主义; 官; 商; 民;

  刘锡鸿,原名锡仁,字云生,广东省番禺县人,中国第一任外交官。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刘锡鸿作为驻英国副使随同公使郭嵩焘赴伦敦就任,后因与郭不合,于翌年三月调任驻德大使,赴任一年有余,于光绪四年解职归国。回京后亦不得志,光绪七年因参劾李鸿章“蔑视纲纪”“藐抗朝廷”“腹诽谕旨”“妄言欺谩”“跋扈不臣”等罪名,被皇帝以“信口污蔑”之名“交部严加议处”1。本文希望通过从刘锡鸿这样一个“小人物”所流传下的日记(《英轺私记》)和书信文章(《刘光禄(锡鸿)遗稿》)论述刘锡鸿的政治思想,进而探讨晚清传统士大夫的问题意识。

  20世纪80年代开始,刘锡鸿进入经济史研究者的视野,此后政治史与思想史学者也因其特殊的身份与传奇的人生经历而对其产生了兴趣。但总的来看,这些研究是沿着“洋务”(革新)与“守旧”(保守)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思路来进行研究的。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的目标是探讨刘锡鸿的政治思想中最主要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即“他关心什么”这个问题和他看到的西方存在何种关系,以及士大夫在晚清社会应该扮演何种角色。为了阐明他的政治思想,本文将以出使前后作为一个划分思想变迁的节点,并将以此分别对刘锡鸿出使前、出使英德期间以及回国后的思想分别进行阐述。

  一、刘锡鸿出使前的政治思想

  刘锡鸿出使前的思想是理解他出使后思想的钥匙。以往研究者虽然已经注意到刘锡鸿在出使前已经是一位具有“经世精神”的幕僚和官员,但仍然将目光集中于他的保守的言论,2进而忽视了他保守言论背后的语境。刘锡鸿在科举中获得举人功名,在出使之前担任过幕僚,主要从事镇压民乱、应对自然灾害等工作。3郭嵩焘也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本部分我们希望通过他和洋务派士大夫如李鸿章、郭嵩焘以及丁日昌往来的信件来探讨他的政治思想以及他同洋务派之间的基本分歧。

  首先,刘锡鸿同洋务派在对中国和西方的诸多认识问题上并不存在根本分歧,他们都承认晚清中国面临着巨大问题,不得不进行改变。在他的文章里,我们能看到他认为问题根源并不在于军事上的落后,而在于财政亏空所导致的社会风气的败坏:

  中国空虚不在无船无炮,而在无人无财,此皆政教之过也,政教既失,岂惟外洋之足患哉。夫士习之坏,向第阴背夫义以从利耳,今则显然逐利,并不知有义之名。民风之坏,向第尚力而未能重德耳,今则长幼无序,且并不知有贵贱之分,此等气象尚能久安无事乎?4
 

中国第一任外交官刘锡鸿的政治思想探析
 

  也正因如此,“练兵制器”等措施非但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反而会加剧政府的财政亏空。出使英国前,他在参观上海格致书院时还发表过一番类似的言论,指出士习的败坏是帝国政治和社会危机的根源,而形成士习败坏的根源则出自士人治学与教人方向的转变:

  自西洋各国以富强称,论者不察其政治之根柢,乃谓其富强实由制造。于是慕西学者如蚁慕膻,建书院以藏机器,而以格致名之。……原夫士之所以可贵而居诸民上者,谓其志行之超越庸俗也。乾嘉以前……文字必具有根柢,窥见学问经济之蕴……故先辈教人,常令浸淫于经史,餍饫于先儒语录,深求圣贤自治之道,博考帝王御世之方。……今之时艺则不然。……往往无一语窥及圣贤命意者。影响近似,遂掇科名。竞致应举之人,不必诵习经史语录,不必讲求学问经济之理,而惟取时文之习褒,略观而摹仿之,即可自谓文士。今之仕宦,操奇计赢之商贾也。以百工商贾之行,而为临民治世之事,安望有裨哉?故欲拯今日之贫弱,当由伤吏治始。伤吏治,当由端士习始。端士习,当由审义明道始。5

