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贫困的根源及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理论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已进入富裕社会，但贫困问题依然存在。约翰逊总统认为，存在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也是与美国富裕社会的称号不相符的，因而他提出了旨在消除贫困现象的“向贫困宣战”的口号。然而，“向贫困宣战”的提出及其实施却一直备受争议，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政府的这种措施自始至终都是失败的，因为尽管政府一直在采取措施消除贫困，但失业、社会服务和产品匮乏等贫困现象却一直存在，只是在不同时期有所起伏。

　　那么，富裕社会中贫困问题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贫困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对此，美国不同派别的经济学家都表述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其中，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提出的“新社会主义”论尤其具有代表性。加尔布雷思认为，富裕社会中存在贫困问题尤其是公共贫困问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计划与市场二元经济体系的严重失衡。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实行“新社会主义”———通过国有化实现两种经济体系的平衡发展，这样才能达到解决富裕社会中的公共贫困问题的目标。因此，在加尔布雷思的概念里，这种公共目标正是“新社会主义”关怀的根本内容。这种理论尽管有其理想性与局限性的一面，但对于认识贫困问题及其根源与解决途径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公共贫困的根源: 二元经济体系的失衡

　　从二战后初期到 20 世纪 70 年代，加尔布雷思经济学思想的主线一直是富裕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尤其是公共贫困问题。二战后资本主义制度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使加尔布雷思认识到美国进入富裕社会后所面临的个人贫困、贫富不均与公共产品和服务匮乏的现象，但他也意识到公共服务与产品只有在公共需求时才会面临匮乏，而大企业在需求方面则不会遭遇这种问题。

　　加尔布雷思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计划与市场二元体系，是计划体系过于强大、市场体系过于弱势的结果。因此，他从经济学的角度探寻公共贫困的根源，并试图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

　　加尔布雷思认为教育、医疗卫生、公共交通和公共住房建设等都是公共需求的重要内容。但在富裕社会中，这些公共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与私人方面相比，始终处于不乐观的局面。长期以来，国民生产总值处于上升趋势，汽车等个人消费品也在扩张生产，但公共卫生与道德滞后、公共设施配备不齐等情况却随处可见。

　　对于美国在进入富裕社会后存在的这种个人产品富裕与社会贫困的强大反差，加尔布雷思开始从美国经济体系中去探究根源。他认为，尽管在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对“计划”一词避之不及，但美国拥有甚至比社会主义国家更完整、更深入而广泛的计划体系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美国存在着以传统的小业主为主的市场体系和以大公司为中心的计划体系并存二元经济体系。

　　加尔布雷思认为，富裕社会中依然存有大量贫困、贫富不均现象的根源，就是美国存在的二元经济体系的发展失衡。

　　那么，为何这两种体系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了公共贫困问题? 加尔布雷思认为，这主要是计划体系过于强大、市场体系过于弱势而造成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计划体系确立了生产者的主导地位。加尔布雷思认为，计划体系利用广告、电视等媒体进行的大量劝服工作，使公众相信计划体系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所在和重要性，这最终导致了经济发展中消费者主权的丧失与生产者主权的形成，即生产者与消费者在经济发展上主次地位的颠倒。在现代经济中，这表现为大型经济机构的权力日益增长，而本应拥有控制权的消费者和市场的权力却在日渐消退。生产者占主导的形势使所有产品的销售都是依靠劝服来进行的，其目的在于强调商品消费和计划体系的公共与社会价值。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使人们将占有和使用商品与幸福指数联系在一起，并将其作为一种社会目标。然而，计划体系影响媒体的目标，不在于它直接控制媒体的话语权，而是通过媒体让它的需求获得充分认可，并最终通过公共政策表达出来，这就使得计划体系能够获取控制消费者的权力。

　　其结果就是使人们漠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贫困，这是生活质量下降、生存环境遭到破坏的原因。

　　计划体系不仅通过媒体使生产者在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控制了消费者，而且还通过其与官僚机构的共生关系来控制政府。公司要控制需求，就需要控制政府。一些需求的产生，必须以政府在经济方面采取的补充性措施为前提条件，如汽车、飞机等需求，这就需要政府在公路建设、机场和航线方面加大支出。因此，如果是生产者控制了消费者，那么对价格、成本、消费需求和政府的控制，无非是其权力应用的一部分。

