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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建设中的不平等和不确定性

时间:2015-11-28 来源:未知 共7238字
作者:小韩 单位:

  

  笔者曾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词是效率与增长,社会建设的关键词是公平与共享'.”[1]到目前为止,把“公平”看作是社会建设的核心价值理念可能正是大多数人的观点。孙立平先生曾区分了理解社会建设的两个基本思路:一种思路是把社会视作一个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对应的领域,另一种思路是将社会视作一个与国家和市场相对应的主体。[2]

  前一种思路,即将“社会”理解为一个领域,进而侧重于从社会事业、社会管理,以及这方面的一些具体制度安排等来理解社会建设的内涵,其代表了当下大多数人的认识。陆学艺先生所概括的国内学界理解社会建设的四派观点,即强调保障改善民生的“社会事业建设派”,强调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维系社会秩序的“社会管理派”,强调调整和优化社会结构的“社会结构派”,以及强调以“社会”规制权力、驾驭资本的“社会重建派”,[3]前三派都可以归入这种理解思路,其间的区别只在于具体侧重面的差别而已。质言之,它们都将社会建设理解为主要由政府主导和举办、同时一定程度上有社会协同参与的社会民生事业、社会管理事务以及与此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的推出与完善等;实际上,这也是政府对于“社会建设”所持的基本观点。而无论是民生的保障和改善,社会管理的创新和转型,还是社会结构(城乡结构、阶层结构等)的调整与优化,都离不开“公平”这一基础性的价值或者说核心价值。因此,在这种理解下,社会建设无疑主要是面向社会不平等而展开的,目标是控制和缩小社会不平等,促进社会公平是其核心价值理念。

  理解社会建设的第二种思路(孙立平先生自己基本上倾向于这种思路)将社会视作一个与国家和市场相对应的主体,在这种思路下,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被概括为“制约权力、驾驭市场、制止社会溃败”.[4]而之所以必须“制约权力、驾驭市场、制止社会溃败”,从有关论述可以看出,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不受规制的市场、社会的灰色乃至黑色化,必然导致社会的极大不公平,乃至弱肉强食。因此可以认为,在这第二种理解思路下,社会建设的基本价值理念同样是促进社会公平。这一点,声称自己的观点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提出来的驾驭市场、制衡权力、发育社会”的观点差不多的李培林先生说得很明确:“社会建设的最终目标是要把社会建设成一种不同于政府和市场的资源配置的权力,这样才能使市场中的一部分资源和财富流向穷人那里,由此形成资源配置上的完全公平合理。”[5]

  不仅国内大多数学者(以及政府)倾向于将公平看作是社会建设的核心价值理念,即社会建设主要是面向不平等的问题而展开的。事实上,这也是国外学术界和实务界一直以来的基本观念。“社会建设”固然是一个中国概念,但涵括在这一概念下的实践(如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助、义务教育、工会活动、慈善、社工乃至各种相关的社会运动等)以及相应的思考,在所有现代国家中都存在。而绝大多数与这一概念的内涵相关的实践与思考,基本上都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都属于“向不平等开战”的范畴。在实践方面,最典型的无疑是“福利国家”的实践,缩小不平等、促进社会公平是“福利国家”的核心价值,这既体现在作为战后“福利国家”基石之一的“贝弗里奇报告”中,同样也体现在左右两翼对于“福利国家”的批判中。而无论是右翼从公平与效率的角度批评“福利国家”的无效率,还是左翼从资本主义国家“招安”工人的角度批判“福利国家”是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套装置,[6]实际上都肯定了“福利国家”的实践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控制社会不平等的一种努力。在理论方面,最典型的有 T · H · 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在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中,与我们的“社会建设”之内涵最相对应或者说直接关联的无疑是“社会权利”(social right),即“从某种程度的经济福利与安全到充分享有社会遗产并依据社会通行标准享受文明生活的权利。与这一要素紧密相连的机构是教育体制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7]

