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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中的现象分析

来源:未知 作者:学术堂
发布于:2015-07-25 共10763字
摘要

  研究中国近代以来出现的社会主义思想,既涉及中西文明撞击中传统理想的现代转化,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判断; 又涉及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和对这种选择历史合理性的认识。为了正确认识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特点,必须打破经济决定论的线性历史观的局限,从历史与现实、中国与西方,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空间结构上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并从近代以来思想文化变革的视角分析社会发展的趋势。这就必须搞清一些最基本理论问题,进而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认识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中的各种现象。

  一、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是与民主主义思想融为一体的

  长期以来,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界,人们一般都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并不存在社会主义思想,甚至不存在空想社会主义。在一些人的理论视野中,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也就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也并不能找到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思想。他们大都是根据《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西欧社会为背景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界定,因而忽视了对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

  根据这种观点,人们认为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不过是中国新生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美化,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不过是为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披上了一件社会主义的外衣,是“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总之,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思想体系,二者界限分明,互不相容。应当说这些判断很大程度上是受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缺乏全面的认识。

  其实,社会主义思想与民主主义思想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有其相对一致性。当年,恩格斯在评述早期基督教时曾指出: 社会主义确实存在过,那就是基督教。只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是在“千年王国”中寻求自己的理想。他认为: 在早期基督教中并没有后来基督教的教义和道德伦理,而是在与不合理现实的斗争中充满了信心。这种信心“在现代的基督徒身上已经完全丧失,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只存在于社会的另一极---社会主义者方面”.[1]( P487)“事实上,对起初极其强大的尘世作斗争,同时又在革新者自己之间作斗争,这既是早期基督教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者的特点。”[1]( P488)恩格斯认为受文艺复兴的影响,在 16 世纪德国农民起义领袖托马斯·闵采尔的社会纲领发出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2]( P405)而且认为“他们---至少在幻想里---甚至已经超出当时还没有什么迹象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2]( P404 -405)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思想并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是在遥远的古代就产生了,只是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和资本主义发展中,它才成为一种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思想体系。

  就社会主义思想与民主主义思想的关系而言,在西欧资本主义早期,它们也并非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更关注平民百姓的生活,在社会批判的理论根据和批判对象上均与当时的资产阶级代言人有许多共同性。在启蒙时期,空想社会主义也只是启蒙思潮中的一个派别。只是到资本主义秩序确立后,它才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显示出了自身独立的历史意义。普列汉诺夫说过: “诚然,法国‘启蒙运动者’不是社会主义者。但这只是细节而已……所有空想时期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在他们对社会发展动力的基本看法上,是完全采取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者’的观点的。”[3]( PVI)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则是融为一体的。列宁曾经称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不可分割时代的民主主义者”.[4]( P245)他还说: “想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善良愿望,并不排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本质。”[5]( P176)应当说,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这种相对同一性是落后国家所特有的一种思想现象。

  据此可以认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思想与民主主义思想不是截然对立而是相对同一的,社会主义思想也不是在民主主义的目标实现以后才出现的。二者有很大的相容性和共生性,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反映着其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和自身同一的相对性。以这样的视角分析中国近代以来出现的社会主义思想,就可以正确判定它们与民主主义思想的关系,并正确阐释它们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的意义。

  二、进化论历史观是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

  追溯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源头可以发现,以平等、和谐、民生为内在主题的大同理想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这种“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凝聚了先秦儒、墨、道各家思想的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追求,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早期形态。但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随着儒家思想的制度化,不仅使它自身经过人们的重释实现了与封建秩序的统一,而且墨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也被边缘化了。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政治理念下,人们把封建秩序神圣化,很难形成在变革中求发展的思想。不仅统治者坚持从伦理上维持封建秩序的合理性,而且改革家和下层民众往往也是以恢复“三代”的方式或以“替天行道”为口号提出自己的主张。人们思维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扼杀了种种要求变革的思想。在这种背景下,虽然“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出自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但在儒家思想制度化以后,这种理想主义不过是出现在文学作品中,道家思想已经转化为一些愤世疾俗不与现实共谋的文人追求人性解放的超越追求,而墨家思想又转化为贫苦农民有无共济、勤勉自励的意识。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中国传统社会基础的颠覆性冲击,造成了中国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19 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封建秩序和传统政治文化也处于危机之中。在这种背景下,认清世界之潮流、发挥自强精神成为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的选择。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是通过西方各国来华的传教士和中国驻西方各国的外交使节实现的。在洋务运动中,中国官方派一些青年人去西方各国留学,为中国思想界吹进了一股来自异域的新鲜空气。