　　计划体系通过媒体、政府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它在将自己的目标与社会目标加以融合的同时，也通过这种权力弱化与计划体系目标不一致的公共需求，这也是导致公共贫困的重要原因。计划体系的本性使其排斥与其目标相关度不高的需求或降低这些需求的价值，如救扶病弱、提供休闲场所、净化环境等，这些民众急切的需求都被边缘化了。

　　这些公共需求是由市场提供的，但市场体系的弱势却进一步凸显了公共目标的缺失。

　　二是市场体系的虚弱加剧了公共需求的贫困。计划体系有力地控制着它的运行环境，在这种强大的体系之下，市场体系只能迫使自己适应这种依靠自身根本无法抗衡的力量。

　　在计划体系的剥削下，两种体系间的差异是明显的，尤其是在收入方面。如果不对这种情况进行改革，经济的发展趋势将是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

　　由于计划体系本身是技术先行，这导致它仅关注与其目标一致的领域，而与其目标不一致或仅需政府干预的领域，则被抛给了市场，使市场成为公共需求的主要提供者。但在公共设施、城市公共住房、环境等公共领域，市场并不能解决其中的问题，因为市场所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其做法是以最低的成本为更多的人提供产品和服务，这就使得公共贫困问题更为突出。加尔布雷思认为，在任何工业化国家，市场制度都不能满足人们的公共需求，无法保证人们得到令人满意和廉价的住房。

　　如此一来，计划体系通过媒体控制了消费者、通过与官僚机构的共生关系控制了政府，并在此基础上控制了价格等经济要素，计划体系因之而顺理成章地根据其自身需求来塑造和解释公共政策，并通过官僚机构将其自身的目标发展为社会目标。

　　这样就在计划体系所生产的商品和所提供的服务与国家所提供的并不服务于计划体系的需要的服务之间，形成了一种自然失衡的内在倾向。

　　但计划体系内的企业是以生产和销售个人产品和服务为宗旨的，因此在公共目标与计划体系的目标发生冲突时，公共目标往往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与此同时，市场是处于计划体系之内的，上述内容所体现出来的两种体系的不平衡性———市场体系处于严重的弱势地位，导致了两者在谈判地位、收入等方面的不平衡。加尔布雷思认为，如果权力的使用和公众利益发生了冲突，就必需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这种措施已成为一种内在的需要。

　　那么，如何解决市场体系与计划体系间的失衡现象，以消除公共贫困的根源? 加尔布雷思所开出的药方便是要实行“新社会主义”。

　　二、解决之道:“新社会主义”

　　加尔布雷思认为，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发展的不平衡及由此带来的收入不平衡的问题，是权力不平衡运用的结果，这对于社会的发展都具有破坏性。在工业化社会中，计划体系的垄断地位决定着要有与之抗衡的力量来限制其发展，对其形成制约。

　　因为这种经济体系与公共目标间的分歧已经越来越大，并对美国社会带来了损害。

　　这就需要对强大的计划体系的抗衡力量———市场体系加以扶持，同时也以此来培植权力过大的生产者的抗衡力量———消费者的权力。既然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共存的二元经济体系是社会贫困、贫富与分配不均等消极现象的根源，那么该如何实现二者的均衡发展? 加尔布雷思的答案就是实施“新社会主义”，以此提高市场体系与计划体系抗衡的能力，最终实现二者的平衡发展、实现公共目标。

　　1.“新社会主义”之“新”

　　之所以称之为“新社会主义”，这主要是与旧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相对而言的。“新社会主义”除了对工人阶级有了新的认知之外，在其内涵与关注的核心内容上也有了很大不同。加尔布雷思认为，在现代经济体系中，传统社会主义中所称的属于被剥削阶级的工人的存在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在现代资本主义的计划体系下，工人可以得到公司和政府的保护，而且由于计划体系内的公司能够将增加工资带来的成本转嫁到公众身上并使工人受益，因此相对于市场体系下的工人，计划体系下的工人属于特权阶层。这与传统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地位的认知有了很大区别，这也是传统社会主义对工人失去吸引力的重要原因。

　　在“新社会主义”的内涵上，加尔布雷思认为旧社会主义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而“新社会主义”则属于经济学范畴，是美国二元经济体系中市场体系过于薄弱而产生的后果。

　　它是针对步入富裕社会的资本主义国家或新工业国家存在的贫困尤其是公共贫困现象而提出的，它与经典或旧的多倾向于关注人的思想意识的社会主义是非常不同的，它主要集中于发展如健康、住房及公共交通等现代公司难以发展的领域，它所关注的核心内容是公共需求问题。

