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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顺道而为的政治思想

时间:2016-09-28 来源:未知 共8180字
作者:傻傻地鱼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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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淮南子》对老子思想的继承发扬分析
引言:《淮南子》的无为思想研究引言
第一章:《淮南子》成书及其思想渊源
第二章:《淮南子》的道论思想
第三章:《淮南子》顺道而为的政治思想
第四章:《淮南子》顺应民性思想的影响
参考文献:《淮南子》思想观念研究参考文献

  三、 《淮南子》顺道而为的政治思想

  《淮南子》政治思想虽然比较复杂,但其核心仍是"无为",它主张顺道而为,极力否定放任自然、毫无作为的消极无为论,作者所理解的无为是讲客观与主观的契合与统一,在契合中发挥主观能动性[67].

  (一) 体道无私。

  在前文的论述中,我们知道,道、天和自然是统一的。其中,道是万物的根本,道蕴含阴阳,阴阳相互作用才产生了人,"烦气为虫,精气为人。"[68]

  人是在道和阴阳相互作用的逐渐演化形成的。所以,人必须处理好与道的关系,正确的对待道,进一步而言,就是如何适应自然以及在自然中如何生活的问题,即人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取得与自然的平衡和和谐[69].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淮南子》中贯彻着一个思想,即"体道".《原道训》中曾多次提到了这一原则:"体道者逸而不穷。"[70]"循天者,与道游也。"[71]

  意思是说,体道的人安闲而不会走绝路。顺应天的意志,又可以和道一样,在天地间自由的遨游。"是故圣人法天顺情,不拘于俗,不诱于人,……万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72]

  (《精神训》)圣人们顺应天地的规律,不被世俗间的繁文缛节所束缚,不被世间各种利益和欲望所迷惑。在道的指引下,遵守自然规律,背离了这个原则就会走向灭亡,顺从这个原则就能得以生存。

  这些文字浅显易懂,不难看出,书中时刻在强调人与道和自然的关系,时刻在告诫人们要顺应道和自然的规律,不能违背。人是道和自然的产物,所以,人的行为必然受到自然的制约。但是,现实社会充满了各种利益和欲望,人们在这些违背道的东西的诱惑下,相互争斗肆意妄为,这些都违背了道的原则,其结果就是必然要受到自然的报复。

  所以,《淮南子》始终在警示我们要遵循自然规律,与道和自然相统一。

  要做到人和道、人和自然的统一,《淮南子》中论述了很多方法或者要求,而这些要求呈现出不同的倾向。一种倾向是积极有为,这种观点认为统治者要严格遵守道的要求,大公无私,包容一切,通过积极的作为来使社会回到道的轨道上来;而另一派则是消极派,虽然也坚持遵循道的规律,但是,忽视人的作用,认为人要尽量减少活动甚至不活动。就全书的内容来看,第一种倾向占据了主流,这一点与老子的消极无为存在明显不同。

  从积极作为的角度出发,《淮南子》重视君主在国家统治和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它认为,君主的行为是能否在天下实现道的关键。换言之,君主的最高使命就是实现道,使道大行天下。对此,书中的很多章节都对君主的行为提出了要求。比如《修务训》指出,古代的立君主的目的,"非以奉养其欲也",不是用天下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是要解决社会中存在的相互欺压、争斗和贫富不均的不良问题,这就是"立天子以齐之"[73],"齐"指的是整齐,在这里引申为平均、平等,君主的职责就是要实现公平和均等,这样才能消除争斗。君主要以天下为己任,要抛弃个人的私立和欲望,服务天下。《诠言训》说:"无以天下为者,必能治天下者。"[74]

  人们对这句话有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君主不以天下作为满足自己的手段或者媒介,这样的君主就能治理好国家;另一种则认为,作为君主,不让天下人过多作为或者说劳累,这样的君主是能够治理好国家的。两种观点的分歧在于,君主把天下当作"私"还是当作"公",私则把天下看做私有,天下仅仅是君主个人的,公则把君主视为为天下的服务者。从《淮南子》全书的意图来看,很明显,书中认为君主要以天下为公,不重私利,要做到无私。更重要的是,君主在治国的过程中不得"强为",要尊重客观规律,这就是体道法自然。

