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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阳政治观念的内容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发布于:2016-08-04 共942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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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李东阳的政治理论思想探究
【绪论】李东阳的政治思想内涵解读绪论
【第一章】李东阳生平简介
【第二章】李东阳政治思想的哲学理论基础
【第三章】李东阳政治观念的内容
【第四章】李东阳政治思想的特点
【第五章】对李东阳政治理论的评价
【结语/参考文献】李东阳政治观及其当代意义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 3 章 李东阳政治思想的内容

  3.1 君臣观。

  对君臣关系的认识是一个人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藉此了解其政治主张的重要途径。李东阳对君臣关系的认识一是源于他植根于心底的儒家正统思想,二是源于他在事君辅君的过程中的实践中来的。

  3.1.1 "君臣一心"的君臣互信观。

  上下同心,其利断金。在长期的伴君辅君生涯中,李东阳充分认识到只有与皇帝建立良好的互信关系,才能实现君臣一心,手足一体,政令通畅,内外通达。作为内阁的重要一员,李东阳一直注意维持与皇帝之间的相互信任,多次表达了君臣之间互信的重要性:夫惟君有以信任乎臣,臣有以忧勤乎君,然后德业成而各飨其盛,此固人事之不容不尽者。而要其极,有气数存焉。然则斯会也,亦岂非千载一时之际哉!

  君臣应相互信任的原因,除了成德业的需要,更因为君臣都是承受天命而来的。李东阳比较推崇董仲舒的君权神受的思想,但又有一些发挥。他认为天命将赐予君主,君主需要大臣来一同承担天命。所以,君主懂得这个道理,就能任用贤才;人臣懂得这个道理,就会竭力为君为苍生尽忠职守。《讲读录》有云:臣尝论之,天命之所托付在人君,助人君以共承天命者在大臣。人君知此理(礼),必能任用贤才,不肯自恃聪明;人臣知此理,必当竭忠尽力,不敢旷废官职。君臣一体,上下同心,人后可以承天命、治天下,此是一定的道理。

  李东阳以君臣互信为政治理想,当感到不被皇帝所信任时,他便会萌生退意。如弘治十二年,监生江瑢以灾异数见,弹劾大学士李东阳、刘健等杜绝言路,掩蔽聪明,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于是李东阳便上疏请辞。孝宗皇帝将江瑢送镇抚司才罢。如正德初年,皇帝不理朝政,导致宦官弄权,李东阳与大学士刘健、谢迁多次上疏求退:若以臣等言是,则宜俯赐施行;臣等言非,则亦明加斥责。而乃留中不报,使臣等趋向不明,进退无据,深忧极虑,寝食不宁。…伏乞圣明矜察,特允退休,别选贤能,代兹重任,少逭分毫之罪,幸延犬马之年③。

  可见其深怀君臣互信、各尽其责的君明臣贤思想,一旦得不到信任,便主动求退,以释嫌或重新赢得信任。

  3.1.2 为人君:当用贤。

  李东阳主张君主要尊贤,用贤。这是儒家文化中的"尊尊"思想的继承。具体如何用贤,李东阳提出了以下三种方式:

  一是辨别并用能言的贤能之士。 《应诏陈言奏》云:贤、能,皆天下之士。贤以德言,故曰尊,尊者,置之高位,畀之重禄,改容而礼貌之;能以才言,故曰使,使者,布列庶位,分委众职,随所使令而皆适于用,其小大轻重故有等也。

  二是不用小人和迂腐之人。 《读<唐史>三十一首》云:人君进君子退小人则治,进小人退君子则乱。一小人退而一小人进,则其为乱益深矣。君臣之疑,主于逼而成于谮。非明哲之君察之,未有不至于祸败者也。甚矣,迂腐之人之不可用也!

  三是修身以得人。《重进<大明会典>表》云:伏愿上念宗祧之重大,下知稼穑之艰难。主善为师,任贤立政。

  《进<孝宗皇帝实录>表》 云:行道者必待其人,观政者则存乎史。

  《孝宗皇帝御书赞 静中吟一绝》云:习静调元养此生身,此身无恙即天真。周家八百延先祚,社稷安危在得人。其机在我,致用则人,调元代工,有君有臣。大哉王言,众理兼有,惟德与功,为三不朽。

  3.1.3 为人臣:当尽忠。

  作为臣子,必须先自身要德才兼备,有大格局,明辨是非,才能辅佐君主做出英明的抉择。所以,万世大臣必须要有大德,方可"格君心之非".