  正因如此,端士习、正风俗等措施就成为解决危机的必然手段。一直到此,刘锡鸿的思想与“洋务派”主张基本相同。但是双方在细节上还是存在不同,这些不同之处导致他同洋务派在手段和方法上的截然不同。比如洋务派士大夫重视西方“格物之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提倡学习西方具体制度,而不仅仅只是从表面上学习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郭嵩焘认为“西洋之法,通国士民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而惟任将及出使各国,必国人公推以重其选”。6与之相反,刘锡鸿并不关注西学的具体功能,而是重视西方自然与政治法律制度形成的原因。他从传统士大夫的视角审视西方,认为中国和西方都首先看重的是“养民”,但是如同孟德斯鸠一般,他也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造成西方与中国在“养民”的措施上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因此,双方需要结合自己的国情,采用不同的制度,来实现“养民”的目的,不能在忽视这一前提下盲目学习西方通商和律法等。7这样一来,“劝农”还是“重商”这种分歧就不再是“保守”还是“进步”的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种手段上的取舍,这种观点与单纯视西方国家为蛮夷存在本质上不同。刘锡鸿认为英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重视商业,是从自身国情出发而采取的理性选择,这样在他的眼中,对于西方国家“重商”的措施就不再具有“天朝”对“夷狄”那种蔑视的眼光,而中国之所以以“劝农”为“养民”的手段,是因为中国没有英国那样的岛国“地狭而不腆”的劣势,那么从资源合理利用的角度,中国显然应当生产更多的产品:

  政教昌明之世,人皆尽力农圃,故耕深耨易而所获倍丰。其无田地可耕者,又以手足之勤繁生庶物,供人所必需,而即资以自养。7

  刘锡鸿“重农”,正是因为农业使人获得谷物粮食、原材料等生活的必需品,因而重农在任何一个有农业生产能力的国家都是治国的基本措施,这在现代观念中已经成为常识。除了对于“重农”的分歧,刘锡鸿同洋务派在对商人认识上也存在差异。刘锡鸿认为西方国家无法实现粮食等必需品自给自足,这就需要商人对产品进行运输与交换,但中国完全没有这种需求,因而商人在中国也就是一种无用的阶级。由此我们能够发现在刘锡鸿的观念中,中国与西方的商人存在根本区别———为了满足去远方交易的需求,西方商人会花费大量金钱投入大吨位海船等器物的技术研发,这就是西方商业促进科技乃至国力进步的根源,但是中国“家赀十万以至数十万,自有本土田宅店肆”的商人,“可以衣粗食税履坦途以为安”,因而缺乏远洋贸易的动力。4因此缺乏远洋贸易动力,中国商贾也就缺乏航海技术创新的动力。另外,刘锡鸿以传统士大夫的视角视中国商贾相较于西方商人缺乏契约精神。4

  总之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论述,刘锡鸿认为中国并不具备英国之类国家发展远洋航海贸易的条件,只能通过“劝农”实现“养民”的目的,而发展商业对朝廷来说非但不能够实现“养民”,反而会对中国的政教造成伤害,因为商业的发展必然会重现晚明因为商品经济而形成的“奢靡之风”,这必将加剧本就动荡的政局,从而加速社会的分裂与政治的崩溃。因而作为统治集团的一员就必须尽可能地制止商业的发展。另外,刘锡鸿同洋务派士大夫在对西方商人“阶级属性”的看法上也存在分歧。郭嵩焘等洋务派基于中国“士农工商”这样的传统分类将西方资产阶级同政治家视为不同阶级,同时西方的“政教”同商业之间也存在一种“本末关系”,正是中国同西方相似的“本末”,造就了中国学习西方的基础。6但是,刘锡鸿并不认可这种类比,他将中国与西方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而且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之下还隐藏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对此他对洋务派提出了尖锐批评:

  洋人之商贾与闻政,官商相保卫,资商力以养兵,非其法较中国为善也,情形向不侔也。洋人所谓国主,无异乡里中之首事,……国主由公众举,承办一国之事,而不能专断其事,遇事则集富室大家,及一国之众而公议之……议既成,按贫富各出财力同为办理。……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赋归诸一人,尊卑贵贱礼制殊严,士农工商品流各别……逐末之人何得妄参国是?4

  也就是说,在刘锡鸿看来,西方的“朝廷”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本末关系,政治家与商人之间也不是如中国士农工商那样的并列的阶级,而是属于同一阶级,即国君、贵族本身也具有资产阶级属性、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在政体的形式上,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也就由商人资产阶级们“公议”而决定了。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洋务派对西方国家内部阶级的看法,更加接近于西方国家的现实政治运行情况。这种看法最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刘锡鸿的思想中,中国与英国等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统治国家的主体不同,也就是对“谁执政”的理解不同,他认为西方国家国内政策是由商人主导制定的,自然国家利益就在于维护商业利益拓展市场,而不是如同洋务派认为的是士(政治家)商(商人)协商而定。

