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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情报准备理论的发展历程及其优劣分析

来源:情报杂志 作者:胡中健
发布于:2020-08-20 共9956字

  摘    要: [目的/意义]研究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理论,有助于了解美军情报改革的主要脉络、当前困境和发展方向,学习和借鉴相关经验和工作办法。[方法/过程]通过对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理论的研究历程进行梳理,结合美国冷战以来重大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和军事情报改革,对其主要贡献和局限性进行总结和评价。[结果/结论]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理论能够紧盯对手,指导部队保持战备能力,并且通过反思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已经成为美国应对多样国家安全威胁的重要情析工具,有力保障了军事决策流程。然而其自身也存在框架结构长期不变,工作内容不断增多,高新技术依赖程度高的局限性。

  关键词: 美国陆军; 情报分析; 战场情报准备; 战场环境; 军事决策;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Researching the battlefield intelligence preparation of the U.S. Army is conducive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current obstacl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forms, so as to learn and draw upon its relative lessons and methodologies.[Method/Process]Through sorting out the research course of battlefield intelligence preparation of the U.S. Army and studying U.S. major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shifts and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forms since the cold war era, the research summarizes and evaluates the major contribu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battlefield intelligence preparation of the U.S. Army.[Result/Conclusion]The U.S. Army battlefield intelligence preparation sets its focus on the rivals, instructs the armed force to maintain readiness, achieves innovation through continual self-reflection, and evolves into important analysis tool in addressing multiple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 robustly supporting the military decision process. However, it also has the following limitations: unchalleng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continual growth of work contents and reliance on advanced technologies.

  Keyword: U.S Army; intelligence analysis; battlefield intelligence preparation; battlefield environment; military decision;

  0 、引 言

  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的定义是分析任务变量的系统程序,包括关心地域内的敌军、地形、天气和民事考虑事项等因素及它们对行动的影响[1]。其主要关注点是“准备”,即为指挥官准备情报资料,判明对手能力和意图,驱动军事决策流程,是一种高强度、全覆盖的情析程序。在作战领域上,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涵盖陆、海、空、天以及电磁、网络、心理等广阔领域。在行动顺序上,不分平时战时,始终紧盯敌情动向,进入战区后第一时间为指挥官呈现当前态势。在具体内容上,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包括四个主要步骤,分别是明确作战环境、描述环境对行动的影响、评估威胁和评估威胁行动方案。

  2017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俄视为主要竞争者,将首要安全关注重点移到大国竞争上[2]。同年,作为军事转型领头羊的美国陆军开始全面修订作战条令,并把《战场情报准备》作为首要的修订对象,引发新一轮的研究热点。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发生重大调整,美军展开新一轮军事转型之际,系统回顾战场情报准备理论的演变过程,结合冷战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大调整和情报改革实践,对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理论的主要特点和局限性进行评析,能帮助我们更深刻认识美军情报改革的主要脉络、当前困境和发展方向,学习和借鉴有关工作经验和工作办法。

  1 、战场情报准备理论的演变过程

  1975年9月,陆军情报中心(USAIC)主任尤金·凯利准将(Eugene Kelly)在一份发给概念发展部主任的文件中首次提出要研究“战场情报准备”概念[3]33。经过40余年的情报实践,美陆军战场情报理论已经从单一军种拓展到联合作战,逐渐成为国家安全领域广泛适用的情报分析程序。由于该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历经美国军队和情报界的多次重要改革,头绪相对繁杂,笔者根据美军作战理论调整和情报改革的重大事件,大致可以将其演变过程分为诞生、走向联合、改良和回归四个阶段。
 

战场情报准备理论的发展历程及其优劣分析
 

  1.1、 诞生阶段(1975-1989年)

