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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权利与国家:西方国家观念的历史考察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发布于:2017-03-29 共645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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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善、权利与国家:西方国家观念的历史考察

  从古希腊时期到 18 世纪,西方国家观念的演进经历了漫长过程,从古代整体论国家观念到现代工具论国家观念的演进,也是从善到权利的演进。这其中是多种原因促使的,权利结构体系的变迁、国家治理理念的变迁、国家根本功能的变迁都是西方国家观念之所以如此演进的原因。这一历史考察,使我们看到西方国家观念的演进离不开社会背景和政治思想家知识背景,正是对社会背景和知识背景的进一步考察,才得以让我们对西方国家观念的演进脉络有了清晰的认识。

  (一)从善到权利:西方国家观念的演进。

  从古代整体论的国家观念演进到现代工具论的国家观念,历经了两千多年,多位政治思想家对此进行深入探究。纵观这一历程,善、权利与国家成为推动国家观念变迁的重要力量。

  古代整体论的国家观念强调善,强调道德因素对于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善和道德的价值观念使得公民个人将国家利益作为自己行动的初衷和宗旨,个人不能注重一己得失,个人是国家的一部分,个人发展的目的就是国家发展,国家兴则个人兴。以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国家观为开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成为正义和善的国家观念的倡导者,使整体论国家观念深入人心。古罗马和中世纪时期在整体论国家观念道路上继续发展。古罗马时期的城市国家观亦是整体论国家观的继承和发展,波利比阿的权力制约国家观和西塞罗的公民国家观从不同视角进行论述,其目的无非是让以城市为主体的古罗马更加团结和强大。中世纪神学国家观的兴起,一方面是对整体论国家观念的极力维护,将世俗和精神分离开来,某种程度上又为工具论国家观念的产生埋下了思想的种子。

  15、16 世纪时期,出于维护国家统一的目的,虽然没有完全摆脱整体论国家观念的影响,但马基雅维利和布丹还是让理性这颗思想种子生根发芽。马基雅维利开始关注理性,布丹则提出国家主权概念并将其合法化,这些都为工具论国家观念关注现实中的个人权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从 16 世纪开始工具论国家观念流行起来,天赋人权、人人平等成了普世价值。国家不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作用的结果,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建立起国家,个人权利、理性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因素。霍布斯主张赋予国家强大的权力才是个人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洛克则认为政府权力有限才是个人权利得以实现的基础,因此他提倡实行分权原则;卢梭则将人民主权推向极致,将权利主体由贵族和僧侣阶层普及到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身上,政治权利主体始终掌握在人民手中,国家则是人民行使自身权利的工具,工具论国家观念达到顶峰。

  这就是西方国家观念的演进路程。善、权利与国家构成了西方国家观念从整体论到工具论衍生的催化剂。

  (二)西方国家观念演进的原因考察。

  西方国家观念的演进不是我们主观想象出来的,它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变迁,其中权利结构体系的变迁、国家治理理念的变迁和国家根本功能的变迁都是促进其演进的主要因素。

  1.权利结构体系的变迁。

  权利结构体系是包括权力和利益在内的结构体系,掌握政权的一方和享受利益的各方之间的结构体系如何,这种结构往往是错综复杂的。考察权利结构体系变迁就是分析权力和利益之间的结构变化。古代社会的目的论国家观和现代社会的工具论国家观都不是凭空就有的,它们的存在和演进都植根于不同土壤之中。