  刘锡鸿认为中国不能如西方国家那样发展商业的另一个理由在于,中国商人阶层虽然道德、技术等方面不如西方商人阶层,但在中国内部,他们与士农阶层相比虽然名义上处于社会“底层”,但却是最容易获利的阶级。强大的经济实力与低下的社会等级这种矛盾,必然会导致社会道德的衰败直至社会秩序彻底崩溃。因为在以官僚(仕)—学者(士)联合统治的传统社会中,牟利后的商人必然会选择以金钱贿买官员的身份,这显然会对传统社会形成冲击。而乾嘉朝以后朝廷不断通过开捐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行为也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制治,必须朝廷操利,权利不足操朝廷之权,然后可冀效诚于商贾,汉初制商贾不得衣着帛,商贾之子不得仕宦是法之最善者。盖重农抑商所以教勤朴,而广生财之源,重士抑商多以劝德行,而立制治之本其实抑商贾之利权,即以伸朝廷爵位之权。朝权伸则商贾之利皆其利矣。谋富国当从此大处着想。4

  总之,在刘锡鸿看来,郭嵩焘所说的那种官商分工在英国根本不存在,自然这种臆想出的分工更不可能在中国实现。因此刘锡鸿的主张也就被后来研究者诟病为“坚持封建主义贱商、抑商思想”。8具体来说,他采用了一种从古至今士大夫通行的措施,坚持不让商人参政的同时劝说百姓从事农业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因为这种方法已经经受了上千年传统社会的考验。而对于士大夫的责任,不在于学习西方的技术而在于身体力行地教化百姓,以身作则崇尚简朴:

  生物以生财者,农圃、渔樵、蚕桑、织牧及百工也,耗物以耗财者,衣也、食也、用也,承平之世,吏治修、政教明、民皆务本知检……因以日减伤财之物转以日增其害之最甚者尤莫如商贾多而仕宦众。商贾者,假他人所生之物而簸弄之以诱人财者也。……仕宦者衰生物之人之财而掠夺之,以自裕己财者也,取之易而去之易。一商贾之衣食用度十人或百数人之衣食用度也。……以其华侈之习渐染乎乡里闾巷,于是农圃、渔樵、蚕桑、织牧百工技艺之辈亦皆懈弛。9

  这样的看法显然同倭仁、李鸿藻等保守派官僚的观点是相似的。但相同的结论并不能足以说明刘锡鸿同倭仁、李鸿藻持相同的政见,在刘锡鸿的书稿中,我们能够发现其保守的言论大多来自于和洋务派的私下通信,从这些书信的写作目的看,他与洋务派官僚如李鸿章、丁日昌、郭嵩焘等保持着极其紧密的联系,而且这些人也愿意就自己的观点与刘锡鸿探讨。这就表示刘锡鸿与洋务派之间在认识的源头上并不如以往研究者认为的那样巨大。但很显然,刘锡鸿与洋务派基于对中国与西方共同的认识,却导致了他们最终结论的不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刘锡鸿在政商关系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同洋务派产生了分歧,即在刘锡鸿的思想中西方政治的出发点是基于西方社会是由资产阶级(商人)所主导,而洋务派(尤其是郭嵩焘)将西方的政商关系视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分工。正是这种对政商关系的看法影响着他对英德等西方国家的观察,在出使英德考察西方国家的过程中,他始终以“和中国完全不同的西方国家是如何制定自己的政策的”这样一个问题作为自己的视角。以下我们将探讨刘锡鸿在出使过程中是如何回应自己的问题的。

  二、刘锡鸿眼中的“西方”与现实主义政治观

  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正处于剧烈的变动中:首先选举权在19世纪下半叶呈现出扩大的趋势,自1848年革命以后,中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对于政治权利的需求越来越高。在郭嵩焘、刘锡鸿等朝廷大员前往英国时,“第二次改革法案”与“秘密投票法”相继通过,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同时贵族和教会这样的传统势力依旧保持着自己的力量。在选举权不断扩大的同时,英国经济却趋于停滞,格拉斯哥银行与西英格兰银行相继破产加深了经济危机,致使整个英国陷入大萧条之中。正是这种局面,致使英国政府需要采用一种帝国主义策略来应对和转移国内的矛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光绪二年(1876)10月17日,郭嵩焘和刘锡鸿带领翻译张德彝等人员出使英国,刘锡鸿也是据此观察西方并形成了自己对于英国的认识。

  首先在途经新加坡、苏伊士、马耳他等南洋和北非城市的出使途中,刘锡鸿对当地的学校、博物馆、监狱和炮台等军事和政府公共设施进行了参观考察,并对各国在南洋的殖民统治产生了浓厚兴趣。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在他的观念中西方的殖民统治与朝廷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所施行的“土司制度”具有相似性。他首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得出了英国统治南洋的意图:

  英人以此地为西南洋冲要,姑薄其税,招徕商贾,冀成大埠,以供其往来困乏之需……盖其立国意在四出占踞埠头以图富,而又不愿分驻多兵,耗费饷糈。……然今俄罗斯因其舟楫南来,水陆相隔,谋并土耳其国以疏四达之海道。土耳其国一失,则由红海建瓴而下,不特印度须加严守,即亚丁东南各埠,处处当设重兵。左顾右盼,防不胜防,英人将有跋胡疐尾之忧乎?10

