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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对国家治理一般原则的探讨

时间:2015-10-12 来源:未知 共6460字
作者:学术堂 单位:
摘要

  卢梭作为现代政治制度设计大师,在年轻时即立志要撰写《政治制度论》,但终其一生也未能完成,相 关 思 想 主 要 散 见 于《政 治 经 济 论》( 1755) 、《社会契约论》( 1762) 、《科西嘉宪政规划》( 1765) 、《关于波兰政体的思考》( 1770) 等着作中,集中体现了其有关政治制度的思考。我们知道,政治制度是国家治理的结构和保障所在,从某种意义上担负着指挥、调动、汇聚、整合治理资源的重任,政治制度的良善、进步、成熟与否关系着国家治理的方向、水平和能力。而政治制度的构建一般都着眼于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和可能,善治实际上就是能够使政府与公民达成良好合作的制度设计,所以卢梭的政治制度论包含有对国家治理一般原则的探讨。

  一、国家治理须基于民族特点

  古往今来,许多政治思想家一直在探讨何为最优政体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其实就是探讨治理最好的政制形式,古代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混合制,现代民主共和制、君主立宪制等都曾进入学者们的视野,但却始终没有争论出一个确切的结果来。当然,这方面共识性因素还是有的,譬如权力的人民性、行政效率高、制度回应能力强等,而且不容否认的是,由于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是由一定的民族所构成,因而无论何种所谓好的政制,一旦被“落实”在特定的城邦或国度里,就必须符合各民族的特点,植根于一定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正因为如此,卢梭认为政体设计“要遵循的第一条规则就是民族性格的原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或者说应该有一种民族性格”[1]204.

  一般而言,在没有受到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民族性格受本地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需经长期的演化积淀才得以形成,因而卢梭断定“当一个国家没有住进殖民者的时候,是因为土壤的性质造成了居民的原初性格”[1]205.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土壤性质这一自然条件在民族性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但他却指明了一个道理,即民族性格主要由该民族的内在基因所决定,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正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绝不会有完全相同的两个民族性格。民族性格非短时间内所能形成,它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应对自然界挑战以及不断处理自身内部不同时期社会、政治关系矛盾的过程中逐步成型,留下了特殊的历史---社会---文化变迁的印痕,潜移默化成为旨趣各异的民族文化心理,所以民族性格里延传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一个民族长久沉淀下来的比较稳定的情感喜好、习惯流俗等构成了该民族性格的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它们不仅直接检验着外来制度能否落地生根,而且赋予该民族共同体独具特色的制度面貌,影响着民族国家治理的方式和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英格兰民族保守而又热爱自由的特性成就了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治理形式,而具有移民特点的美利坚民族,则在平等精神的基础上建立了复合共和制治理模式。完全可以这样说,除非在明了治理对象---构成被治理群体的民族性格之前,任何国家是不可能得到好的治理的。只有把握了治理对象的特点,治理主体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治理对策与措施。否则,不明就里地盲目移植“他者”的治理形式和模式,就可能产生“水土不服”的状况,甚至与预期的治理效果南辕北辙。所以卢梭强调: “不要将由其他民族身上得出的结论加于自身,从自身经验中得到的规则才最适宜用来统治你们自己。”[1]192客观来说,任何民族性格都有其闪光的方面,渗透着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这些优秀的特质构成了一个民族由传统治理迈向现代治理的宝贵资源。在探讨科西嘉宪政规划时,卢梭独具慧眼地认识到,“科西嘉人民保存着许多原初的美德,这将很大程度上构成宪制的基础”[1]209.

