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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市民社会中的城邦国家和城市公社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发布于:2015-08-17 共15311字

  恩格斯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时代,正是“欧洲中心论”大行其道的时候,所以恩格斯只描述了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三个民族国家的起源问题。事实上,当古希腊、罗马接受西亚、北非文明的影响,从原始氏族社会进入阶级文明社会之前,国家就已经在埃及、波斯、印度、中国等东方文明国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演进。所不同的是,与东方国家的“神权国家”或“政教国家”性质不同,古希腊罗马国家一开始就表现出“城邦国家”或“政治国家”性质。这种国家采取的是公民政治与私人生活合二为一的形式,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公民政治都处在相对于私人生活来说的绝对优势地位,但它毕竟为市民社会留下了一定的活动空间。正是这种活动空间,使得西方社会结构在经历了中世纪初期的社会分化、裂变与重组后,能够在中世纪欧洲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相互斗争的社会缝隙中产生出“城市公社”、“城市社会”或“城市共和国”这样的新的市民社会形式。由此,古希腊罗马的“城邦国家”和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公社”,实际上构成了近代市民社会的两种历史传统。

  一、“城邦国家”中的公民生活与私人生活

  谈及希腊城邦,人们首先会联想到亚里士多德“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1]7的经典论述。因为它揭示了希腊城邦生活的两个基本事实:一方面,城邦作为一种国家实体,关涉到城邦公民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个人作为城邦的组成部分,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才能让大家满足其需要。正因此,亚里士多德从公民与城邦相统一的角度对两者进行了定义:“(一)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二)城 邦 的 一 般 含 义 就 是 为 了 要 维 持 自 给 生 活 而 具 有 足 够 人 数 的 一 个 公 民 集团。”[1]

  亚里士多德的定义说明,“什么是‘城邦’”和“什么是‘公民’”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城邦政制”的两个不同面相。希腊的“城邦国家”这种政制问题,本质重要地涉及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城邦的国家生活,二是城邦的公民身份(公民资格)。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解,人们为了满足其自然需要,建立了三种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首先是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的基本形式即“家庭”,其次是为了适应更广大的生活需要而由若干家庭联合组成的初级形式的社会团体即“村坊”.然而,一旦由若干村坊组合而为“城邦(城市)”的时候,社会就进化到了“高级而完备的境界”.正是看到了城邦具有相对于个人来说的“高级而完备”的“社会团体”优势,亚里士多德特别看重希腊公民个人对于希腊城邦的高度依赖性。他说:“我们确认自然生成的城邦先于个人,就因为[个人只是城邦的组成部分,]每一个隔离的个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才能让大家满足其需要].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或是为世俗所鄙弃而无法获得人类社会组合的便利或因高傲自满而鄙弃世俗的组合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祗。”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个人要想成为不被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就要努力地参加到城邦的政治生活中,通过政治参与实现希腊人特有的道德观念。这种对城邦和个人同时有用、能够为人们带来荣誉的道德品性,就是希腊人称之为“幸福”的东西。

  可是,在希腊城邦中,只有公民才有资格参加城邦政治生活。这样,城邦的政治生活问题自然转化成了城邦的公民身份(公民资格)问题。事实上,按照其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希腊城邦的人口通常被划分成三个主要阶级:一是奴隶阶级,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毫无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被亚里士多德称为“有生命的工具”、“有生命的财产”;二是非公民阶级的自由人,包括妇女、儿童,以及定居本邦的外邦人(外邦人作为非公民的自由人,虽然适应了城邦经济的商业化发展需要,但是除非作出特殊贡献,否则很难取得公民权,因而同样没有参加城邦政治生活的权利);三是公民阶级,他们是出身于本邦公民家庭的成年男性,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参加本邦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显然,奴隶阶级的毫无地位、非公民阶级自由人的无权地位和公民阶级的特权地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加强化了城邦作为公民团体的性质。

  这样,在希腊城邦国家中,尽管存在着雅典民主政治与斯巴达寡头政治这两种城邦政制的区别,但它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城邦的最高治权都寄托于公民集体身上。

  以此为基础,希腊城邦普遍实行的是一种主权在民的政制原则,“公民大会”与“轮番为治”就是这种主权在民原则的贯彻和落实。以雅典为例,公民不仅可以出席公民大会,参与公民大会的辩论和投票,而且可以轮流参加议事会和陪审法庭,处理国家事务,审理案件,调解纠纷。即就是在“不那么民主”的斯巴达,其国王也由两人担任,且其权力平等;其长老会和监察官也都由多人出任,轮流执政。