  严复在《天演论》中所介绍的进化论思想则从根本上打破了许多传统的成见,在学术思想上实现了从“西学”向“新学”的转变。20 世纪初西方文化对中国思想界影响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人们从中国社会变革的视角,在阐释中国文化典籍中吸收西学的营养,并依此探讨中国的未来出路。早在 1895 年,严复在《原强》中就认为: 人类文明的大势如东流之水,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中国人必须认清这个大势,进而规划自己的未来。

  他以在变革中求进步的理念批判中国社会弥漫的因循守旧和无所作为的思想,主张面向未来,形成自强意识。这种进化论对当时中国人的历史观、伦理观、教育观产生了重大影响。梁启超在评价严复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时说: 在中西文化交际中,“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 严) 复其首也”.[6]( P3105)严复以进化论分析中国历史,批评以“三代”为本评判现实,主张摆脱圣人思想束缚,形成面向未来的精神。同时,他又批评西方资本主义下文明发展造成的种种悖论,分析了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兴起的原因。他认为,文明的发展造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引起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此宗教之士所以有言,而社会主义能以日盛也”[7]( P254)在进化论历史观的影响下,中国人把握社会发展中天演与人为的关系,从今必胜古的精神追求未来,一方面振奋起了民族精神,另一方面也把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从歌颂过去转变为面向未来。

  康有为说,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8]( P436)根据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从“据乱”走向“升平”( 小康) 再到“太平”( 大同) 发展的过程,以进化论的思想重新阐释儒家经典,反思传统政治文化,批判制度化了的儒家思想,对西方资本主义进行判断,就使中国传统大同理想摆脱了自然经济的影响,使之与人类文明大趋势相联系,并提出了一个建立在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上的消灭家庭、消灭国家,人人平等、自由幸福的世界大同理想社会。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说: “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9]( P253)以孙中山为首的早期国民党人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与康有为和梁启超有所不同,但同样是在进化论历史观的基础上认识中国传统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他们一方面追求中国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 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进行判断,把民生主义视为社会主义,主张以社会主义作为中国走向未来的道路选择。孙中山说: “循进化之理,由天演而人为,社会主义实为之关键。”[10]( P156)他认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因此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顺应世界潮流,发扬自强不息精神,建设政治修明、人民安乐的新国家。

  在进化论的影响下,不仅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相共鸣,实现了与现代文明的对接,而且道家思想的批判超越性也被纳入理想追求中,使之与共产主义目标相一致; 墨家思想则与流离失所的下层民众的反抗要求相吻合,反映着被剥削劳动人民的要求。这些除了被吸收到了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中以外,有些无政府主义者也以道家理想为宗阐释自己的主张,墨家思想则转变为一种民粹主张。所有这些集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复杂图景。

  20 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基本上都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进化论的历史观虽有许多局限,但毕竟打破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形成了面向未来的精神。它使当时的中国人认清了世界之大势,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暂时性,在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中,吸收世界文明成果,以实现西方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目标。

  三、传统大同思想是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民族文化资源

  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源泉主要是来自西方,还是来自民族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的又一重要问题。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过一个“轴心期”的概念,他认为公元前 800 -200 年是人类历史的“轴心期”.这一时期,东西方各文明古国的一些哲人都探讨关系人类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寻求人类对灾难的彻底解脱。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时期,人们往往重新提起这些问题,并寻求解决的方式。就中国而言,“轴心期”就相当于先秦春秋战国时期。那是一个社会动乱和深刻变革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化的原创期。在这个时代,各派思想家都在探索人的本源、社会的出路和人类的目标,“欲以其学易天下”,提出了许多深刻的历史命题。这些命题的特点是体现着深刻的批判性和历史的超越性,并且为以后历史发展中的思想变革提供了很大的话语空间。

