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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政治走向合作政治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发布于:2015-08-17 共12182字

  一、从共识到对抗

  虽然历史教科书似乎呈现给了我们整个人类文明史都是对抗与斗争的历史的印象,但如果我们想要弄清对抗政治的起源与特征,还是得把目光集中在工业社会,因为只是在工业社会中,对抗才被确认为了一种合法的权利,人们才能合法地通过对抗开展政治活动。换句话说,在工业社会,对抗是一个政治过程,而在农业社会,对抗则是一个反政治的过程。在农业社会,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出现的对抗是政治重建的机制,而不是政治运行的机制,当阶级斗争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时,往往意味着既有政治体系的瓦解。所以,对抗政治的概念其实并不能完整反映农业社会中的政治现实。而在工业社会,对抗则成了日常政治的运行机制,工业社会中的所有政治决策与行动都是通过不同社会群体与集团之间的对抗并在这种对抗之中完成的。所以,工业社会中的政治就是一种对抗政治。

  对抗政治的形成是一个悖论性的后果,因为当启蒙思想家们开始勾画工业社会的政治蓝图时,本来是想建立一个合作体系的。仔细品读启蒙思想家们的着作,不难发现,他们对合作的渴望跃然纸上。虽然不同思想家在具体的理论主张上存在许多的差异,但他们都相信,社会中的所有成员一定能够达成某种共识,进而在这种共识的规范之下开展合作。事实上,不仅思想家,“在17世纪之初,公民和他们的代表都相信,民族国家可以在共同福祉的基础上制定大多数决策。比如,这样一种信念让英国议会得以通过共识决定了大多数的事情。但那之后,这种信念就不断消减。民主制度现在不只是接受了冲突,而是把它作为了自身的存在理由。……多数统治曾经是完全共识的一种不充分替代形式,现在则几乎成为了民主本身。”

  这一重大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对此问题的思考将我们引向了现代政治的核心概念,这就是代表。

  在理论上,理想的政治是一种合作政治,而合作政治要成为可能,又必须以所有共同体成员间的某种共识为前提。这里就出现了代表的问题。如无数思想家已经论述过的,在一个大规模社会中,如果让所有社会成员都参与形成共识的过程,结果必然是政治体的瘫痪,因而,社会共识的形成只能诉诸代表,让代表来代替全体社会成员形成共识。那么,这种代替如何可能呢?换句话说,如何能够保证另一个人所做的决定符合我的利益与意见?在实践上,这指向了一系列复杂的制度设置,而在理论上,学者们只需假定代表及其代表对象之间的同一性便化解了这一难题。也就是说,只要代表及其代表对象之间无论是在利益还是在意见上都彼此同一,或者说,只要某一社会群体或集团的所有成员之间都拥有同一的利益和意见,那么,无论他们中的任何人被选为代表,他所作出的任何决定必然都是其他人在相同情况下也会做出的相同决定。而“在所有人都拥有相同利益的前提下,公民们所需做的仅仅是选出他们相信最好地理解了共同福祉且最有能力促进这一福祉的人作为代表。”

  另一方面,一旦这样的人被选择出来,“代表实际上是在代替那些委托人,是在某种同一性的关系中代替他们。”正因为存在这种代替关系,所以代表的活动才能被等同为其代表对象的活动,代表间所形成的共识也才能成为社会合作的基础,进而,选举才能被等同为民主,而代表型民主也就成了一种合作政治。然而,代表及其代表对象间的替代关系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因为代表及其代表对象之间并不具有同一性,而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同一性意味着代表将以委托人的身份表达意见(speakas),并且试图在委托人缺席的情况下为他们出席。代表他人表达意见(speaking for)所具有的代表性作用则不应当与同一性的要求相混淆。”

  当代表只是为其代表对象说话而非替代其说话时,代表所表达的意见究竟是否其代表对象的意见就成了一个问题。换句话说,由于差异的客观存在,代表间所形成的共识就不再能够反映全体社会成员间的意见状况了。“于是,在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就存在着永远的‘不一致性',使得代表无论如何没有办法’如实‘地’重现‘被代表者。”

