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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托利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恢复与重建

来源:未知 作者:陈赛楠
发布于:2017-04-11 共896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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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萨托利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恢复与重建
  
  民主是人类社会内涵最为丰富的词汇,虽然对于民主的定义众说纷纭,但是进入 20 世纪后,民主的正面意义已经基本确定。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人们不断探索民主的本质,寻找民主道路。从最早期的雅典式民主到现代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民主的内涵在人们的努力下不断的充实,虽然它并不完美,但是它的精神力量一直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一) 民主的前世与今生
  
  何为民主民主从何而来,因何而起也许没有人可以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
  
  民主并不是一个一出生便可看清其真形的事物。民主的产生应该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就如同一个人,你并不能从一个婴儿身上看出他的一生,因为,这个过程拥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民主”并不是一个近现代才出现的词,但古代的民主与现代的民主在含义上相差甚远,在中国,直到清末康有为、梁启超效仿西方倡导“君主立宪”以及孙中山提出“民主共和”,现代民主制度和民主理念才逐渐被国人所知。而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一词从新文化运动后才真正被使用。所以说,我们现在所说的民主,实际上是产自西方文明的一个概念。那么要想了解民主的诞生和发展,就必须把视角先转向西方,溯本清源。
  
  当今世界公认持续了近六百多年的古希腊是西方文明史的开端,其文明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在古希腊的众多奴隶制城邦国家中,雅典和斯巴达最强大,尤其是雅典文明最为繁荣,直至现在仍然被人们谈起。雅典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要求雅典人民不仅要拥有强健的体魄,更需要聪明的大脑。于是在重视教育的氛围下,雅典诞生了众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哲学家,正是他们的智慧,为人类开启了探索民主的道路。
  
  早期的希腊城邦一直是由贵族掌握着政权,后来在一些城邦中,人民开始反抗贵族的统治,争取自己权利。如雅典的民主政体就是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中产生的,尤其是在梭伦执政后,他改革确立的以公众参与城邦政治生活为内容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包括公民大会、四百人议事会、公职选举、公民陪审制度等,成为了整个希腊世界中民主制的象征。
  
  但是民主的发展并不顺利,古希腊民主从诞生到发展一直伴随着挑战和质疑甚至是批判。统治者们一直试图限制民主的发展,很多学者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也对民主持怀疑或反对的态度。柏拉图就认为民主会使社会变成无政府状态,民主制下的统治是建立在对富人的掠夺和对穷人的欺骗基础上,“他们的那些头头,劫掠富人,把其中最大的一份据为己有,把残羹剩饭分给平民”以诱取他们的支持。
  
  毫无疑问,民主是古希腊文明中的亮点,但是没有等到它得到更好的完善,外敌的军事入侵就将其断送在摇篮里。随着希腊时代的结束,民主的涵义也被统治者们任意的修改,直至完全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在古罗马时期民主逐渐被人们所遗忘,而在漫长的中世纪,民主则几乎成为一个贬义词,被人们视为混乱的源头。到了 16 世纪,被“黑暗时期”笼罩了一千多年的西方文明终于又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人们反对专制统治的斗争日益增强,民主观念被人们从历史的角落中发现,成为了人们争取权利与公平的武器。随着神权和王权的衰落,民主思想终于开始拥有明确的地位。
  
  到了 17 世纪,民主思想在英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涌现出如哈林顿、霍布斯、洛克等一批重要的思想家。人们开始关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中写到“政治社会的创始是以那些要加入和建立一个社会的个人的同意为依据的;当他们这样组成一个整体时,他们可以建立他们认为合适的政府形式”.
  
  在英国革命以及随后的法国大革命中,“民主”成为了挑战统治者建立新社会制度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在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经典著作中都对民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民主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人民争取民主的实践中,这些学者的思想成为了教科书般的理论依据。如华盛顿等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就深受《政府论》的影响,1787 年宪法中确立的三权分立原则就是来源于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民主思想。美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对当时世界民主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其影响遍及东西方世界,如孙中山便是在其影响之下提出了五权宪法,由此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民主由思想向制度化的转变标志着大众对于民主不再是态度暧昧的旁观者,民主已经逐渐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思想。
  