  同时他也从经济领域得出了南洋对于西方的重要性,即此处为西方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资源,它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全球商业活动中重要一环。10而之所以不用军力意图在于缩减军费,显然在刘锡鸿眼中,强大如英国这样的国家也面临着军事支出导致财力不足的状况,何况对于本就财用不足的中国。

  使团于翌年一月底抵达伦敦,作为副使的刘锡鸿首先为英国的繁华所震撼,在日记中他表达了对这一景象的赞叹:

  威君请以私质诸德尔秘。辞出后,乘便周游街市。衢路之宽洁,第宅之崇闳,店肆之繁丽,真觉生平得未曾见也。道上有铠甲红衣乘马而立者,谓是国主护军,守路弹压,遥望之如铁铸人。入夜,各街灯烛攒光,火山星海,殆无以过。11

  受到这种景象的冲击和感染,他参观与走访了伦敦的图书馆、蜡像馆、报馆、议会、政府机关、银行、电报局等地,大致了解英国的制度后,对英国体制进行了由衷的赞美:

  两月来,拜客赴会,出门时多,街市往来,从未闻有人语喧嚣,亦未见有形状愁苦者。地方整齐肃穆,人民鼓舞欢欣,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12

  这说明通过对英国的考察,已经颠覆了他原先在来英国之前的想象,也说明了在当时绝大多数的士大夫眼中,英国虽然强大,但其文明也仅相当于匈奴、回纥这些历史上强大的“蛮夷”。在纠正了自己的认识后,他评价英国的“政俗”:

  惟父子之亲、男女之别全未之讲,自贵至贱皆然。此外则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12

  这种“无闲官”“无游民”“无隔阂之情”“无暴政”“无虚文”的政治景象,在刘锡鸿的心中基本已经可以与儒家理想中的“大同世界”相提并论了。

  在考察英国政府时,他看到自宰相以下,“各衙门”工作人员都不多,“皆总办一人”“帮办四人”“司事数人不等”,但是这群人却能在工作时“五官并运”、各尽其职。12同时,刘锡鸿极其关注英国内部的各种权力机关间的互动和制衡:

  百工各司其事,亦无总办者。刑司以其律例,与国君抗衡。教师以其教,与国君抗衡。其尊崇均若特席,非老死不易其人。13

  在考察过英国的总体面貌与政府机构之后,刘锡鸿开始思考是何种原因导致了英国社会能够呈现出大同社会的面貌。在考察英国社会体系时,刘锡鸿认为正是因为“各出心计以殚力于所业”才能使“通国无赌馆、烟寮,暇则赛船、赛马、赌拳、赌跳,以寓练兵之意”。除了社会各阶层分工良好,各司其职之外,政府对于整个社会的保障与福利体系也支撑着整个国家朝着大同社会的方向发展。在谈及英国政治与社会时,刘锡鸿曾多次认为英国政府对民众“制治最恕”,它除了表现在“孤穷废疾”与“异方难民”被政府安置于“养济院”,国君还时常遣人“查验其寝食”之外,甚至在监狱中对待犯人都比中国要宽仁许多,他对于英国司法中对犯罪者“仍优养之”的做法表现出惊讶的态度,这个国家的司法“无殊死刑”,也没有鞭刑。可以说,这样的政治体系具有“以民为重,惩戒从宽”的特点。14而宽仁的政治导致了英国人对于“礼”和“善”的追求。在和普通英国人接触后,刘锡鸿得出“伦敦人最喜以行善”和“英人讲求教养”的论断。伦敦人“老幼、孤穷、废疾、异方难民,皆建大房院居之,优给其养。”除此之外,“有所谓施医院者,已于正月初四日记其大概。然伦敦正不止此,每数里即有夏屋渠渠,萃贫民而疗其所患。”15这种全民的喜行善的社会风气显然不是凭空产生的,刘锡鸿认为这是在英人对教育重视下的必然结果:

  喜逸而恶劳者,人之情也。难善而易恶者,人之习也。设学以谢子弟,人不志是,则姑听之,未有皆驯然束身以就吾范者。英人虑此,特为官法督治之。不循其教令,虽三尺童子犹拘诸改过房,俾习苦于布、麻,金、木诸匠作,以制为有用之器,故监牢亦学塾焉。英之众庶,强半勤谨,不自懈废。16