　　瑏莹�灱佣�布雷思认为，“新社会主义”是将市场体系中的行业通过公有制完全组织起来，这种社会主义所关注的是弱者而非强者的处境，是为了公共需求。如住房、取暖、医疗卫生等方面，对于人们需求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在二元经济体系下，这些与公众的健康和幸福指数密切相关、对人们的正常生活意义重大的行业却无法正常运转。加尔布雷思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将社会主义看作是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将社会主义看作是经济体系的一个必要而且是完全正常的解决方案。

　　因此，“新社会主义”既是实现公共需求、达到公共目标的途径，也是解决市场体系发展不足、纠正二元经济体系发展失衡的方法。

　　2.“新社会主义”的实施

　　既然公共贫困的根源是计划体系与市场体系的发展失衡，那么就应当从这个方面入手进行解决。加尔布雷思在对工人阶级的地位、“新社会主义”的内涵及其内容进行阐发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经济体系发展不平衡的解决方案———“新社会主义”的实施问题。加尔布雷思认为，“新社会主义”的实施应着重从摆脱计划体系对政府的束缚、限制计划体系对权力、加强市场体系的权力入手，实现市场体系和计划体系的平衡发展问题，最终达到消除公共贫困、满足公共需求与实现公共目标的目的。

　　首先要使政府从计划体系中脱离出来，重新定位政府职能。加尔布雷思认为，政府是造成收入、经济发展与公共资源分配不均衡等问题的一个根源，但同时还必须要依靠政府来解决问题，因此，政府所扮演的这两种角色需要同一个解决方案———摆脱计划体系的束缚。

　　计划体系对政府的控制，导致以提供私人产品和服务为主的计划体系的目标与公共目标的一致性出现偏差，因此，政府要实现计划目标与公共目标的一致，就必须摆脱计划体系对权力的影响。

　　政府只有以公共目标为服务中心，才可能会考虑如何开展那些需要由政府执行的改革计划。首要的内容就是要缩小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在收益上的不平等性，以便改善市场体系的谈判地位和力量，这些内容都是加尔布雷思所称的“新社会主义”的范畴。

　　其次，限制计划体系的权力。无论是经济最为薄弱的部门，还是权力强大的经济部门，实行社会主义都是完全必要的; 对于权力来自于与官僚机构的共生关系的计划体系，也要部分或全部地实行社会主义。

　　这也是限制计划体系权力的解决方案之一。加尔布雷思认为，计划体系内的成熟公司是导致不平衡现象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工具，要通过有固定利息的有价证券的方式购买这些公司，将其完全国有化。对于计划体系内的收入问题，加尔布雷思认为应通过政府利用税收实现收入的平衡，或采取对收入进行平衡分配的方式直接达到收入平衡的目的。此外，实行累进税———收入越高纳税越高的税制也是非常必须的。

　　这不仅有利于平衡计划体系内的收入均衡问题，而且也有利于减少社会中的贫富不均现象。

　　第三，对市场体系的社会主义化。政府应当对市场体系进行直接管理，支持市场体系中小工商业者的集体行动，对维持价格、稳定市场进行干预。对于那些收入不高或不稳定的经济部门，尤其是服务业、小型生产企业等关乎民众公共需求的部门，政府应当给以大力支持，帮助它们稳定价格和恢复生产，并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加以保障，即通过政府将社会中最为薄弱的环节纳入到社会主义中。这样做的目标，是要通过集体或政府的力量，对决定工资的关键因素施加影响，以此稳定收入和生产，提高市场体系与计划体系谈判的权力和地位。

　　这实际上就是赋予弱势的市场体系同计划体系抗衡的力量。

　　以上措施的采取，是为了保障对公共需求有着重大意义的小工商业者的利益，其目的仍然是为了公共目标的实现。但这并不是表明市场体系比计划体系更为优越，对于那些对公共需求意义重大而市场体系又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加尔布雷思认为应在尽量避免市场体系的消极作用的同时，建立一个拥有足够权力的计划机构，以对一些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管理。如在公共住房方面，由于市场利率的着眼点在于土地的回报和资本收益，所以只要市场发挥不利影响，就必须对公共土地进行收购。