  总体来看, 从古希腊到近代,民主一词的核心意义几乎变得面目全非。萨托利认为“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的区别,不单纯是地理和人口规模的不同,故需采取完全不同的途径,而且还有目标与价值的不同”在古希腊,成为“人民”本就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所以民主只是占人民极少数的特定人群的权利。而在之后的中世纪直至文艺复兴,民主只是被视为平民表达意见的集会,并时常与暴民联系起来。18 世纪后,随着代议制民主的出现,民主思想才真正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了人类寻求思想解放与社会进步的理论武器。
  
  (二) 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诞生和发展
  
  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起点是自由主义。在本质上,自由主义与民主并不是一对关系和谐的亲兄弟,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容易调和的矛盾。自由的主体是个人,而民主的主体是社会,自由主义是来源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西方社会被封建专制压抑了一千多年后,来自于古希腊自然法中的自然权利被再次提起,天赋人权思想开始迅速发展。洛克在《政府论》中针对“自然权利”解释说:“人们生来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的关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
  
  从此,以争取生命权、自由权等基本权利而逐渐产生的自由主义理论成为了人民反抗旧体制运动中的重要指导思想。自由主义者以个人自由为其政治价值,故坚持以私有制为核心的个人权利,主张个人活动的完全自由,要求建立法治的有限政府,保障个人思想、言论自由。自由主义并不关心其权利的保障来自哪里。不论是专制还是民主,其结果都有可能造成对自由的侵犯。民主产生的权力掌控者同样可以借民主之名束缚自由的手脚。民主在乎的重点是过程,不可否认,民主在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民主使得少数人很难再肆意的践踏多数人的权利。这使得大多数人的权利得到了保障,但这种保障也许只是在民主过程中的保障,当多数人的手将民主的成果推向权力的高台后,那些边缘化的个体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而这是自由主义者难以容忍的。
  
  对于统治者来说,如何用“民主”和“自由”来粉饰自己的统治是一件很关键的事情。他们必定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来改造这些词汇。直接民主与绝对的自由主义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但是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矛盾却使它们的结合产生意想不到的中和效果。那些对于统治者们具有相当威胁的因素在这种结合中相互制约,于是,自由主义与民主这两个本来并没有多少联系的思想被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自由主义民主的实质是将自由主义的诸价值注入到民主之中,而不是将民主视为人们掌握权力这一独立的概念与价值,以此来调和民主和自由主义的冲突。
  
  萨托利在其《民主新论》中就表明“自由主义要求自由,民主主义要求平等,为了使它们结合起来,我们说融合自由与平等是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任务”.
  
  在古典自由主义民主中,主要包含了自由主义与代议制民主。洛克是第一个系统的提出了自由主义理论的学者,他认为应该以立法权来保障人们的权利。而孟德斯鸠则提出以“三权分立”来预防权力滥用。随着人们对政治参与热情的增强,直接民主又难以克服其局限性,代议制民主理论应运而生。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提出:“理想中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权作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属于社会整个集体的那种政府;每个公民不仅对该最终的主权的行使有发言权,而且,至少是有时,被要求实际上参加政府,亲自担任某种地方的或一般的公共职务”密尔对于代议制民主的推崇或许是因为代议制民主是那个时代民主与自由最好的产物,它有效的集中了民众的力量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主的精神,但为避免被极端主义者和素质不高的人群所干扰而出现的对选举权的限制则使民主的意义大打折扣。
  
  不管怎样,代议制民主理论的产生打破了一千多年来束缚民主参与的牢笼,使其在大规模社会中的实践成为了可能。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也由此成为西方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理论。
  
  (三) 20 世纪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危机
  
  如果说19世纪是自由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那么在20世纪的政治理论舞台上,民主毫无疑问是主角。人们对于民主本身价值的争论已经越来越少,几乎所有学者、所有国家都以建立民主制度为目标而努力。统治者们开始意识到,民主已经成为他们统治合法性的最重要来源。民主已经逐渐成为一种信仰,不论是何种社会制度,不论是靠何种力量登上权力顶峰的统治者,民主都是粉饰自己统治的最美好的词汇。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民主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家,甚至不同的人那里,逐渐产生了不同的意义。民主似乎成为了一件华丽的外衣,至于这外衣下到底是什么,已然变的不那么重要了。于是,新的争论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围绕着“民主实际是什么”、“民主应该是什么”以及谁是“真民主”、谁是“假民主”等问题掀起无穷争论。这些理论上的分歧对作为强势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形成了极大的挑战。
  
