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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现代国家观念的过渡:从马基雅维利到布丹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发布于:2017-03-29 共611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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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向现代国家观念的过渡:从马基雅维利到布丹

  从马基雅维利开始,西方国家观念就开始逐渐摆脱伦理、道德的束缚。政治思想家们开始从政治的理想化走向世俗化,国家观念也就注入了理性的血液,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孕育,但由于受到古代社会和中世纪国家观念等因素影响,这种新形式的国家观念依然保有整体论国家观念的身影,同时又体现了要求保护资产阶级个人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个人权利的思想端倪。从马基雅维利到布丹的国家观念,是西方古代国家观念向现代国家观念的过渡。

  (一)理性的崛起:马基雅维利的国家观。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69-1527 年)是意大利著名政治思想家,他的国家观念既受古代国家观念中道德因素的影响,又彰显了具有功利性特点的政治权力国家观,即政治理性开始崛起,为从整体论的古代国家观念到工具论的现代国家观念的过渡奠定了基础。

  1.政治理想的实现途径:由君主制到共和制。

  "马基雅维利更关心公益(亚里士多德传统),甚于关心对政府的自愿服从(波利比阿传统)。而且他还将公益与强大的民众声音联系起来:'不是个人的繁荣,而是总体善让城邦强大;而且,总体善存在于共和国的公民当中,因为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了公益。'"在马基雅维利眼中,公益是重要的,而共和制是最理想的政体,强调公民美德和公共利益,国家对外拥有自由,对内保障公民权利平等、自由。因此他非常崇拜和向往古罗马的共和制度,但它必须建立在良好而有序、充满文明的政治环境中。就当时意大利状况而言,国家对外受到奴役,对内处于分裂、腐败状态。马基雅维利认为其公民自私自利,美德荡然无存,这种政治环境下的意大利只能是先实行君主制。在君主制下,通过君主强有力的手段,达到国家的有效治理,社会秩序逐渐趋于稳定,人民美德有所增加之后,才能实行共和制。

  "在马基雅弗利的时代,人们已经习惯于从神学中引出从传统道德出发来探讨国家政体的合理性基础,把道德看做国家政体追求的目的。而在马基雅弗利看来,由于人本性自私自利,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因此,要在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社会里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只有借助一种外在的权力和力量;而个人也只有生活在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统治的社会里,才会有安全感,才能保证不被他人侵犯。因此,国家和政体的产生就不是出自上帝为宇宙的整体和谐所作的神圣安排,而是由于人性之恶和人的需要被创造出来的,是人创造的一种保障安全、维持和平的工具,人才是国家和政体命运的掌握者。由于政治致力于国家的安定和秩序,这是国家和统治者的利益之所在,但人之本性又总会使人之国家利益于不顾,使人一有机会就按照邪念行事。因此国家和政体的目的就不是去追求什么正义或善业,而是必须依人性的状况来选择,并以权力和统治为其组织的核心和基础,以强有力的法律和军队为其权力的构成要素,以确保国家和统治者利益的至高无上和完善为其最高目的。"从徐祥民和刘慧荣对马基雅维利的评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理想虽然是追求国家统一和公共利益,追求最高的善,但由于公民自私自利的本性导致当时社会混乱不堪,所以,只能先用君主的强制力稳定社会秩序,重塑公民美德,进而再追求国家最高的善。最终结果充满了美好的道德色彩,而其手段则基于现实基础,带有了理性的光环。

  之所以说马基雅维利的国家观是从整体论到工具论的过渡,就是因为其现实性的政治手段对政治理想的调和作用。

  2.政治权术论:理性与道德的分离。

  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本性是恶的,受欲望驱使总是向别人索取,甚至是争夺、侵占,进而导致战争状态。为了防止欲望无限扩张,国家统治者就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君主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力,运用一切可能建立良好稳定社会秩序的方法。

  马基雅维利主张,只要是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方法,不论是仁爱的,还是邪恶的,君主都可以采用。只要保证国家统治不受威胁,君主能够始终握紧政治权力,那么君主就可以采用任何方法。

  君主必须意识到恶行的重要性。这个君主必须目的性极强,"一个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视情况的需要与否使用这一手或者不使用这一手。"这个君主也必须头脑灵活,"君主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知道怎样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恶行,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但是如果不能够的话,他可以毫不踌躇地听之任之。"君主要有远见,不能在乎一时的善恶,内心要足够强大。"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因为如果好好地考虑一下每一件事情,就会察觉某些事情看来好像是好事,可是如果君主照着办就会自取灭亡,而另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因此,君主不要纠结于行为的善恶与否,只要对国家统治有利就可以为之。

  马基雅维利虽然强调恶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不是说任何时候君主都可以运用恶行,要看具体情况而加以运用。"君主既然必须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然而那些单纯依靠狮子的人们却不理解这点。所以,当遵守心意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承诺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君主要如狐狸一样精明,也要如狮子一样威猛。"你要显得慈悲为怀、笃守信义、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并且还要这样去做,但是你同时要有精神准备做好安排:当你需要改弦易辙的时候,你要能够并且懂得怎样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必须理解:

  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的君主,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做的所有事情,因为他要保持国家,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因此,一位君主必须有一种精神准备,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幻情况而转变。"一个君主所应具有的品质要多种多样,才能足够应付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这样看来,一个八面玲珑之人才可能会胜任这个君主的位子。

  乔治?霍兰?萨拜因说马基雅维利将道德从政治中孤立出来,政治不再捆绑于道德。"他写的几乎都是治国之道、兴邦之术、增强国势之策和导致国家衰微之虞。政治手段和军事措施几乎是他关心的唯一课题,而且他把这种手段和措施同宗教、道德和社会考虑几乎完全分隔开来,除非它们直接影响到政治决策。政治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和扩大政治权力本身,而他衡量政治的标准则是在这方面获得成功。一项政策是否过于残忍、失信或不合法,在多数情况下对于他来说是无所谓的,尽管他也懂得这些事情对政治上的成功会有影响。他不时议论统治者为了达到目的巧妙地使用不道德手段的好处。而正是这一点败坏了他的名声。总起来说,与其说他是不道德还不如说他是不关心道德。他把政治从其他许多方面的考虑中孤立地抽出来,从而把政治写成它本身好像就是目的似的。"也就是说,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权术论打破了古代社会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国家观念,也固然怀揣美好的政治理想,但实现政治理想要从现实出发,去研究国家管理、君主统治的方法,这就为政治思想家研究政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性的立足点。

  (二)主权的兴起:布丹的国家观。

  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布丹(1530-1596 年)开创了近代国家主权学说,他的国家观念主要体现在《国家论六卷》一书中,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在世俗权威领域,主权是最高权力,并且建立在法律基础上,主权具有至高无上性,而且合法不可分割,具有绝对性,但在超越世俗权威的领域,主权要遵从自然法和神法。他和马基雅维利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但马基雅维利主要是为了保持统治地位,提出了各种统治术,其主要着眼点是在统治者身上,却没有提出主权概念。

  布丹则在现代意义上对国家权力进行了定位和研究,突出强调了主权的重要性,对现代国家观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国家权力的至高性:权力归属论。

  在世俗权威上,国家主权高于其他一切政治权力,这可以追溯到布丹对于国家起源的观点上来。与亚里士多德的主张基本一致,布丹认为国家是由家庭演变而来的。若干个家庭组合起来成为村庄,再到城市,再发展到国家。国家的君主类似于家庭中的家长,家长权力在家庭中最大,君主权力在国家中也最高。家庭成员走出家庭就是该国公民,公民分为三个等级:僧侣、武士和平民。在布丹看来,君主应当高度行使权力,其他官员和公民各自有特殊品质和才能,所以应当各司其职,满足不同人的需求。国家不同于其他一切社会团体,因为它具有世俗社会的最高权力。要使社会秩序达到平衡,最终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稳定的政治权力结构,国家权力就要在金字塔顶端,在地位上具有至高无上性。国家主权是最高的国家权力,并且合法地归属于统治者。

  主权的内容主要有:第一,立法权。一个国家中,只有主权者才有制定法律的权力,其他臣民都没有这个权力,也无权参与立法。法律代表了主权者的意志,主权者不受法律的束缚,也不受前面君主制定的法律的限制。可以说主权者的权力地位高于法律。制定出来的法律是为了约束臣民的。第二,宣布战争、缔结合约的权力。第三,任命官吏的权力。主权者有权任命各级官吏,其他人即使被委托任命官吏,他也不能被称为主权者。因为主权者是最终掌握此项权力的人,有权随时收回。第五,赦免权。第六,强调忠诚、服从的权力。臣民有义务忠诚于主权者,服从主权者的命令。当然,主权也包括铸币权、度量衡的选定权、课税权等。我们能够看到,布丹眼中的主权高于其他任何权力。他认为,国家只有具备了至高无上的主权之后,主权者才能合法地行使自身权力,保证社会秩序良好运行。

  布丹强调,主权具有永恒性。它不会随着时间流逝或者统治者变更而消失,不论谁是统治者,都拥有绝对的主权权威,而且主权不能转让,只有统治者才享有主权。

  布丹所谓主权的至高无上性纯粹是指其世俗性。由于他受到古代社会和中世纪国家观念的影响,依然保持着对神法和自然法的崇拜,认为主权虽然不受世俗法律的约束,但要遵从神法和自然法的限制。神法和自然法规定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也就是说布丹强调个人财产自由。这一点说明布丹既受到古代社会和中世纪整体论国家观念的影响,也流露了资产阶级追求权利、自由的思想,符合资产阶级在统一的集权国家中保护经济利益的愿望。

