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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实用主义政治思想探究

时间:2015-08-17 来源:未知 共15090字
作者:小韩 单位:

  “像所有民主主义者一样,实用主义者不仅致力于政治民主,而且致力于社会民主、自由民主和多元民主。”①约翰 · 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正是这样一位实用主义者。他尝试打通理论和实践、科学和信仰、民主和自由的隔阂,认为除了民主生活,现代人找不到其他美好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在杜威看来,哲学、科学和人类生活相融,科学和宗教也未必对立,民主在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他关注人的当下实践及其后果,看重人的生活、成长和发展,用实验主义整体论改造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用民主政治观取代独断政治观,提升人们对现代民主生活的整体期望,寻求哲学、科学和人类普通生活的连贯性,证明民主是现代人类生活的主要方式。杜威实用主义政治哲学,既是对现代民主观念的合理论证,也是对它的真实描述。杜威是继黑格尔和马克思之后,较早预示“历史的终结”或“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哲学家,对20世纪后半个世纪美国主流哲学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科学探究和社会实践的一致性

  继尼采等人之后,杜威否定传统形而上学,主张工具论或实验论的实用主义,把实验哲学同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相提并论。杜威工具论简单化了传统哲学的真理问题。他“否定笛卡尔派的二元论,坚持经验与自然的连续性,这消除了一整套形而上学问题---特别是涉及身心关系问题。”②杜威感兴趣的问题,不是古老的本体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生活问题、道德问题和社会问题。”③杜威认为,“哲学必须成为道德、政治的诊断和预判方法;世界 处 于 生 成 之 中,我 们 须 为 它 助 一 臂 之力。”④杜威在摧毁传统形而上学方面不遗余力,有着相似于马克思、尼采和维特根斯坦的贡献,他们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是一致的,都是批判的和治疗性的,而不是建设性,没有康德和黑格尔那样的体系化野心。

  杜威改造了传统哲学方法论,重视哲学和科学研究的经验方法或实验方法。在这一方面,黑格尔历史主义观点给他以重要启示。正如罗蒂指出那样,“要思考杜威就应该从思考黑格尔开始。”⑤德国古典哲学是杜威创立自己的经验主义哲学的思想史起点。他早年深受康德和黑格尔影响,从科学心理学角度来解读德国古典哲学,表示“哲学探索的所有对象的性质在于找到经验对我们说了什么。心理学正是对这种经验的科学而系统的探讨。我认为,这才是心理学立场的根本所在。”⑥杜威在阅读康德时,其重心是康德的第三个批判,他赋予康德的“理性”(reason)以经验含义,“试图证明康德的判断力理论是以‘使理性或精神成为人的整个经验领域的中心或有机统一体’为中介的……他视康德为真正哲学方法的创始人。”⑦杜威认为,当康德试图超越这种科学方法时,康德把自己引向了错误的方向,使自己的学说陷入矛盾之中。杜威早年跟随莫里斯研究黑格尔,把黑格尔读作经验主义哲学家,去掉了黑格尔哲学的神秘主义因素,打通了哲学和科学的界限,把哲学纳入科学之中,成为科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

  不过,杜威哲学仍然是一种整体论哲学。“20世纪有两个伟大的哲学家,一个是维特根斯坦,一个是杜威。维特根斯坦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写出来的东西给人以他似乎一无所知的印象;杜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写出来的东西给人以他似乎无所不知的印象。”⑧杜威试图把所有问题都用一套连贯的语言来表述,用一个统一的方法来解答。那个方法就是心理学方法。科学和哲学是相通的。“任何一个哲学体系最终都要退回到事物本真存在的事实中。这个事实性的意义是所有哲学的应有之义,作为哲学方法的心理学的确将明确地呈现这个必然意义。只有它才是从这个完整事实出发的,因此只有它才是完整的哲学。”⑨杜威试图找到一个普遍方法解决所有问题和纷争。他最终把它落实为一种心理学观点。“心理学是完备的哲学方法,因为在心理 学 中,科 学 与 哲 学、事 实 与 推 理 是 统 一的。”⑩杜威明确表示,“心理学,而非逻辑学,是哲学的方法。”