  而自由主义民主体制在实践发展中,也困难重重。代议制民主自诞生起就存在着种种瑕疵,在一些人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客观差别是真实存在的,那些思想极端者和素质相对低下的人对于民主的发展是无益的。如果这些人假借民主之名左右了民主的结果甚至登上权力的舞台,那对民主体制将会是致命的打击。就如萨托利所说“民主还是有敌人的,不过它现在以自己的名义或挂着自己的招牌而避开了敌人”
  
  当然这种顾虑并非毫无道理,二战期间的纳粹便是最有力的证明。于是为了降低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密尔就提出应该对选举权有所限制。在这种有选择性的民主制度下,只有社会精英与富人才更有话语权,长此下去,一个特权阶层又从这种精英式的民主制度中产生,普通民众特别是底层民众对民主精神产生了怀疑,对参与政治生活逐渐失去了积极性。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实践中的合作变的日益艰难。到了 60 年代,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体制遇到了更多的困难,各种运动、革命接肘而至,同时,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迅速发展为人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人们开始不满足于简单的民主选举,工人、学生、农民等群体看穿了西方民主选举的伪装,纷纷向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体制发难。要求真正的平等、自由、民主。左翼派系则进一步要求在经济、社会领域全面进行民主改革,他们认为经济领域的平等是决定上层民主体制发展的基础,人们只有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得到公平对待,民主政治的价值才能得到真正体现。
  
  自由主义民主的危机使得西方民主政体在60年到70年代这一时期几乎一直处于奔溃的边缘。加上金融危机和冷战的持续,很多人开始怀疑资本主义制度是否已经走到尽头。“几乎没人否认意见分歧风行社会;中间路线(主要是中产阶级和高层阶级)的确定性和信心正在消失;工人阶级中某些阶层有条件的或作为手段的同意,似乎已让位于失望和冲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民主制国家的危机还在不断发展。
  
  同时,学术界对于民主的概念之争也日趋激烈。随着二战后众多帝国主义前殖民地的解放,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陆续建立,民主在不同国家,不同政体中衍生出了众多的形式。而且民主不再只是局限在政治生活中,在经济领域、生产领域都出现了它的衍生品。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民主又成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两种社会制度下的民主形式互不承认,甚至互相攻击。
  
  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本质是精英民主,以马克思·韦伯与熊彼特等人为代表的精英民主理论家坚持认为普通民主的参与对于民主的发展是无益的,精英才是构成政治生活上层建筑的主体。而 20 世纪中期的左翼理论派系则认为精英民主是对普通民众的变相剥削。它为精英集团无视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为此,左派们提出了参与式民主,认为只有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生活,民主的内涵才能保障。
  
  如汉娜·阿伦特就认为“参与式民主”才是 18 世纪以来一切革命的唯一真正成果,她“不仅反对那些压制大众政治参与的各种威权的、专制独裁的和极权的政体,而且对限制大众参与的现代西方代议民主制度也持批评态度,主张实行一种参与式的民主”可以看出,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末,自由主义民主理论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西方各资本主义政府为此焦头烂额。一些西方学者们意识到,如果不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进行重新梳理建构,那么西方民主政府将失去执政能力的理论来源,西方民主即将瓦解。
  
  (四)萨托利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贡献
  
  萨托利 1924 年出生在欧洲文艺复兴起源地意大利佛罗伦萨。而自从 1922 年 10月,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上台执政后,整个国家便笼罩在法西斯黑暗统治的阴影下。
  
  直到 1944 年佛罗伦萨才被盟军解放。萨托利的整个童年、少年、青年时代都是在极权统治的阴影下度过的,这使得他对于法西斯主义极权统治深恶痛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西斯主义者最初是打着民主的幌子夺取政权的,而这却成为了萨托利思考民主问题的根源。二战结束后,意大利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东西方的冷战之中。
  