  为了进一步强化君主体道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书中又反复从天人关系的角度加以论。书中认为,人和自然之间,"非有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75](《泰族训》意思是,自然造就了世间一切事物的本性,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自然和谐的,不是强制的,人作为万物之中的一个物种,人与天地的关系也是自然的,并不是认为规定的,这就否定了儒家所说的君臣纲常和礼仪。"由此观之,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76](《原道训》)一切都是自然的,圣人就不用再作为了。换句话说,圣人就是体道法自然,什么也不用刻意为之。这种观点反映在政治统治中就演变成一个原则,即"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77](《原道训》),意思是,所谓没有可以治理的地方,这是因为不更改自然的法则,换言之就是,只要按照自然法则进行治理,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

  在政治活动中要顺道而为,不能投机取巧,更不能强为。要做到顺道而为,就要善于"因".所谓"因",就是把客观规律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78]

  换句话就是要遵守道的规律性。《泰族训》有语:"夫物有以自然,而后人事有治也。"[79]

  要先以自然规律为先、为根本,然后辅助以必要的人事,就可以实现大治。这要求统治者要做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为了表明这种观点的正确性,书中列举了很多圣人先王的事迹,《诠言训》中所说:"三代之所道者,因也。"[80]

  比如后稷、大禹、商汤和周武王等,这些成功的例子都是因为他们因循道的规律的结果,他们都做到了"因".

  《淮南子》在主张体道的基础上,提出了顺道无为的理念,这种无为不是老子式的消极无为,而是体道基础上的积极有为。在政治领域中出现的道,指的是治国之道,用今天的话而言就是政治发展规律,而不再是自然之道,但是二者在根本上是统一的治国之道因自然之道而生。统治者要遵守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无为而治。

  "是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是故达于道者,反于清静;究于物者,终于无为。""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而无不治也。"[81](《原道训》)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无为实际上就是有为,有为的基础是体道、顺道,由天道逐渐演变为人道,从自然讲到人类社会,不断探索社会兴衰治乱、人事吉凶祸福的规律。

  君主要以顺道的无为,实现政治统治的有为。

  (二) 顺时变法。

  《淮南子》在社会历史上主张顺时变法,反对因循守旧,作者承认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存在着必然的历史规律,这些规律是道的一部分,故也称之为"道".道贯通古今,不会随人的意志而改变。每一历史时期人们的活动和社会典章制度及伦理规范、风俗习惯,作者称之为"事","事"与"道"不同,事因道而行,因人而成,随时而异,所以,《淮南子》主张要顺时而变。

  1、 历史是进化与退化的统一《淮南子》把认识和研究历史作为研究现实和未来的重要方法之一。"是故圣人察其所以往,则知其所以来者"(《缪称训》)[82]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淮南子》的历史观吸收了法家的历史观思想,同时又无法摆脱道家历史观的基本立场,在众多思想综合作用的情况下,《淮南子》形成了较为特殊的观点,即历史是一个既进化又退化的过程。具体来说,历史发展从古至今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不断地偏离了最初的本性,这无疑是倒退的。造成这种倒退的根本原因就是人们有太多的"为",这些"为"都是对道的悖离。《俶真训》中把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混冥"之世、"伏羲氏"之世、"神农、黄帝"之世、"昆吾夏后之世"和"周室之衰".

  "混冥"之世,"古之真人立于天地之本","万物恬漠以愉静","万民猖狂不知东西".天下人皆至纯至朴,故"仁义不布","赏罚不施",此时也叫"至德之世"; "伏羲氏"之世时,人们智慧开启,"知乃始","皆欲离其童蒙之心,而觉视于天地之间,是故其德烦而不能一"; "神农、黄帝"之世时,人们的本性进一步丧失,尽管如此,社会仍然是治世,"于此万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载听视,是故治而不能和下";时至"昆吾夏后之世"," 嗜欲连于物,聪明诱于外,而性命失其得",嗜欲被外物牵引,聪明被外界引诱,从而丧失了性命的根本;最后一个阶段是"周室之衰"," 浇淳散朴,杂道以伪,俭德以行,而巧故萌生",此时的情况已经十分严重了。

