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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民主党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发布于:2015-05-12 共7425字
标题

  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始终认为自己的纲领是进步的。然而,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陷入了守势。当新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时髦起来之后,他们的纲领不知从何时起被看做是传统的,因而不再是面向未来的。从此之后,社会党一直在讨论自己应如何在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和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之间定位。这基本上也反映在他们的欧洲政策上。为了在今天更好地理解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对欧洲的纲领和态度,本文在第一部分将讨论欧洲各社会党的欧洲政治纲领,重点讨论德国、英国和法国的三个大党; 在第二部分将介绍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欧洲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党在欧洲的状况。在这个意义上,纲领和社会发展共同交织在下述主题上,即社会党的一般纲领同欧洲纲领发展成为一种明显相互矛盾的关系: 尽管欧洲各社会党的基本纲领非常相似,然而他们在对待欧洲一体化的具体态度上的分歧却愈来愈大,以至于一再威胁到共同目标的实现。

  一、历史上社会党对欧洲的态度

  作为各民族国家工人之间团结的象征,国际主义从工人运动存在之初就是一种共同的基本理念。在建立国际工人协会时,同 1863 年起义失败后的波兰人民的国际团结就被称做核心要素。在普遍适用的基本价值即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的意义上,各种工人政党发展起来。在这里,平等的自由只有作为所有人的自由才是可想象的。因此,工人运动的国际团结与国际合作所反对的是同样国际化的资本。特别是《共产党宣言》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作为最后的号召,对此给出了雄辩的证明。这里的基本理念是,对于各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相同的社会前提不太可能让雇员们相互对立。自全球化的新浪潮兴起以来,正是这一点在国际地位竞争的主题词下对于欧洲的工人又再度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因素。欧洲的事业也因此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来说是重要的。

  (一) 德国社民党

  德国社民党在欧洲立场上具有悠久的传统,例如,在 1866 年全德工人联合会《莱比锡纲领》草案中所蕴涵的。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合作及国际主义的理念获得了某种意义,但更多的是作为纲领性的长远目标; 这里的关键词是 1925 年在《海德堡纲领》中提出的“欧洲合众国”,但是后来没有被继续坚持下去。这一切是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同时也是两次大战之间社会主义国际内部多样化取向的一种典型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的统一变得重要了: 德国社民党强调德国作为欧洲的一部分而存在。不过,该党反对根据 1951 年的舒曼计划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因为对于德国社民党来说,德国重新统一的目标处于绝对优先地位,而西德的一体化或许会阻碍两德从长远看来可能的重新统一。这样,德国社民党就成为致力于国家统一的政党和欧洲发展的反对者。然而,基于欧洲一体化的推进,德国社民党已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承认了形势,并回归现实政策: 德国社民党于 1957年同意了旨在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罗马条约》,而且将它和共同体的社会取向的要求以及欧洲机构的民主建设---议会选举---的要求联系起来,并在之后的数十年中坚持了这些要求。随后,德国社民党转变成为欧洲政策的重要制定者之一。20 世纪 70 年代,在维利·勃兰特推进一体化广度和深度的一系列努力之下,欧洲政策获得了虽然不是非常突出,但却是持久不变的重要地位。因此,欧洲议会直选得以实现。欧共体内的各社民党之间开始了紧密合作,在 1979 年的第一次欧洲议会选举中相互协调选举活动并提出共同的选举徽标。由于糟糕的选举结果,这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仅有的一次尝试。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成功地建立一个社会共同体/社会联盟成为欧洲政策的核心目标。此后,这一纲领实现了: 欧洲合作被看做是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目标的手段,或者换句话说,应当在欧洲的政治环境中找到实现社会民主主义成就的道路。例如,瑞典社会民主党就赞同这一观点,并能够在其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制定了关于平等等议题的重要法规。这一纲领的基调(尤其适合德国社民党) 始终是坚持更多的一体化: 政治联盟及社会联盟必须同经济联盟及货币联盟平行发展,特别是在确立了货币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后。在该条约签订的同一年(1992 年) ,作为欧洲层面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欧洲社会党成立了。社会党自 1998 年执政以来,欧洲优先的动力衰退了---“社会的欧洲”失去了意义。与明显变化了的框架条件相适应,“对全球化进行塑造的政治联盟”跃升为新的理想。在这一政治联盟的总纲领之下,欧洲政策及其不同政治领域的政策开始呈现区别; 其中,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没有间断。在这一时期,欧洲机构的民主化被确定为目标,例如欧洲委员会职位的任命更加依赖于欧洲议会。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实现欧盟委员会主席热门候选人的直选,但在 2014 年的欧洲议会选战中,为强化选民的政治立场,各主要人民党的热门候选人都被宣布为欧盟委员会主席的候选人。在过去几年里可以观察到,已经开始讨论对一体化的不同支持。目前,拯救欧元处于关注的中心: 要求对银行实施更加苛刻的措施,并要求在欧盟内部有更多的“增长动议”和社会支出。此外,德国社民党支持欧洲银行联盟的计划; 但从长远看,银行的监管应当由一个“独立的欧洲监管机构”来领导,这一机构事实上也已成立并将于 2015 年 3月开始工作。建立一个欧洲的评级机构和一个作为欧元债券变体的欧洲偿债基金已经提上日程。