　　从这个方面来说，二元体系在消除公共贫困、满足公共需求上的角色与作用错位，也是对这些领域实行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依靠政府的力量，将市场体系纳入计划体系之内，并将计划体系置于政府的调控之下。这种举措的最终指向是消除公共贫困问题。

　　三、“新社会主义”论的实质

　　在富裕社会中，加尔布雷思选择了私人生活的富裕和公共领域的贫穷，以及与此相关的环境、审美和文化方面的担忧作为着眼点来表达自己的见解。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以公有制和私有制为区分标尺的。因此，在他对“新社会主义”的认知中，经济上的公有与私有是区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重要尺度。换言之，“新社会主义”是经济学概念，按照加尔布雷思的概念，它是市场体系滞后发展的结果。

　　从《富裕社会》、《新工业国》，一直到《经济学与公共目标》，这些加尔布雷思经济学的系列着作展示了他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下的经济体系的理解，也是他对富裕社会中贫困的现象、根源与解决方案的渐进式阐述与分析。加尔布雷思在其着作中反复强调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体系上的趋同，并且认为这将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而且这个时候可能早于我们所能想象，它将推翻由于差异不可调和因而冲突不可避免的观念”。因此，加氏的“新社会主义”，实质上是试图借助社会主义中计划体系中的有利因素来实现计划体系与市场体系的平衡，并最终通过政府实现市场体系的计划化，使公共目标上升为公共政策，从而解决公共产品与服务匮乏的问题。

　　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是他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趋同的内容之一。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经济体系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加尔布雷思与苏联经济学家梅尼西科夫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梅尼西科夫提出了更完全的市场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允许市场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称之为“没有集中计划的社会主义”。当然，这种市场应当是在计划经济体系之下的，只不过与严格的计划体系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从常理上来说，梅尼西科夫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和提出的未来解决方案，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市场经济薄弱的认识，但加尔布雷思在对资本主义未来的关注中，却并不认为美国市场经济强大，相反却得出了与梅尼西科夫相似的认知，即应加强市场经济。其方式是通过政府进行干预，但这并不是因为市场经济太过于强大了，而是因为市场体系无法与美国大公司所形成的巨大的计划体系相抗衡而导致的结果，因此通过政府干预而将市场体系纳入到计划体系中，从而恢复市场与计划的平衡，是实现公共目标的根本途径。

　　应当说，梅—加对话反映了东西方学者对各自所属社会及对方社会的经济体系问题的观察与反思，两人都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也需要市场，资本主义社会也离不开计划，只不过在冷战时期，市场与计划被标示为区分两种制度的标签，两种制度的国家对此讳莫如深而已。从这个角度来说，加尔布雷思在提出“新社会主义”论时，阐明这仅是纯粹经济学意义的论点，也从侧面反映了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深刻影响。

　　四、结语

　　“新社会主义”是加尔布雷思在通过对美国社会的观察与对其他工业化国家进行密切关注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显然，加尔布雷思将计划化、国家对公共领域的干预均视为“新社会主义”的范畴，但这种将公共领域问题的解决完全依托于一个注重个人产品与服务的政府，并将政府摆脱计划体系的控制寄希望于政府本身的设想，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因此，尽管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有其合理性，但以上因素却导致了该理论在现实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有限性。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提出的“新社会主义”对 20 世纪后半叶的一些学者来说，还是有其特殊敏感性与意识形态化的。

　　因此，当时中国的许多学者对该问题多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批判的。

　　“新社会主义”论是加尔布雷思在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抛开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加尔布雷思的认识所具有的积极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加尔布雷思的社会主义论的重要内容，是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趋同论。当然，作为经济学家，他所称的这种趋同也主要是指经济方面，尤其是在工业国的发展进程中，双方的经济方面有一定趋同性。在他与苏联经济学家的谈话中，他提到了这些问题，在论述经济体系方面也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这表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同样存在着计划体系在权力、利益、产品生产的规模化和普及化等方面过于强大，市场体系过于狭小的情况; 而市场体系却是公共需求的主要提供者，它与计划体系相较落后的局面致使其无法提供优质的服务与产品。因此，如何平衡双方的关系，使富裕社会中存在的贫困问题，尤其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落后问题上升为公共政策与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加氏提出对这些部门加强政府干预的解决方案，未必适合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情况，但至少对新工业国在发展中遇到的类似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经过经济体系改革后过于重视市场体系、将过多的公共领域交予市场而引发的问题有所启发，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这是有其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