  《讲读录》云:惟有大臣者道全德备,精神意气自有感格,誉望丰采自能耸动,这等人方能格正君心之非……辅相之职,必先格君心之非。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则亦莫之能也。这是万世为大臣之法。

  《金华府乡贤祠记》云:今所谓大儒者,惟以明道为尚,而无取乎词章训诂之能;所谓名臣,必功德及人,而不徒取乎爵位之显;所谓忠臣,宁以敢谏比死节,而事之不系安危者不与。

  真正尽忠的大臣,能以死相谏,为社稷安危而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正德年间,李东阳和刘健、谢迁一道上疏求退,但皇帝准许刘、谢的致仕,却独留下了李东阳。李东阳面对刘瑾的专权和内阁权力被架空的境况,特别是时人对其的误解和指责,他没有消极懈怠,坚持做好本职工作。他一方面据理力争,尽力阻止刘瑾等的胡作非为,另一方面采取措施,弥补刘瑾等任意妄为给朝廷和国家带来的破坏,努力使损失降到最小。如江彬与钱宁互相争斗邀宠,江彬想倚借边军以增强自己的势力,便向皇帝进言边军强悍,如驻守京城可增强皇帝对全国的掌控。对于这种倒行逆施,李东阳及时向皇帝上疏,条陈十条理由说明不可:"京边官军各有分地,必有鱼事方互相应援,今无事而动一不便也;京军备边不习战阵,难保必胜,恐伤国威二不便也:京军出京,传闻各处,未免惊疑,三不便也;京军在外,倚势占住房屋,需索酒食,强买货物,奸污妇女,将官护短而不肯禁,边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边军在内傲晚军民,蔑视官府,治之则或不能堪,纵之则愈不可治,五不便也;违远乡井,或风气寒暖之不相宜,或盘缠供给之不相续,六不便也;粮草之外,必有行粮,布花之外必须赏责,非紧急不得己之时,为糜费无穷极之计,七不便也;往来交错,日无宁息,仓卒之际,或变起道途,厌倦之余,或患生肘腋,八不便也;示京营之虚空,见中国之单弱,九不便也;·西北诸边见报,声息唇齿之地正须策应,脱有疏虞,咎将谁归,一卜不便也;有此数端今五府以为不便,六部以为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不便."从这十不便中,可以看出李东阳的清醒和责任感,他没有顾及上疏可能给自己带来的不便和嫉恨,而是一心从国家利益出发,尽一个宰辅应尽的责任。在《送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书倪公序》里,他说:?夫所谓大臣者,必其身足以任天下之事,如大车之载,大川之济,有余力而无遗憾,然后为能;非若分一职,领一务,苟可以塞其责而止者之为也。

  李东阳尽忠的方式不只是自己做好,还善于推荐有德有才之人。《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赠太师谥文正李公东阳墓志铭》记载:"见人有才行可用,极力引拔,寸长片善,亦加甄录,至忘瑕诟。"李东阳荐贤,不只是在弘治中兴,就是在刘瑾专权时期,也能巧施妙手,尽可能保护忠诚正直之士,向朝廷举荐贤良之士,实属难能可贵。刘瑾专权从一开始就受到士大夫激烈的抵制和反对,加之他本人也本着"科道结舌,文臣拱手"的目的,刘瑾得势后,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让所有人都乖乖顺从自己,百般压制文武官员,提高宦官地位。对于敢于反对他的正直之士,他一律予以贬谪降职,肆意加以迫害。对于其他官员,也是动辄滥施淫威,如罚俸、戴重枷游街等,许多官员被迫害致死或含恨自杀。李东阳多方斡旋,积极进行申救活动,或援法律祖制予以阻止,或向皇帝上疏陈理以求情。许多官员赖此得以保全。如:

  正德二年,尚宝卿崔璿因公外出、御史姚祥赴任、工部郎张玮外出巡河。

  三人因违规乘轿,被刘瑾施以酷刑,有生命危险。李东阳向皇帝上疏,陈述他们对朝廷的贡献,请求宽免其罪。三人得以发配辽东充军,保住了性命。

  正德三年,平江伯陈熊督漕运,遭刘瑾索贿。陈熊没有屈从刘瑾,被刘瑾定下死罪。漕运副都御史邵宝也因不愿阿附刘瑾,并受牵连。李东阳据理力争,认为他们罪不至死,二人终得以罢官活命。

