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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关于世界社会主义思潮问题的研究进展

来源:湖北社会科学 作者:杨章文
发布于:2019-01-17 共11363字

  摘    要: 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发展始于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关于空想社会主义的阐述。目前学界关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多集中于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 成果颇为丰硕。但其不足仍需指出, 如学界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从内在理论逻辑上缺少总结, 对于其中一些内容分析得还不够全面和翔实, 对社会主义思潮的实践意义研究得也比较少。我们应重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 加强对其核心逻辑的归纳和总结, 在未来研究中, 应强化理论供给、创新研究方法、转换研究范式、明确研究对象, 为中国道路的探索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 当代; 世界社会主义思潮; 科学社会主义; 发展趋势;

  2013年1月, ***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1]时隔三年, 在2016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辑出版的《***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中提到, 在当前信息技术高度发达, 社会全面开放, 国内外各种思潮纷纭的复杂环境下, 应“保持理论上的清醒、战略上的定力”。[2] (p283) 在目前的社会思潮研究中, 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研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但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在学界中仍然处于主流位置, 社会主义思潮理论在与社会思潮研究领域的主流范式的争论中, 其研究地位有待提升。因此, 进一步探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潮问题十分之必要。本文基于大量研究资料的查阅和梳理, 对国内当前一段时期内关于世界社会主义思潮问题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和归纳, 呈现已有成果概貌, 并深入透析现有研究的不足进而提供未来可进一步拓展的潜在方向。

  一、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研究总体概况

  随着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历史性的低潮;但进入21世纪以来,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非但没有像西方众多自由民主人士预言的那样走向历史的终结, 反而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体制和模式;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以美国以及美元体系为轴心的世界资本主义秩序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危机感, 人们对资本主义的问题、症候和危机的历史记忆又重新激活。[3] (p450) 自此, 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又成了世人探讨的热门话题。笔者以2012—2017年为轴, 通过对中国国家图书馆、超星数字图书馆、CNKI系列全文数据库、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等的搜索, 发现涉及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的成果颇多, 具体如下:

国内关于世界社会主义思潮问题的研究进展

  在研究专着方面, 李慎明主编的《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思潮:现状与发展趋势》 (2016) 、姜辉编着的《西方世界中的社会主义思潮》 (2012) 、徐世澄主编的《当代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思潮与实践》 (2012) 、高放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 (2012) 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2014) 、德国学者托尔斯·迈尔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概念》 (2012) 、吴茜主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理论探源》 (2012) 是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专门性着作。除此之外, 在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相关专着的某些章节中,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亦零星可见, 如方松华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前沿》 (2016) 第八章、艾四林和王明初主编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当今中国社会思潮》 (2014) 第二部分、陈勇编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方式和途径研究》 (2016) 第三章等。由上可知, 进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的着作较为充足。

  在课题立项方面, 相较于着述而言, 与研究内容有直接关联的课题偏少, 在搜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CNKI数字图书馆科研项目数字库以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等相关资源库之后, 查找到的相关研究课题仅有如下四项 (见表1) 。

  在学术论文和理论文章方面, 笔者在CNKI系列全文数据库中, 以十八大以来, 即2012—2017年为时间段, 并分别以“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并含“世界”为篇名, 以精准为选项, 经过筛查, 共得出942篇直接相关的学术论文, 其来源和分布情况参照图1、表2。

  图1 学术论文、理论文章的来源及数量
图1 学术论文、理论文章的来源及数量

  表2 不同年份学术论文、理论文章的数量分布情况
表2 不同年份学术论文、理论文章的数量分布情况

  由图1, 从论文和文章的来源及数量看来, 与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相关的研究中, “科学社会主义”最多, 为481篇, 占51.1%;其次为“生态社会主义”, 占28.1%;最少的是“世界社会主义思潮”, 仅有5篇。由表1, 从学术论文和理论文章的时间分布来看, 2013年是高峰期, 除此之外, 就笔者所查阅的文献资料来看, 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的另一个研究成果涌现的时期是在2008年, 这源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资本主义国家又重新发掘和探索关于社会主义可资借鉴之处。从2013年后, 关于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的文章的数量呈下降趋势。

  通过对表3中数据的计算可知, 在这942篇学术论文中, 有23.5%对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启示进行了探索, 比例最大;对于各类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本质和特征进行研究的论文和文章最少, 仅46篇;涉及各类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价值意义、理论逻辑研究的论文和文章排在第二和第三位, 分别占样本总数的17.3%和11.4%。由上可知, 目前关于当前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较为注重实践层面的探索, 但缺乏对于本质特征的把握, 启示的探索与本质特征未能很好地结合。