  在先秦时期,各派思想家都对现实采取批判的态度。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老安少怀”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孟子继续孔子的思想并提出了“王道仁政”的井田制,以“为民制产”追求小康。道家则批判人为物设,追求自然无为和人的解放。墨家则倡导泛劳动和“兼相爱交相利”,追求人人平等。

  到秦汉之际,这些思想融为一体,形成了《礼记·礼运》中对“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描述。这种大同理想虽然是以自然经济为背景而形成的,但它把儒家的道德诉求、道家的超越精神和墨家的平民立场合而为一,形成了中国古代理想主义的第一个完整表达,对后来的理想主义发展形成了深刻影响,成为人们不断追思和探索的历史命题。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中国形成了自然经济、集权政治和儒家文化高度统一的“超稳态结构”,儒家思想被制度化后,道家思想以其批判的超越性转化为不满于现实的文人雅士的精神追求,墨家思想则转化为下层民众的勤俭自励和同舟共济精神。在明末清初,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对制度化儒家思想的批判,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倡导实学,讲求“实事求是”,主张“均田平土”和“工商皆本”.他们在理论建构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以阐释先秦理想主义“轴心期”命题的方式表达新的社会发展要求。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军事和经济侵略,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下中国人的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革。在与西方国家接触的过程中,一些人看到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西方世界,因而对中国封建文化发生了怀疑。如何才能“外之不落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 鲁迅) ,在吸收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形成中国人的社会理想,成为一个新的历史命题。在这种背景下,康有为不仅重新审视先秦儒家思想,批判传统政治文化,而且在进化论的基础上,用现代文明重新阐释“礼运大同”思想,以丰富的想象力描绘出了一个高度文明的世界大同理想。这种大同理想是在进化论历史观基础上,批判传统社会的黑暗和资本主义的现实,根据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而规划出来的。其中虽然没有使用社会主义的术语,但却有明确的社会主义取向,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梁启超不仅把康有为的大同理想视为社会主义,而且更明确地说: “欧洲所谓社会主义者,其倡导在近百余年间耳。

  我国则孔墨孟荀商韩以至许行白圭乏徒,其所列论,殆无一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11]( P3605)并且说: “我国对于生计问题之见地,自先秦诸大哲,其理想皆近于今世所谓‘社会主义'.”[6]( P3108)以孙中山为首的早期国民党人在研究当时流行于西方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更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寻求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他们不仅提出了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并且关注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并根据中国实际提出了民生主义。孙中山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井田制和互助意识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他以民生为题论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必要性和现实性,明确提出: “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10]( P802)不论是以世界大同表达中国和世界的最终归宿,还是以民生主义表达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要求,都是从中国理想主义传统中阐释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并且以一种主动创造精神点燃了“轴心时代”的理想主义之火。虽然中国社会的基础和发展要求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同理想主义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

  但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却是以“执中鉴西”的思维方式,在传统大同思想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并论证社会主义在社会变革和发展中的合理性。因此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形成的社会主义思想只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时代背景,进化论是中国理想主义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观基础,而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资源却是先秦时期的理想主义。一种现代新思想之所以能为广大人民接受并形成历史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是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在对自身传统的发展和丰富中形成的。社会主义与大同思想相对接,不仅激活了中国理想主义的源头活水,而且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扎下了根。

  中国传统大同理想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走过了“秦时明月汉时关”,终于在近代以来的中西文明交汇和冲突中与社会主义取得了共鸣。它不是瞬息间消失的大漠余晖,而是以一种旺盛的生命力迎接着旭日朝阳。走自己的路,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并在对世界文明的审视中吸收其中的积极成果,赶上世界潮流。只有从传统大同理想的现代转化中,才能认识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民族特征和历史合理性。这就是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理想向现代转化历史过程所得出的结论。