  我们将其放置在政治历史中加以考察,权利结构体系主要历经了从古代金字塔式权利结构体系、由金字塔式向扁平化权利结构体系过渡、现代扁平化权利结构体系这一变迁历程。

  (1)古代金字塔式权利结构体系。

  在古代社会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社会的政治等级森严,权利结构体系呈现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政治思想家多数属于统治阶级,他们的国家观念当然是为本阶级的统治辩护。城邦特点是小国寡民,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的稳定,强调城邦的整体利益。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利比阿都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柏拉图属于贵族,亚里士多德代表中产阶级,而波利比阿虽然是从希腊被罗马索取进行囚禁的希腊人,但在罗马也受到贵族西庇阿的赏识,并通过他进入了罗马上层社会,与罗马贵族阶级的频繁交往,他的政治观念已经打下了贵族阶级的烙印。这种统治阶级的特性在以下几个因素的作用下更加强大:首先,希腊文化的影响。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对希腊的影响不言而喻,对罗马文化的影响也非常大。罗马在共和国时期以及罗马帝国前期和鼎盛时期都是以血缘为基础而维系和发展的。但在帝国后期,虽然国家地域范围扩大,但地域纽带才将这种文化传承了下来。罗马公民长期受希腊城邦观念影响,因此他们特别重视维护国家土地,防止被外敌欺侮,这就自然而然地增强了罗马人强烈的爱国之情和团结向上的精神。西塞罗就是这种文化因素催生的爱国政治家,他虽然也是罗马公民,但属于罗马附属国人,受这种城邦观念的影响非常大,加之与贵族阶级联系密切,同样有着赤诚的爱国之情和为国效劳的高尚情操,其政治思想自然会倾向于目的论的国家观。其次,经济基础的变化。随着经济发展,尤其是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封建统治的合法性开始受到质疑,中世纪开始由盛转衰。托马斯?阿奎那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封建统治阶级代表僧侣阶级的利益。为了极力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稳定性,他论述统治合法性时,与天主教联系起来,用神权外衣强调天主教统治世俗社会的正当性。比如说在自然法之上还有神法,上帝拥有最高的善,人法要受神法的安排,世俗之人也要听从上帝的指令,而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是僧侣阶层,所以农奴们要听从僧侣的统治,使广大农奴在精神上受到天主教的桎梏,将农奴紧紧压迫在僧侣之下,维护僧侣阶层的利益,这样就维护巩固了封建统治的稳定。再次,崇拜神明。在古代社会,人们一向崇拜神,神的地位最高。人们认为神是金字塔的最高点,下一层是人的理性,再下一层就是人的欲望。也就是,神的意志支配人的理性,理性支配欲望,理性和欲望又都受神的支配。神具有最高善性和德性,追求宇宙的秩序,追求人类公共幸福。人要想达到最高的善,就要维持好这种精神的金字塔式等级体系,而要想维持,下一级的理念就要服从上一级的理念,保持这个金字塔完美的形态才能达到最高的善,获得最幸福的生活。

  这一信仰在中世纪表现尤为突出,宗教在政治和精神领域赢得了高度的控制权,各个领域都受神学统摄,世俗政治对人们的控制能力一度降低。人们的精神在宗教的高度统领下,保持着对神的善性和德性的追求。

  (2)现代扁平化权利结构体系。

  到了 15、16 世纪时,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发现美洲新大陆、开展文艺复兴运动、进行宗教改革,这三大事件不仅是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结果,更是人们企图摆脱中世纪宗教和神对人们在精神领域和世俗领域的高度控制,强调关注人本身,关注人的感受,人的自由、权利意识被逐渐挖掘出来。尤其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进行,使得政治思想家研究和论述政治观点也从个人着眼,开始注重人性和人的需要,考察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突破了中世纪的神学政治,将政治作为一种独立于道德和神学的科学开始考察。马基雅维利和布丹正是生活在这个时代。他们的国家观念开始让理性发扬光芒,注重现实需求,个人权利意识开始被唤醒,平等、自由观念开始影响人们的意识,并成了人们向往的生活境界。这就表明古代金字塔式向扁平化权利结构体系过渡。