  除此之外,在《览冥训》中也涉及到对历史的划分,也将历史分为"虙戏氏"即"伏羲氏"、"黄帝治天下"、"夏桀之时"、"晚世之时"和"当今之时",《本经训》中也有"太清之治"和"衰世"之分,无论哪种划分方式,在人类社会的最初阶段,人性都是最淳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外物所惑,人们渐渐的丧失了最本真的天性,只能依靠仁义礼乐这些东西,所以,仁义礼乐非但不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反而是证明了历史的退步。

  在宇宙的最初,原本就不存在这些人为礼法和制度,之后,随着私欲的膨胀和人性的失真,才导致了礼法道德的出现,这些人为的制度和规定都是违背道的原则的。这与老子的观点相一致。但是《淮南子》反对回到老子所说的原始社会中,书中指出后世出现的礼法制度有其合理性,不能完全抛弃。《淮南子》主张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批判了老子在历史观上的退化观点,认为人的活动要顺应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不断做出相应的调整,从而跟上时代的要求,统治者要应时而变,不能一味墨守成规。

  根据历史进化的原则,《淮南子》的作者认为,礼法制度在稳定社会秩序和规范人的行为方面确实有很多积极作用,但这不是长久之计,从根本上说,这些都是对道和自然的违背,单纯凭借这套制度来取得天下的长久安定是不切实际的。《泛论训》有语:"是故礼乐未始有常也,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83]

  也就是说,礼乐不是原本就存在的,圣人制礼乐的目的实现国家的安定和发展,礼乐是手段,人不能受制于礼乐。

  《淮南子》的主导思想并不否定人们对物质的追求,书中认为,历史的发展表现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在物质文明不断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精神文明却出现了严重的倒退,作者的目的不是禁绝人们的欲望,而是试图在追求物质的同时重新唤起人们对精神的追求,而不被外物所迷。从这个角度讲,仁义礼乐有其合理性,不可轻废。仁义法度要以道德为本。作者想在新的环境下,通过以"道德"为核心的仁义礼乐,转变民风、恢复民性,以建立一个太平和谐的盛世。

  《淮南子》在历史进化的过程中,还对"是非"之论进行了分析,借此来进一步论证历史进化。《淮南子》指出,"是非"同样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标准,但有一个根本标准是不会变的,这就是道。"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84]

  (《齐俗训》)是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环境中,人对是非的判断是不一样,都是各自坚持其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事物,而否定其认为不对的事物,从这句话里却透露出《淮南子》因时而变的思想。由此,书中还论及了思想、学说以及圣人之言对判断是非的影响。"所谓是与非各异,皆自是而非人。"[85]

  作者指出,我们评判是非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肯定自身而否定别人。

  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淮南子》非常重视把握时机,尤其对政治统治而言,时机更是一种强大的作用力,不可错失良机。然而时机并不是抽象的,它与我们能够把握和感受的客观存在相互交汇,在道的指引下共同发挥作用。统治者要善于发现时机、把握时机并利用时机,才能实现善治。

  2、 反循古倡变法前文中提到,《淮南子》认为仁义礼乐是衰世的产物和表现,是人类社会道德堕落的表现,是一种外在的约束力,而不是出自人性的本真。但是,它同时认为当今的世道不同于上古,作为补救人性缺陷的仁义便显得不可或缺,"上世体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坏也,末世绳绳乎唯恐失仁义"[86](《缪称训》),不过,仁义礼乐要以道为核心,而且仁义礼乐要随着社会的变化而革新,不能泥古不化。商鞅、韩非主张变法,作者吸收其变革法制的思想,又综合上仁义礼乐等儒家思想,统称为"礼义法度",并且认为"礼义法度"皆需要随时而改易。

  《淮南子》主张顺时而变,反对儒家和墨家的复古之论,"故制礼义、行至德,而不拘于儒墨"[87]."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88]

  (《泛论训》)这是十分明确的表明了否定因循守旧思想的立场。

  《齐俗训》中讲到:"是故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事。"[89]时代不同了,事情、风俗也要随之改变,圣人根据世道来设立法度,顺应时代来安排事务。"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者也。"[90]