  表1
 表1

  表3 学术论文、理论文章中涉及的主题分布情况
表3 学术论文、理论文章中涉及的主题分布情况

  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类别性”研究的现状

  “类别性”研究是指某一主题以其某种特有属性为依据, 对其进行分门别类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类别性”研究, 主要是将当今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派别和种系作为分类参照。关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类别性”研究成果非常丰富, 研究内容较为全面, 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的理论逻辑、本质和特征、基本原则、意义和价值、比较研究以及启示等方面。在这里笔者从各类别性思潮入手, 着重围绕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的这几个主要方面, 对上述论着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一)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

  科学社会主义曾经在国际社会主义思潮中影响力最为强盛。在查阅文献资料的过程中也不难发现, 学界对其的研究成果数量最多, 所涉及的内容和领域最为广泛。但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 本是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各国共产党分化严重, 一部分已经演变成了社会党进而转向了其他社会主义甚至资本主义;一部分虽在名义上存在, 但实际上意识形态已经调整。当然, 还是有部分的共产党 (即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 仍旧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基于此, 近几年国内学者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 大多集中于阐述各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观。

  一是总结原苏东社会主义经验教训。首先, 在专题论着方面, 学界对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反思和总结成果较多。李瑞琴认为, 苏联解体的原因有二:破坏性革新苏共导致苏维埃联盟失去根基;苏共联邦化与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突起。[4] (p173, 179) 沈宗武指出, 苏联模式的最主要弊端集中于以下方面:国民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政治权力过度集中;过分运用行政手段干预文化学术活动, 政治活动严重地阻碍了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5] (p97) 其次, 在学术论文、理论文章方面, 学者多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对我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启示进行研究。廖小明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指出,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高度重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建设, 牢牢把握思想舆论主导权;必须将意识形态掌控力纳入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范畴;必须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诉求等。[6]

  二是对美日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展开研究。第一, 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调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 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凭借自身特点纷纷进行理论创新, 如日共的“日本式的社会主义”、法共的“新共产主义”等。相关的文章有鲁绍臣的《意义、主体与末世:新共产主义的路径与思考》、高嘉懿和沈志华的《思维的惯性和改革的开启——中苏分裂下的法国共产党》、唐彦林等的《日本共产党“国民联合政府”构想评析》。第二,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例如, 美共所倡导的“建立反垄断联盟”, 法共所走的“超越资本主义”道路, 日共所提倡的“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民主改革”等。第三, 关于其对当代资本主义以及全球化的解读。学者史少博在《日本共产党论21世纪的世界和社会主义》一文中论述了如何看待现代的世界, 分析了现代世界新的结构、反共主义逐渐消失、重新思考对“帝国主义”的界定、对资本主义评价、现时代的主题, 等等。[7]

  三是对现存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改革和理念创新研究。古小松认为:30年来越南共产党坚定不移地推进革新开放, 取得了成功, 牢固确立了在越南的领导地位。在管党治党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也面临严峻的挑战, 反腐败依然是当务之急, 道路选择斗争激烈。[8]董卫华、曾长秋的《以宗教促进社会和谐的理念与路径探索——古巴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的视角和经验》一文中指出, 古巴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重视发挥宗教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 拉近了党与信教群众的距离, 巩固了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促进了社会和谐, 其经验对我们党加强执政安全有重要启示。[9]

  (二) 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研究。

  近些年, 学界对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渐趋升温, 将在今天或者日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中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尤其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 人们在反思的同时把目光转向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因其自身的复杂性, 在各种研究中, 人们对它的分析也都不尽相同。

  首先, 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这一研究又分为地域比较以及与其他社会主义思潮的比较。在地域比较方面, 蒋锐的《拉美与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和价值观念比较》、乌拉圭学者乔治·兰扎罗的《平衡资本主义和多元民主政治的独特模式——比较视野下的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社会民主主义政府》, 从洲与洲、国与国的视角, 比较了民主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的思想来源、发展前景、价值观念、奉行理念等。在与其他社会主义思潮的比较方面, 如薛新国的《论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维多里奥·布法切的《21世纪的社会主义模式:自由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等, 皆为民主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的比较, 其中包括本质、社会定位、关注焦点、指导思想等方面。

