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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性论解析文化的多元共存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发布于:2015-08-17 共5072字

  2014 年 5 月 20 日,第三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举行,海内外众多学者围绕本届论坛主题“不同信仰下的人类共同伦理”各抒己见,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共同伦理诉求”、“多元文化背景下建构人类共同伦理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人类共同伦理的本质与内涵”和“儒家伦理与人类共同伦理”等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探讨,积极探求文化多样性的发生学源头和人性论基础。

  这是时代发展至此必然要提出的问题。世界上所有的不和谐,除了利益的争夺外,更多的则是因为文化的不同,古今中外,无不皆然。小至一个家庭,大至一个民族,文化的不同是造成误会、歧视甚至仇恨的重要原因。因此,世界文化多元发展,和谐共存是人类长期以来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尤其是宗教和平,尤其令人期待。而文化并非凭空而有,多还是依人性产生并发展,即“文化本乎人性,人性本乎自然”.因此本文拟从人性论的角度试析文化的多元共存,尤其侧重对人性中同然与当然部分的分析,将更有利于阐述不同文化中的同与异,从而促进文化的多元共存才会更有力量。

  一、人性的解析

  自古有言,心性难明。人性论问题是中西哲学中的大问题,素以难以研究着称。有人甚至将其称为哲学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然又极其重要,人只有知晓了人性是什么,才能明白该怎么活。而且人生本乎宇宙,宇宙的奥秘也许就在人身上,至少部分地存在。因此康德自撰其墓志铭:“位我上者,灿若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甚至“人”比“天”更重要,因此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亦是如此。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让人眼花缭乱,机器与信息霸占了人类大部分的精神和时间。

  人类无可避免地异化为科技的附庸、欲望的奴隶。道德已鲜人问津,人生的意义变得越来越肤浅,因此社会也变得躁动不安,冲突不断,各种心理疾病和自杀的比率一年高过一年。追问人性的真相和生命的意义已逐渐成为人们心里最强烈的呐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活着?人性究竟是什么?是善还是恶?是欲望还是良知?此问题困扰着古今中外无数的思想家,至今难有定论。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自孔子后,性善与性恶之争就经久不衰,众说纷纭。亦可见人性问题之复杂,探求之不易。纵观无数先哲关于人性的争论,我们或许可以试把人性分成两部分:“先天的自然人性”和“后天的文化人性”.“先天的自然人性”即人的本能欲望、所有的感官能力还有“人性向善”的自然生长倾向。

  首先,天地赋予万物极其巧妙的生理结构,意义就在于适宜生命的生存和发展。好生恶死、趋利避害是所有生物的本能,“食色性也”,人与禽兽于此无别,“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我们当然不应该忽视这种本能欲望的存在。戴震抨击宋儒是“以理杀人”,原因就在于宋儒过分高扬所谓的“天理”,而抹杀人性中的本能欲望。而在孔孟儒那里,本是极重视人类的基本生存权利的。无论是孔子的“庶、富、教”还是孟子的“五亩之田,树之以桑”,都倡导首先要保证人的本能欲望的基本满足。

  其次,“目辨白黑美恶,耳辨声音清浊,口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这些感官能力也是生之自然,同样必须包涵在人性的范围中。此一部分历来不被人所重视,这是不全面的。

  再次,“人性向善”的观点,近几年来经台湾学者傅佩荣先生反复阐发而引起全世界学者的观注,其实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其着作中也早已提出过此观点。钱穆先生援引了《孟子·告子章上》: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他评论道:“这是孟子就人性之倾向言。孟子未尝不知人性也可使为不善,但就人类文化历史演进之大趋势看,从人之内心之真实要求看,我们不能不承认人性在向善的一边发展。只有向善的一边发展是更属自然的。所以孟子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我们尽可说人性开始并不善,但到底终不能说人性是不能为善呀!人性可为善,也可为恶,但就人类历史文化之长程大趋势而言,人性之向善是更自然的。此即孟子性善论的根据。人性之趋恶,是外面的势'.人性之向善,则是其内在之情.”[2]钱穆先生从“人类历史文化之长程大趋势”看到“人性向善”,这是他从历史角度总结得出的结论。他进一步提出:“性字的含义中,似有一个动力,一个向往,一个必然要如此的意向。一切有生物,尤其是人,显然有一个求生、好生、重生、谋生的倾向,有一种生的意志,这即是性。人性在大同中有小异。”[3]

