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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国家秩序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发布于:2015-09-10 共8316字

  进入 21 世纪以来,对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范式发生转变,如果不涉及社会认同问题,几乎就不能引起学术界和实务部门的注意,作者也很难把问题说清楚。有深度、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几乎无一例外都与社会认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认同理论源于西方,流行于 20 世纪 70 年代,经典之作是西方社会心理学家的《社会认同过程》。最早运用社会认同理论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学者是郑杭生先生和王春光先生①社会认同理论成为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重要话语的原因与认同的本质分不开。不管是什么样的认同其本质都是形成共识,达成一致。所以,社会认同理论促使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范式发生转变,说明了两个重要问题: 其一,研究中国民族问题必须与中国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相结合。凡是脱离于此的民族问题研究,都很难解释清楚中国民族问题的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和国际性。其二,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社会背景发生了变化。在这个背景下,研究者需要新思维、新观点、新话语去创造性地构建新的富有活力的更有时效性的研究范式。

  这个转变告诉我们墨守成规解决不了中国的民族问题,离开中国国情也解决不了中国的民族问题。

  本文认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实质是正确处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进而构建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国家秩序。这个意义上的社会认同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型和三种秩序,即混沌的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是认同的物理秩序; 可变动的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是认同的生命秩序; 象征的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是认同的国家秩序。只要国家存在,构建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国家秩序就能提供中华民族集体行动逻辑的不竭动力和思想源泉。

  一

  叶江以社会认同为视角对中国民族问题实质的阐述可以看作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范式转变的代表,他认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民族在自身民族认同基础上加强中华民族认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纵观以往对民族问题的研究的确存在叶江指出的忽视对某个民族的认同与对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相结合的内生性和外生性的结合,忽视对民族认同是居于民族问题的核心这个认识和理解中国民族问题的关键问题的深度认识和准确把握。叶江提出的每个民族只有首先解决对自身的认同才能解决国家认同的观点,对我们研究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也有一定启示。叶江的民族认同观触及了社会认同的实质,强调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离不开社会认同理论的支持无疑有弥补民族问题研究之不足的作用。但是,叶文对社会认同理论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质作用尚缺乏进一步的阐述和细致描述。我们还不能从叶文的阐述中完全清楚地认识和理解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深刻内涵、发展层次和走向特色。本文希望对此进行必要的补充和有益的完善。

  我们必须承认,在改革开放时代,社会认同理论对于我们研究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确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处理好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关系必须注意对个人身份和社会身份的认同,以此才能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丰富内涵做出正确描述和深刻揭示。社会认同的关键是处理好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只有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才能形成对社会的正确认同,构建正确的社会认同观。社会认同生成于个体社会化过程,这个过程由两个不同阶段构成,即群体对个体的社会认同和个体对群体的社会认同。叶文仅仅注意到个体对群体的社会认同,而群体对个体的社会认同则有所忽略。

  澳大利亚社会心理学家豪格和英国社会心理学家阿布拉姆斯认为群体对个体的社会认同通过五个规范进行: 权威主义人格规范、我群中心主义规范、挫折 - 侵犯假说规范、相对剥夺规范、功能互依模型( 现实利益冲突理论) 规范。这就是说,如果个体不属于这五个规范的其中之一,就可能遭到群体对个体认同的拒绝。因此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怎样实现从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变。

  按照豪格和阿布拉姆斯的社会认同理论,权威主义人格规范以服从权威为特点,我群中心主义规范以服从我所在的群体为特点。挫折 - 侵犯假说规范、相对剥夺规范和功能互依模型( 现实利益冲突理论) 规范则突出了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另一个特点,这就是个人利益与社会认同的关联性。

  挫折 - 侵犯假说规范表明个人受挫后如不及时向群体归依,个人的行为就会转化为反社会行为。

  相对剥夺规范表明个人利益受损后如不及时通过群体弥补也会转化为反社会行为。功能互依模型( 现实利益冲突理论) 规范表明每个人都是社会人,加强人与人互相之间的紧密联系就能够产生人群的功能互补和互惠,构建更加团结和协作的共同体。