  2.国家主权合法不可分割:国家主权论。

  主权具有不可分割性,所以布丹不认同在一个国家实行混合政体。在布丹看来,政体分为君主制、民主制和贵族制。君主制是主权掌握在君主一人手中,其他人只是处于服从地位;民主制是主权由全体公民享有或者很多人共同掌握;贵族制是主权掌握在少数富有阶层手中,并由他们共同制定国家法律。历史上很多政治思想家都很赞赏混合政体,以达到某种制约或平衡,但布丹反对国家实行混合制度。因为他认为既然主权的本质是不可分割的,那么不同阶级就不应该同时分享国家主权。制定法律的人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威,主权的本性就是主权者才拥有制定法律的权力,进而约束臣民的行为。如果不同阶层的人同时享有主权,那么就没有一个最高权威者来制定法律了,君主也就无所谓君主,臣民也就无所谓臣民了。

  在当时法国社会动乱的背景下,布丹认为民主政体虽然合理,但由于人民不够英明,可能会造成错误的决策;贵族制虽然能够保障国家拥有较多财富,贵族也比较富有道德,但一旦把握不好,贵族们之间就会出现你争我斗的内乱现象;为了维持国家权力的高度集权性和社会的稳定性,他极力主张国家实行君主制,让君主握有完整的国家主权,让主权者的意志单一地发生效力,对内调和各阶级的矛盾,对外征服,保证国家领土的宽广。

  虽然布丹的国家观念透露了对资产阶级个人财产自由的保护,但这是基于保障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追求公共利益的前提,强调臣民对君主的绝对服从。比如,在君主的继承方面,他认为如果一个君主亡故,主权权威应当立刻转移给下一个继承人,以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臣民要保持对君主的忠诚和服从,不得随意违背君主的命令,更不用说反叛君主了,哪怕这个君主是暴君,也不得叛乱。

  这种思想是整体论国家观念渗透所致。

  (三)本章小结。

  马基雅维利和布丹的国家观念连接了古代社会整体论的国家观念和现代社会工具论的国家观念,他们的国家观念带有鲜明的转折性色彩。

  马基雅维利将共和制视为理想的政治愿景,但主张意大利要先实行君主制,而且在政治权术论中强调理性与道德的分离。这就是他的国家观念。由于意大利处于四分五裂内忧外患的境地,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马基雅维利渴望实现国家统一富强,他的出发点是国家整体利益。因此,他的国家观从宏观上来说是整体论的。但从政治统治思想上来看,马基雅维利的国家观念又不免凸显出了现代国家观念的端倪。马基雅维利将理性从各种价值理念中抽离出来,使理性破茧而出,实现了理性与道德的分离。他主张国家要先实行君主制,君主要注重以现实为基础的政治权术,人民也要关注现实政治,这就是理性在发挥作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政治理念,是因为当时意大利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起来,但腐朽的封建王朝仍然做最后搏斗,内忧外患的国情使民众愤懑不已,人心背离,这就是马基雅维利所认为的当时意大利社会风气败坏。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马基雅维利顺应历史趋势,极力主张君主灵活驾驭政治权术,为了达到国家统一富强的目的,可以运用任何手段。这种国家观念又体现了他对现实的关照,使政治摆脱了道德和善念的约束,让理性得以大展拳脚。

  布丹的主权国家观与马基雅维利的国家观产生的社会背景不尽相同。16 世纪布丹的祖国--法国在政治上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国王在经济上推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但在 1562-1598 年间,胡格诺教派反抗君主,并和君主信仰的天主教展开了长达 30 多年的宗教之争,一时间,法国政治和经济都受到严重削弱。资产阶级主张加强君主专制制度,加强王权,打击胡格诺教派势力。为了结束内战,布丹的主权国家观念产生了。他首次提出主权理论,给王权统治进行了合法性论证,并认为王权稳固才是国家稳固的根本。之所以说布丹的主权国家观带有整体论的影子,不单单因为他的初衷是维护国家统一,更是因为他对于神法和自然法的崇拜。他认为只有强力远远不能让人们臣服于君主,所以神法和自然法是支配社会和国家的精神准则,是保障成长中的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至高法则。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精神上更要追求和谐,服从正义和良善,才能享有更优良的社会秩序。国家统一的初衷加之对神法和自然法的崇拜,使他的主权国家观还不能摆脱整体论国家观。但也正是出于维护国家统一的目的,以及当时资产阶级要求加强君主专制的社会背景,使得布丹的国家观更加注重结束内战,恢复统一的局面。他关注王权的合法性,提出主权概念,在现代意义上给国家权威进行合法定位,为后世霍布斯主张高度集权式的国家治理理论奠定了基础。

  中世纪时期的神学国家观念中已经将肉体和精神相对分离,理性的因素开始孕育。马基雅维利让理性的种子萌芽并开始生长起来,布丹则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国家主权的概念及形成,赋予了国家主权权力合法性和绝对性。他们的国家观念为后世现代国家观念关照理性、现实以及国家主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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