  这实际上就是从民族特点中寻找能够与现代社会相对接的治理资源,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治理体系不仅牢固可靠,易于生发和成长,而且有利于缩短变迁社会中人们心理上调适的过程,缓解现代化所带来的摩擦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现代国家治理的推进。从治理体系构建的逻辑来看,首先是要真正地了解和把握一个民族的性格特点,然后才是按照民族性格原理建立治理体系。然而,确切知晓和洞悉某个民族的性格谈何容易? 在此意义上,卢梭在关于波兰政体的思考中指出: “适合于波兰的一种良好的制度只能靠波兰人自己来建立,或者是由一个对波兰民族及其邻邦进行过实地研究的人来建立。” [1]35并强调除了一般观点之外,一个外国人几乎是不能对政制设计做出任何其他贡献的。

  二、国家治理须依靠法治

  “治理”( governance) 是一个现代语词,它不同于“统治”( government) 的地方之一,在于前者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互动的双向性。国家治理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在制约政府不能滥用公权的同时也同样约束公民社会和个人审慎运用社会权力和个人私权,也就是说,双方的互动均须在一定范围和边界内展开,遵循一定的秩序和规则,否则治理就会沦为空谈。显然,治理所遵循的范围和边界是由宪法和法律加以界定的。在卢梭看来,法律是公众意志的表达,法治既是用公意规范政府,使其不敢出现僭越行为,又是用公意约束公民的个体意志,防范其对抗公意,从而为政府与社会确定共同的“游戏准则”.自古至今,人类治理国家的方式有两种,即人治和法治,人治曾经在传统社会处于支配性地位,甚至能够在短时期内将治理推向极佳的境态,但却始终逃脱不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间歇式的革命性颠覆破坏使恒定的治理难以为继,而依靠法治通过改革纠治时弊,即可使国家治理得以长久的维持。从根本上说,法治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治理的保障和基本条件,在于它打掉了公权力的任性,使治理主体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理性,这也正是卢梭用公意宰制权力的真实意图。另一方面,法律要想在国家治理中长久地发挥作用,又必须得到治理对象的支持,也即遵守法律要成为公民的潜在意识,使得国家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2].

  从古今中外何者为最优政体的讨论来看,无论何种政体,如果法律能够为民众所普遍接受,政制就会持久,国家治理即可平稳运行,所以问题不在于何种政体能够使国家得到良好的治理,而关键是在于哪种政体下法律能够深入人心。基于此,卢梭深刻指出: “在法律统治公民心灵的政体之外,绝没有良好稳固的政体。”[1]38当然,在法律统治公民心灵的政体之外,也决不可能会有良好的治理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律的条文都可以是次要的和表象的,立法也可能只是台面上的形式,因为只要人们视而不见或弃之不用,“不管这些法律多么明智、富于预见性,它们都会被避开而毫无用处”[1]56.倘若如此,法律就势必成为摆设,因此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出人们对法律的热爱和牢不可破的法治信仰。“如果你希望人们服从法律,那要让他们热爱法律,而为了让人做他应当做的事情,那 么 让 他 想 到 他 应 当 这 样 做,这 就 够了。”[1]153而除了正式的法律之外,还应该寻求更为宽泛意义上“法律”的存在,“所有这些立法者都在寻求可以使公民们依附于祖国和相互依附的纽带,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建立这种纽带: 通过独特的习俗; 通过宗教仪式,这种仪式在其本质上是排他性的和民族性的”[1]42,这样可以提高公民们的自豪感和自尊心,使他们从祖先不幸、美德、胜利的历史中激发心灵,点燃献身于祖国的激情。此外,法治的根本还在于宪法的良善,如果没有好的宪法,在国家治理中充斥着不公平和非正义,人们自然就会对政治系统持拒斥态度,甚至可能诉诸暴力以抗拒治理,所以更进一步讲,凡历史上法律能够深入人心的政体,也必然是实施了相对公平正义的法律的政体,这样人们才愿意接受法律,从而可能服从和参与相对合理的治理。如此看来,国家治理凭借法治,而法治所依据的必须是良法,不容易为激情所滥用,能够得到或者是至少能够历史地得到民众的认可,因而卢梭在《关于波兰政体的思考》中深入剖析了波兰法律所存在的种种不公情况,并且在探讨中不惜笔墨,以最大的审慎和精力用来纠治其宪法的各类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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