  马歇尔认为,先后于 18、19 世纪发展起来的公民权利(civil right)和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对于社会不平等几乎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直到社会权利兴起,社会不平等现象才开始实质性地减小。在社会权利兴起发展的 20 世纪,公民权跟不平等的资本主义阶级体系一直处于战争状态,而“福利国家”的建立,在马歇尔看来乃代表了公民权特别是社会公民权所蕴含的平等主义,在对抗社会难以容忍的不平等中的一种胜利。

  当然,也有个别思想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如英国社会学家鲍曼。鲍曼指出,随着传统社会中由联系密切的社群和组织所构成的社会保护网被现代革命撕毁,个体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随着自由选择一同到来的是数不胜数的失败的风险;很多人发现或怀疑其个人能力不足以应对这种风险,因此觉得这种风险是无法承受的。对大多数人来说,除非以社群的名义签发一份保单,让他们在遭遇不幸时可以有所信任与依靠,从而减轻对失败的恐惧,否则自由选择将永远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幻影,毫无价值的空想”.因此,“现代国家自建立之初便面临着管理恐惧的艰巨任务。……现代国家矢志发展成为社会国家.与普遍的看法不同,社会国家的核心任务是保护(对抗个人厄运的集体保障)而非财富的再次分配.……第一种(保护性)社会网络包括福利机构与福利供给,国家运营或支持的医疗服务、教育、住房保障,以及阐明劳动合同中各方的相互权利与义务,并以此保障雇员的福利与权益的工厂法规等。而第二种社会网络的典型范例是车间、行会与职业联盟,它们植根于福特主义工厂,在那种相对稳定的环境中自然地繁荣发展起来。”[8]

  也就是说,在鲍曼看来,现代“社会国家”,或者说,现代世界中那些与我们的“社会建设”概念相对应的实践,主要是围绕现代社会中的不确定性而展开的,其核心价值是帮助人们应对风险,是安全。当然,在上面的引文中鲍曼也明确承认,这只是他个人的观点,而不是普遍的看法。

  普遍的看法依旧是,现代“社会国家”的核心任务是“财富的再次分配”,也即控制社会不平等。

  二

  不过,鲍曼的话却可以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社会建设所要面对的根本问题,重新认识社会建设的核心价值理念,特别是当我们已经无可回避地进入了“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认为,鲍曼的观点,也正是从一个“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的人的体验出发回顾现代“社会国家”的实践,从而对现代“社会国家”之核心任务、基本价值的重新体悟。

  社会学家贝克、吉登斯等指出,现代化的持续发展已经导致当今社会进入了“风险社会”,在现代性的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作为现代化所带来的不可控制的意外后果或副作用积累的结果--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社会、政治、经济和个人的风险越来越多地脱离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在其合着的《自反省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和美学》“前言”中,贝克、吉登斯、拉什指出:“今天的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充满了自反性的人类知识,但这并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正好相反:未来日益有别于过去,而且在某些基本方面变得十分具有威胁性。作为一个物种,我们的生存已不再有保证,即使是短期内也是如此,而且这是我们人类集体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现在风险的概念成为现代文明的中心,这是因为我们的思维大多只能建立在似乎的基础上。在我们--无论个人还是集体--生活的很多方面,必须经常建构潜在的未来,但我们知道这种建构实际上可能妨碍这些未来的出现。新的不可预测领域的出现往往是由企图控制这些领域的努力所造成的。”[9]“不确定性以自律的现代化之胜利的不可控制的(副)作用的形式回归了。”[10]

  在这个“未来日益有别于过去”的时代,在这个“风险”业已成为文明的中心概念的时代,在这个我们的思维决策“只能建立在似乎的基础上”的不确定性的时代,社会中每个成员的生活状态、心理情态都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而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愈演愈烈的不确定性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对自身命运和未来的不可预期感、失控感,焦虑已逐步成为当今人们的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心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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