  1975年3月,越南战争结束,美军因忽视常规战争准备,偏爱核战略付出了惨重代价,自我塑造和重组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在军事情报领域,针对越战期间情报保障指挥决策不利的问题,凯利准将首倡战场情报准备理论的研究工作。他麾下的戈恩少校(George A.Gaun)和威尔逊中校(Samuel V. Wilson)分别成为这一阶段前期和后期的主要理论贡献者。1975-1978年,戈恩少校在陆军情报发展中心战斗发展处任职,带领团队研究并完成了理论基础,并制作相关教学视频和教材。1983年,曾是戈恩团队成员的威尔逊中校前往韩国任职,在与韩军的合作中实现了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理论的首次实战化应用,并在预判朝军动向的过程中表现出色。之后,威尔逊中校接手反情报工作,并在红队分析中运用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理论,从敌方角度准确判断出美军将要采取的行动方案。威尔逊团队的成功预测使参加对抗的美军作战部门大为折服,充满争议的“反战场情报准备”理论也由此诞生[3]33-35。

  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理论诞生于越南战争失利的泥沼,首要目标就是应对与苏联间的大国竞争,具有强烈的冷战色彩。这一阶段也是美军广泛参与,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各军种积极发挥主动作用,不断推进各项改革项目、倡议和实践,大量鲜活思想和实践体会在这一时段摩擦、碰撞,光是陆军就产生出战役和战役法以及“空地一体战”等重要作战理论。这样的时代背景确保了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理论在诞生之初就具备极强的生命力。

  1.2、 走向联合阶段(1989-2001年)

  在完成理论基础和初步应用后,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理论开始不断丰富内涵,拓展外延。1990年,在代号为“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的多国军事行动中,战场情报准备工作的重点转为采取宏观方式判明敌人战略弱点,其在战略层级的应用得到认可。1994年,陆军条令将战场情报准备过程的四个主要步骤正式确定下来,并很快以其简洁实用的特点运用于非战争军事行动,并迅速进入美国盟友的军事情报训练体系。对于“战场”的认识也是进一步加深,山地、城市、极地、沙漠、丛林等特殊作战环境的研究均取得一定成果。2000年5月,作为参联合条令组成部分的《联合战斗空间情报准备》正式出版[4],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理论自此走向联合阶段。

  这一时期,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军力规模大幅削减,战场情报准备理论在军种内部的研究热度有所下降,但在跨国、跨机构合作中得到广泛认可,有力支援了美军一系列非战争军事行动,还被纳入联合作战条令体系。同时,通过对不同环境的深入研究,美军对“战场空间”中自然环境的认识大大丰富和拓展。

  1.3、 改良阶段(2001-2017年)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陆军将任务重心转向带有明显游击性质的恐怖组织。转型给美军带来了艰难的挑战,美军中校约翰·A·纳格尔(John A. Nagl)把适应非常规战争对手的过程形容是“学会用餐刀喝汤”[5]。美国陆军也在积极思变,比如提出更适用于非常规威胁的“复杂战场情报准备理论”,试图弥补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理论的局限性[6]。但是军队想要革新理论的呼声尚未得到高层重视时,通过技术革新改良陆军战场情报准备工作成为了新的关注热点。分布式通用地面系统(DCGS)、自动数据处理技术等在内的技术手段革新有利保障了战场情报准备产品的生产、更新和分发过程,美军情报融合和分析处理能力进一步增强。随着情报搜集和通信手段的增强,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工作实现了战场可视化和实时沟通两大目标。战场环境认识方面,信息环境和社会环境成为了这一阶段新的研究课题,网络空间的攻防和人文地形要素得到军方的重点关注。在联合作战领域,联合作战环境情报准备理论取代战斗空间情报准备理论。

  这一时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中,营级指挥官和参谋军官的作战实践进一步丰富理论在战术层面的应用,成为了反叛乱作战情报保障中的关键环节。“全频谱作战”理论的提出将战争和非战争军事行动纳入统一的联合作战框架。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理论也适时全面吸收了以往各类作战行动的经验教训,伴随着新的战场环境认识,进一步改良和丰富自身理论内涵。

  1.4、 回归阶段(2017-至今)