  这种相对于中国完善的教育与社会保障是建立在英国经济和技术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的。刘锡鸿承认这一点,但是,在他的思想中对于“技术”的态度是暧昧与矛盾的,一方面他承认技术的进步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但另一方面这种技术的进步有可能导致重科学而轻道德。其原因在于,刘锡鸿认为英国的“实学”相对于中国的“实学”范围缩小了,而缩小的部分就在于英国的“实学”只是重视技术成分,而不如中国“实学”在强调技术的同时还需要强调“圣学”,17而中国许多士大夫在看到英国技术强大的同时想当然地将“圣人之教”当作空谈,他对此提出尖锐批评:

  今西洋之俗,以济贫拯难为美举,是即仁之一端;以仗义守信为要图,是即义之一端。诚因其所明推之,以率由五伦之教,君臣相爱而堂廉之分明,父子相爱而乔梓之道明,兄弟相爱而长幼之序明,夫妇相爱而内外之辨明,朋友相爱而敬让之谊明。蔼蔼乎,秩秩乎,雍穆整齐,不因好胜而奋争心,不恣贪欲而动杀机,生灵之祸,即于是乎息。非然者,一意讲求杂技,使趋利之舟车、杀人之火器,争多竞巧,以为富强,遽谓为有用之实学哉?18

  在他看来,相对于西洋的“仁”和“义”,这种“英国之实学”显然并不能够代表英国先进的本质特征。“趋利之舟车、杀人之火器”与其说是“实学”不如说只是“杂技”而已,它们仅仅只具有“器”的特征。而西洋之“道”被中国的士大夫完全忽略了,这种情况在刘锡鸿的眼中显然是一种舍本逐末的方式。因此刘锡鸿在贬低英国的“实学”为“杂技”的同时,却突出强调了西方政治中“仁义”的特征,这种“仁义”来自于其特有的“官”和“民”的关系。他在日记中不止一次谈及西洋为“民主之国”,认为英国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制衡着官员的力量,比如在《开会堂情形》中,他认为“英国宰相之进退,视乎百姓之臧否”。19而在论及英国地方政治时,刘锡鸿极为推崇英国的地方自治,他以中国传统的“乡老”“里老”理解英国地方议会议员,这种制度之所以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官”和“民”之间实力均衡,而民众之所以有如此权力主要源于英国民众掌握了巨大的财富,他们能够通过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实现自治,使其成为国家政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种看法与他对西方社会的看法类似,如上文论述的那样,在出使英国前,刘锡鸿已经将“商”视为西方政治(主要是对英国)的主体,而现在他将这种看法扩展到普遍的“民”,这对于信奉“有恒产者有恒心”的传统士大夫来说,无疑在万里之外的英国找到了现实图景。另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刘锡鸿在论述官民关系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官”并不惧怕“民”的自治,反而是“以民治民”这一环节中的制度保障,在他的观察中,我们甚至还可以发现他已经注意到“官”在英国政治中“守夜人”的角色。20

  如同中国许多思想家与政论家一样,在刘锡鸿的思想中同样具有诸多“矛盾性”,这主要体现在他肯定“富民”带给英国社会以“仁义”的同时,又很矛盾地指出“民”的“富”有时候会造成社会道德的下降。他认为,“民”之所以会“富”,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英国“实学”的发展。但是“实学”的发展与进步也同时会使人们养成好逸恶劳的恶习,并且在发展“实学”的过程中,开支巨大,对于英国国力就造成了“虚耗”,这种虚耗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英国的经济危机,以至“每岁所入,皆不敷出,积欠国债至八万万金钱,实中国银二十六万七千二百四十万两有奇”。12但是,他有时对自己的思想并不坚持,比如在参观泰晤士报看到高性能的印刷机与工人高效的配合时,有人给他普及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经济学常识,即技术创新导致产品产量和质量的提升,从而促进商业发展,进而在税收增长的前提下,国家才能够救济更多的贫民。通过报馆人员的讲解,他还在日记中纠正了自己原先的看法,承认英国“不忧其虚耗”,也正因如此,在日记中他大赞英国鼓励“实学”的方式。21但是这种思想上偶然的矛盾性并不影响其思想的一致性,他对于“实学”导致人“好逸恶劳”的观点在此后的日记中并没有完全改变。应当说,机器的发展解放人力这种判断并无不妥,但是刘锡鸿却将这种判断视为一种道德上的堕落,在考察英国的现代农业时,刘锡鸿问地方官当地“义塾”的数量,在得知数量增加时,他认为“义塾”的开办是英国防止民众安逸堕落的有效手段,因为“义塾”主要以传授职业技能为主,其目的就在于预防无业人员走上犯罪的道路。22因此,刘锡鸿坚持英国的强大和社会的“仁义”是建立在“富”的基础上的。