  这句话并不是完全合理的,成文的法规只要是科学合理的,我们完全可以遵守效法。

  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它告诫我们,效法前人的原则,最重要的学习和借鉴他们制定规章制度的思想和精神,这比仅仅遵守前人留下的东西要重要的多。前人制定法规的思想和原则就是顺时而变。《淮南子》提出"与化推移"的观点在理论上是一个极为重大的进步。有了这样的意识,人们就可以从盲目的经验主义和守旧思想中解放出来,从而清醒准确的认识当前的现实和未来世界趋势。不可否认,所有的人都可以创造历史,但是,这种创造的意义或者作用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很多人只是在重复前人曾经做过事情,还有一部分人即使有所贡献也不自觉的把这种贡献归结为对圣人之言的遵守上,换言之就是说,圣人之言永远是正确的,是永恒的真理。对这种观点刘泽华先生曾有很精到的见解。

  《泛论训》中关于变革的论述更是观点明确。

  "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则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91]

  "故五帝异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后世。此皆因时变而制礼乐者。"[92]

  "虽日变可也,天下岂有常法哉!"[93]

  社会形势复杂多变,人的行事就要灵活多变,而不能墨守成规,某种行为从表面上看可能与礼法不合,但是最终却可以保全礼法或者有利于礼法的贯彻实施。拘守礼法条文,不会灵活运用,不知权变,就会把好事办坏。作者反复强调人的头脑不能僵化,行为不可古板,要"论世而为之事,权事而为之谋",情况变化了,思想和行为也要相应改变,这样才不会招致事业的失败。

  (三) 顺应民情、以民为本。

  《淮南子》认为人性是政治的基本依据,通过对人性的研究可以为制定更好的政策提供思想指导,所以,作者十分注重在政治统治中对人的基本需求的满足。

  1、 人性论《淮南子》的人性论和老子的人性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它也坚持人性尚静,要清心寡欲,同时,人性本质是向善的,而且,《淮南子》极为看重后天教化的作用,这一点则借鉴了儒家学说的观点。在《淮南子》中存在着三种人性论倾向:

  第一种坚持人性向善。书中强调,人的本性是善的,"人之性有仁义之资。"[94]

  (《泰族训》)在善的本性指导下,人的行为首先也是行善而不是作恶。正是因为人既可以行善又可能作恶,所以,《淮南子》一再指出,重视后天教化的作用,通过后天的教化,使人向善的本性得以最大的发扬。伦理是人性中的最重要的精华,伦理是人性中固有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充分的去发扬和遵守。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用圣人之言进行教化。"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向方"[95].这句话很明确指出,只有用圣人的法度和思想来教化和指导,才能使人们都在正道。因此,向善的本性是人的内部因素,而圣人的教化则是外部条件。内外因素的结合才能是人最终走上善途,最终符合道的要求。

  这样就出现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后天的教化到底是什么?很显然,在《淮南子》中,后天的教化就是圣人之言,就是礼仪法度,前文中已经提到,《淮南子》对这些认为的礼仪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这是违背道的,那么,这些礼仪法度对人性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淮南子》在这个问题上呈现出中表现出两种观点。第一种强烈坚持人性和礼乐法度二者绝不可能相容,二者是相对立的。礼乐法度越繁杂,对人的本质的阻碍就越严重,人性的本质丧失的也就越多。

  "神明定于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民性善而天地阴阳从而包之,……由此观之,则仁义不用矣。"[96]

  第二种主张人性与礼乐法度之间实际上内容与形式关系。礼乐法度是对人性的反映,是对人性的的修饰和规范,认得本性决定礼乐。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具有统一性。

  喜怒哀乐是人的本能反映,而随之产生的诸多礼仪如婚丧嫁娶之礼等都是服务于人的。

  "此皆人之所有于性,而圣人之所匠成。"[97]

  礼乐产生塑造了更加完美的人格。所以,礼仪是为人服务的,而不应该成为阻碍人性发展或扭曲人性。以这样视角来阐述礼仪的合理性,堪称《淮南子》的一大理论突破。根据这样的观点,《淮南子》在政治领域提出,要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就应该从人的本性出发,顺应民心,并用良好的法度来加以规范。

