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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研究重要课题——国家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发布于:2015-05-12 共4306字
摘要

  国家研究已经成为当今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20 世纪 60 年代末复兴的国家理论又被称为国家中心理论。这一时期的学者将国家视为一系列超越了一般结社关系的由复杂结构所组成的制度性矩阵。包容性、强制性的结构特征使得国家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机制。这种突出国家内在特征的视角重新确立了国家这个内生变量在政治学分析中的重要性,一扫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政治学研究中以社会为中心的背景论、化约论观点。

  一、国家中心理论概述

  当代国家理论在复兴时表现为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结构主义国家理论。结构代表着环境中系统各要素之间的一系列联系,结构是系统的一种特性。因而结构主义往往以掌握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理论推论的前提依据。作为结构主义的国家中心理论,该理论尤其重视国家在其各构成要素关系上的特征,并试图将这些特征抽象化、概念化、模式化,逐渐形成了以国家作为问题分析中心的国家中心主义范式。

  一般而言,国家中心理论建立在以下三个理论要素之上:

  第一,国家概念的封闭性特征。结构主义的理论核心之一在于对国家特征的抽象与规范,因而该理论急需指出国家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一个具有封闭性特征的国家概念主要来自于马克斯?韦伯的理论遗产。韦伯式国家定义强调了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就是在特定的疆域范围内垄断了暴力的合法使用权。强制力、支配性成为国家内涵的基石。

  第二,国家行为外部空间环境的确立。国家中心理论重视确立国家与外部环境的分界。这一方面使得国家成为了一个能够独立分析的单位,同时也为国家研究拉扯了分析的空间。而奥拓?欣策关于国家战争与国家地缘政治的研究为结构主义者带来了启发。欣策认为,“国家之间的冲突……来自外部的压力对内部结构总是产生一种决定性的影响。”通过国际地缘环境竞争压力因素的引入,结构主义者能够在分析国家问题时建构出一套拥有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二元分析层次的空间坐标体系。

  第三,结构变迁动力机制的解释。社会科学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回答社会现象的变与不变。而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对这一时期的国家理论影响巨大。马克思主义用技术、生产关系等结构要素的变迁解释另一套宏观结构体系的变迁,并将政治或者说国家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这一点为从事国家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一套解释国家结构、政体制度变迁的分析工具。阶级间关系以及国家与阶级间关系成为该理论研究国家问题时关注的焦点。建立在封闭性的国家概念、环境与系统的分离与宏观结构变迁动力学基础之上的国家中心理论存在鲜明的特征。在对国家观念的认识上体现为一元国家观念,对国家研究方法论上则表现为结构主义分析模式。

  二、概念的封闭性:一元国家观念

  所谓国家一元观念,就是对国家概念的抽象化、封闭化的解释。将国家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对象,与社会、观念和个人相分离。在对国家的定义与认识上,国家中心理论采用了一元国家观念。国家中心主义认为,国家的基本特征在于强制与支配,而对暴力的垄断将会为国家提供一种其它任何社会组织都不可能具有的权力,这就使得国家机器及其官员能够以一种不同于其它群体的方式行使权力。总之,国家需要人民的服从。国家中心理论往往热衷于分析国家的体系结构,而对国家的服从主体--具体的人,他们是如何形成对国家的认同的问题则相对冷漠。比如查尔斯?蒂利对国家的经典定义指出,“国家是 1500 年之后在欧洲居统治地位的机构(具有下列特征):

  (1)有一个明确界定的、延续的疆域;(2)相对集权;(3)不同于其他各种组织机构;(4)在其疆域范围内,通过以有形的集中性强制手段获取垄断地位来强化其政策主张。”蒂利的定义非常清晰地阐述了国家结构的特征,但丝毫没有论述主体认同、权威接受等问题。在另一篇文章中,蒂利直接将合法性理解为“其他权威遵从某一既定权威的可能性”,试图快刀斩断“合法性”这个会给分析带来困难的“乱麻”.另外,斯考切波认为国家自主性就是“作为一种对特定领土和人民主张其控制权的组织,国家可能会确立并追求一些并非仅仅是反映社会集团、阶级或社团之需求或利益的目标。”

  在这里,国家成了一个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与社会界限泾渭分明的拥有自身意志的“行为体”.另外,对国家一元性的认识得自于对欧洲国家建构经验模式的归纳。从历史上看,欧洲率先拉开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序幕,诞生于持久地缘战争背景下的欧洲现代国家往往拥有强大的资源与暴力动员能力。欧洲模式已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影响力,以至于各个国家对国家的机构设置、目标主张(如领土、主权、服从)、职责功能都与其相似。

  西方学者注意到了这一普遍性的趋势,并将国家的表面特征抽象深化,同时用西欧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来佐证这些被概括出来的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一个后果就是国家中心主义往往会对国家及其国家能力抱有高度的期待,并将国家的建构设限于一定的发展路径上,从而呈现出政治发展目的论的意味。可以注意到,国家中心理论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封闭的一元国家观念,即通过强调支配意义上的国家观来发展一套适用于应对普遍性问题的分析模型。这套模型的好处在于能够方便地利用可固定的国家结构性变量来解释遇到的问题。然而,这种对国家合法性、个体心理认知层面的割除,对国家实践呈现出来的差异性视而不见,即是对国家观念认知上的失真,同时也不利于理解分析现实国家运作时展现的多样性。