  这种洞见是非常质朴的,但可惜他没有再进一步阐发这种“动力”和“向往”到底是什么,从何而来。这涉及到“性善论”最扑朔迷离的疑难之处。孟子将“仁义礼智”之良心本心视为“天之所与我者”、“我固有之”,但“天”实在是一个极为含浑不清的概念,而且“中国自古就有天论的传统,习惯于把无法解决的问题上推到天,以天作为问题的终极根源,孟子以天作为良心本心的根源也是这种情况。”[4]因此这样勉强而朦胧的解释尤其不能说服现代人。复旦大学杨泽波先生将这种良心本心视为“伦理心境”,他说:“孟子所谓的良心本心实质上是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结晶而成的伦理心境”[4],孔子反复高扬的“仁”、陆九渊所讲的“先立乎其大者”和王阳明的“良知”,都是这样一种“伦理心境”.其实“伦理心境”与李泽厚先生所讲的自觉塑建的“文化心理结构”大同小异,都是人在后天生活中于时时处处、点点滴滴的熏染中所形成的伦理判断标准,如同心里的一杆秤,从无到有,从粗糙到完美。而这种“伦理心境”又是“后天而先在的”,即在后天的文化熏陶、生活习染下生成并发展,但在处理道德问题之前,它已经存在了,或完善或不完善而已。

  杨泽波先生进而将这种“伦理心境”的形成进一步向前推,他提出了“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是这种“伦理心境”形成的基础。他说“:人来到世间的那一瞬间,并不是完全空白的,本身就有一种生长和发展的倾向,这种倾向完全是人的一种自然本能,人们向善的最初动因就来自这里。”[4]

  这才是“人性向善”最原始的动因,这也就是钱穆先生所讲的“动力”、“向往”和“倾向”,这种倾向有利于人类大群体的生存和发展。但这种“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又是从何而来呢?此问题似乎还无法回答。我们只能承认它的现实存在,可以“体贴”到“人性向善”的这种原始性向,但还无法解释它的来源。

  “后天的文化人性”即在后天的文化熏陶(本文所讲的“文化”是指狭义的文化,即有道德伦理意义的文化,以宗教文化为典范)、生活习染下生成并发展的这种“伦理心境”,这部分的人性是动态发展的,由人在后天多方面的影响综合而成。此即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我们更应该重视的正是这“几希”的良心本心之性,“仁义礼智以正其德”,“性日生而日成”,这或许才是人性之所以为人性的特殊性所在,是人生的意义所在,因此更值得人珍视。“养心莫过于寡欲”,“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儒家的这些修养工夫在这一领域有恒久的指导意义。

  二、文化多元共存

  上面是对人性的一种细致解析,集孟荀之优于一体(孟子只注重讲后天的良心本心之善,荀子只注重讲先天的本能欲望的放纵之恶),尤其是“后天的文化人性”,即基于“人性向善”的自然生长倾向,在后天的文化熏陶、生活习染下生成并发展的“伦理心境”,这一范畴与人性在后天的文化熏陶中产生并发展有重大关系,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未知数,并非朱熹所讲的“存有而不活动”(牟宗三语)的“性”.正是在这一部分的人性,才见文化多元共存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文化本是人造的,没有人就没有文化;但文化也能回转来创造人。任何一种文化,其本身必然有一种内在的理想,而且也该有一种力量叫人随着此理想而发展,而成为此文化体系中所理想的一个人,此之谓“文化陶冶”.不同的“文化陶冶”产生不同的“伦理心境”,即人们进行伦理道德判断内心的标尺会有所不同,因此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价值观、风俗习惯、规章制度等等均有所不同。这本没有是非对错之分,不同的民族各有不同的选择,合适与不适合而已。