  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如何保证整个政治体内部仍然能够拥有一种共识?对此,卢梭的解决方案是设置一种“抵消”机制,让所有个别的意见相互抵消其不可通约的分歧,余下的便是所有意见之间共同的部分,也就是共识。显然,这一思路被应用到了代表制度的现实设计之中,通过确认“一人一票”的合法地位,代表制度变成了让所有个别意见相互抵消的一种机制,只要它能保证每一个别意见的独立性,保证它们都能作为个别意见而与其他个别意见相互抵消,那么,即使社会成员之间存在差异,但某一社会群体或集团所选出的代表则一定是他们共识的体现,进而,这些体现了不同群体与集团之共识的代表之间所形成的共识也就可以被视同为所有社会成员间的共识。由此,代表不必替代其代表对象,而只需为他们说话就同样能够保证代表型民主的健康运行,保证全体社会成员通过代表来实现合作。但这一方案在现实中同样是不可行的。的确,代表制度提供了一种让不同意见相互抵消的机制,但进入抵消过程的却并非个别的意见。代表制度虽然做出了“一人一票”的规定,但政治毕竟不是数学,共识的形成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合并同类项的过程,所以,“一人一票”并不能阻止个别意见独立性的丧失,也无法避免卢梭所担忧的“众意”篡夺了“公意”的情况。结果,“在现实世界中,某些群体与个人拥有显着的更加强大的能力来运用民主过程服务于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其他人则被排斥在外或者被边缘化。我们所进行的各种民主的政策讨论并不是发生在没有强制与威胁的状态中,也不是发生在不存在扭曲性影响的状态中--这种状态是由不平等的权力与资源控制导致的。在实际存在的民主政治中,在社会与经济方面的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之间倾向于存在着一种不断增强的循环,从而让那些有权有势者运用形式上的民主过程来使不公正永远存在或者继续维持其特权。”

  也就是说,“一人一票”虽然保证了不同个体之间在形式上的平等,却无法消除不同群体和集团间的结构性的不平等,进而,当这些大小不一的群体和集团进入同一个相互抵消的过程,便只能得出“少数服从多数”的结果,进而通过服从而将多数意见变为了整个社会的共识。当然,这是一种虚假的共识。到20世纪中期,如舒伯特(Glendon A. Schubert)所说,政治现实主义者们“已经抛弃了认为在诸如’公共意志‘和’公共利益‘等观念中存在任何独立的实质性内容的幼稚想法。”这就是代表型民主中代表性的异化。如果民主过程能够得出真正的共识,那么,全体社会成员就可以基于这一共识而开展真诚的合作,进而,民主政治也就成了一种合作政治。但既然民主过程无法得出真正的共识,那么“民主政治仅仅是各种私人利益与偏好之间的竞争。”这是因为,在民主过程只能得出“少数服从多数”这一结果的情况下,显然,每一个群体和集团都想成为“多数”,从而让自己的利益和意见在政府的政策与行动中得到体现和贯彻。而要成为“多数”,它们就必须彼此对抗,通过击败其他群体和集团来使自己的支配地位得到承认,结果就将代表型民主变成了一种对抗政治。墨菲(Chantal Mouffe)认为,“政治的目的是在冲突和多元性的背景中创造出统一,它总是通过确定一个’他们‘来创造一个’我们‘.民主政治的新奇之处不在于消除了关于我们/他们的区分,而在于提供了一种新的区分方式。”

  但无论如何,民主仍然是建立在“我们”与“他们”的区分和对立基础上的,仍然是一种对抗政治。在这种政治中,“民主来自于民众的斗争,并且它还动员和重塑民众的斗争。”反映到理论上,“无论是有着单一次级系统的法团对抗模型还是熊彼特的成熟的对抗式代表模型,都拒绝认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可以拥有共同利益的主张。”结果,“当代的规范民主理论几乎完全是一种’对抗‘理论,它假设了公民之间的利益冲突,且被视为解决这种冲突的一种手段。”至此,由于代表制度的缺陷,代表型民主就从一种理念上的共识政治蜕变为了实际上的对抗政治。也正是由于这一发展,平等这一在启蒙思想家那里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到今天又变成了政治学者们不得不加以正视的一个问题,因为对抗的结果必然是造成“多数”与“少数”间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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