  正德五年,大理寺评事罗侨、御史王时中因得罪刘瑾而下狱,赖李东阳援救获释。给事中安奎、潘希曾,御史张彧在核查边饷时弹劾了一批官员,违背了刘瑾的意思。刘瑾非常不满,罚他们带着一百多斤的重枷游行。当时天气炎热,二人生命非常危险。李东阳向皇帝上疏,陈明实情,二人得以获释。

  除了拯救正直之士,李东阳还积极向朝廷举荐贤良,如杨廷和、杨一清、梁储等。也正是这些贤能人士的合力补救,才使朝政得以维持,明朝不致覆灭。如杨一清长期任边关总督,才能优异,因没有依附刘瑾被被刘瑾罢免。李东阳趁安化王朱寘鐇之乱向武宗举荐启用杨一清,最终平定平叛乱,并诛灭刘瑾,革除朝廷大奸。李东阳还向皇帝推荐了明代著名政治改革家杨廷和。杨在武宗崩后,计除佞臣江彬,革除武宗朝弊政,受朝廷内外称赞,功勋卓著。

  3.2 民本观。

  李东阳的民本思想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他的家庭出身。李东阳祖上历代均为平民,父亲做过船夫,后以教书为生,家境并不富裕。李东阳耳濡目染,从小就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和不易,因此,他一生都很清廉节俭,去世时,都没有钱办丧事,赖门人故吏周济才得以下葬。有人经过其家门时,发现其家徒四壁,连请客吃饭都请不起。正是李东阳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使他种下了浓厚的民本思想,一生清廉,在与刘瑾斗争期间,从没有被刘瑾抓住任何把柄,也因此敢于和刘瑾抗争周旋。二是植根于心底的儒家民本思想。《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可见,中国传统观念中一直倡导为政者应作"民之父母",强调要"重民"、"亲民"、"爱民"、"尊民".李东阳作为饱学儒士,台阁宰辅,自然而然的形成了浓厚的民本思想。三是他善于体察民情,深谙民间疾苦。李东阳生在明朝明朝中期,朝廷内外积弊已久,再加上天灾人祸不断,社会民生困弊。李东阳在为官生涯中一直积极关注民情,特别是经历了"南行"、"东祀"和"北上"三次外出经历,更使他有机会深入了解民间疾苦,更加深了他对人民的同情,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减轻民间疾苦。

  3.2.1 民之重要性。

  儒家思想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统治者要重视人民的利益和诉求,实行爱民、利民、亲民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心民望,使江山稳固,国祚绵长。李东阳自幼即受儒家思想熏陶,有着深厚的民本思想,认为一切执政措施都要以人民利益为重。在《送徐君再守荆门诗序》指出:天下之誉,皆可以妄取,惟于民不能伪。盖其势重,其地亲,其为情也平,而无所执。故或能使台省交荐,不能孚于匹夫之心;能使左右称贤,不能得于国人之口。天下之所谓公论者,至于此而后定。然感之于旦夕非难,怀之于久远者难。若有故而去,去而久,久而思,思而复欲得之者亦鲜矣.

  李东阳在这里强调对民要真诚,要发自内心为民考虑,取信于民,才能得民心,王天下。

  他还认为,官是为民而设的。因民有需要,才会有官。"凡以为民利也",一切以民的利益为重,这样才能得民。

  官之设以为民也,而得乎民者其难如是。故古之贤者,在官则有久任之典,既去则有复借之令,凡以为民利也。今以闾阎之贱,而千殿陛之尊,不可谓不诚。以君相之命,而下从匹夫之源,不可谓不专且重矣.

  3.2.2 教、养--治民的主要方法。

  李东阳认为人有两种:一种是圣人,一种是常人。圣人不行而知,常人行而不知,需要通过教育加以改进。因此,他认为治民的方法也就是推行仁政的方法,不外乎两种--教和养。《应诏陈言奏》曰:仁政之大,不过教、养二事而已.

  如何治民?首先,君主和为官者,在思想意识上要民本。

  《应制启沃诗十首·爱民》有曰:园颅方趾是同胞,眼见升平乐稚髦。只恐颠连非旧业,极怜辛苦尽秋毫。东南财力征输竭,西北军储馈饷劳。愿向天瓢分一滴,遍将恩雨洒蓬蒿.

  其次,统治者有取于民,要懂得如何保民。

  《送傅工部曰会督税荆州序》有曰:盖国所以理民,而亦有取给于民者。

  且天下之税,皆出于民,商者,四民之一耳。使凡司税者皆知国用之不可缺不敢亏,知民力之不可穷而不敢竭。至于不得已而处,则权其缓急,而不妄行以逆施。又推而至于天下之政皆然,其于治也不难矣.

