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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战争”带给情报工作的挑战与对策

来源:情报理论与实践 作者:周京艳,李楠欣,张惠娜
发布于:2020-06-22 共5730字

  摘    要: [目的/意义]以多主体参与、突破领域限制、融合多种手段为特征的混合战争给情报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混合战争背景下,需要审视情报工作面临的问题,思考解决的方案。[方法/过程]介绍了混合战争理论的发展与实践,分析了混合战争的特征及其给情报工作带来的影响,探讨了未来情报工作的发展方向和路径。[结果/结论]面向混合战争,情报工作需要在情报理念、情报生产力、情报共同体构建等方面提升情报工作能力。

  关键词: 混合战争; 情报工作; 情报生产力; 情报工作能力;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Hybrid war, which was characterized lots of participation, breakthrough of field limit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means, brings great challenges to intelligence work. Under the hybrid war, we need to think about the problems of intelligence work and offer solutions.[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hybrid war theor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ybrid war and its influence on intelligence work, and probes into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path of future intelligence work. [Result/conclusion] Under the hybrid war, intelligence work needs to improve intelligence concept, intelligence ability, intelligence productivity and intelligenc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Keyword: hybrid war; intelligence work; intelligence productivity; intelligence capability;

  我国的安全和发展面临的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越来越多。其中,混合战争就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混合战争是一种新的战争形式,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及其在生活多领域的应用,使得战争和冲突的理论和实践均发生了范式转变[1]。美国、俄罗斯等国家有丰富的混合战争经验,当前很多国际问题的背后都有混合战争的影子。例如,中美贸易战很有可能发展成混合战争,或者已经成为美国对我国发动的混合战争的一部分。

  作为一项智慧活动,情报工作具有时代性和社会性,情报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随着社会需求和时代变化而发展。混合战争给情报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如何应对混合战争所带来的挑战,是情报工作完成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使命所必须思考的论题。因此,有必要对混合战争及其对情报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研究,以明确未来情报工作的方向与路径。
 

“混合战争”带给情报工作的挑战与对策
 

  1 、“混合战争”理论的发展与实践

  混合战争是全球化和大量新技术创新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战争形态。在核大战难打、国际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这种烈度相对低、效果更好的混合战争正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一种新方式[2]。面对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通过对传统战争模式的反思,军事界提出了混合战争理论,并逐渐将其应用于实践。

  2007 年,美国军事专家弗兰克·霍夫曼撰写《21世纪冲突——混合战争的兴起》,首次系统阐述了混合战争理论。霍夫曼认为:现代战争的形态正在发生变化,即从传统的“大规模正规战争”和“小规模非正规战争”正逐步演变成为一种战争界限更加模糊、作战样式更趋融合的混合战争[3]。2010年,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正式将混合战争理论作为美国应对多元化安全威胁的战略指导。兰德公司也于2010年发布混合战争的分析报告[4]。2015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将混合战争作为美军重点应对的威胁样式。可见,混合战争理论已经成为美国军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美国已经将混合战争理论应用于实践中,如美国插手中国香港事务被认为是美国对中国发动的混合战争的一部分。

  相较于美国的理论先行,俄罗斯是混合战争实践的先行者,其对乌克兰和叙利亚的行动被认为是典型的混合战争。时至今日,俄罗斯已经打造出特色鲜明的混合战争[5],我国学者将其总结为俄式混合战争,即军事方面善用谋略、舆论宣传手腕多、外交手段诡谲多变[6]。

  我国对于混合战争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99年的“超限战”理论。超限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用超限手段,将多种战争模式、力量结构、采用方法结合在一起,来克服自身现有的和潜在的军事劣势[7]。这种认识与混合战争理论有许多相似之处, 曾引起了美国的极大关注[2]。

  作为一种理论,混合战争已经引起了各国军事界的高度重视;作为一种战争形态,混合战争已经被付诸实践,并有可能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要形态。对此,情报界必须提高警惕,以审慎的态度思考其给情报工作带来的挑战,并找出应对的方法。

  2、 “混合战争”带给情报工作的挑战

  综合国内外研究可知,混合战争是一种多主体参与、突破领域限制、融合多种手段的战争,它通过融合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技术、不同时空、不同方式来进行战略塑造和战争设计,以达到总体安全的目标。其特征表现为五个“混合”:战争主体的混合、战争手段的混合、战争样式的混合、军事行动的混合、作战目标的混合[8]。通过与传统战争的对比,可以更清晰地见出混合战争的特征。

  战争离不开情报工作,情报支撑战争。战争形式的变化带来情报工作的变化。混合战争的出现,给情报工作带来全新的挑战。以下结合混合战争的多主体参与、突破领域限制、融合多种手段等特征,分析混合战争给情报工作带来的挑战。

