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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法治传统思想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发布于:2016-05-21 共562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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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有限政府理论的形成基础探析
  【第一章】西方政府理论史探究绪论
  【第二章】自然法与自然权利对政府的约束
  【第三章】人民主权对政府的约束
  【4.1】古老的法治传统思想
  【4.2】法治思想形成的关键
  【4.3】法治思想的最终确立
  【第五章】政府内部的制约因素:分权与制衡
  【结语/参考文献】有限政府理论的思想来源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4.政府运行的规则:法律对政府的约束

  政府作为人类追求幸福而创造的工具,其自身必定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来运行的,关于政治的理论思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围绕这个政府运行的规则来展开。这种思考大致有两个基本路向:一是寻求更好的人,以人的德性来确保政府的无害性;二是寻求更好的制度,以健全的规则来确保政府健康运作。这两种政治范式单纯从理论上看似乎难分伯仲,但人类的政治实践已经充分表明并将继续证明规则之治的优越价值。这种规则之治的一个最重要表现就是法治,它是这样一种国家治理状态,其中有一套体现公平与正义的法律规则体系,而这套法律规则体系受到所有组织和个人的普遍信从。

  4.1 古老的法治传统思想

  古代希腊是西方文明最为重要的发源地,也是西方法律尤其是宪法的发源地。

  古希腊人是最早实践与提出宪政与法治的民族之一,古希腊法是古代欧洲最早形成的法律体系,在整个西方法律史上居于先驱者的地位,在古希腊法律具有崇高的地位并对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平等的形成约束,这种观念无疑是后世"王在法下"、"政府低于法律"等法治理论的起点。

  须严格遵守法律,坚决服从法律的判决,他说:"你能想象,如果法律裁决宣布了,却被私人取消和破坏,从而缺乏强制力,一个城邦还能存在下去而不被推翻吗?"在他看来即使是遭到不公正的判决也绝不能反抗法律,因为在城邦中生活的每一个人都是以接受该城邦的法律为前提的。

  任何一个雅典人,一到成年,亲眼目睹了这个城市的政治组织及其法律,如果对我们感到不满,就被允许带着自己的财产离开,去他喜欢的任何地方……另一方面如果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在能够明白我们如何实施正义、管理其他公共组织时,站在了自己的土地上,我们认为他这样做实际上是着手做我们告诉他的任何事情;我们坚持认为,任何人不服从,都是有罪的。

  上面这段文字是苏格拉底在被执行死刑前的晚上,对来想帮组他逃狱的克里托说的,他拒绝了克里托以及朋友们让他逃亡的建议,选择了接受雅典的审判。

  苏格拉底之死,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他以自身之死来维护整个雅典法律的尊严。总的说起来,苏格拉底认为服从法律是绝对的必要:第一,为了感谢国家(城邦)赐予的恩惠;第二,服从法律是公民的天职、责任、义务;第三,服从法律有助于提高城邦成员的道德水准、正义意识。

  4.1.2 柏拉图的法治思想

  柏拉图深受苏格拉底的法律思想影响,他是古希腊历史上探讨宪政与法律问题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之一,是深入系统研究宪政问题的第一人。他的宪政思想奠定了西方宪政思想的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柏拉图终其一生都认为以哲学王为统治者的国家是最为优秀的,因为只有哲学家具有最高的知识,具有洞悉万物本原把握至善的能力。在其最具影响力的作品《理想国》里,柏拉图将哲学家治国的思想进行了最为完整的阐述,真正的理想政体,应实行哲学家的理性统治,不受习俗和法律的牵制。

  然而柏拉图在叙拉古进行的两次改革实验都以失败告终,使他意识到要按最优政体的设计来建立一个国家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于是他在《法律篇》中指出了一种次优的政体,一种第二等好的国家,这就是依靠法律来治理的国家。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所表达的法治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进行法治的必要性。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谈及,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在大多情况下都不是哲学家,而且在短时间内也没法把他们变成哲学家,这时法治就优于人治,法律的作用无比重要。柏拉图坚信在每个人的品行之中,都有善恶两面,当善的一面占主导,人们根据理性行事,就符合正义的原则而无需法律了;当恶的一面占主导,人们根据欲望行事,这时就必须要靠外在的权威进行约束,而法律就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规则,它是正义和公道的标志。

  其次,对法律概念问题的研究。柏拉图将法律同正义、规则等概念相联系,并且提出理性的命令就是法律,在法律的概念中特别强调理性。他认为,在国家和家庭方面,都要服从人类心中永恒的理性命令即法律的命令。他在《法律篇》中用一个雅典来客的口说道:"我们应该想方设法模仿传说中克罗诺斯领导下的人民的生活方式,管理我们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协调我们的家庭和城市--顺从我们身上的哪怕是一丁点儿的神的因素,就地理分布范围规定,理性地给予'法律'的名称。"再次,柏拉图还重视立法的工作。
  