  其次, 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地域研究。主要是以邹升平的《瑞典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的认同路径探析》为代表, 阐述了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及其民众对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的高度认同。以林德山和秦琥的《一部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运动的导读书——〈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概念〉评介》、童建挺和秦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眼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概念〉一书简介》为代表的两篇文章, 均以《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概念》为文本, 分别论述了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发展状况等。

  再次, 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专题研究。专题研究, 顾名思义, 即围绕某一专门性主题所做的研究。方松华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前沿》和王学军等撰写的《“第三条道路”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终结》, 都表现出对“第三条道路”的关注。前者主要论述了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以“第三条道路”为依托, 逐渐被西方各国政党奉为圭臬;[3] (p479) 后者则研究了以市场化、非国有化、中间阶级化、去高福利化为核心的“第三条道路”将社会党引上了一条背离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歧途, 并使得民主社会主义走向了终结。[10]

  (三) 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

  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一支, 是对近百年来探索和倡导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道路的统称。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可以溯源至19世纪, 最初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有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阿尔伯特·谢夫勒以及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这三者都主张社会主义应当实行合作制而非国家化, 应保留市场这一动力机制。国内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一时间涌现出诸多研究成果。而2012年以来的学术成果相对趋于稳定,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 比较性研究。维多里奥·布法切提出, 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以及市场社会主义三种模式的共同核心原则都在于社群原则和平等原则。并表达了新时期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 即克服社会主义分配不均、剥夺行动权和排他性的三大非正义向度。刘明明在比较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市场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主义流派之间异同之处的基础上, 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借鉴意义。张嘉昕和田佳琪则对比了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存在的契合点及本质差异, 从而指出对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第二, 启示性研究。刘明明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思想及当代价值》和《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观及当代价值》皆指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价值之所在。前者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对我国社会建设的价值包括:规定国家在社会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坚持社会文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统一性;对社会建设的两个基础性论题, 即就业和收入分配进行了积极探索等。[11]后者则直截了当地指出, “市场社会主义者的终极关怀只有一个, 就是实现平等主义这一价值目标”。[12]金瑶梅则认为, 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发有两点:其一,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有助于民主的实现;其二, 市场可以提供更多的自由, 促进更大的民主。[13]

  第三, 发展模式研究。对于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来说, 其问题在于如何使市场与社会主义相结合, 因而便形成了各种版本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方松华提出了“四模式论”, 即罗默的“证券市场社会主义”、米勒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扬克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以及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3] (p482-483) 刘明明同样提出了“四模式论”, 前三种与方松华所论述的一致, 第四种也是“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 但他认为该模式的提出者为托尼·安德烈阿尼。何捷一则提出“两模式论”, 分别是约翰·罗默的证券 (息票) 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以及戴维·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14]

  (四) 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

  生态社会主义亦称为生态马克思主义, 意即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阐发生态问题, 将之视为资本主义在自然、生态、环境等领域的问题表征, 并主张当前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生态社会主义。诚然, 生态社会主义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 经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 而产生的一种影响深远的社会主义思潮。目前学界对其的研究主要有人物研究、意义研究、发展阶段研究等。

  第一, 人物研究。生态社会主义因其源于西方, 故而关于它的人物研究都集中于西方的学者。如田华和王桂艳的《格伦德曼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述评》、贾雷的《布兰德社会生态转型理论述评》、张佳的《论大卫·哈维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李兆前的《雷蒙德·威廉斯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梅丽的《戴维·佩珀对生态社会主义的诠释》等, 皆对这些学者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做了论述, 也提出了值得借鉴之处。张永刚与钟明华、张国才与张昊, 分别阐释了萨拉·萨卡和克沃尔的理论、实践主张以及生态价值理念, 同时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有益补充。此外, 刘颖和韩秋红以及王磊峰则从生态社会主义“正义观”和“劳动观”的角度阐明了工作和时间需要解放、生产和分配需要正义的观点, 等等。

  第二, 启示研究。余维海在其着作中以生态危机为切入点, 提出生态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生态危机视阈下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是其消解路径。康鸿、邹慧君、陈永森从生态社会主义的视角提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包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树立全民生态文明观和警惕生态殖民主义等。美国学者乔尔·科威尔则撰文指出, 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应当超越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探寻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以外的第三种价值形式, 即“自然内在价值”的价值形式。[15]