  2.1、 情报工作内容和对象复杂化,单一领域的情报工作寸步难行

  首先,混合战争是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发起国长时间不采取明显的战争行动,因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战斗前方与后方,使得混合战争成为一场持久战。同时,发起国很少与敌国产生正面冲突,而是借他人之手采取行动,如使用雇佣军、私人军事公司、内部非法武装、代理人等。

  其次,混合战争具有多元化的参与主体。政府、非政府组织、宗教势力、媒体、科技公司、有影响力的个人与学者,都有可能成为战争的主体。战争主体的多样化意味着混合战争没有统一的领导指挥中心。此外,作为一种持久战,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参与主体。在准备阶段,战争发起国会利用媒体破坏对象国政府形象,通过挑起社会问题与矛盾引发社会撕裂。或者让某些学者发表言论或学术观点,冲击对象国的政府和民众的思想观和价值观,让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某种观念,以便于后期利用。在实施阶段,战争发起国会扶持对象国的反动派,包括政治反对派和非法武装力量。可见,在准备阶段,媒体人、学者可能成为战争主体;在实施阶段,政府反对派、各种武装力量成为战争主体。

  第三,混合战争会使用大量破坏性的“催化剂”,包括:传统的颜色革命、外交措施、经济制裁、非法武装支持、舆论引导等。这些非军事行动,看似不会给国家造成危害,但是可以加快对象国的瘫痪进程,让对象国政府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主动权。

  众所周知,明确战争主体、知道敌人是谁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前提,尽早识别战争主体则是情报工作的首要任务。但是,混合战争中多元化的参与主体、持久战的特征、各式各样“催化剂”,使得情报工作的对象和内容变得纷繁复杂,情报工作的识别任务变得无比艰难。尤其是传统的单一领域的情报工作难以完成识别战争主体的任务。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的按领域开展的情报工作已经难以担负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的任务,不能尽早识别出战争主体,后续的预测与预警便无从谈起。因此,在混合战争背景下,情报工作的对象和内容都变得更为复杂、更为隐蔽,单一领域的情报工作变得寸步难行。

  2.2 、社交媒体情报工作日益重要,冲击传统的情报认知

  信息战是混合战争的重要作战行动,争取民心是混合战争的制胜机理。网络时代,社交媒体是争取民心、赢得信息战的最佳平台。因此,面向社交媒体的情报工作日益重要。无论是在信息战的防御阶段还是进攻阶段,都离不开面向社交媒体的情报工作。

  第一,信息战进攻阶段的情报工作。在信息战进攻时,利用社交媒体可以直接干预大选。例如,英国剑桥大学心理测量中心设计了一款名为“我的个性”的游戏,游戏目的是通过社交媒体来衡量并影响人们的政治倾向,并以游戏和游戏参与者为对象开展了研究。为此,数据公司和政治财团直接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拉票活动中。而该项目并不是一项单纯的游戏开发,也不是一项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得到了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支持。此外,“剑桥分析”公司曾经以5000万脸书用户的资料为特朗普大选服务。在着名的“通俄门”事件中,也有“剑桥分析”的影子。“剑桥分析”利用用户资料,能够分析用户的心理特征和政治倾向,并由此开发出“心理战”工具。从媒体报道来看,“剑桥分析”在利用社交媒体干预大选方面可谓是炉火纯青。而挖掘其背后的关系可发现,他们的项目多得到政府支持。可见,利用社交媒体发起进攻已经成为混合战争常用的手段。

  第二,信息战防御阶段的情报工作。舆论引导是混合战争的重要手段,通过舆论引导可以争取民心。舆论引导通常有两种作法。一是利用虚假账号和网络机器人来隐藏真实身份和真实意图,营造一种符合“民意”的氛围。网络机器人可以使用假消息来冲刷社交媒体,并通过点赞、分享等行为来为舆论造势。同时,一个假的舆情甚至可以直接反转舆论。利用社交媒体能够实现虚假信息的传播,并能在现实生活中引起动荡,从而控制舆论,防御敌方进攻。二是在社交媒体上进行持续的内容输出以达到传播政治内容的目的。俄罗斯的网络部队曾运营了一个算命博客,提供人际关系、减肥、风水、地缘政治等方面的预测,经过持续运营,实现通过切入普通人的日常兴趣来实现政治传播的目的,为战争做好政治思想的准备。

  利用社交媒体发起信息战已经成为混合战争的通用手段,社交媒体的情报工作日益重要。这冲击了传统的情报认知,尤其是反情报认知。在混合战争背景下,反情报不再是单一的人力情报,也不再是单一的隐蔽行动,而是一项面向社交媒体等公开情报源的综合行动。可是,当西方国家已经把社交媒体当作一种常用战争手段时,我们对社交媒体的关注还停留在是否侵犯隐私等表层问题上,对用户资料的应用则是以购物推荐、吸引流量为主。这种认知已经不适用于应对混合战争所带来的威胁,必须重新审视社交媒体资源和平台在情报工作的重要性。