  到 17 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得受到压迫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要求日益高涨,政治家们极力推崇平等、自由观念,人们关注自身利益诉求的爆发,于是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得广大资产阶级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他们的平等、自由、民主理念深入人心,即使是不掌权的工人阶级思想观念也深受影响。权利结构体系已经扁平化。我们可以从萨拜因的话中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存在,"在资产阶级看来,教士和贵族都是寄生虫,却拥有社会特权,并且在税负负担上得到大量的豁免。此外,法国资产阶级也与英国的有所不同。在法国,不存在相当于英国的自耕农,甚至在法国革命之前,其农业就以存在大量的农民小业主为突出特点。法国的典型资产阶级是城市资产阶级,他们差不多拥有所有的资本,并且是无力偿债的法国政府的主要债权人。法国的政治著作表现了阶级意识和对剥削的认识,而这些在英国的政治著作中只是偶尔出现。实际上,法国革命只是一场社会革命,英国革命则不是。"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资产阶级在权利结构体系中已经不是明显低于教士和贵族阶级的了,资产阶级与教士和贵族阶级在政治地位上平等,社会各阶级的权利结构体系已经扁平化,而这种特点在英国和法国都有体现,只是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彻底性使其在法国尤为突出。至此,金字塔式权利结构体系转变为了扁平化结构体系。

  这种权利结构体系的主流意识形态加速了国家观念向工具论的转变。

  2.国家合法性理论基础的变迁。

  西方国家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影响国家观念形成和发展的价值理念莫过于自然法理论了,但自然法理论的价值内核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从传统自然法和现代自然法,国家观念的变迁也受其影响。

  (1)古代国家合法性理论基础:古代自然法。

  古代自然法思想从古希腊时期到十六世纪影响了整个古代国家观念。在希腊化时期尤其受到斯多噶派的宣扬,西塞罗就受到斯多噶学派的很大影响。斯多噶派认为,神和自然法都代表正义和理性,而善和理性、正义、美德紧密相连,所以善就是自然法。它就是人们一切生活所应该遵循的法则。它先于甚至独立于人类意志而存在,对人们具有很高的拘束力。它教导人们遵守秩序和道德,服从安排,履行义务。因此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的最高美德就是保持善的理念,保持理性、正义和美德,就是遵循自然法。这就催生了整体论国家观的诞生。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就将这种正义和道德融入自己的国家观念中,"公道是维系社会的纽带,把人们融洽地联合在一起,而每一个人根据他的天赋和他的训练都能获得毕生从事的工作。公道既是一种公共道德也是一种私人道德,因为其中蕴藏着既是国家又是国家成员的至善。对个人来说,善莫大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并能胜任这项工作;对其他的人以及整个社会来说,善莫大于每个人能承担他有资格承担的职位。"这种从整体上教导人们遵从自然界规律的自然法构成了古代社会整体论国家观的灵魂。

  (2)现代国家合法性理论基础:现代自然法。

  现代自然法思想内核就是理性和权利,几乎从 17 世纪霍布斯开始。这种自然法思想认为人类从一开始就存在于自然状态之中,存在体力和智力上的平等地位,这就当然为个人主义出场埋下了伏笔。

  霍布斯直截了当地阐明理性是自然法理论的内在成分,并指出具有理性内核的自然法促使人们遵守秩序,保持和平,"人类是有激情的生物,但也是有理性的生物。霍布斯认为,某些激情可以使人们倾向于和平--例如说,'对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事物的欲望,以及通过自己的劳作取得这一切的希望';此外还有--最重要的激情--对死亡的恐惧。'于是理性便提出可以使人们达成协议的方便易行的和平条件(Aticles of Peace),这些和平条件在其他场合也被称为自然法(the Laws of Nature)。'霍布斯接着解释道,这一自然法就是'理性所发现的戒律或一般法则,它禁止人们去做损毁自己的生命或剥夺自己生命的手段的事情,他禁止人们不去做自己认为最有利于生命保全的事情'."正是这种自然法才使人们从无序走向了有序,从野蛮走向了文明。萨拜因也进一步强调理性的重要作用,"理性法即人作为理性动物特别必须遵守的法则,理性使人领悟善,他的意志引导他追随善。"个人理性逐渐占为主导地位,认为个人利益得失是衡量生活幸福与否的标准,一切政治活动都应围绕个人利益而进行。"理性的法则支配着所有的人,即使在社会和政府都不存在的情况下,也是如此。"霍布斯解释了这种自然法之下权利的含义,"著作家们一般称之为自然权利的,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因此,这种自由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最适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以权利和理性为内核的现代自然法理论代替了以道德为内核的古代自然法理论,除了遵守秩序以外更平添了维护自身利益的自由,它衍生出了新的政治理论,权利、理性是国家建构理论--社会契约理论的直接思想动因。"正是这种假定个人居于优先地位的思想成了自然法理论最明显的差异所在。"在强调个人权利至上的前提下,社会契约实现了国家的主观建构。因此,国家也成为人们维护个人利益的工具。现代自然法理论成为推动工具论国家观念形成的国家建构和治理理念。