  第三, 发展阶段研究。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应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把马克思主义概念嫁接到绿色理论中;第二阶段则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挖掘其生态内涵;第三阶段是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应对当代资本主义所引起的全球性生态危机。[16]方松华从时间向度将其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代表人物:亚当·沙夫、高兹、马尔库塞等) , 第二阶段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代表人物:威廉·莱易斯、本·阿格尔、蕾切尔·卡逊等) , 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 (代表人物:奥康纳、佩泊、格伦德曼等) 。[3] (p484-485)

  (五) 关于新社会主义或“21世纪社会主义”的研究。

  随着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爆发和蔓延, 人们在反思苏联模式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转而探索资本主义的替代模式的同时, 一股“新社会主义”思潮在原苏东、拉美地区及西方国家中陆续兴起。而这一社会思潮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新”, 其内涵多样, 暂无统一定论, 国内学者关于新社会主义的研究也有着较大差别。

  一是原苏东地区新社会主义的研究。关于这部分的研究, 国内学者多集中于俄罗斯新社会主义的发展现状、成因、影响等。陈爱茹认为当代俄罗斯“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思潮正缓慢回潮, 其根本原因是俄罗斯新自由资本主义“改革”路径的失败。[17]户晓坤也认为俄罗斯左翼政党在反思苏联解体、总结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 提出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 (即新社会主义) 的新设想, 并将社会主义理论和目标具体化为政治纲领和行动指南。[18]陈树林则在详细阐述俄罗斯新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逻辑后, 指出当今俄国的新社会主义仍有着广泛的现实基础及深厚的文化传统, 对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方面将产生深刻且持久的影响。[19]

  二是拉美地区新社会主义的研究。关于拉美地区新社会主义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以“21世纪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 以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厄瓜多尔等国为代表, 论述其新社会主义的内涵、现状、困境、发展前景等。袁东振通过对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源流与历史逻辑的梳理, 剖析了“21世纪社会主义”面临的潜在机遇与现实挑战, 阐明了其历史本质及意义。[20]同样, 贺钦、陈湘源、崔桂田等皆对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入剖析。而朱继东、王鹏以及印度学者莎洛伊·吉里, 则主要以委内瑞拉新社会主义为典型进行研究, 突出了委内瑞拉新社会主义发展的良好势头, 以及对其他新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借鉴意义。

  三是欧美学者的新社会主义观。关于这方面的文献资料较少, 但并不意味着其没有研究的价值。刘合波、秦颖和张士引均以富裕社会中的贫困问题作为切入点, 论述了导致“新型贫困”的主要原因, 而实行“新社会主义”, 建构“平衡”经济学是解决“新型贫困”的主要途径。但由于加尔布雷思的设想在中国行不通, 因而我们必须超越加尔布雷思的“平衡”经济学, 建立起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全面生产”经济学。张继军认为, 高兹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局限性的基础上, 对传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反思, 指出社会主义并没有失败, 并提出了新社会主义构想。[21]

  (六) 关于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综合性研究。

  目前, 学术界关于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除上述几种单独性和专门性的研究范式之外, 还有其他关于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综合性研究, 即将几类思潮集中论述, 抑或对其进行新的探索和尝试, 以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首先, 关于国外社会主义流派的综合性研究。在研究着作方面, 吕薇洲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 纵向地考察了国外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 全面把握其内在逻辑和规律, 同时将之与发达国家工人运动、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 从而对国外社会主义流派有了整体的辨析和感观。[22] (p6) 李慎明以论文汇编的形式, 从新左翼的视角, 分析和阐明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现状及前景。相关的论文有邹国煜和孙豫宁的《国外社会主义及左翼现状与未来选择》、邹焕梅的《当代国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关于政党学习的认识和探索》、官进胜的《后危机时代的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 集中阐述了国外社会主义流派的挑战、发展趋势、基本经验等方面内容。

  其次, 关于国外执政党经验启示的综合性研究。这方面研究以袁振东编着的《拉美国家政党执政的经验与教训研究》、张有军主编的《西欧社会民主党执政理论与实践研究》、德国学者斐迪南·穆勒—罗密尔和英国学者托马斯·波古特克主编的《欧洲执政绿党》为主, 剖析了其他国家执政党的基本经验、主要做法、执政实践等, 得出一些对我党执政的启示和可供借鉴之处, 以“他山之石”加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同时, 罗会德的《国外执政党解决民生问题的经验及启示》、陈松友的《国外执政党建设对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启示》等, 皆以国外执政党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启示为主。

