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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王权思想演变与现代政治

来源:未知 作者:学术堂
发布于:2015-08-17 共3892字

  原标题:中世纪王权与现代国家

  托马斯·霍布斯在其政治思想的成名作《论公民》中对主权者和国家的关系有一个非常着名的说法,他说人们通常认为主权权力的持有者和国家的关系是头之于人的关系,但是这种理解是有问题的,更恰当的比喻是灵魂之于人的关系。原因是人拥有灵魂,也就拥有意志。在霍布斯看来,现代政治哲学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建立在意志基础上的。我们可以从霍布斯对比喻的替换中看到现代国家与之前政治形态的本质差异,而头和人的比喻正是中世纪人们理解国王和政治有机体的支配性观念。当我们试图尝试理解和分析现代政治的基本逻辑时,像霍布斯这样的现代政治思想巨擘是首要的认识对象,但是在读到现代早期政治思想家的着作时,一个绕不开的传统便显现了出来,这就是西方中世纪政治形态与政治思想的遗产,不对这一遗产进行认真审视和探究,我们便无法明晰现代国家的由来和变革,自然也很难理解现代政治的内在理路与特质。面对这一思想命题,李筠的《论西方中世纪王权观-现代国家权力观念的中世纪起源》(下称"李着")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有分量的答案。

  中世纪政治思想在国内的受关注度和研究状况远比不上古代和现代政治思想,这背后的原因颇为复杂。除了语言和资料等因素外,中世纪极长的跨度、繁多的政治组织形态、多元的政治传统、变动不居的政治-宗教关系等一并构成了研究者首先要面对的重重大山。要想从驳杂的中世纪梳理出清晰的政治逻辑更是难上加难。在西方学界,一些中世纪政治思想研究名家进行过不少有益的尝试。比如卡莱尔兄弟六卷本的《西方中世纪政治思想史》

  就是希望从中世纪找到自由主义一些核心要素的前身,特别是法治主义传统。乌尔曼则阐发了卡莱尔兄弟提出的王权"上源理论"(君权神授)和"下源理论"(君权民授),用这一公式解释近千年的中世纪政治思想。他认为中世纪政治思想史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两种理论的斗争史,由于基督教的影响,直到十三世纪晚期,上源理论都占据优势,而随着对亚里士多德的重新发现,王权的下源理论又不断发展,世俗权力最后得以反败为胜。像卡莱尔和乌尔曼等人提出的这些支配性的研究范式为读者进入中世纪提供了指路牌,但同时因为其范式的精炼或指向而影响了对一些核心议题的充分揭示。李着通过将政治思想置入与政治冲突和政治制度的互动过程中,考察了公元一○五○至一四五○年间王权观的发展以及其在向现代政治转化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公元八百年圣诞节,查理大帝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加冕,自此王权与教廷的政治联系牢固建立,通过加冕活动,教皇确认了自己作为上帝代理人的角色和地位,将自己置于上帝与王权之间。

  从此之后,教权与王权的缠斗开始了,这也构成了中世纪政治斗争和政治思想发展的主线。李着认为在中世纪政治合法性诸多来源的竞争中,教权和王权于一○七六年的"叙任权之争"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事件。一○七六年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宣布革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的教籍,因为亨利不仅拒绝服从格里高利废除世俗叙任权的敕令,还宣布废黜格里高利七世的教皇职权。

  "叙任权之争"开启了教皇国与帝国的争论,也直接促使教权与王权征用一切有利的政治与理论资源为自己声张和辩护。这一斗争"激活了各种观念因素,使得中世纪王权合法性观念成为熔铸各种观念因素的熔炉"(41 页)。

  围绕这一斗争,李着分析了教权与王权各自的应对措施。就教权来说,李着认为正是通过叙任权斗争,教权派迅速形成了"教皇君主制",将分裂而散漫的教廷改造为以教皇为最高权威的权力等级结构,摆脱了在现实政治上的弱势地位,并取得了高于皇帝的法理地位,从而真正成为中世纪二元政治结构中的一元。在教权方面,充分显示了乌尔曼"上源理论"的优势。面对教权的扩张,王权也就必须找到自己的护身法宝,李着认为其法宝主要有两个。

  其一是基督教传统内部提供的"格拉修斯原则",即教权和王权是二元的,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是平行存在的,虽然教皇地位更为优越,但并不能因此取消这二元划分。其二则是由基督教传统之外的"十二世纪文艺复兴"提供的。

  十二世纪文艺复兴直接促成了大学的兴起、罗马法复兴和亚里士多德革命。特别是亚里士多德革命提供了一套全新的、不同于基督教神学政治的自然主义政治观,在这一新政治观影响下,出现了一大批用"人民论"来为王权辩护的思想家,如巴黎的约翰、但丁、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等,他们认为人民是王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从而与教皇和教权派的上源理论构成分庭抗礼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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