  以上我们通过刘锡鸿对英国的观察能够发现,他对英国以及西方的关注点和兴趣点并非简单同中国类比,并不曾因为英国不同于中国情形就对其简单地持否定态度,而是将传统士大夫所坚持的价值作为自己判断标准,即“仁”“恕”“朴”等,凡是符合这些认知的,他都不遗余力地赞美,而与传统价值不相符的,他都持一种观望与否定的态度。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评价方式,他认为西洋(尤其是英国)的富强完全在于自身的政治基础(“根柢”),也就是“官”和“民”实力相当,形成这一政治情景的原因在于英国的“民”本身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也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他所观察的英国其实也并非英国真实的图景,而是自身基于自身知识结构而产生的英国的“镜像”,这种“镜像”又对他反观中国形成了一种“现实支援”,在回国后,他也是从这一点和洋务派产生了巨大矛盾。

  三、刘锡鸿对洋务派士大夫的批评

  刘锡鸿的外交生涯短暂,从出使英国到转任驻德公使,再调任回国前后仅一年半。回国后主要任光禄寺少卿、通政司参议,这些官职反映出他在回国后显然没有再得到重用。但是从其着作中所载奏折与《清实录》相对照看,刘锡鸿回国后显然也是不甘寂寞的,他上书主要围绕两件事:一为修筑炮台事宜,二为反对仿造西洋火车。23在《访求铸造炮台模式折》中,我们能够发现他在军事方面具有很长远的眼光,其所提出的铸造炮台的方案在其被免职交部议处后依旧被皇帝认为应当遵循,24这也再次印证了他本人并非一个在意识形态上“保守”的官僚,而是一个具有“经世”精神的实务型官员。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并非只是保守官僚在意识形态上的顽抗,而应当存在他对于现实政治的思考。本部分我们将从这一奏折中探讨他和洋务派士大夫之间的主要分歧。

  《清实录》并未谈及《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但据日本学者考证,该文应写于光绪六七年间。25在这份奏折中,刘锡鸿在以往“恐引敌入室”“夺民生计”的基础上列出中国不宜修筑铁路的原因多达“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26

  在“不可行者八”中,他认为,仅修从广州到北京的铁路就需要耗费七千万两白银,如此巨大的国帑消耗,显然是中国的官民双方都无法承担的(不可行者一、二);同时开凿铁路必然也会侵犯当地风俗,引起不必要的官民冲突,为本来就不稳定的王朝平添乱相(三);而修造和经营铁路的过程中,官吏将不可避免地会利用自己的权力谋求腐败(四)。这些理由显然同以往反对修筑铁路的理由大致相当。26但是,除这些理由外,刘锡鸿还从中国政治现实层面提出了自己反对修铁路的缘由。他认为,西方为了保养铁路、防止事故,政府拥有一整套完善的保养管理铁路、车辆的“责任负责制”,但是这种责任制在中国并不存在:

  西洋之法,人苟失职,有据官绅亲见亲闻者,皆可惩究其罪,不以非所属而远嫌,故耳目多而人不敢犯令。若中国则官各有职、界限划然,苟无管辖其人之责,即不能斥治其人之非。汛兵而离汛、堡兵而离堡者几视为固,然惟伺其本管官出巡一舆之面即复他去,况办理火车委员初无刑赏之柄,自鲜巡行之时。修道者或贻误覆车,必待送诸地方官,传质纷纭,然后施之薄责而仍无补于其事,人何所畏而谨守职役。26

  在这一理由中,我们发现刘锡鸿对于中国官制中“官各有职、界限划然”的现象有着极大的不满,在他看来,这是导致中国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官各有职、界限划然”往往意味着士大夫缺乏责任意识,官员们基于现实利益不敢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与之相反,西方并没有这一问题,那里无论是“官”还是“绅”都可以对自己所见发表意见,同时官员也愿意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刘锡鸿认为,导致官员“界限划然”的政治现象是由“尊卑贵贱礼制殊严”“士农工商品流各别”的传统,强调“殊”和“别”的等级制政治文化造成的。同时,这种情况在修筑铁路的过程中必然会令大小官吏各尽其能的贪腐,从而加速士大夫群体的堕落和腐败。

  由此可见,刘锡鸿主要是从官、民两方面论述在中国修铁路“不可行”的。民的方面即修铁路“扰民”也不能使“民富”,而官的原因则是基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当时的政治现实而发。两方面都是基于当时的现实而阐述。

  “无利者八”主要是针对主张修铁路者的论据反驳的。比如,主张修铁路者认为修铁路能够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而刘锡鸿指出中国当时只有国内贸易,没有像欧洲那样的对外贸易;主张者认为铁路能够便于国内军队的调动,而刘锡鸿认为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相对于运兵,防止兵乱才是朝廷首先需要考虑的;对于主张者认为修铁路能够盈利这一观点,刘锡鸿以轮船招商局为例,认为引入外资、借助外贷所产生的利息远高于铁路带来的利益。26

