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内监督机制探析

　　从创立共产主义同盟到第二国际创立的半个世纪里，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监督，是执政党权力正常运行的保障，是始终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关键。

　　一、遵循党员地位平等是党内监督的基本要求

　　党内监督必须建立在党员地位平等的基础上，只有党员干部和普通党员都拥有监督的权力，履行接受监督的义务，才能在党内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工作局面。一旦平等原则被打破，党内就可能存在只监督别人、却不接受别人监督的特殊党员，讨论被独断专行的活动所压制，错误的行为也得不到遏制和防范。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所有人在监督处置面前要坚持统一标准。由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共产主义同盟制定章程》规定：“所有盟员都一律平等”,“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后来，《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也规定“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2],这表明党纪面前没有特殊的党员可以破坏人人平等原则，任何党员都是权力和义务的统一体。党员职务有高低之分，但这都不能成为个人专断的理由，要敢于“触犯”领导者的看法和意见，同党内腐败行为做坚决斗争。

　　二、双向结合的监督机制是党内监督的关键环节

　　双向结合的监督指既有党员群众在选举和日常工作中监督领导干部，又有领导层通过执行党的代表大会的决定，严肃党的纪律，对党员群众和下级组织进行制约监督。

　　1. 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

　　首先，党员群众拥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即通过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党的领导干部和各级代表大会代表，集体向组织要求罢免不合格的公职人员。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民主选举和强制罢免，这在实际上就为党内监督提供了有效途径。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就明确规定：各支部的主席和副主席、区部委员会的领导干部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1].

　　在选举的过程中，党员群众对候选人有一个认识、鉴别、选择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党内领导干部的监督过程。仅仅用选举权来选择人民的公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被选上干部在处于管理者的地位后，很可能因为手中的职权变大而发生背离整个组织利益的行为，所以赋予党员群众的罢免权也尤为重要。《章程》中还规定委员有一年的任期，对失职渎职、蜕化变质的人员可以随时撤换。任期制能对被选出的领导人形成一种制约，使他们有所畏惧，不敢松懈，促进他们利用党员群众赋予的权力而为整个组织的利益服务。罢免权则是在领导人任期内终止其职务和权力，避免侵害组织利益的人造成更大危害。

　　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指出：“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1]”第一国际时期利用代表大会在选举制度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其组织条例规定：“每一个会员有参加选举全协会代表大会的代表和被选为代表的权利”,“每一个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只有一票表决权。[3]”党员的选举权越是落实到位，就越能增强党内监督的成效。

　　其次，禁止个人迷信，勇于对领导干部的缺点和不足展开批评。在工人运动中，往往把功劳归功于领导人，造成个人迷信。个人迷信与党内民主是水火不容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严厉斥责一切个人迷信，“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1]”

　　把领导干部置身于党员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之下，这样他们才能少犯错误，多尽责任。尽管批评使人感到不愉快，但对于党的建设极为重要。恩格斯非常赞同批评的作用，“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 ?[1]”要通过定期召开各级代表大会，在党的纲领和纪律的范围内，经过激烈的民主的批评和争论，对领导人的工作进行监督。

　　2. 自上而下的集中监督

　　马克思恩格斯在设计组织机构时就考虑党内监督的问题，党的代表大会、监察机构以及党的纪律就发挥了以组织力量来制约权力滥用的作用。

　　首先，发挥党的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党的代表大会在党内居于极高的地位，享有最高立法权，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制定党章和相关条例准则，指导全党的工作和活动，发挥权力监督的职能。《章程》明确指出：“代表大会是全盟的立法机关。

　　代表大会由区域会议的代表组成。区域会议的每 5 个支部选一名代表参加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指定中央委员会并听取其报告工作，规定盟员必须遵守的原则，修改章程并决定中央委员会下一年度的所在地等等[4].《章程》规定：“代表大会于每年8月举行。遇紧急情况中央委员会得召集非常代表大会。[1]”

　　恩格斯也赞同这一点，他在写给蓓蓓尔的信中强调，“即使为了遵守党章，你们执行委员会也必须这样做；否则，你们就会为那些喜欢叫喊的人提供极好的口实。[5]”每年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必要时还可以增加临时代表大会，这就实现了及时处理党内事务，促使党内监督到位的目标。

　　其次，用党的纪律约束党的组织和党员，维护党内团结。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马恩试图消除无政府主义对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斗争中。以巴枯宁为首的无政府主义声称要“支部自治”“自由联合”,反对包括政府在内一切集中和权威，这对社会的危害不可估量，马克思据此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6]”要战胜凶残的敌人，必须维护集中多数人的意志，强调党高层决策的权威性，“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1]”巴黎公社的失败就是领导缺乏权威和集中的下场。党对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权威领导，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和各项规定，是党内监督的重要途径。

　　三、探究巴黎公社的监督方法，发展党内监督思想

　　巴黎人民在愤怒中通过武装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新政府、警察等，标志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诞生。只存在72天的巴黎公社得到了马克思的声援和赞扬，反过来对无产阶政党学说的完善和成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第一，实现开支小、效率高的政府。这里所说的政府即马克思倡导的“廉价政府”,它要求政府做到开支尽可能最低、管理机构尽可能规模小而效率高。以往军队、警察、官吏都是统治阶级豢养的，用来压制百姓，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马克思对此深恶痛绝。因此，他强调对臃肿的政府职能进行必要的裁剪。公社做到“国民军将替代常备军；国家寄生大军将被搬掉”,“国家的职能将只限于几个符合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能。[7]”这就大大减少了政府的开支，为实现低成本的政府做出重大努力。不仅如此，公职人员的收入也设有上限，“他们所得的报酬只能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每月 12 英镑，最高薪金每年也不超过 240 英镑。[7]”这一举措就从根本上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断绝了一些人试图攫取人民财富的思想，真正实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廉价政府。

　　第二，实现公民对行政事务享有知情权和参与权。行政机关主动公开行政事务，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是增强办事效率和防止腐败的重要措施之一。巴黎公社做到主动向社会公开自己的政务，这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方面公社的各位委员都经常与公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参与选民大会，向选民报告工作以及虚心倾听人民的批评和建议；另一方面通过舆论宣传工具把公社的重要问题和决策（除军事行动）及时告知人民群众，接受民众的质询。马克思高度赞扬这样做法，认为这是防止人民公仆变质的有效措施。他指出：“光明正大地进行工作，不自以为是，不埋头在文牍主义的办公室里，不以承认错误为耻而勇于改正”,“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现在错觉已经消除。”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8:207-606.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95:610.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7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3:478.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0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98:745.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8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2:33-474.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9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2:413.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2:141-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