  实行法治的基本前提是要做好立法工作,立法的最根本原则是要遵循美德和公正的理念。作为一个立法者,他在订立法律时,应该看到全部的美德,并按照这些美德来制定出各种法律。即"立法者制定法规时不要仅仅着眼于部分美德,这偏偏又是最微不足道的部分。我们应该说,他的目的是注重美德的整体。"最后,柏拉图还就守法问题,特别是官吏守法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在他看来,人类不仅要有法律,更重要的是要遵守法律,全体公民都要依法办事:"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从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野兽一样。"制定和服从法律也是服从神的意志,"这是毋庸置疑事情".

  在理想的社会和国家当中,为了克服极端的专制或自由,就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一个国家的法律必须居于政府及其官吏之上,他们的统治与管理必须依照法律来进行,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正义的,官吏一方面是法律的执行者,另一方面也是法律的仆从。

  总之,在没有"哲学王"的条件下,法律应该是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违背法律的人就该遭到鞭打或囚禁,剥夺公民权,以至于放逐或死刑。良好政体的根本原则应该是城邦受法律的支配,而不是由个别统治者和特殊阶级或利益集团的支配。他说:"在法律服从于其他某种权威,而它自己一无是处的地方,我看这个国家的崩溃已为时不远了。但如果法律是政府的主人并且政府是它的奴仆,那么形势就充满了希望,人们能够享受众神赐给城市的一切好处。"柏拉图强调树立法律权威,特别是强调政府及其官吏遵守法律的思想,对后来西方的法治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4.1.3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

  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继承了柏拉图的思想精华。他主张实行共和政体,提倡民主,坚决主张中产阶级执政,因此法治成为其理想政体的逻辑必然。

  亚里士多德明确而坚定地主张法治,并系统阐述法治理论,他既是古希腊法治思想的集大成者,又是后世法治理论的奠基人。他的法治理论,启发和推动了西方法学的形成和发展,倡导了一种法律的至高无上、法律的神圣权威以及法治优于人治的社会观念,形成了支配西方长达两千多年的法治传统并延续至今。

  亚里士多德极力推崇法治,针对自己的老师柏拉图提出的"哲学王"的统治,他明确指出:"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因为不凭感情管理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优良,这是亚里士多德法治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优良的统治应当免除人的情感或非理性成分,是一种理性的统治,而人治不能免除人的情欲或非理性成分,唯有法治能够免除人的情欲或非理性的统治,因此法治是优于人治的统治,他这样写道:

  谁说应该由法律遂行其统治,这就是有如说,唯独神明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是最好的人们(贤人)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明和理智的体现。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出,法治不仅是在于人类本性的需要,它更重要的功能在于对权力的约束。他以僭主政体为例说明,为何僭主政体是极其畸形的政体。

  僭主施政是只考虑其个人私利的,对人民的公益则毫不顾惜,而且也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限制他个人的权力。这是一种暴力的统治,所有世间的自由人都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制度。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亚里士多德认为那是权力没有受到应有的限制导致:"人们要是其权力足以攫取私利,往往就不惜违反正义。"因此,任何机构、团体或个人都不能取得绝对的权力,"应该承认邦国必须设置若干职官,必须有人执政。但当大家都具有平等而同样的人格时,要是把全邦的权力寄托于任何一个个人,这总是不合乎正义的。"而要让权力受到限制,法治无疑是最有效的手段,是最可靠的保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建立一个稳定的优良政体,城邦就应该树立最有权威的理性规则,不让任何人在政治方面获得脱离寻常的超然地位,这种权威的理性规则就是法律。

  法治在亚里士多德眼里无疑是最好的治理城邦的形式,但要如何才能实现,对此亚里士多德又为法治确立了两个基本标准,他说:"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都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从根本上说,立法的好坏不仅决定着法律本身的优良程度,而且也是普遍遵从的前提。而普遍守法则是法治的重要内容,守法成败直接决定了法治的成败。

  因此,城邦要实行法治就必须做到这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城邦必须从立法和守法来实现法治:在立法方面,他认为必须遵循以下几个重要的原则:一是所订立的法律必须反映中产阶级的利益;二是要详细研究城邦的情况,包括城邦的大小和境内居民人数的多少以及与邻邦的关系,还有财产、军备等实际情况;三是要考虑对公民特别是青少年加强教育;四是灵活性与稳定性相结合,法律不能一成不变,但也要注意保持其稳定性。