  3 、面向未来的情报工作

  混合战争带来的是长久的混合威胁。在混合战争的背景下,情报工作的内容和对象更为复杂化,社交媒体的情报工作日益重要。因此,未来的情报工作应该有新的思路,以应对混合战争带来的各种安全问题。

  3.1、 树立总体安全观和大情报观,提高情报工作的综合能力

  应对混合威胁,最有效的方式是提高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的综合能力。就情报工作而言,应该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大情报观。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大情报思想的指导下,面向国家安全与发展,实现各领域情报工作的融合,加强科技情报、竞争情报、社科情报、军事情报等各领域情报工作的交流与合作,打破自身领域的局限;依靠政府部门、科研院所、大型企业、军事机构等力量,整合情报资源,提高情报工作的综合能力。通过统筹战略资源、运用战略手段,形成全国情报工作一盘棋,让各领域情报工作在整个情报系统中有序运转,有分工、有合作,各司其职、各就其位,在合作与交流中发挥整体功能,提高情报工作的综合能力。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整合情报资源必须重视社交媒体资源,要善于从社交媒体中发现关键信息。混合战争背景下,社交媒体不再是简单的日常交流平台,而是重要的战争场地。

  3.2 、提高情报生产力,确立情报优势

  应对混合战争的威胁,最重要的路径是提高情报生产力,确立情报优势。情报生产力是综合理论、方法与技术所形成的一种合力,它的形成既依赖于领先的技术,也依赖于创新的情报理论,更依赖于新技术、新理论与情报实践的有机结合。未来的情报工作,一方面要实现技术和理论的创新;另一方面则要在创新的基础上,实现技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当前的情报工作在技术的创新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很多新一代信息技术都应用于情报工作。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情报技术与实践的结合并不紧密,情报工作者对技术不够精通,技术工作者对情报工作不够理解,由此导致技术不能与实践结合。在理论创新方面也是如此,我国情报界的理论还是以引进国外理论为主,在中国的情报实践中有水土不服的现象。今后提高情报生产力的重点是着力于技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3.3 、加强国际情报合作,构建情报工作共同体

  混合战争所带来的威胁是世界性或者区域性的重大难题,涉及国内和国际的方方面面,且混战争发起者常采取联盟或合作方式。这就要求情报工作不仅要提高自身情报生产力,提高情报综合实力,还要构建情报工作的共同体,以共同体来应对混合战争所带来的威胁。构建情报工作共同体,整合国内资源,加强国际情报合作,提高联合情报行动能力,是未来情报工作突破的关键。

  3.4、 打好情报持久战

  混合战争具有长期性和持久性,这使得打好情报持久战成为情报工作的必由之路。混合战争具有较长的准备阶段,是个不断渗透的缓慢过程,情报工作人员必须在其准备阶段中,尽早识别战争主体和战争行为,尤其是社交媒体中的战争主体。打好情报持久战,一是要意识到未来的情报工作是长期存在的,即使是在和平的环境中,情报工作也不可放松,更不可停止。二是要加强情报工作的力度,应用于情报工作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但不能减少,还要有所增加。总之,在未来的情报工作中,应该通过持久作战、持续增强情报工作力度,利用情报优势促成敌人作战顶点提前到来,实现强弱、优劣的态势转换,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Danyk Y, et al. Hybrid war: high-tech, information and cyber conflicts[J]. Connections, 2017(2).
  [2] 王湘穗. 混合战争是当前国际政治博弈的重要工具[J]. 经济导刊, 2018(11):10-14.
  [3] HOFFMAN F G.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 the rise of hybrid wars[M]. Potoma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 2007:17-34.
  [4] JOHNSON D E. Military capabilities for hybrid war: insights from the Israel defense forces in Lebanon and Gaza[EB/OL]. www.rand.org.
  [5] KOFMAN M , ROJANSKY M. Kennan cable no. 7: a closer look at Russia’s hybrid war[EB/OL]. https://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kennan-cable-no7-closer-look-russias-hybrid-war.
  [6] 段君泽. 俄式“混合战争”实践及其影响[J]. 现代国际关系, 2017(3):31-36.
  [7] 乔良, 王湘穗. 超限战 [M].北京:崇文书局, 2010.
  [8] 韩爱勇.混合战争:国家安全面临的新挑战[N].学习时报,2019-1-18.

作者单位: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北京科技战略决策咨询中心
原文出处:周京艳,李楠欣,张惠娜,吴晨生.混合战争背景下的情报工作展望[J/OL].情报理论与实践:1-7[2020-06-22].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1762.G3.20200612.1333.0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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