  四、现代化是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命题

  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它包括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专制集权向民主法治的转变,从文化政治化向文化世俗化的转变,从社会封闭向社会开放的转变等诸多方面的深刻变革。在这其中,科学技术、理性主义、效率意识、自由平等理念都发挥着不可否认的重要作用。在世界性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外源现代化国家,它的社会变革和发展又面临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历史任务。现代化是以文明发展程度作为标准进行衡量的,中国虽然是一个文明古国,但随着现代化推动下的西方国家的兴起却不仅落后了下来,而且成为资本主义列强进行殖民掠夺的对象。西方各国对中国的侵略既瓦解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为中国带来了现代文明,但又给中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和历史性灾难。

  自19 世纪70 年代“洋务运动”引起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变化,到20 世纪初期早期国民党人提出三民主义,正与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相同时。这样,先进中国人就面对着两个任务: 一是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管理经验和现代观念,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过程中追求中国的现代化; 二是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冲突及其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追求西方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社会理想目标。这两个任务在西方国家是先后形成的,但在中国却成为同一历史任务的两个方面。

  从康有为的改革设想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不是纯粹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而是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求文化资源,并且把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与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结合在一起。因此,如何认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就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以前的理论研究中,人们往往先入为主地认定康有为的改革主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视为对资本主义的美化,很少注意到他们的思想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从根本上讲,这是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教科书式的理解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相联系的,同时也与“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相关,而忽视了中国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历史任务的相容性和内容上的边界模糊性。

  其实,不论是康有为提出的“升平小康”,还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不是对资本主义的美化,或者说是把资本主义作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而是在大同的终极目标下规划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梁启超把“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视为从小康走向大同的途径,孙中山不仅多次手书“天下为公”和《礼运》中的大同描述,而且视之为“最伟大之理想”,[12]( P402)他说: “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13]( P635)而且制定了关于土地和资本问题的政策。这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把中国的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目标相联系,视社会主义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在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上,康有为把世界大同视为人类社会的必然趋势,并把它推向了遥远的未来。孙中山则主张在改变现实的现代化实践中寻求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中,实际上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个维度。前一个维度表达着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后一个维度表达着社会主义的理想。因而,如何处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中国,任何一种社会主义思想都不可能脱离现代化这个主题,或者说如何在实践中正确认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正确认识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不是简单地在唯物与唯心的问题上对其进行界定,而是把握它提出的历史命题,分析它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的启示。

  由于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天演”与“人为”的关系上也就存在着一定分歧。前者在社会进化强调客观必然性,后者在政治革命中强调主观能动性。这种关系反映到社会主义问题上,就引发了 20 世纪初梁启超与早期国民党人的论战。那时,现代化的概念还没有提出,人们往往重视资本主义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的作用。梁启超因为强调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客观要求而被视为放弃革命,早期国民党人则因强调革命的必要性和主观能动性而受普遍赞扬。其实,仅仅从政治视角上认识问题是不够的,如果只强调客观必然性,就取消了革命的合理性; 如果只强调革命的必要性,也容易造成唯意志论的激进主义思潮,也就不能正确认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从现代化的角度讲,重视客观必然性是要看到社会变革的渐进性,强调革命的必要性是要扫除社会发展的政治障碍; 从社会主义的角度讲,重视客观必然性是要把握现代化这一中国社会主义的内在主题和历史任务,强调主观能动性是要为现代化确立正确的社会理想目标,并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只有从二者的相互联系上认识他们的主张,才能对中国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形成正确的认识。

  五、乌托邦是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突出理论特色

  现代化是现代性成长推动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现代性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它包含了自由平等、市场至上、理性主义等方面的内容。丰子义认为: “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特征与表现,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总体性概念。”[14]( P105)它是通过启蒙运动而冠冕堂皇地走上历史舞台的,既包括以自由、民主、科学、理性为旗帜的批判精神和价值取向,也包括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管理等为基本准则的社会发展模式; 既强调人的祛魅和自主,又强调理性主义的行为方式和判断标准。它不仅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