  三、结构分析:忽视过程的研究路径

  与国家一元观念相对应,国家中心理论假定当国家在面临相同结构性压力时,就会产生相似的结果。研究者往往将国家作为一个独立起作用的单位放入环境中研究,这种环境可以是国内各阶级关系或国际关系构型而成的。环境代表了外在于国家的力量的某种排列组合方式,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这种外部环境的结构性压力下追求自身利益,并作出相似的反应。这种理论框架的目的在于得出一些普适性的公理与相应的推演性逻辑体系。

  该理论试图建构结构与结构间的某种因果联系,但对该种因果联系的成立并不依赖于对核心因果过程本身的介入性分析。这意味着国家中心理论往往会选择描述原因与结果两个不同时间点上的体系结构性,但前后时间点之间的内容则会被排除过滤掉。比如,国家中心理论虽然强调国家内部结构与环境结构的变迁会带来国家自主性行为的结构性潜力变迁与国家能力的变迁。

  但是,结构主义国家理论并不试图展现结构变迁的具体过程,变迁的过程机制存在于结构分析的黑箱之中。这一问题同样存在于斯考切波对社会革命成因的分析之中。作者认为,国家崩溃与农民反叛这两个结构性因素共同发挥效应,社会革命就会爆发。

  在论述中,斯考切波没有加入时间过程的概念,因而并没有展现革命爆发的政治过程。她的分析正如被戈德斯通批评的那样,没有指明革命的“法则”,论点实际上“描绘了一套特定的历史条件如何以类似方式出现在不同的地域。”不对过程机制做出解释,相反,国家中心理论将理论论证建立在对不同案例结构要素的比较基础之上。但这种分析方法对案例的代表性以及案例的检验问题提出了要求。寻找满足条件的足量案例数目导致研究分析往往会回避现实政治社会生活的纷繁复杂性。研究者在对待历史细节时不是加以歪曲就是省略或简化。而一个抽象化、封闭化的国家概念也因此迎合了结构主义的分析模式,这是造成国家中心主义热衷于一元国家观念视角的原因之一。

  此外,结构主义分析对结构的强调忽略了行为体行为能动的复杂性与重要性。结构性力量自然是左右政治社会发展进程的因素,但并非政治进程的充分条件。政治世界中行为体的行为显然不仅仅是对结构条件的单调反应,相反,行为者的意志与行为也是塑造今日世界的力量源泉。戈德斯通强调,“结构性条件可能为政治过程提供了展开的舞台,但是通向最终政治结果的不是结构而是政治过程。”

  对牵涉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具体政治过程进行分析应该成为深化国家研究的重要突破口。所以展现结构条件下行为体发挥施动性的整个政治过程应该成为国家研究中的必要环节。

  四、对国家中心理论的反思

  国家中心理论在理论建构上存在将结构高度1单一元化趋势;而一元国家观概念的盛极一时与背后解释力的匮乏又得自于结构主义解释模型的自有特色。可以这样认为,在有关国家的本体论认识与方法论视角选择之间存在互动、互构的联系。对国家研究的反思应当从对国家概念认识的深化与方法论解释路径的进化这两个具体的方面展开。国家本体论认知的深化与方法论视角的进化是这一关系的两条主轴,而这一关系构成了国家理论进一步发展改进的内在逻辑。

  首先,在正视国家社会二元组合多样性现实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国家概念集。所谓建立一个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国家概念集,就是要破除一元国家观念,在接受社会丰富性、国家实践多样性的前提下建构国家概念。自二战以来,有关国家建构的实践丰富多彩,许多新的国家诞生了,又有许多旧的国家崩溃了。现代国家要求获得服从的权力也日益受到国际组织的侵蚀。总而言之,国家实践呈现出来的差异性既是横向的也是纵向的,不同国内社会的异质性与国际社会的演进性构成了这幅奇特的政治图景。

  其次,在分析国家问题时,应该从单纯的结构分析迈向展现过程机制的分析。第一,完善对分析层次的多级划分,按照微观、中观、宏观的区分归类研究对象。如一些学者尝试将制度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从特定的政府制度到更为宏观的国家结构和一个民族内部规范性的社会秩序。

  第二,重视历史与时间维度上的理论建设,将时间概念引入分析,强调变量序列的不同对政治结果的影响。历史上早先形成的政策、制度及文化心理自然影响着当前政治单位及其行为,但这却是一个长期、复杂的时间沉淀过程,中间存在着复杂的因果机制链。一旦加入时间维度,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简单的、单向的而是复杂的、互动的,有时甚至时间本身也成为影响行为结果的重要因素。另外,在对结构变迁动因的追溯上可以更为多元化。除了传统上试图从结构因素的角度对变迁问题做出解释,学者们还应该对一个社会中的文化框架、意识形态、理念话语等观念性质的因素或机制予以足够重视。克雷格?帕森斯认为,理念可以作为影响事物结果的独立原因,而理念的力量更为突出地表现在处于相同结构条件下的核心行动者们在政策选择上不同。

  帕森斯的这一贡献不仅仅为导致结构变迁的因果机制寻找到了一个新的答案,而且也提供了一套理解国家与社会二元组合多样性,展现国家政治变迁过程的重要工具。

  参考文献:
  [1]March J G,Olsen J P.The New Institutionalism: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J].Th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84,78(3):734-749.
  [2]Mario Bunge.Mechanism and Explanation[J].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1997,27(4):410-465.
  [3](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北京:三联书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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