  至于“有害者九”则是完全从民生与国家财政的角度上考虑,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修筑铁路,将对本就孱弱的朝廷财政和国民生计造成严重冲击。比如,修筑铁路需要征购大量民田,这将造成大量农民失地,进而使这些农民成为流民;而修铁路必然会加速外国商品在国内的流通,进而导致国内富商巨贾奢侈程度的加深,并导致物价的上涨;国内的技术条件不足以维护铁路与车辆,而洋人势必会借技术上的优势加大对朝廷的盘剥,进而造成国家财政的进一步恶化。26

  通过这些反对的理由,我们能够发现,刘锡鸿对晚清国内政局的认识充满了一种悲观意识,他认为官僚腐败,民众普遍缺乏公德心,官员之间“各有其职、界限划然”,官民之间上下隔阂。这种对于国内政治情景的认识相对于李鸿章、郭嵩焘等洋务派士大夫乐观态度截然相反。比如在反对修铁路时,刘锡鸿指出官方向民间筹资困难原因就在于“近年百姓受欺于官屡矣”,他以建轮船招商局为例,原本朝廷许诺三四分的利息结果民众到手只有五厘,这样在刘锡鸿的眼中,一个经济上借贷问题就被他还原成为官民互不信任的政治问题。26

  悲观的意识还不止于此,他还否定了朝廷通过改革改变现状的可能性。刘锡鸿在出使英国之前,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政治的基础就在于王权对社会的控制,即“政令统于一尊,财赋归诸一人”,4也就是说他认为皇帝在中国政治与社会中拥有最高权威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而“官各其职、界限划然”是皇帝为了统治需要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统治手段,如果要改变这种状态,势必会对王权专制造成影响,这对于一个传统士大夫来说,并不是一个能够接受的选项。另外,刘锡鸿也认识到,不但政治上改变“官各其职、界限划然”不可行之外,整个中国社会也完全不同于英国。虽然刘锡鸿将英国的地方自治理解成“汉之三老”,但是,他也清楚,中国社会并不同于英国,英国社会并不是一个官本位社会,而中国地方社会中,乡老往往会和“官”相勾结鱼肉乡里,而不是如同英国那样民众监督“乡老”。20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刘锡鸿将改变晚清中国现实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对人心的改善上,因为在政治制度无法变革的前提下,唯有通过以圣人之教教化民众,提高民众道德素质以外,没有任何改变晚清中国落后的方法。因此,从刘锡鸿出使时对英国的赞美,与对中国现实的无奈,我们能够认为,他与其他守旧士大夫相比,其内心并没有对于天朝上国制度与文化上的迷信与崇拜,而更多的是基于对现实政治考虑后不得已的选择。而他和洋务派士大夫之间的争论,也并不是如以往学者所言是派系之争,而是他已经看清晚清中国政治中结构性的矛盾,即一切问题都是基于王权宰制社会而形成的矛盾,而这个矛盾是士大夫阶层无法解决的,因而,他并不认为通过学习西方国家的技术手段等“器”的层面就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他的这份《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也预示着洋务派士大夫改革主张的破灭。

  四、结论

  通过对刘锡鸿政治思想的梳理,我们能够发现刘锡鸿的政治思想不论在出国前、出国时还是回国后,其关注点都是基于晚清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这种立足于现实政治的“保守”观点已经具备现代“保守主义”的诸多特征,即所有的政治思想与观点均来自于所处的政治环境与政治现实,而非学理与哲学的推断。具体来说,刘锡鸿并不将自己的思想与主张建立在“三代”或者“西方”这些臆想出的理想之上,而相反,他对于英国等西方国家的认知来自于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刻意观察。在出使英国前,他已经意识到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因而模仿西方国家,仅仅在器物层面改革无法达到目的,反而会对晚清中国现实政治造成更加剧烈的破坏;在出使英国时,刘锡鸿通过观察英国政治的方方面面,针对自己脑海中的中国现实,观察与理解认识英国社会,他对英国政治与社会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美,认为英国政治与社会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儒家理想社会,但是这种社会仍然不具备中国模仿的价值;回国后,作为一个亲身去过国外的士大夫,他以自身经历和知识建言修炮台,反对修铁路,不论做何事都是源自于自己对于现实国情的理解,他悲观地发现,中国社会“政令统于一尊,财赋归诸一人”这种状态是导致一切问题的根源,但是这个根源是他无法改变的,也是他必须维护的,而洋务派的改革提议并不能改变晚清中国的境况,反而会使得千疮百孔的国家更加贫弱,这种悲观的预测,导致其主张趋同于其他保守的士大夫。这种保守的主张显然具备现代“保守主义”的第二大特征,即以“秩序”作为第一价值,在提出具体政治措施与主张时需要考虑社会稳定因素,将社会稳定与政治持续发展作为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也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样一个传统士大夫的观点视之为观念上的“守旧”“落后”,而应当认识到“保守”主张蕴含着诸多基于对晚清和世界的理性认识这种带有明显现代“保守主义”的特征。