  随着美军在世界范围内的反恐战争告一段落,美国陆军启动了自越南战争结束后整顿军队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现代化计划,这将是一次彻底改变其武器装备、训练与战术的变革性转型[7]。2018版美军条令《作战》的发布标志着美军将作战样式从反叛乱作战转到大规模地面作战行动。陆军情报部门的首要改革重点是修订新版《战场情报准备》条令,将其纳入“多域战”理论体系。2019年3月1日,美军历时两年完成新版条令《战场情报准备》,并在当年第四期的《军事情报专业公告》上推出专题介绍。相比上一版,2019版陆军战术出版物《战场情报准备》的主要调整包括:a.调整术语,与当前条令相匹配;b.关注大规模作战行动、多域战和应对势均力敌的敌人的行动;c.强调美国军队要在多领域(空、天、地、海和网络)、信息和电磁频谱环境下作战,能够应对复杂的作战环境;d.新增关于网络空间考虑事项的附录;e. 参照94版条令,新增关于地形、行动和武器数据表格的附录[8]。

  美军将这一阶段视为冷战时期未竞工作的延续,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理论重新回归“与势均力敌的敌人开展大规模地面作战”的课题。然而,在新版条令的修订中,除了增加“多域战”的有关介绍外,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理论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更像是一次对以往作战经验的总结。值得注意的变化还是在美军对部队训练的指导意见上,陆军要求战场情报准备训练更加频繁,对抗节奏更快,产品颗粒度更高。这一切都是为了保障陆军在持久的陆上行动能够获得相对的优势,为解决冲突创造有利条件。

  2 、战场情报准备理论的主要贡献

  美军前训练和条令司令部司令小弗兰克斯上将(GEN Franks,Jr )表示:“条令如果想要适应不断变化的战略环境就不能一成不变。”[9]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理论自诞生以来并未束缚于单一军种,而是在适应不断变化的作战环境和威胁对手的过程中持续丰富自身内涵和外延,成为能够应对多样安全威胁的重要情报分析程序。同时,各级军事情报官兵也在积极备战的同时,善于反思总结,活学活用,不断贡献出新思维新方法。

  2.1、 紧盯对手,时刻保持战备能力

  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理论沿用了美军惯常的假想敌机制,是一套研究主要威胁对手的分析性程序,因此会根据国家安全战略的变化,迅速调整军队的战备方向和能力。回顾历史,里根政府面临美苏冷战的紧张局势,强调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挥的全球领导作用。”[10]同一时期,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工作主要针对苏联,重点围绕富达尔山谷等美苏对峙的关键地形展开分析研判。2002年,小布什政府在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正式提出向恐怖分子和敌对国家发动主动进攻的“先发制人”战略 [11]。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理论主动适应反恐战争的样式,将破坏和摧毁恐怖组织作为主要目标,深入挖掘人文地形要素,成为了反叛乱作战中保障军事决策的关键环节。2010年,奥巴马政府则进一步扩大“国家安全”概念的外延,把本土恐怖主义、网络完全隐患、财政赤字、气候问题等纳入国家安全威胁目录[12]。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理论在这一时期重点关注信息环境和网络攻防问题,积极寻找消灭藏匿于无形空间的对手的方法。而当特朗普政府重提大国竞争时,美陆军战场情报战备理论则在作战节奏和细节程度上制定了更高的标准。美陆军情报部门先是将2017年定为“情报战备年”,重点考察各级情报官兵战场情报准备水平,接着要求在陆军卓越情报中心“增加相应课时,以更好地适应战场情报准备和军事决策流程的反复练习”,“使学员实际体验作战节奏更快和要求更高的大规模地面作战行动。”[13]不管对手是谁,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理论的优长在于要求情报人员具备相当高的警惕性和预见性,能够根据对手特点主动保障指挥官的潜在需求。戈恩少校尤其强调战备意识:“战场情报准备是(参谋人员)在接受下一场战争‘最终检验’前必须完成的‘家庭作业’,关注的是指挥官今天或者下周需要什么,而不是想要什么。”[14]