  恩格斯指出: “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

  在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变过程中,如果注意权威引导、群体归属的作用,这个看似复杂和艰难的从个体到群体的认同过程就会变得容易一些,也会降低过渡风险,减少过渡冲突,加快实现认同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转变过程。相比较而言,民族认同比国家认同容易实现,原因是民族认同可以围绕历史和文化形成的民族权威和民族共同体归属进行,在这个认同过程中,民族共同体成员只要遵从风俗习惯乃至习得的要求引导就可以实现民族认同的目标。国家认同之所以比民族认同难以实现,就在于国家认同虽然可以围绕对国家权威和国家共同体的归属形成,但是,对国家权威的认可、对国家共同体归属的认可则较为复杂。在国家认同过程中,统一的意志、统一的指挥之所以必要和不可缺少,就是因为国家权威的建立和对国家共同体归属需要一个强力引导的规范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强制性、规范性乃至服从性都是必要的。在民族认同中,这个权威可以是有生命的人,也可以是没有生命的地域,还可以是信仰的力量。这就是说民族权威和民族群体的力量在民族认同中比较容易形成,比较容易找到,很多时候,起作用的是民族权威和群体归属力量的历史惯性及历史记忆的延续。在国家认同中,历史惯性和历史记忆延续也会起作用,但是,由于国家所处条件和环境较为复杂和多变,民族认同的单一性、简单性在国家认同中不容易重复出现,也很难发挥一模一样的作用。国家权威的至上性和国家共同体的强制性的形成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意志做前提,需要一个成本比较高的对民族共同体的引导教育乃至不断规范的过程。国家认同的形成,还要考虑人们对权威和群体的认知效果和情感接受。在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变过程中,认知效果表现为集体意识或者共同意识的形成,情感接受表现为集体信仰和个人悦纳的形成。埃米尔·涂尔干指出: “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

  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形成的基础是信仰和情感。建立信仰和情感一致性的基本条件是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共同的价值观的形成。在今天,全国各族人民形成国家认同的条件是具备的,培养全体人民的国家意识、国家观念则是这个条件的必然产物。

  社会认同理论建立在群体逻辑的“集团理论”基础之上,表明一个民族不能只是一味强调本民族的特殊利益,停留在民族认同阶段止步不前,而应该加入更大的民族共同体提升境界,使自身获益,这既是获得本民族自我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获得本民族安全发展的必要条件。通过这样的“民族集团”构建。各个民族不仅具有自我的民族意识,而且形成由内群吸引力构成的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的群体凝聚力。

  统一民族共同体的群体凝聚力就是内群吸引力的形成。内群吸引力形成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真正形成的标志,因为内群吸引力乃是民族范畴化的开始。民族范畴化意味着将自我所在的民族与他人所在的民族划在同一范畴,彼此形成认知和情感上的一致,使得大家紧密联系、互相关心和互相帮助。民族范畴化的同一化意味着自我对他我做出积极评价,彼此都把自身积极的特质赋予对方。民族范畴化还意味着社会吸引和个人吸引的形成。根植于群体资格,产生于自我范畴化过程的人际吸引被称作社会吸引。个人吸引是建立在个人习性癖好基础上的植根亲密人际关系的吸引,归因于个人的习性特征和双方的亲密关系。

  社会吸引是共享范畴资格和对立范畴资格的归因,是个体心理的群体归属。由此可见,国家认同的复杂性表现在国家认同过程与民族认同过程相比较更多地涉及了一个复杂的精神模型的构建。

  我们把这个复杂的精神模型表述为知觉认同观念。

  二

  仅仅把社会认同定位在利益归属的“民族集团理论”还不能说明社会认同的实质,因为社会认同的思想基础不同,对社会认同的态度就会产生差异。社会认同固然是个体对群体、局部对整体的归属,但是,在这个归属的过程中,我们最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精神模型构建。以知觉行为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社会认同证明了在对中华民族认同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外在于精神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含义为世界是意识所包含的客观关系的整体,人们“能够在一个被视为自在的自然中发现各种结构,以便把它构成精神。”

  在这个精神模型里,对民族和国家的观念在我们面前被构成、被改变和被重组。这种对民族和国家的重组观,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以狭隘的地域、某一段历史和局部传统为由而排斥更广大的地域、更悠久的历史和更能够表现民族本质的“认同的大世界观”,也不能接受排斥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观念可以在我们身上模仿、复制和在心灵实现的“认同的大价值观”.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自然事件、机能( 身体) 事件、思想事件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结果。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本质上是知觉认同观念的形成。在现代社会,各个民族发展的不均衡不仅表现为“人类能力发展的一般性不均衡”,而且表现为人类社会中理性和道德能力分配上的“社会不均衡”.社会主义社会不允许这种不均衡的存在和发展,更不能对这种不均衡听之任之,使其破坏和瓦解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原则。社会主义社会与这种不均衡完全不相容。知觉认同观念作为精神的力量对于解决不均衡问题的作用是巨大的。各个民族完全可以通过感受在社会主义制度之内形成彼此之间日益相互密切的依存关系,缩小“社会不均衡”造成的事实上存在的民族隔阂、民族矛盾和民族心理距离,构建社会主义意识状态的连续性和思想的逻辑结构。知觉认同观念的最大优势就是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构建方面,可以超越现实生活、历史发展对个人和民族形成的局限性,向他者开放,认同现存的民族和国家类型以及社会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合法性,引导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的建立。知觉认同观念的最高境界是我们已经完全摆脱了感性事物在精神中独霸天下这一观念不可避免造成的局限,减轻“非理性的情感震荡”.稳定的民族和国家认同秩序必须以知觉认同观念为精神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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