  注释

  1《清德宗实录》卷127,光绪七年二月甲寅。
  2张宇权:《思想与时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刘锡鸿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
  3《刘锡鸿传》,《碑传集三编》卷一七,见《清代碑传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版,第1722页。
  4[9][10][12][13][42]刘锡鸿:《读郭廉使论时事书偶笔》,《刘光禄(锡鸿)遗稿》卷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8年,第178-179、184、185、198-199、201、178-179页。
  5刘锡鸿:《观格致书院后》,《刘锡鸿:英轺私记;张德彝:随使英俄记》,朱长纯、杨坚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50-51页。
  6[11]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344、345页。
  7[8]刘锡鸿:《录辛未杂着二十二则寄答丁雨生中丞见询》,《刘光禄(锡鸿)遗稿》卷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8年,第269、235页。
  8宫明:《刘锡鸿的反洋务思想及其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
  9刘锡鸿:《乙亥九月二十四日复丁雨生中丞书》,《刘光禄(锡鸿)遗稿》卷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8年,第149-150页。
  10[17]刘锡鸿:《英人经营南洋》,《刘锡鸿:英轺私记;张德彝:随使英俄记》,朱长纯、杨坚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57-58、57页。
  11刘锡鸿:《初至伦敦》,《刘锡鸿:英轺私记;张德彝:随使英俄记》,朱长纯、杨坚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70页。
  12[20][21][30]刘锡鸿:《总论英国政俗》,《刘锡鸿:英轺私记;张德彝:随使英俄记》,朱长纯、杨坚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10、109、109、111页。
  13刘锡鸿:《英国衙门官制》,《刘锡鸿:英轺私记;张德彝:随使英俄记》,朱长纯、杨坚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85页。
  14刘锡鸿:《蜡人馆》,《刘锡鸿:英轺私记;张德彝:随使英俄记》,朱长纯、杨坚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87页。
  15刘锡鸿:《伦敦多善举》,《刘锡鸿:英轺私记;张德彝:随使英俄记》,朱长纯、杨坚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54页。
  16刘锡鸿:《英人讲求教养》,《刘锡鸿:英轺私记;张德彝:随使英俄记》,朱长纯、杨坚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208页。
  17刘锡鸿认为英国“实学”包含电学、热血、光学、气学、力学、化学、天文学等内容。(刘锡鸿:《英人讲求教养》,《刘锡鸿:英轺私记;张德彝:随使英俄记》,朱长纯、杨坚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27页。)但是“实学”一词是一个中国儒家经世学派常用术语,这一词除了包含技术方面,还有政治、经济、学术等方面。在贺长龄、魏源编的《皇朝经世文编》中,就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几个部分。(贺长龄、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卷一目录,魏源:《魏源全集》第13册,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
  18刘锡鸿:《观电学有感》,《刘锡鸿:英轺私记;张德彝:随使英俄记》,朱长纯、杨坚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29页。
  19刘锡鸿:《开会堂情形》,《刘锡鸿:英轺私记;张德彝:随使英俄记》,朱长纯、杨坚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84页。
  20[43]刘锡鸿:《英国地方官之制》,《刘锡鸿:英轺私记;张德彝:随使英俄记》,朱长纯、杨坚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58-159、157页。
  21刘锡鸿:《观戴晤士报馆》,《刘锡鸿:英轺私记;张德彝:随使英俄记》,朱长纯、杨坚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99页。
  22刘锡鸿:《机器耕作》,《刘锡鸿:英轺私记;张德彝:随使英俄记》,朱长纯、杨坚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60页。
  23当然,这并非是说刘锡鸿在光禄寺少卿这一职上仅上书这二事,而是说他的奏议中他最得意的(选入自己的文集)以及皇帝的回应(《清实录》记载)中,这二事显然是最重要的。并且此二事也并未全部得到皇帝回应。其中被学者广为引用的《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一文就未得到皇帝的回应。
  24《清德宗实录》卷184,光绪十年五月丁酉。
  25[日]沟口雄三:《一个反“洋务”派的记录---关于刘锡鸿》,《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254页。
  26[37][38][39][40][41]刘锡鸿:《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刘光禄(锡鸿)遗稿》卷一,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8年,第73、73-78、73-78、82-96、86-105、73-74页。

原文出处:郑义.刘锡鸿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研究[J].学术界,2019(12):13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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