  文化的产生有其特殊性,与气侯、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等诸多因素有关,每一种文化的存在必然有其特殊的合理性,这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异”;但只要它顺应人类自然的生长倾向,引导人类向善,可以促进人类族群整体的生存和发展,就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同”.但凡一种文化可以在历史的长河中流传下来,其中必然有这样一种“同”的因素存在。不同文化之间并没有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截然对立,其本质都是符合自然人性的发展要求,只不过各有各的表现形式和特殊内容。因此文化多元共存是适宜的、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在认识文化的“同”与“异”方面,印度社科院执行院长阿什·纳拉因·罗伊(Ash Narain Roy)的《文化多样性:印度叙事》指出:印度的文化多样性不仅仅体现在民族和种族上。从地理特征、气候条件、广阔的区域和内部区域差异到宗教、习俗、态度、行为、语言、饮食习惯、服饰、艺术、音乐、戏剧,没有两个地区是完全一样的。每一个群体、每一个子群体都有其自身的特点。那么,是什么把印度连接在一起呢?有一种印度品质和一种印度精神,它们是生活在这片土地数个世纪的许多种族和群体相互交流交往的产物。有一种印度传统,它战胜所有可能影响团结统一的各种细微差别。印度的例子告诉我们,文化多样性是必须承认并且尊重的事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发现多样性文化能够和谐共存而形成文化传统的原因是什么,这正是“同”的方面。

  如果一种强势的文化野蛮扩张,自是非他,党同伐异,忽视“后天的文化人性”的差异性,就会造成巨大的人间悲剧。人类不会忘记基督教历史上数次十字军东征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宋儒“以理杀人”也颇受后人诟病。“以宗教信仰杀人”、“以理杀人”、“以意见杀人”,其实都是不明白文化多元共存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究其根本是不明白文化的本质和人性的真相。

  不同的民族选择不同的文化,犹如从不同的方向攀登珠峰,在没有到达顶点之前,没有人有资格批评别人走的路不对。有位禅师曾说:“基督教是世人做的一个美丽的梦”,然若如此,试问佛教又如何证明它不是“世人做的一个美丽的梦”?在“后天的文化人性”面前,所有文化本质上都是平等的。我们诚然有帮助愚昧的文化进步的责任,这有利于人类的共同进步,也符合“人性向善”的自然要求,但如何以一种友好的、和平的方式来进行,这是人类值得思考的大问题。此间又以如何实现不同宗教间的平等对话、友好交流为重点。信仰固然可以安抚灵魂,但也可能遮蔽智慧的眼睛,激起不必要的矛盾。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了,世界将会安宁许多。深度挖掘文化的人性基础,可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结 语

  人类社会进入新世纪以来,科技越来越发展,撩拨起了人类无穷的欲望,人纷纷沦为欲望的奴隶,不以无耻之耻为耻,反以禽兽之乐为乐。同时社会分工也越来越细,人都异化成了各行各业中的一个个“零件”,而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人性的迷失导致当下社会的虚无、堕落等消极情绪。

  在这样一种人性迷失的环境中,更没有人能看清文化的本质,看不到文化背后的人性基础,结果不再是文化熏陶人,而是人被不同类型的文化所吞噬,将文化提高到信仰的程度,进而互相攻击,如同神是人造的,却反过来主宰人,这是人类莫大的悲剧。杜维明说,二十一世纪也许就是“人性回归”的世纪。这也正是李泽厚所期待的“第二次文艺复兴”(李泽厚认为“第一次文化复兴”是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确认了人的感情生存;“第二次文艺复兴”则盼望人从物质机器和社会机器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再一次寻找和确认人的感性自身)。希望人类在涵养省察的过程中能重新发现人性,进而彻底实现文化的多元共存,这是可能的、可行的,也是应该的。

  [参 考 文 献]

  [1]王先谦。荀子集解[Z].北京:中华书局,2010.
  [2]钱 穆。中国思想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3]钱 穆。中华文化十二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4]杨泽波。孟子性善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钱 穆。中国思想史六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6]钱 穆。宋明理学概述[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7]钱 穆。双溪独语[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8]钱 穆。人生十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9]皮亚杰。儿童心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0]牟宗三。心体与性体[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11]李泽厚。论语今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12]梁漱溟。人心与人生[M].北京:世纪出版集团,2011.
  [13]陈 来。回向传统儒学的哲思[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1.
  [14]傅佩荣。儒家与现代人生[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15]杜维明。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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