  在《送周扬州序》里,他又指出:"夫守令之职,非直衣食乎民也。

  而食与衣莫先焉,凡百之事,胥此焉出。今有五尺之童哀于道,其仓惶为之求食与衣者,必其父母也。平立睨视,谈笑而过之者,必途之人也。不惟弗救,而且褫夺之,撼顿之者,必其仇仇也。今之守令者,将为父母焉,将为途人焉,将为仇仇焉,仇仇固不足论,苟徒爱之而弗,是亦途人而已矣。为之父母者,必为之计深远,先事而图之,因时而为之:即田有长亩,桑有常树,赋有常等;除其兼并,均其徭役,以使有余;不幸有小害,不失其利;又不幸而大害,犹能免于死亡。夫是之谓民之父母。不能先事而图之,因循怠惰,以至为病、为亡、为盗,然后从而救之,其力必且十倍,而况未必能救之乎!

  "可见,他对民本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思考,认为民本必须作民之父母,为之计深远,使民有余,即使遇到大的灾害和不幸,也能免于死亡。

  3.2.2.1 重视教育。

  李东阳在《祁阳县学重修记》谈到教育的功能:

  论学之政者亦有三:其大则正伦理,厚风俗;其次或教其政事,或课其辞艺,皆能有所成就.

  教育的这三项功能对应的是道德、事功、文章三不朽,阐述简明扼要,又彰显出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对个人是如此,对国家更是如此。因此,他极为重视学校教育,《华容县学重修记》云:国家之养士,知其不可易而成也,故学校以居之,师傅以教之,堂庑斋室之居,廪给馔食之制,课之以书史文艺之业,肄之以祭祀饮射之礼,申之以孝悌忠直廉耻之义。日涵月泳,使学成而德立,然后禄而官之。其勤且厚,固如此.

  可见明代成化、弘治时期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教育制度、教育内容的概况。李东阳不仅重视国子、州、县各级官学,也重视民间的书院。《重建首阳书院记》云:夫书院之制,肇于宋初。州县学之未建也,天下之士往往出于其间。

  及学制大行,而所谓书院亦未尝罢,前规后随,其效若有盛于州县者。今文教熙洽,学校遍天下,固无俟乎此。顾人才日盛,而籍额有定员,则养蒙蓄锐以待天下之用者,虽多不厌.

  书院育人成效甚至可以超过州县官学,因此,明代学校遍于天下。尽管通过书院教育走上仕途的人数有限,但书院并未废除,仍然可以发挥开启民智、储备人才的作用。

  3.2.2.2 节省用度。

  《应诏陈言奏》云:"而节用一事,尤万事本根。"弘治朝,各级縻费的情况十分严重,《通达下情题本》云:而冗食太众,国用无经,差役频繁,科派重叠。木植颜料,百凡之物,岁无虚月。内府钱粮,交纳使用,更无纪极。京城修造,前后相仍,做工军士,累力陪钱,每遇班操,宁死不赴。势家巨室,田连州县,征科过度,请乞无厌。亲王之国,供亿之费,每至二三十万。修斋挂袍,开山取矿,作无益以害有益者,间复有之.

  因此,李东阳提出了"节用度"(同上)的主张。其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是节用自皇帝始。《应诏陈言奏》云:

  天地有自然之利,而其生也有限。故君人者必撙节爱养之,然后享其利于无穷。然欲节天下之财者,必自君身始。故曰以一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提出这个意见,除了有识见,还需要胆量。

  二是减免苛捐杂税。《应诏陈言奏》云:

  惟杂泛差役及额外科派,请下有司,痛定裁省.

  这里说的是杂税要裁省,此文还提出正税也应酌减的意见。

  三是罢停不急或无益之务。主要是停罢不急的国家工程和无益的斋醮之事。

  四是遏制侵夺和土地兼并。《应诏陈言奏》云:

  若豪强得以兼并,奸巧得以侵夺,则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小则争,大则乱,必然之理也.

  认识兼并侵夺必然导致贫富悬殊从而引起社会的动乱。因此,李东阳认为应实行禁令,杜绝兼并侵夺之害。

  五是君王必须作为节用的榜样。《应制启沃诗十首·节用》云:

  君王俭德以小民知,往代流传尽可师。阶士仅存三尺制,露台真惜百金资。丰凶岂必归年岁,出纳惟应付有司。拟效魏征陈十渐,敢忘更化改元时.