  因此在方法论上,杜威不是二元论者,也不是多元论者,而是一元论者。他不像以赛亚·伯林那样担心人类生活的对立、对抗、分裂、分歧或不可通约性,他不担心由人类自由带来的纷争、破坏甚至毁灭。杜威主要从积极角度而不是消极角度看待人类的自由。凭借科学和哲学的相通性,凭借作为人类基本生活方式的民主政治,人类能够解决他们面临的所有争议。因此,杜威抛弃了旧的本体论,但发展了作为哲学方法的心理学。正如科学、哲学和心理学具有内在协调性或一致性一样,它们总体上是相通的,杜威把政治哲学视为他的哲学和科学观的自然延伸,是他的哲学方法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具体应用。哲学方法的研讨有助于社会、政治问题的探索。当杜威说哲学主要是一套研究方法时,他没有抛弃哲学自身的内容。

  二、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交融性

  罗蒂说:“杜威的主要兴趣在于文化、教育和政治改革,而不是专业性的哲学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通常需要被消解掉,而不是获得解决),他将实用主义对伦理学和社会哲学的意义发挥出来了。”杜威的主要贡献在社会实践或人类公共生活领域,他不满足于像维特根斯坦那样简单地取消传统形而上学问题的做法。

  杜威没有像哈贝马斯和罗蒂那样严格区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认为公民的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是难以分开的,宗教和哲学皆可以为现代民主服务。同罗蒂试图撇清哲学、宗教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的做法不同,杜威努力寻求宗教生活、哲学研究与民主生活的共同点。杜威毫不隐瞒宗教对其思想的影响。杜威思想中一直流淌着真诚的宗教关怀。

  杜威认为,哲学研究有助于一种民主的公共生活方式的建立。杜威毕生致力于构建一种一元论哲学,以消解自童年开始就困扰着他的二元论。杜威长期保持着对宗教的虔诚信仰,认为宗教是人具有的内在于自然经验的一种本能。在杜威对民主问题的思考中,我们总能发现其宗教和哲学的维度。

  杜威区分了以外在社团形式存在的“宗教”(Religion)社会或教会和每个人内心的以精神形式存在的“宗教的”(religious)体验或情感,前者为社会文化现象,后者为个人心理态度。他认为“宗教”(religion)社会或教会具有多样性,宗教的形成与具体经验、具体社会文化条件紧密相连。“宗教的”(religious)体验或情感则表达了一个人的宗教态度,不一定与现实宗教相联系。不同的文化造就不同的宗教,彼此存在无法消解的差异。不存在能为不同文化共同接受的一般宗教。宗教态度产生于个人经验,产生于人与环境的互动过程,是人与环境相互适应的产物。宗教态度引导人们走向更美好生活的可能性,蕴涵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杜威终生没有放弃对统一性(unity)的追求,那种统一性既是宗教的,又是哲学的,更是政治的,主张通过宗教态度来构建为各个文化群体共同接受的信仰,由哲学来承担建立共同信仰的任务。杜威的幼年在基督教新教与福音派虔信主义影响下度过。该教派主张虔诚地信仰上帝与耶稣,通过上帝的恩典使个人的灵魂得到救赎。新教教义在意识层面上造成肉体与精神、个体与上帝、自我与世界的二元对立,对生性聪敏的幼年杜威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压抑和持久的精神困扰。杜威由此产生对统一性的强烈渴求。这种渴求在杜威思想发展历程中演变为一种有机统一理念,通过调和个体与上帝、人类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实现有机统一,成为杜威毕生求索的终极理想。在大学期间,杜威被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有机体思想所吸引。这与杜威的统一性渴望相契合,奠定了杜威对科学的亲近态度。当时盛极一时的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运动对自我的强调,也令杜威产生强烈共鸣。在莫里斯(Morris)影响下,杜威开始研读黑格尔,吸纳了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哲学。黑格尔“世间万物统一于绝对精神”的整全性哲学,为杜威统一性思想提供了哲学基础。