  同时,还有大量这样的要求,即创造一种更加公正并以投资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及社会政策。正是在这次危机中,德国社民党因对一种救助原则的声明而广为人知,即按照联邦的模式建立一个欧洲治理机构,当然也包括与此相关的民主的组织原则。为此,应当设立一个新的制宪会议。此外,还提出很多具体的社会标准和税收政策标准以及欧洲层面的项目与战略的要求,例如加强欧洲的企业工会委员会以及对利润和资本收入的税收进行协调等。

  (二) 英国工党

  英国工党在其早期专注于国内政策。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918-1939 年) ,才开始深入讨论对外政策和欧洲政策,其中只有少数人赞成欧洲一体化或欧洲联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工党严格拒绝超国家的一体化。大多数工党成员认为在欧洲联邦中没有实现社会主义战略的可能,而且英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不应受到威胁。

  此后,英国工党实行了一条反反复复、摇摆不定的一体化路线: 反对派时期雄心勃勃的欧洲政治目标与执政时期的平庸政策之间经常形成一种强烈的差异。对欧洲一体化始终是有争议的。自 20世纪 70 年代初以来,英国工党对欧洲完全持怀疑态度---尽管或者恰恰因为英国于 1973 年加入欧共体; 工党政府在随后的谈判中有所改善,并通过一场全民公决使英国人同意留在欧共体。在反对派期间,英国工党自 1979 年起表现出强烈的目标摇摆: 一开始,它想要退出欧共体,随后从 1984年起,它对欧洲一体化的看法愈来愈正面(尤其因为玛格丽特·撒切尔是坚决反对一体化的) .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谈判的背景下,确立了社会的欧洲的目标。在愈来愈接近 1997 年大选和工党上台执政的过程中,英国的利益重新处于中心地位,现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包含强大英国的社会的欧洲”.这一趋势在工党执政期间得以加强。

  从制度上看,尽管历经种种摇摆,但英国工党一直坚持尽可能高度的国家自治。首先是在反对派期间,英国工党希望将欧洲议会的权利收回到民族国家层面; 后来,工党支持在加强欧洲议会的同时加强各成员国及其议会,因为它们是以最民主方式获得合法性的。它支持在欧洲理事会和欧洲部长会议中的多数派决定,但只是在对于民族国家来说并非核心利益的领域内。它强调救助原则,即在不同政治层面之间分配任务,目标是将塑造的机会委托给各自的最底层。在执政期间,英国工党比以往更加强调民族国家的意义,目标是尽可能保持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拒绝联邦制国家式或者邦联式的结构。直到今天,其要求还包括明确区分职权范围,将权限交回民族国家层面,或者不再在欧洲层面设立新的权限。目前,对于英国工党来说尤其困难---要在传统上对欧洲持怀疑态度的大不列颠支持欧洲,因为拒绝欧洲的英国独立党在 2014 年 5 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巨大成功,而大卫·卡梅伦及其反对欧洲的政策失败了: 在 2014 年 11 月的英国议会第二轮补选中,保守党在一个选区输给了英国独立党的一名候选人。这样,英国工党对此作出怎样的反应将是非常令人紧张的---秉持怀疑欧洲的立场无论如何也不能获得更多,因为这是抗议政党所持的立场。

  (三) 法国社会党

  对于欧洲的统一,法国社会党始终持建设性和赞成的态度,不过理由则是变化万千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旨在限制德国利益的所谓保卫和平的理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舒曼计划,欧洲煤钢共同体) ; 这一理由从此就没有消失过。