  2.2 、通用兼容,有力保障各项决策工作

  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理论是驱动整个军事决策流程的关键环节。参谋人员使用系统方法和情析技能深入分析环境和威胁的各个方面,为后续作战筹划提供可能的威胁行动方案。其相关情报产品不仅能提高筹划效率,还能为制定情报监视侦察计划提供框架,增强指挥官的态势感知和科学决策能力。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理论一度被认为是大规模作战的情报分析程序,但在20世纪90年代,该理论在多国行动决策流程中展现出通用兼容的特性。这一时期,随着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克林顿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详述“实现美国的目的和目标所必需的外交政策、国防实力和全球承诺”[15]。美军开始在海外频频用武,但是与盟友的配合协同成为了新的难题。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理论因其技术门槛较低,基本程序简单易懂的特点很快成为英澳新加日韩等盟军的通用情报理论,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该理论通过公开发布条令和服务多国演习和行动,成功影响并重塑了美国盟友的情报分析流程,增强了协同水平,提高了多国行动的决策能力;另一方面,该理论广泛运用于维和、反毒品、人道主义救援减灾等16种非战争军事行动,充分保障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进一步拓展了美国的海外影响力。此外,由于在训练和实战中频繁使用,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理论已经深刻影响军事情报官兵的思维模式,对个人职业、生活决策也有裨益。陆军情报部队一级五等准尉巴西利(David J. Bassili)就利用战场情报准备过程帮助面临“非升即走”难题的军人选择更有利于个人和家庭的职业道路 [16]。

  2.3、 善于反思,不断积累总结情报工作

  高金虎教授在分析美国走向情报强国的发展路径时,指出“反思性的情报文化是完善情报工作的理论源泉。”[17]美陆军关于《战场情报准备》的多次修订和完善工作很好验证了美国情报界善于自我反思、自我总结和自我提升的情报文化。首先,美军高度重视一线基层官兵经验,将条令更新工作视为一个不断吸收新锐思想、培育战斗力的孵化器。以2019版《战场情报准备》的修订工作为例,陆军卓越情报中心先是召开为期3天的工作坊会议,召集来自陆军各个部门、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代表参与讨论。会议结果保留了现有的战场情报准备主体框架和组织流程,高度肯定了反恐战争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并对下步工作提出了六点意见。之后,条令修订团队充分考虑吸收会议意见,并于2018年7~8月向海内外美军发放修订稿,广泛征求意见。在最终收到580条评论意见后,工作团队又经过3个月的辛勤工作才最终完成了新版条令[18]。此外,美军重视情报工作中的失败教训,提倡不同声音。1992年洛杉矶骚乱爆发,陆军情报部门试图采用战场情报准备理论协助执法行动却遭失败。人们开始怀疑“当威胁包括暴乱分子、自然灾害、毒贩、大规模移民,而非摩步团时,情报分析员该怎么改良战场情报准备产品?”[9]18陆军情报部门深刻汲取此次惨痛教训,开始反思执法情报和军事情报的区别,研究出更适用于国内执法工作的分析方法和模板,并且强调在非战争军事行动需要关注更多细节,尤其要重视人口分析。

  3、 战场情报准备理论的局限性

  孙子曰,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19]。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理论虽然有着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将美军的战场感知能力和决策水平提升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是同时也因为主体框架长期不变、准备内容日益繁重以及对于高新科技依赖度高等问题而在谋略对抗方面稍显不足。这些缺陷客观上都会削弱美军决策过程中抵御对手变招和怪招的应变能力。

  3.1、 主体框架长期不变,情报研判存风险

  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理论长期保持稳定的框架结构和工作程序,培养了数代军事情报官兵。随着多国行动的开展和美军条令的公开发布,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理论迅速传播,被多个国家奉为圭臬,然而这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美军发现,威胁对手可以轻易获取美军相关条令,并根据内容进行针对性准备,甚至使用欺骗手段迷惑美军指挥官,这就产生了“反战场情报准备现象”。其主要实施方法有两种:一是根据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流程推断出美军眼中己方最可能的行动方案,然后故意放弃最可能的行动方案,达到“奇袭”目的;二是将计就计,做出将要采取最可能行动方案的假象却不付诸行动,麻痹美军情报分析人员的思想,产生“狼来了”症候。为降低情报研判的风险,避免出现重大决策失误,美军也采取了一些应对举措:一是提醒指挥官不要盲目迷信参谋列出的敌最有可能行动方案,战场情报准备产品并不是一个有绝对把握判明对手意图的“水晶球”[20];二是提醒参谋人员不要机械地完成战场情报准备工作,要有自己的批判思维;三是直接在陆军最新条令中删除有关“反战场情报准备”的介绍 [15]14。但这些应对举措并不能带来实质性的变化,面对大规模地面作战的要求以及该理论在盟军作战训练体系的牢固地位,美军并没有对主体框架做改动,而是选择将提高情报人员业务能力作为工作抓手,但这无法在根本上解决问题。