  3.国家根本功能的变迁。

  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的根本功能到底是什么?它们有什么区别呢?它们又如何影响着西方国家观念的演进?

  (1)古代国家:满足公民生活需要。

  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个人能力有限,在面临自然灾害和外来侵略时常常手足无措;而且每个人有各种各样的生活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得到更好的生活需要,就要依靠集体--家庭、村坊、国家的力量。土地生产、手工活动等几乎都要依靠集体生产,国家的根本功能就成了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全体公民的生活需要。正如美国政治家乔治·霍兰·萨拜因在《政治学说史》中所说:

  "城邦就产生一种保护作用,使他的公民不致直接受制于大自然的肆虐,同时也产生一种抑制作用,使官吏和统治者不能专横地为所欲为,而且,通过军事训练,使得战争的危险性减少到最低限度。"因此,国家必须引导人们向善,才能凝聚公民力量发展好。公民既然依靠国家,那么也必须要服从国家统治,为国家着想就是为自己着想,这样才能便于国家管理和整体发展。表现在国家观念上就是国家追求"善"的目标。迈克尔·莱斯诺夫评价普罗泰戈拉的话佐证了这一观点,"最伟大的智者普罗泰戈拉看来,'城邦'的起源是进化理论尤其是道德进化理论的一部分。他认为,起初,人们各自散居生活,处于一种自杀性的、相互敌视的状态之中,摆脱这一状态需要他们掌握'政治的艺术',某些美德是这一艺术所必需的,诸如一种正义感。"这种"政治的艺术"就是学会集体生活。

  (2)现代国家:保障公民权利。

  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到 15 世纪,尤其从 16 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资产阶级要求更大的发展市场。另一方面,封建制度已经走下坡路,但封建统治阶级不甘没落,竭力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导致当时社会秩序不稳定,甚至造成国内分裂。面临意大利四分五裂的政治状况,马基雅维利渴望国家统一,为了追求这一目标,他将政治与道德分离,各种正义的不正义的统治术都可以运用到国家治理上来。布丹也是为了国家统一的目标,提出国家主权概念,让国家发挥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经济发展的功能。也就是说,国家根本功能从满足公民基本生活需要到维护国家统一稳定,国家观念从此开始呈现出工具论的特点。

  生产力像高速列车一样以极快的速度驶向现代,到 17 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程度更高。资产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要求更加迫切,因此,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日益凸显,各国内战和侵略战争爆发。就整个欧洲而言,在法国革命爆发前,各国普遍面临的历史任务是,推翻封建政权,废除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一方面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竞争和争夺,这些都使人们饱受战争和奴役之苦,生命和财产遭到掠夺和践踏。然而新兴的资产阶级权利意识觉醒,要求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政治秩序来保障他们的生命、自由和平等各项权利。"由于人们的不合群倾向,期待他们自发地尊重彼此的权力是毫无希望的,而除非所有的人都做到相互尊重,要任何一个人放弃自助就不合情理了。只有在存在一个会惩罚不履行契约的政府的情况下,才可以指望契约的履行。"社会契约使得人们将一些权利的行使权让渡给国家,目的就是让国家保障自身权利。国家就在社会契约之下诞生了,它不是用来支配公民的生命和财产的,正是维护人们权利的工具,至此,国家就演变成了资产阶级权利和利益的保护者。"保障安全要靠有这样的一个政府,它拥有维持和平与运用必要的惩罚手段以制止人的内在不合群倾向的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成了现代国家的根本功能,国家通过制定法律、建立暴力机关、建立各种政治制度等途径履行这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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