  意大利属于资本主义阵营,在整个国家都以社会主义为敌的氛围下,萨托利对社会主义体制也充满质疑,并最终站在了它的对立面。
  
  在经历了二战中法西斯主义的军事扩张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理论扩张让欧洲人再次绷紧了神经。相对于军事斗争,理论上的斗争更具有广泛性和渗透性,而欧洲在经历过二战的破坏后百废待兴,在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中并不轻松,美国则借两次世界大战的机遇登上了霸主的地位。不论是经济还是社会科学领域都达到了当时世界的顶峰。对于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美国当之无愧的成为了救世主。由于二战中欧洲人普遍对美国的好感以及民主理念的同源,如同那个时代大多数学者一样,萨托利也不例外的将美国式的民主视为民主的楷模。从 50年代开始,萨托利开始频繁的前往美国并与亨廷顿、达尔、阿尔蒙德、布热津斯基等众多著名学者进行思想、学术交流,这对萨托利的民主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可以说,因为成长环境及客观因素的影响,萨托利研究民主问题的基础是建立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理论之上的,所以他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在根源上抱有一定的偏见,他曾明确的表示在他认为,所谓的民主只能是西方式的或者说是美国式的民主。他的信念便是维护自由主义民主理论,避免西方国家重蹈覆辙。
  
  20 世纪中期后,各种民主衍生词还有披着民主外衣的冒牌货使本就复杂的民主理论体系更加混乱。西方民主制度大厦在自身的缺陷与外来的攻击下,摇摇欲坠,萨托利悲叹道“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已逐渐失去了民主的主流理论”.
  
  在理论界一片消极的氛围中,萨托利加入了重建自由主义民主大厦的队伍之中,希望以此来捍卫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
  
  在开始对自由主义民主进行重建之前,必须首先对民主思想进行彻底清理。萨托利认为正确的民主必须建立在正确的民主观之上,民主不应该是一个来之不拒的垃圾桶,民主应该坚持其原本的含义,不能受外界力量的改变。民主的定义是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探索并经历了历史的经验教训而确定下来的,如果对民主的定义进行随意的或实用主义的修改,那么建立在民主之上的各种理论体系将无根可循,就如萨托利所说:“民主越是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我们就越有可能因为众说纷纭而彻底陷入概念混乱”.
  
  萨托利认为价值中立之争是第二个对民主理论产生消极影响的主要因素。倡导价值中立的马克思·韦伯认为价值问题不应该对社会科学发展造成困扰,主张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对待社会科学中的诸多问题。这种思潮曾对西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价值中立者们认为“真正的知识,只有在没有偏见与成见的心理状态下,才能求得;而欲使政治学能对人类的福祉产生贡献,必须使它们成为一门由真正的知识组成的学科”这确实是一个美好的想法,自然科学的理性特征使人们在面对关于意识形态等问题的时候,巧妙选择了回避,但是这种畏手畏脚的态度让政治学研究失去了根本价值。没有主观好恶的选择与学术担当的勇敢精神,政治学前进的动力从何而来如果知识分子们都完全失去了明确的政治态度,当民主制度被摧残的时候,他们能做到的也许只是站在中立角度事不关己的指指点点几句,丧失了价值观的坚持,民主就失去了灵魂,在暴政的打压下,战战兢兢难以自保。萨托利对此批判道“价值中立实际带来的是过分的价值回避,这难免会受到报复,带来过分的价值负担。于是民主理论从过分的描述主义滑向过分的价值鼓吹”.
  
  第三个影响民主理论的思潮是行为主义。行为主义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经历了短暂的高潮后在 70 年走向衰落。如同美国的族群特色一样,行为主义者们也是一个“混血”的族群。在众多学科的影响下,行为主义者们厌倦了复杂而低效的理论研究,推崇一种类似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经验理论。他们认为无法用事实来验证的理论是没有价值的,故而以实践与经验来筛选理论。这个思潮为那个时代的学术界带来了一丝新鲜的空气,但是又快速的被人们所遗忘。也许是因为这个理论从开始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那就是理论与经验,谁先谁后没有理论发展的宏大背景,经验从何而来。如果仅用一些经验证据就可以定义民主理论,那么有些理论可能根本没有发展的机会。所以只能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是理论发展的补充,如果将其主次颠倒,那么对于民主理论发展将会是巨大的打击。
  
  民主理论遇到的障碍不止于此。人们在谈论民主的时候,到底谈论的是什么民主,或者说到底是不是在谈论民主,这是必须要搞清楚的事情。萨托利以三个角度或者说是三个步骤来明确民主的定义,在他看来“对比定义法是最容易的的方法。
  