  杜威寻求宗教生活与日常经验的统一,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的统一。杜威不把基督教单纯看作一种宗教,而是把基督教看成一种启示。启示是对生命的审视,作为启示的基督教致力于将真理传达给大众。杜威指出,基督教的重要责任在于“向人启示绝对真理的思想---即在作为充分而至高的生活指导的意义上的绝对。”

  启示帮助人们确定其生命的真理性,而上帝就是真理。杜威认为,上帝与自我是统一的,因此,启示并不会自动降临,只有通过人们日常生活的行动才能认识到真理。“人是通过在既定时间的自己的行动,来诠释他所生活的宇宙的。”通过对真理的获得与认同,人获得了自由。杜威指出,以往的基督教倾向于忽视个体感受,单方面要求个体履行宗教教义所宣扬的内容。

  这些内容往往是超验的,是普通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无法经验到的。一方面个体对于基督教的信奉往往是机械的,带有距离感的,另一方面宗教因无法对个体生活给予实践性的指导而沦为某种空洞的、徒具外表的仪式。由此造成了宗教与信徒之间在实践层面上的二元对立。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宗教生活与日常生活的同一,弥合这种二元对立。杜威提出,上帝一开始便内在于世界之中,内在于作为共同体成员的每个人的心里。在《基督教与民主》一文中,杜威写道,“民主之为启示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够使我们从一种自然的、日常的和实践的意义上获得真理。”

  这种真理来自于日常生活,是一种只要用心体会,人人均能够体验到的真理。这种来自日常生活的真理具有以往宗教不具有的亲切感,不仅极大地拉近了宗教与个体的距离,使宗教获得了个体的信任感,亦使宗教真正成为引导个人生活的精神动力。杜威的解决方案彻底打破了以往宗教与个人疏离的二元对立,顺利实现了二者的融合。

  杜威寻求宗教生活与公共生活的相融性,赋予基督教以民主内涵,或者用民主思想来改造基督教,视民主为通往基督教真理的途径之一。杜威对宗教和民主兼容性的判断与当时的社会情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19世纪晚期,美国社会动荡起伏,社会民主化改革的呼声愈加迫切。杜威将目光投向社会,表示美国社会问题源于人性。杜威重构了美国人的宗教生活与日常生活,积极促成基督教向人性的回归,使宗教信仰与民主价值实现同一。杜威希望基督教更适应美国社会的需要,并借助基督教之力推动民主的发展。在杜威看来,经历近代启蒙之后的宗教并不对立于政治,甚至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载体。杜威消除了上帝与自我、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的二元对立,认为民主是世俗化了的基督教。人们通常把民主视为一种政治制度,杜威则从经验主义视角审视民主,把民主看作一个属灵事实,一个伦理理念,一种精神生活状态。在民主制度下,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获得用于指导生活与行动的真理。

  杜威提倡人本主义思想,从个体心灵,到个体关系,再到个体与自然的关系,无一不在杜威关注的视野之内。在早期着作《心理学》中,杜威定义人“是一个自我;自我的本质是意志的自我决定性的活动;这种意志是一种客观化的活动,”“客观化的活动是智力”,“这种活动的结果就是认识。”

  杜威将自我定义为一个自我决定的力量,自我在与他者的关系中不断拓展自己各个方面的经验,并越来越充分地与真实的自己相统一,不断趋向完善的自我。杜威认为,人的生命是一个不断趋向完备自我的进化过程。人兼备生物性与社会性的双重特征,在社会环境中逐渐发展出鲜明的个性,并因此涂上“社会性的色彩。”

  社会的文化遗传塑造了个体的个性,同时也限定了个体的价值观念与好恶。社会性因此成为个体不可或缺的文化组成。杜威对人性的独特理解构成其社会理论的根基。

  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也是个体与社会环境进行互动的过程。经验包含做与经历的双重体验。经验植根于自然,与自然具有不可分割的连续性与互动性,二者是同一的。但经验又是未完成的,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不断趋向完善的过程。人的一生也是一个不断趋向完善的过程。通过经验到的各种事实,个体不断发现真理,并据此进行自我调整。

  杜威乐见个人的成长,断言一切社会制度的目的都在于为这种成长提供机会与便利,最终使每一位社会成员得到全面发展。杜威的全部思想都致力于引导人性得到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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