  李东阳不只是向皇帝进奏要节用,自己也是节用的榜样。

  《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赠太师谥文正李公东阳墓志铭》记载:"父卒,解官守制,赐祭一坛,五品父例无祭,实自公始。"3.3 经权观。

  "经"是指坚持原则,毫不动摇,而"权"则是在坚持原则基础上的权宜应变,体用周圆。经、权问题在儒家这里最早来源于《论语·子罕》篇,"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到了宋代,朱熹对先代自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对"经权"问题的讨论经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在承认了经权之间统一的同时,又承认了经权之间分疏的关系。李东阳生在对朱子推崇备至的明朝,经权观也受朱子的影响比较大,且在半个多世纪的宦海生涯中运用这已经内化了的经权思想。其经权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经""权"辩证关系的深刻认识,二是每逢大事能以国家大计为主,坚持原则,毫不退让,三是在处理具体事情时能根据情势灵活应变,不固守陈规。

  3.3.1"经"常"权"变的辩证思想。

  在长期的官场生涯中,李东阳对"经"、"权"辩证思想有着深刻的体认:"天下之道,有正有权。正者,万世之常;权者,一时之用. "这里的"正"便是"经","经"和"权"具有辩证统一性。李东阳认为守身为正,为官要能守身,不偏离正。在处理复杂的政事之时,便可用更加灵活却不违背原则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李东阳对很多古法不是完全排斥,而是只要能为今所用,能切实解决当下的问题,就可以用。

  3.3.2"经"为纲常,不可偏废。

  李东阳在遇到重大事项时,能坚持原则,不为所动。如孝宗弘治年间,全国各地灾异频仍,朝中议论纷纷,对此,李东阳对不同的观点一一进行了驳斥:持"天道茫昧,变不足畏"者,是"漫天之说";认为"天下太平,患不足虑" 者,乃"误国之言";主张"斋蘸祈祷以弭灾"者,乃邪妄之术;言"纵释囚罪以修德"者,乃"姑息之谋".指出:"贿赂公行,赏罚失当,纲纪废弛,贤否混淆,工役繁兴,军民困敝,下情不达,上泽不宣"才是灾异的真正原由。可见,李东阳骨子里有着深厚的儒家正统思想,认为君明臣贤,上下一心才是正道,对各种异说均斥为邪说异见,体现了其不离于"中"的原则性。在涉及到如何处理君臣关系时,他也认为,作为人臣应毫无保留地尽忠尽责。在《送户部尚书翁公致政序》中指出:"委质而任之,尽瘁而为之,左右服事,不敢爱豪发之力;及谏有所不行,义有所不合,虽得罪以出而不敢避."又如在论及仕途进退时,他指出世人大都喜升而恶降,愿进不愿退。他指出贤人君子在三种情况下应及时隐退:"时有所不可则去,不得其职与言则去,居其位而力不足以胜之则去."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还应有一定的灵活通达性。他认为通达者是在了解原则性基础上的圆融性,如在《送邵国贤诗序》中指出:"明习律例,不泥于章句篇翰之艺,则谓之才。谙人情,达事变,不限于小廉曲谨之节,则谓之通。披豁轩举,不为跼缩拘滞之态,则谓之奇伟强力。是三者,要可台谏,华可曹省,无所向而不得."3.3.3 权而得中,则不离于正。

  李东阳在大事上坚持原则性,而在处理具体事情时则显示出较强的柔和性和灵活性,能够因时因地作出权变,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如在孝宗朝时,皇帝励精图治,上下一心。李东阳充分发挥其熟悉典故的优势,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对策,深得皇上赞许。而在武宗朝时,皇帝耽于嬉戏游乐,致使朝政落于宦官之手,李东阳此时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在与刘瑾和平共事的同时,对其所为乱政加以调和补救,使朝政不致荒废,也为推翻刘瑾培植了力量。李东阳认为,只要是服务于国家,服务于民,就不失于正,即使不被世人所理解。这也是他比刘健、谢迁高明之处。如正德七年(1512 年),武宗对听从佞臣之言,欲调宣府军三千入卫京师。李东阳认为不可,指出此举有十不便,有理有据,武宗只好作罢。