  3.2、 工作内容不断叠加,情报参谋压力大

  获得必要的情报知识是情报参谋进行战场情报准备的基础,也是一项需要由指挥官推动实施的一项持续性任务。从早期关注地形和天气,紧盯常规作战力量,到如今置身全域多维空间,分析判断敌人在各种环境下的行动能力,情报参谋所关注的内容在持续增多,其承受的压力不断剧增。压力的具体表现有3点:一是工作时间紧。美陆军副参谋长小阿什利中将(Robert P. Ashley, Jr.)强调:“我们必须首先看到,首先了解和首先报告,保证及时和消息畅通的军事决策和情报生产过程能够跟上任务指挥速度。”[21]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情报参谋既要保障指挥官快速决策,又要保证情报产品内容详实细致,同时还要根据随时可能下达的任务指令以及敌情变化做出反应,因此合理分配极为有限的时间成为了亟待攻克的难题。二是协调沟通难。为了向指挥官展示战场全景,情报参谋负责协调并监督各方面的情报准备工作,其中还包括大量跨国、跨机构的联络工作。在“多域战”作战理论的框架下,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加凸显,因此2019版《战场情报准备》条令将参谋协调作为重点内容。三是训练课程难。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训练时间紧、要求高,受训官兵普遍反映不能按时完成训练内容。情报卓越中心教训研究部在总结2012-2014年中心训练情况时,发现受训单位战场情报准备工作内容精细程度不够,所提供产品也不能支持指挥官决策[22]。来自新西兰军队的调查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当问及关于战场情报准备理论的感受时,受访的17名新西兰军人普遍用“嘲笑”一词形容他们在训练和作战中的沮丧情绪[23]。

  3.3 、高新科技依赖度高,理论发展遇瓶颈

  早期的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工作完全是由参谋人员全程“手工”完成。参谋人员需要在1:50 000的地图上人工标绘收集到的情报信息,并且制作大量纸质图表、清单、矩阵和模板,效率极低且容易出错。因此进入信息时代后,美军致力于通过开发先进的计算机自动数据处理技术和顺畅通达的通信设备来提高情报处理、融合和分发的效率,为指挥官提供实时准确的战场态势,缩短决策所需时间。然而,过于依赖高新技术也会产生两个弊端。首先美军一旦遭遇高强电磁干扰或者出现电子办公设备无法工作的情况时,战场情报准备工作就将陷入瘫痪状态。因此也有军官建议回归“手工”模式,即在前往战场前打印纸质情报参考资料,保证指挥官和情报参谋可以不受环境制约,始终在研究敌情[15]15。其次,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理论作为一种分析理论,“在吸收和利用先进及技术方面基本上是‘用技术武装理论’,即用技术手段提高原有分析方法的效率。”[24]技术的进步不能掩盖理论发展遭遇瓶颈的问题,该理论依然不能完全脱胎于新技术的环境,突破传统冷战思维,还达不到“用技术指导理论”。这也体现了此次由陆军主导的军事转型并不彻底,具有强烈的保守色彩。

  4 、结 语

  回顾历史,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经过40多年的沉淀,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衍生出大量理论成果,出色完成了情报支援工作。美陆军战场情报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能始终紧盯对手,不断提高战备能力,同时注重反思情报得失,积极拓宽理论的外延,不断提升理论的适用性。与此同时,该理论在实际工作中也暴露出主体框架长期不变,准备内容不断叠加,高新技术依赖度高等问题,对指挥官判断决策、情报参谋能力素质、理论创新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挑战。

  在新一轮美国军事转型中,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理论再一次焕发生机,一方面得益于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其理论特点可以较快适应大规模地面作战实际;另一方面也是受历史惯性的影响,成为转型“领头羊”的陆军选择继续相信这套已远播海外的经典理论的价值,将其作为“喝汤的汤匙”。新的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理论及其配套的训练计划将成为美军未来情报工作的基石之一,并深深影响未来战争的决策过程和谋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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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原文出处:胡中健.美陆军战场情报准备理论的演变过程及评析[J].情报杂志,2020,39(07):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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