  最后, 关于社会主义思潮在我国发展的综合性研究。社会主义思潮区别于社会思潮, 也需要人们提高思想觉悟, 能够有意识地甄别和选择。张武等编着的《社会主义思潮史话》一书, 从中国近代社会的空想社会主义开始论述, 以翔实的史料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继由科学变为现实, 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杨智勇在《社会主义思潮研究述要》一文中梳理了传统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元素以及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间存在的逻辑关系, 同时总结和概括了中国历史上三次社会主义思潮高潮, 特别是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文中指出基尔特社会主义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 同时关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研究也有所升温。[23]

  三、研究述评与未来趋势

  综上所述, 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 已取得不菲成果。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和层面探究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建构问题, 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是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纵深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丰富了中国对其他社会主义思潮的了解和吸收;二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行了诸多探索和尝试, 推进了我国国家治理和改革的深化;三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积聚了新的经验, 为提升中国国际地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但是, 现有研究仍存在理论供给不足、研究方法传统、研究范式老套、研究对象模糊等问题。这就需要强化理论供给、创新研究方法、转换研究范式、明确研究对象等。因此, 在未来研究中, 学界当从这四个方面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

  第一, 强化理论供给, 摆脱西方资本主义的困扰与束缚。当今世界, 西方资本主义仍在社会主义思潮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有着阻碍作用。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 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之内容和实质为我们重新解析资本主义的本质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思, 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对社会主义理想模式的构设也使我国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有了合理参照。与此同时, 多形态的社会主义思潮为人们探求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和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 部分折射出未来社会发展的应然状态。众多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者已认识到理论创新的迫切性, 并做出了一些积极有益的尝试, 如从时代发展与演变、国家政党属性与特征等方面为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建构寻找理论依据, 但尚未形成完备、系统的理论框架或体系。在未来发展中, 增强理论创新和理论供给仍将是深入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迫切需要。

  第二, 创新研究方法, 运用多种方法协同推进当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其他社会主义思潮在地域、经济、社会制度等客观条件上相异, 但却直面着同样的时代课题, 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执政党建设的改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促进等现实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 仅把目光投到国内是行不通的, 而应放眼整个世界, 在世界范围内获取社会主义实践的灵感。在研究方法上, 也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的方式方法, 以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良好势头。世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中的论述蕴含丰硕的理论果实,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具有不同程度的启迪作用。

  第三, 转换研究范式, 开辟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的崭新视角与维度。当前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主要集中于“个案性”和“类别性”研究, 如某一个国家的某种社会主义思潮, 或者某种社会主义思潮的特征、实质、启示等, 内容单一。因而, 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从“个案性”“类别性”研究到“整体性”研究的转向显得尤为迫切。首先, 应当抛弃当前固定在头脑中的价值观念, 突破旧有思维模式的掣肘, 集中力量研究和挖掘当今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支撑力量、组织形式、未来道路等重点问题, 尤其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直接或间接关联的基本理论问题。其次, 还应以两种社会制度为依托, 研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对他们的创新见解, 甚至可以打破现存两种社会制度的禁锢, 研究存在于其中所共有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以此突出研究的针对性和实质性。当前研究中, 关于比较性的研究较少, 尤其是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纵向比较研究, 这将是未来研究的一大重要课题, 通过对比两种甚至多种社会主义思潮、比较不同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特征, 探寻其异同点, 对于其他社会主义都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第四, 明确研究对象, 在全局和整体的研究中找准定位。虽然目前现有的研究成果丰厚, 但其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的认识和理解存在一定局限性和不确定性。首先, 学界不仅要从个案性转向整体性, 还要强化地域性研究, 从地域上找寻社会主义发展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如原苏东地区的社会主义思潮、发达国家社会主义思潮、亚非拉社会主义思潮, 以及越南、老挝、朝鲜、古巴等现有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状况, 学术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较少, 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加强。其次, 找准各种思潮集中关注的核心议题是关键。尽管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研究所关涉的领域和议题极为广泛, 但仍需抓住其核心要点。如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社会主义的实现道路、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等, 便是当今需要深入探索和研究的世界社会主义思潮核心议题。最后, 在明晰各社会主义思潮所关注的核心议题的基础上, 厘清其分歧之所在。

  总之,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理论研究正不断走向精细化、深入化和科学化, 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推进也会有着更深厚的、更坚实的、更有力的学理支撑和现实意义。在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定能为中国道路提供有益镜鉴, 为民族复兴、人民富强、人民幸福保驾护航, 续写新时代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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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出处:杨章文.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湖北社会科学,2018(1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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