  后来,欧洲一体化被理解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或者实现民族国家利益的希望。然而,针对欧洲政策也还是有争议的: 自 1971 年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少数派,他们批评欧洲统一的模式,甚或从根本上就质疑欧洲的统一。他们指责欧共体过于自由主义了,在欧共体内没有实行社会主义路线的可能---因此,他们和英国多数派的立场没什么不一样。随着密特朗于 1981 年担任总统之后,他们的态度发生了些许变化。“社会主义的欧洲”的目标将不会在欧洲层面实现的观点向一体化支持者提出了一个更高的塑造要求: 民族国家行动能力的有限性被承认,所以欧洲一体化的目标要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用。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起初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纲领性的目标淡化了(目标从社会主义的欧洲转向社会的欧洲) .在同一进程中,民族国家的利益被更多地强调了(“在社会的欧洲中的强大法国”---这看起来与英国工党的提法一样,但却比后者早了将近 15 年)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讨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目标重新变得重要了。社会党人利昂内尔·若斯潘上台执政之后,在欧洲政策中确立了更贴近时代、更加现实的纲领目标,并且抛弃了完全是空想的和/或抽象的目标。与此同时,民族国家的利益依然重要,尽管与英国工党相比要弱些。

  法国社会党在制度上的观点是始终坚持一种区域性政治原则。超国家结构意义上的全面的共同分担原则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被拒绝。但也出现了情愿接受主权让渡的情况---如果这样能够实现法国的目标或者社会主义的目标的话。另一个持续的目标则是欧洲机构的民主化,尽管对此几乎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要求。总而言之,法国社会党在制度方面的政策就是利用尽可能少的主权转移来实现尽可能多的一体化。

  目前,法国社会党的立场是通过对财政金融交易进行征税来提升欧盟的财政资源。此外,法国社会党还致力于扩大欧盟对外政策的影响力,首先是要“建立一个多极的世界性政府”,特别是自乌克兰危机以来,这一目标便更具紧迫性。金融危机致使其更加关注建立一个具有反应能力的、超越欧盟委员会的欧洲执行机构,理由是(和德国社民党完全一样) 对于欧元危机处理得太晚或者太糟糕了。与此相应,法国社会党赞同成立一个包含欧洲财长的欧洲经济政府,这些财长是欧盟委员会或欧盟理事会的成员; 另一替代方案是由现任欧盟理事会主席来承担领导欧元区的责任。该党还主张,应当建立一个欧洲的评级机构;应当实施欧元债券,并建立一个欧洲的能源共同体。因此,有关现实问题的政策明显处于核心地位。

  综上所述,这三个政党无论何时在欧洲政策上的目标都不尽一致,尽管他们基本上都支持欧洲一体化。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这里只简要总结如下:

  1. 国家的政治文化和中央集权的或者非中央集权的政体: 德国一直是联邦制的组织形式,与其他两个国家相比,更能认识到一体化的好处。英国具有特殊性,将主权让渡给不同机构与英国政体中根深蒂固的合法性理念不一致---即使是通过苏格兰公投事件出现了这样的运动。英国的主权直接同议会捆绑在一起,因而议会权力的让渡就意味着制度的崩溃。最后,英国是另外一种选举制度,这使得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实施政策成为可能。还要注意,一个基于共识的多党构成的多数派政府和严格的一党构成的多数派政府是不同的政治形式。此外,还有各国议会对欧洲的不同影响。

  2. 原则上,历史经验是另一个原因,例如法国和英国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还拥有殖民地,到今天还仍在维护其政治和经济的一致性(法国的国家领域遍布全球,尤其是和前殖民地的经济关系遍布全球; 英国则在关照其英联邦成员) .

  3. 一个听起来乏味,但却不失重要的方面是地理位置。英国位于欧洲大陆之外,德国则处于欧洲的中心。

  4. 在不同的政治形势下,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这里的关键词是反对派和执政党的区别; 对欧洲的兴趣本身在英国就不大; 内容上的不同: 在法国和德国,诸如保卫和平的安全政策的利益占主导地位,统一后的德国深度融入欧洲结构。对英国来说,经济利益则始终更为重要,而且其经济利益的获得方式与德法不同。目标不同的德国和法国具有类似的利益,多年来构成了一体化的发动机(以政府首脑赫尔穆特·施密特和吉斯卡尔·德斯坦为代表) .

  5. 此外,不能忘记媒体也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各国的舆论导向。

  可以这样理解今天的形势: 各国社会党在2014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使用的共同选举宣言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其中反映出对当代现实问题和社会党自身定位的共同看法,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答案可能不同。

  可以将这次真正全欧洲范围进行的共同选举看做是一个良好的标志: 1979 年直接选举时进行了第一次共同行动的尝试,当时受到了负面的评价,因此,之后 30 多年都没有再度进行过共同行动。这一次的情况不同了: 人们在共同选举纲领和共同候选人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选举活动是最具有显示度和最引人注目的,所有社会党的基层群众都积极投入到选战之中。结果表明,与2009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相比,社会党是唯一取得稳定结果的(特别是要关注一下意大利的结果) .