  刘瑾得势后,胡作非为,制定了很多苛刻的措施,震慑百官。如规定:文武官员但凡有失职者,一律要缴纳米粮,并将米粮送往边关,作为守军的粮食。罚米纳粮已让许多官员承受不起,将所罚粮米不远千里送到边关,更是逼得许多清廉官员倾家荡产,苦不堪言。这一措施更加剧了官场腐败,李东阳曾委婉规劝,刘瑾不听。后来刘瑾又提出要充实各地的预备仓。李东阳趁机提出:与其将所罚粮食运往边关,不如准其就近交到本地的预备仓,这样也避免了粮食长途运输过程中的流失和变质,百官也因此免除了千里运送之苦。

  3.4 礼法观。

  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礼法合治的传统。武王伐纣灭殷,周公制礼作乐,周朝确立了以礼治国的方略,这些礼乐制度成为了后世法律的雏形。春秋战国时,周室衰微,诸侯争霸,导致礼崩乐坏、瓦釜雷鸣。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传于后学,传统礼乐精华得以延续。秦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虽然为中华文化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但秦焚书坑儒,也使传统礼乐制度遭受重创,几于失传。汉初叔孙通帮助汉高祖制订宫廷礼仪规范,礼乐传统得以延续并开始了彼此融合的进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礼乐融合进一步发展。隋唐时期,礼法已形成统一整体,成为规范和约束社会行为和人们彼此关系的制度规范。宋元明时期,传统礼法在深入融合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进入调整革新期。总的来说,礼法合治体现了人们对理想有序社会秩序追求和向往,反映了社会对礼乐教化精神的认可,也说明了儒家道德教化思想得到了以封建士大夫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肯定和奉行。

  李东阳作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大夫,崇尚圣贤作为,自然对礼法尤为重视。他的礼法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礼为根本,二是主张严格执法,但也反对滥用法律,三是主张因时而立新法,以适应形势的变化。

  3.4.1礼为根本,仁政爱民。

  李东阳崇尚礼教、认为礼乃治世之准绳。他认为大至国家,小至家庭,礼都起着根本的调节作用。他在《原礼》一文中指出:"古之治天下者,其居则宫室车舆,其服则衣裳弁冕,其器则尊爵俎豆,其乐则金石丝竹,其仪则登降揖逊。以之朝觐、聘问、射乡、燕享、井田、学校、哀乐、庆吊,皆所以教民成俗,养其德性而定其名分,使之迁善远罪而不自知,此欧阳氏所谓治出于一者也."充分说明了李东阳重礼治世的思想。

  除了崇礼,李东阳还主张法律应体现仁政民本思想。以"仁"为本是李东阳政治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他法律思想的形成的基础和根源。他认为,国家制定的法律要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爱惜民力、善待人民,即法律的根本作用是对百姓的生产生活起到规范和保护的作用。 "刑者,圣人辅治之具,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必定为轻重之等,而于其疑者则宁舍重以就轻,所以体上天好生之心,以为民生也." 他认为,法律的执行不仅要天子与庶民同罪,不避权贵,而且君要身先示范,起到表率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3.4.2严格执法,反对滥用法律。

  法乃国之常典,在国家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对维护国家政权的权威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李东阳认为在执行法律时应谨慎裁断,严格依法定罪,不宜施刑过重。正德年间,以刘瑾为首的宦官专权。他们控制朝政,打击反对者,肆意陷害忠良,每因小罪而滥施酷刑,动辄治罪致死,造成朝政紊乱,社会不宁。李东阳坚决反对法外施刑,主张"各人所坐,自有本法,枷号重典,不宜滥施".他要求各级官吏要"用心研审",切勿轻下判断,随意缉拿,伤及无辜。

  3.4.3 因时而立法。

  李东阳主张应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创立新的法律法规,做到因时立法。他认为,如果固守祖制陈规,容易导致盲目墨守,不符合实际情况,"上古之制,邈不可闻,夏商之礼,孔子时已不足征矣".同时,时代也是不断变化的,新形势、新情况不断出现,本朝初期制定的法律也会因为情况的变化而不再适用。因此,他主张立法可以参照祖制或历代成法,但不能该局限于祖宗之法,法律制定时应在借鉴以前的法律的基础上加以取舍,否则就难以适应新的情况而带来更多的麻烦。因此,他提出立法应坚持的原则是:"制异典坟,宜于今而不泥于古;法殊纪传,叙其事而不录其名",做到"体之重者虽微必录,令之善者虽寝亦书。庶几爱礼以存羊,非敢按图而索骏,文取达而不胜乎质,信可传而宁阙其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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