  在西方社会,现代性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把人权转化为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使自由成为商品交换的自由,平等成为资产阶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在社会关系“革命化”中确立了资本主义秩序,表现为资本的专横和劳动的异化。总之,现代性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而且造成了一系列悖论性后果。就中国而言,现代性无疑对社会变革和发展有重要意义,所以,康有为主张实行政治民主,鼓励民间资本,发展交通通信业,废八股兴学校,培养现代人才,以改变传统社会,目的是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孙中山则明确提出先讲自由平等,再讲民权,普及教育,发展实业,实行耕者有其田,等等。他们既发现了现代性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巨大进步,也发现了它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因而,他们对资本主义采取了批判的立场,康有为说: 在西方,“文明日进,诚过畴昔。然新业虽瑰玮,不过世界之外观,于民生独人之困苦,公德之缺乏,未能略有补救也”.[15]( P279)孙中山则说: “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10]( P84 -85)在孙中山的视野中,社会主义既然是一种远大目标,在现实的实践中就应当作为规划社会的准则。他说: “在我国大资本家尚未发生,似可无庸言及社会革命,然而物质文明,正企业家纵横筹展之时,将来资本大家之富,必有过于煤油、钢铁大王者。与其至于已成之势而思社会革命,何如防微杜渐而弭此战争之祸于未然乎? 辟诸欧西各国,疾已缠身,不得不投以猛剂,我国尚未染疾,尤宜注意卫生之道。社会主义者,谓之疗疾之药石可也,谓为卫生之方法亦可也。”[12]( P509)他在对西方资本主义进行判断的基础上,肯定了现代性对中国的意义,同时又形成了超越资本主义的理想主义追求。

  现代性在社会变革中有重要意义,但它的悖论性后果又引起了先进中国人的担忧。面对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任务,也就形成了一种超越性的乌托邦精神。乌托邦有双重含义: 一是,作为一种与现实不同的社会理想目标描绘; 二是,作为一种在对理想追求中体现出来的超越批判精神。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无疑具有一种乌托邦的色彩,它主要是在对西方现代性悖论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这种乌托邦不是以歌颂过去的方式反对现在,也不是把拯救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天国,而是在对现实世界的判断中追求中国的未来。因此它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弗雷德里克说过: 乌托邦思想家“创造一个比现实更美好的未来社会的图景。其中的某些图景恰巧同智力上的洞察力和审美上的要求相结合,产生了同当时社会的和精神的种种需要的共鸣,在民众中唤起了极大的热情。于是,社会便被这些把人们引向另外一个更美好未来的幻想点燃了,同时又打开了通向被隐蔽着的现在与未来的大门。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从很多可能的对未来的图景形成了文化运动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并通过其强弱的交替在文明兴衰过程中起着压倒一切的作用”.[16]( P19 -20)这种乌托邦体现着对现实的批判性超越,并为中国的现代化提出了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目标,因而是一种健康的理想主义精神。乔·奥·赫茨勒说: 乌托邦“通过抓住公众的想象力,……把人们的思想引向精神解放,有助于解开紧握着过去的僵死之手,鼓励人们大胆探索并追求更加美好和永远美好的事物的精神,使人们超越现实世界的限制,向往社会实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停滞不前并保证社会的进步”.[17]( P159)如果不从“空想-科学”两极对立的角度认识乌托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是把它视为在对理想社会追求中体现出来的批判性超越精神,就会比较全面地揭示出它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作用。

  中国的现代化不能重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是必须开发自身的民族文化资源。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既激活了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又赋予了它全新的时代含义。但现代性在西方导致的悖论性后果又使中国人从西方社会主义思想汲取营养,并把它与大同思想联系起来,形成了超越资本主义的乌托邦追求。这种乌托邦不仅可以把社会主义与大同理想联系起来,而且有助于形成不懈追求美好未来的精神。这种乌托邦所表达的理想主义,以贯古通今、融会中西的气势,为中国的现代化提出了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目标和道路选择,也指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郭沫若写的《马克思见孔子》以丰富的想象力把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为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文化前提。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这个前提出发,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实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毛泽东说过: “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18]( P16)吴玉章等一些从三民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老革命家也认为,社会主义与大同思想和三民主义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因而他们不仅在这个基础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形成了一种追求未来的理想主义精神。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其中许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就开始了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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