  现在,欧洲社会党计划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基金会一道,建立一个欧洲范围的社会民主主义培训学院,核心议题是: 就业岗位、经济增长、民主,这样就搭建起一个意见交流和人员交流的平台。尽管社会党人在其他一体化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他们还仍然组织起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共同讨论。尤其是从 1998 年起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讨论和 2010 年后德英“美好社会”的讨论平台之后,共同讨论得以继续发展。

  二、欧洲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民主党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欧洲各社会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身份认同危机。其原因不能仅仅从冷战的结束中去寻找,而且要从深层结构方面进行探寻。在社会科学中,20 世纪 70 年代的社会变化被理解为首要原因。因此,1989/1990 年结束的东西方冲突虽然是一个重大事件,但却主要发生在东欧社会中。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经济技术变革远超“铁幕”的影响,并且是导致全部欧洲社会(事实上不仅仅在欧洲) 深刻变化的原因,这种社会变化已显现为政治断裂。更明确地说,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的危机是历史分析的起点,所以,深刻而长期的变化引起的社会发展被认为比 1989 年的政治事件更重要。主要论据是数字革命引起的变化。与此平行发生的是由社会福利国家继续发展及其结果所导致的明显的社会变化及阶级结构的解体。尤其是在德国,这一问题引起了激烈讨论: 1989 年柏林墙倒塌作为重大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局限性,而 20 世纪 70 年代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持续至今的社会发展转轨的决定性十年。目前,人们的意见相当一致,这不仅是一次在社会中显而易见的突变,而且更是一次社会转轨,要经过很久之后才能感受到它的深远影响和累积的趋势。

  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中的这一发展与新自由主义的推行及其在全部生活领域的广泛渗透汇聚在一起。欧洲各社会党最终顺从了这一思想---尽管是以不同的速度。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提出一种第三条道路的模式,即要在全球化时代使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继续与基本价值相一致成为可能。

  这一模式被两位社会民主党人格哈德·施罗德和托尼·布莱尔所接受: 当时的形势是,德国社民党和英国工党这两个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很长时间内在德国和英国都处于反对派地位,并常常思考这一问题: 他们是否能够在某个时候再度赢得选举。不久之后,这两个党的主席分别于 1997 年和 1998 年赢得了选举,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欧洲的核心的希望承载者。所以,他们的第三条道路的建议获得了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其中指出了摆脱两难困境的道路,即遵循新的金融资本主义游戏规则,同时又保持社会民主主义的特征。在需要变通的、强烈感受到变化的时代,社会福利国家应当这样进行改造,即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发展---但他必须是“活跃的”.“活跃”这一概念成为辩论中的核心概念,并且是随后几年进行的福利国家改造中的核心概念,“支持与要求”原则成为核心工具。通过“2010 规划”,德国社民党实现了这一模式的核心思想,就业市场灵活了,工资成本降低了。与之并行的是一个投资纲领。

  自 2009/2010 年,即第三条道路之后大约十几年,在德国和英国开始了一场新的前景讨论,它能够在第三条道路推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批判性地深入探究其基本原则: 作为讨论平台,它是在网络上以“美好社会”为标题,自 2010 年于伦敦启动的一个共同项目。

  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对正确道路和目标的信心受到威胁之后,它将深入讨论什么才应当是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根本目标。

  从那时起,讨论一直在进行。目前,正在重新讨论诸如国民经济等问题: 所谓的“魔力四边形”描述了具有下列四个经济政治目标的一种国民经济制度: (1) 价格水平稳定; (2) 高水平的就业状态; (3)对外经济平衡; (4) 适度而持续的经济增长。它本身并不是新模式,但目前是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意义上进行讨论。这场关于美好社会的辩论是关于下述问题的意见交流平台: 对人们来说,什么是可行的好政策; 人们在哪里可以相互学习。可以拿2015 年在德国实施的、在英国早就制定的最低工资作为例子。在辩论中反映出了出发点的多样性。

  这被看作是有成效的,因为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发现了出发点的不同,并尝试将它们统一起来。通过对美好社会的辩论,以及认识到社会党不能通过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顺从获得持续的多数派地位,在过去的两三年里,人们确信社会民主党的中心斗争领域是保卫社会福利国家的成就。社会福利国家也就构成了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的社会的基础。它将立场不同的民主左翼政党相互联系起来,使基于共同基础的多样性成为可能,因而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社会主义国际类似,允许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共存。

  这样,也就开启了通往一种共同欧洲政策讨论的道路。公众对欧洲怀疑的态度愈强烈,这一问题就愈加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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