  不难想象,正是在这种城邦政制中,孕育出了古希腊民主、平等、自由、法治与理性的精神传统。

  那么,城邦公民在政治生活之外又是如何生活的?亚里士多德从城邦与家庭的区别出发,认为公民除了基于城邦的“政治生活”或“公共生活”之外,还存在另一种生活方式,即基于家庭的“家务生活”或“私人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完全的家庭是由身份和地位不同的奴隶和自由人(包括家主、妇女和儿童)组成的。家主具有公民权,奴隶、妇女和儿童则没有公民权。在家庭中,奴隶处于依附地位,妇女处于从属地位,他们的存在似乎天生就是为那些处于家主地位的公民创造生活资料,提供生产性、生活性、服务性的活动资料而已。亚里士多德就是从这种整体论和目的论出发理解公民即家主的私人生活的。在他看来,一个完全的家庭除了“主奴关系”、“配偶关系”和“亲嗣关系”这三项要素以外,还有另一项更为主要的要素即“致富技术”.亚里士多德说:“财产既然是家庭的一个部分,获得财产也应该是家务的一个部分;人如果不具备必需的条件,他简直没法生活,更说不上优良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不仅区分了两种“获得财产的技术”,即“为生活而从事于觅取有限的物资”的“自然的”“家务管理”和“专以聚敛财富(金钱)为能事”的“不合乎自然的”“货殖”,而且认为作为“家主和政治家”的公民应该熟悉家务管理这种获得财产的自然技术,因为这种致富方式和技术“不但有益于家庭团体,也有益于城邦团体”.一方面,对于城邦公民来说,自外于城邦的公共生活而过一种彻底的私人生活,“首先意味着被剥夺了对真正的人的生活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被剥夺了来自于被他人看见和听见的现实性,被剥夺了与他人的‘客观’关系,被剥夺了达到比生命本身更加永恒的境界的可能性”.所以,无论对于那些想通过参与城邦政治而保持与公民集体或公共生活联系的普通公民,还是对于那些想作为有闲阶级而从事修养德性、担任公职的行政人员以及议事和审判人员等着名人物,都必须拥有一定的财产作为政治保障。正如阿伦特所说:“从历史上看,无论是财富还是财产都比其他的私人事情或私人关怀对公共领域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两者至少在形式上或多或少起着相同的作用,成为一个人进入公共领域、具备充分的公民资格的主要条件。”

  另一方面,对于作为城邦公民的家主来说,无论是对“无生命工具”还是对“有生命工具”(奴隶)的管理,都是对其“家有财产”的管理。由于“家务和政务,以及主人的治理奴隶同政治家和君王统治人民完全相同”,所以,家务管理即家有财产管理这种致富技术,在更高的意义上其实是对公民政治能力的训练与培养。以这种观点审视希腊人对于家务管理与公民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关系可以发现,他们虽然在家务生活或私人生活方面保有充分的活动空间因而保有一定的个人自由,但最终还是将其消弭到了公民的政治生活与公共生活这种城邦自由之中去了。正如阿伦特所说:“‘私人的’一词,就其原初的剥夺涵义而言,只有与公共领域的多元性联系起来才有意义。”

  “古代人必须每天穿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那条鸿沟,越过狭窄的家庭领域,‘升入’政治领域。”遗憾的是,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他们对城邦国家的论述都只是一种历史想象。一方面,希腊人对城邦的公民身份(公民资格)的认同本身受到荷马理想的巨大影响,存在着贵族主义的文化倾向,体现出非常明显的排他性与不平等性。其最大特点是,与物质财富的功利性追求不同,希腊人更加注重精神世界的非功利性追求,因而对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极其鄙视,往往将人划分成高贵者和低贱者、贵族和平民两类,认为他们在外貌、体格、能力、德性等所有方面都是不平等的。

  不仅如此,就是公民阶级,其参政的范围与程度也是各不相同的。在有闲阶级人数不可能比现在一个与之同等规模城市的有闲阶级人数还多的希腊城邦,绝大多数公民都还只是依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活的商人、工匠或农民(他们除了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能够得到保障外,其他权利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蛰伏”状态)的情况下,“只有那些能够担任公职、出任元老的人能经常行使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力”,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充分的时间全面了解有关国家的事务,也只有他们有足够的财力接受必要的演说训练”.显然,这种实际情况是和希腊城邦所主张的主权在民的政制原则背道而驰的。至少它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古希腊的城邦政制实行的是包含着不同程度的民主因素、但远非真正民主的政体形式。另一方面,希腊城邦之所以能够实行主权在民、轮番为治的政制,那也是由希腊城邦在基本上都是“小国寡民”的社会状态所决定的。

  在这里,“城邦的大小(人口的多寡)”成了希腊城邦政制实行主权在民、轮番为治这种直接民主政治的决定性因素。比如,柏拉图理想中的城邦国家的公民人数仅有五千多人,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具体规定其理想国家的公民人数,但是却对“城邦的大小(人口的多寡)”进行了原则上的规划。他说:“一个城邦最适当的人口限度:这该是足以达成自给生活所需要而又是观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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