  第二种坚持人的本性是清净安然的。《淮南子》中有很多这样的论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98](《原道训》)"清静恬愉,人之性也。"[99](《人间训》)"人性安静。"[100](《俶真训》)人性尚静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指的是好静是人的内在需求,表现为平和安静的精神状态;第二层从物质层面,人在本质上是少私寡欲的,只有必要的生存需要,没有过多的物质追求,不为名利所惑。通过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的分析,《淮南子》结合现实情况,认为现实世界充满太多诱惑,使人们产生了无穷尽的欲望,这对人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反映咋政治上就表现为人们为权势和名利进行的争斗。所以,统治者必须斩断一切能够造成人家争斗的根源,灭人欲,弃圣人言,废礼乐。正如《原道训》中所说:"掩其聪明,灭其文章,依道废智。……约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诱慕,除其嗜欲,损其思虑。"[101]

  这是非常典型的道家思想。

  当然,这样的观点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否定人的需求,同时颠倒了人性和外在物质之间的关系。不过书中看到了欲望对人性的影响,对于统治者而言,要克制自己的私欲,不要沉迷于奢靡的物欲之中。

  第三种是混合说。这主要表现在《修务训》、《泛论训》和《主术训》等篇目中,在这些文章中夹杂着人性好利、人性优劣等多种观点。

  书中认为,趋利和好利是多数人的本性,"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102]

  作为统治者不能忽视这一点,要顺应人性好利的本质,因势利导,用利来诱导人们,以达到稳固统治的目的。"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103]

  吃饭问题是百姓最大也是最根本的利,作为一国之主必须重视这个问题。为此,必须解决好国家赋税征收和人民的生活之间的矛盾,要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作为底线。针对这个问题,书中还论述了许多政治措施,提出了宁民、足用、省事、节用的主张,这些主张都是对儒家学说的借鉴。

  人性的优劣之说,刘泽华在将其称之为"性品",所谓性品,就是性有等差。[104]

  很显然,书中将人的品性分成了三六九等,古代圣王具有最上等的品性,丹朱、商均这类人则是最低的,这类人无法教化;其余的人都是中等的品性,这类人的数量最多。,所以,治国的对象主要就是这些人。趋利避害是这些人的共同特征,统治者在统治过程中就要从这种基本的现实出发,利用这一点去进行统治。这种思想与法家思想颇为相似。

  2、 以民为本基于人性理论,《淮南子》在政治主张,统治要顺应人性,《泛论训》中提出,"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105],并且时刻告诫统治者要"利民",这是关乎统治成败的重要政治原则,"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106](《泰族训》)。

  在此基础上,《淮南子》详细论述了其以民为本的思想,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君民关系决定着国家的治与乱。

  "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107](《诠言训》)"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108(]《泰族训》)这与儒家的民本思想非常相似。同时,《淮南子》还多次用秦朝灭亡作为反面材料,分析秦朝速亡的原因,总结其中的教训,以为后人所鉴。这个教训就是暴虐百姓。为此,《淮南子》非常看重民本思想的重要性,书中对君主提出很多要求,具体而言,就是:首先,统治者应该善待人民。只有善待人民,人民才能够真正服从,相反,如果残酷的对待人民,最终会引起人民的反抗。其次,治国的第一要务是安民,安民的关键在于保证人民正常的农业生产活动,是百姓能够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为政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109] (《诠言训》)与儒家思想一样,《淮南子》中所讲的以民为本也是以君贵民轻为基础的,它并没有超脱森严的等级和阶级制度。所谓以民为本并不是主张国家以百姓为主体,而是告诫统治者要重视对百姓的安抚,以取得百姓的拥护和认可,否则就会危及君主的统治。针对这样的问题,作者对君主的统治方式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其一,治国有常,依法度而行,这样才能实现无为:"君执一则治,无常则乱。……可谓无为矣。"[110](《诠言训》)这里的"一"指的就是法度;其二要遵守客观规律,不能任意妄为。"修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111](《原道训》)这是作者对老庄无为的一种深刻改造,《淮南子》强调人的活动一定要遵守道的规则,在道的指导下的行为就是无为,而那些违背道的任意行为才是有为,老子眼中的有为在这里已经变成了特定的无为,这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完全承认并容纳了人的主观能动性[112],这种改变的关键在于《淮南子》的作者认识到理论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创新,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造,否则就要被历史所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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