  在守法方面,他强调法律之所以能有成效全靠公民的服从,即要求公民守法。

  而守法和德行存在密切的联系。一个人是否守法,不仅仅取决于法律对他的约束强度,还取决于他是否具有德性。他说:"大多数合法行为几乎都出自于德性整体。

  法律要求人们全部合乎德性而生活,并禁止各种邪恶之事,为教育人们去过共同生活所制定的法规就构成了德性的整体。"亚里士多德对法治概念的基本诠释,厘定了西方法治思想的大致走向,可以这么说,从古希腊罗马,中经中世纪,到近代的所有思想家,他们对法治的论述,不过是对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进行符合自己时代精神的发挥和进一步阐释而已。

  他们或者结合自己所处时代背景和现实要求论证社会成员守法的正当性、合理性和神圣性,并进而设计出保证法律被一体遵行的各项政治法律制度;或者根据良法这一定义提出自己的一系列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总的说来,法律高于政府并作为整个国家的合理性权威这种理念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已经初见端倪,它成为西方有限政府理论中法律对政府制约的一个源头。

  4.1.4 西塞罗的法治思想

  古罗马政治法律思想深受古希腊政治法律思想的影响,是对古希腊思想家们法治理念的继承和发展。罗马法是古代社会最发达、最完备的法律体系,并构成了现代西方国家制定法律的历史基础。与古代希腊的政治思想家不同,罗马人第一次把法律置于国家权力之上,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法律在政治生活中的优先地位。

  马尔库斯·图里乌斯·西塞罗是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同时也是古罗马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萨拜因用这样一句话说明西塞罗的重要性:"他的书有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优点:无论谁都要读。一种思想一旦能保存在西塞罗的著作里,那它就可以在全部未来的时光里为广大的读者保存下来。"在法治理论的发展史上,西塞罗起到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西塞罗认为,法律是源于自然,应该从自然中寻找法律的根源。他认为:"法律是最古老的、一切事物的始源自然表述的对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分,人类法律受自然指导,惩罚邪恶者,保障和维护高尚者。"他还从自然法的基本概念出发,指出:"法律乃是自然之力量,是明理之士的智慧和理性,是合法和不合法的尺度。"法律在西塞罗的笔下,已经是俨然是一种神迹,他甚至还高度评价道:"法律由神明赋予人类,它理应受到称赞……要求人们正确行使和阻止人们犯罪的理性,它成为法律并非始至它成文之日,而是始自它产生之时,它是同神明的灵智一起产生的。
  
  因此,真正的第一条具有允行禁止能力的法律是至高的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的最高神)的正确理性。"西塞罗将法律同人的本性、理性和神明的灵智统一了起来,把法律看做是"最高理性"和"神明理智",法律代表公正,不公正不能成为法律。如果政府通过了有害的决议,不管这些决议是什么样的,他们也不应该被称为法律。

  在立法方面,西塞罗认为法既不能由人民来决定,也不能国王或法官决定。如果法是由人民的法令、统治者的决定、法官们的判决确立的,而且这些行为是经过平民投票和法令批准的,那么,法就将鼓励人们随意仇杀、抢劫、通奸,这些都是违反正义和自然的。他这样痛斥道:"如果愚蠢的人们的意见和决议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以至于他们的表决能够改变事物的自然法则,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认为恶的、有害的为善的和有益的?如果法律能使非法变为合法,那么为什么同一法律不能使恶变成善?"真能这样做的话就意味着人的意志是可以改变自然法了。然而自然法是最高的法律,无法被改变,适用于任何时代,产生于所有成文法之前,它是普遍的、永恒的、绝对的。

  因此他强调,不能把任何一种成文性质的法律都叫法律。他心目中的法律是这样的:与自然法相符合的法律;能够区分正义与非正义界限的法律;对善良的事能够予以捍卫的法律。制定法本身具有效力,是因为制定者的理性与自然法相符合。制定法的目标是"为了保障公民的福祉、国家的昌盛和人民的安宁而幸福的生活。"一个国家没有法律,就必然变得毫无意义。
  
  既然自然法是最高的法律,那么,制定法必须接受自然法的指导,其合法与否要依自然法判断。"那些各种各样的、适合一定的情势给人民制定的条规被称为法律主要不是由于他们实际上确实如此,而是一种代称。"制定法是自然法的代称,它当然必须符合并服从于自然法,同时它还要符合神明的灵智,因为神明的灵智也是最高的法律。在国家中的每一个人都要遵守和服从自然法、神法,也要按照制定法的要求,因为三者虽有层次上的差别,但实则为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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