  什么是白是黑的对应词,什么是好是坏的对应词,等等,在试图界定一个概念时,问题仅仅在于找到一个好的反义词”那么首先我们应该确定什么不是民主,找出民主的反义词,比如专制、极权、独裁、暴政等,对比它们与民主的区别,我们就可以找到民主的出发点,这让我们在民主之路上有了最基本的底线。接下来,我们要弄清楚民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萨托利认为好的民主体系必须有一个好的反馈系统,即“竞争--反馈式”的民主体系。选举只是以民主的方式选择了一个领导人,当选举结束后,领导人应该时刻面对民众的监督,民众有权力同样以选举为武器让领导人下台。这样,候选人通过竞争获得人们赋予的权力,而人民的下一次投票则是对当选者执政能力的反馈,民主的过程与结果达成统一,民主的精神才能得到保证。我们知道了民主不应该是什么并了解了民主要如何进行,最后,必须对民主有一个规范性定义。萨托利认为民主应该是基于功绩的择优的多头统治。民主不能只是一个投票系统,民众应该了解选票的目的是选出优秀的领导者,而优秀与否取决于候选者的功绩与能力。
  
  可以看出,萨托利认为民主的对比性、描述性、规范性定义是相互一致、相辅相成的,对比性定义指出了民主统治虽不是个人独裁统治,但它毕竟还是统治,人们不应错误地追求无领导状态,并且他证实了从选举--竞争方面来定义民主的重要性,他们共同揭示了现代民主这种“竞争--反馈”的总体特征。
  
  在对民主理论的梳理之后,萨托利开始思考自由主义的实践问题。自由主义民主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就是选举。民主迄今为止最大的成果之一也是选举民主。这是因为当民众之间产生分歧或者要做出抉择的时候,很难找出其他方法比投票更具有公平性和说服力。投票权是公民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权利。拥有投票权的公民是构成民主体系的根本保障。但是,当我们在民主之路上越走越远的时候,简单的投票已经无法代表民主的本质。
  
  所谓的选举,往往只是数字的较量。虽然这种较量穿着民主的外衣,但是在这种较量的结果中从来不缺少弱者的牺牲。在多数原则的指导下,人们可以迅速地解决分歧与争论,这是一种残酷的零和游戏。多数人永远站在胜利的一方,少数人的价值则不值得一提。人们曾经很推崇这种高效的民主裁决方式。但是历史的经验一次次的提醒我们,这样的民主方式只是相当低级的社会产物。它更多时候给我们带来的是社会隐患甚至是灾难。就如萨托利所说“除非少数派的自由受到尊重,不然第一次选举不但会一劳永逸地决定谁自由谁不自由,而且投票支持多数者的自由也会毁于一旦。因为实际上已不再允许他们改变看法。于是只有第一次选举才是真正的选举”.
  
  简单的多数原则对于多数派来说勉强称得上是一种民主的决策方式,但是对于少数人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另类的专制。那么我们是否能抛弃多数原则,构建一个可以照顾到所有人权利的民主体系呢至少现在还做不到。现代社会规模日益庞大,公民直接参与政治活动无疑是不现实的。公民之间的个体差异决定了矛盾是无法避免的。期待所有人在争论中达成意见一致是不可能的。那么到底如何才能在保障多数人权利的同时不损坏少数人的利益呢洛克、哈耶克等众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对多数原则这个“患者”的救治问题上,萨托利着重介绍了有限多数原则。有限多数原则的目的首先是约束权力。有限的权力授予,即把权力同时给予少数和多数,是保障权力公平的前提。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监督作用,是民主制度必不可少的一个约束力。而少数人的智慧也是多数人知识的重要弥补。所以,有限多数原则就是要保障多数与少数之间的交流沟通,使每个人的观点可以自由的表达,消除多数与少数之间流动的障碍与心理的隔阂。在选举程序中,必须参考少数的观点,并且由多数与少数达成一定的共识,最后的结果才能尽可能被所有人接受,或者至少减少少数派的抵触。可以看出,萨托利在有限多数原则上的观点是相对积极的,它在更深层次上体现了民主的价值。
  
  萨托利在梳理了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后,对于自由主义民主的前景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在他看来,现代民主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无疑是自由与平等。自由属于纵向民主,平等则属于横向民主,在现实中,人们往往不能两者皆顾,在民主的发展中,自由与平等缺一不可,而自由主义民主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二者融合,互为补充。萨托利认为只有在自由主义之内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在自由主义民主这幢大厦中,自由主义是基本框架,平等在此框架内添砖加瓦。自由主义不死,民主不死,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才能得到维护,民主体制才能保全。萨托利对于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研究成果是巨大的,他历时十年撰写的《民主新论》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赞誉,成为民主理论研究的权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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