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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为什么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发布于:2015-01-20 共6015字
论文摘要

  近年来,“民主社会主义”在我国赢得了大批的支持者,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科学社会主义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其理论界碑是2007年《炎黄春秋》第2期发表的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涛题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文章,谢文所强调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命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李长春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周年理论研讨会上提出了“六个为什么”,其中重点谈到了我国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救中国,这是亟需回答的理论问题和时代课题。

  1.“民主社会主义”不适合我国的具体国情

  1.1 经济基础薄弱

  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突出表现为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差距很大,且这种差距呈现不断拉大的趋势;城乡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二极对立,致使城市迅速扩容,发展势头强劲,而在乡村居住的则以老人、儿童和妇女等留守者为主,乡村经济发展日渐衰落,城乡矛盾尖锐化等等。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东部地区和城市的富足与繁荣,而较少关注中西部地区和乡村的贫穷与没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矛盾与差距让我国的经济处在十分脆弱的断裂带上。“民主社会主义”的显着特点之一是施行高福利的社会制度。不顾实际国情,盲目地提高公民的社会福利,会给国家发展带来隐患。“从摇篮到坟墓”看上去很好,但高福利的背后是高税收。就在谢涛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救国论”的2007年,欧盟的税收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9.8%,这比美国和日本的可比数据高出大约12个百分点,因而其有条件推行从公民出生到死亡包下来的社会福利制度。欧洲在保持着高昂的税收规模的同时,也保持着全球数一数二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欧洲的个人所得税普遍很高,意大利、德国、法国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均逾40%,相比之下,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平均税率只有10%[1]。要想推行高福利的社会制度,就需要提高人民的税收,而这会极大地增加人民的负担。此外,国家福利水平一旦提高,就很难降下来。

  国家福利关乎公民的生、老、病、死,公民一旦享受福利的习惯已经养成,要拿回属于他们的福利,就是一件难于登天的事情了。在经济基础原本就很脆弱,靠增加人民税收提高的社会福利,一旦国家经济遭遇波折,不得已降低时,就势必遭致人民的强烈不满,甚至引发社会的严重动荡。

  1.2 国民素质偏低

  晚清梁启超赴美考察的结论是国人素质太低,应提高素质而非革命。鲁迅用批判的方式改造国民的“劣根性”,但时至今日仍改观不大。“丑陋的中国人”,是很多外国人对国人的看法。“共同道德论”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民主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的实现寄希望于人民的人道主义意识和道德自律,将人道主义意识和道德自律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手段。这在民众受教育程度较高、社会发展较为成熟的西欧和北美是可能的,而在国民素质还有待提升、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中国则是不现实的。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发展,最好的方式是在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升国民经济水平的同时,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而提高国民素质的重点在农民。马克思看待农民是保守甚至反动的;列宁则干脆说在农民国家里必须依靠少数最先进的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毛泽东的理论体系里提出革命要以工农为基础。中共建政以后,需要被改造的社会阶层也是要向工人和贫下中农去学习。这种变化,其实正是毛泽东个人的发展和创造,并在其后将之运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2]。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必须要团结农民的力量才能成为现实,农民永远是我们的同盟军。然而,农民阶级的素质也是提升国民整体素质中最薄弱的一环。

  1.3 市民社会缺位

  “市民社会”也称“公民社会”,指的是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集体行为。市民社会不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也不属于盈利的私营经济的一部分。换言之,它是处于“公”与“私”之间的一个领域。

  通常而言,它包括了那些为了社会的特定需要,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行动的组织,诸如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NGO)、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工会等等。市民社会在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瑞典的工会联盟、德国的工人联合会等对市场和政府权力都能起到限制作用。在我国,市民社会严重缺位,其发展、壮大还需要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如果在此之前就超阶级地推行全民普选制,搞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带来的直接恶果将是街头民粹政治盛行。过早地让代表底层劳工利益的政治家上台执掌政权,并推行高福利政策,会导致平等化的速度太快,从而掉入“拉美陷阱”不能自拔。这种表面上是以人民为核心,而实际上缺乏公民个人尊严和个人基本权利的观念会将国家经济拉入死胡同,我国的社会生产率会因此而严重下降,社会经济出现大滑坡,失业率飙升等等,终将会成为因底层民众利益受损而告失败的闹剧。

  2.“民主社会主义”不符合我党的终极追求

  2.1 消灭私有制

  我党的终极追求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不消灭私有制,没有生产资料者就要忍受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剥削与压迫。我党之所以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人从私有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使人真正成为人。“民主社会主义”从诞生以来就不强调消灭私有制,譬如蒲鲁东指出:“任何已投放的资本都应该不断地以利息的形式归还资本家,这是一条社会经济规律。累进税制是根本违背这条规律的,因为征收累进税的结果使资本利息减少到这样一种程度,就是只要创办企业就一定要损失一部分甚至全部的投资。”

  即认为资本家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应该凭借资本获取利息,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在生产力不发达、人们精神境界还不高的历史阶段,私有制的存在是有必要的。在对待私有制的问题上,“民主社会主义”主张以对经济的民主监督取代消灭私有制。我们不能肯定“民主社会主义”有关私有制的看法是错误的,然而这种看法是片面的、狭隘的,它未能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审视民主监督作用范围的有效性以及私有制的不足。我国现在也重视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甚至我党也允许资本家加入组织。这绝不是说我党的性质就改变了,我党的终极追求就改变了。我党消灭私有制的目标永远不会改变,改变的是对资本的态度以及与资本家的关系。只有以正确的态度面对资本,处理好与资本家的关系,我们才更容易接近消灭私有制的目标。

  2.2 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

  我党的性质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致力于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典型代表是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在1889年成立之初,曾将自己的政党性质定位为“工人阶级的政党”。1897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纲”宣告:社会民主党不同于任何其他政党,旨在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实现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然而,在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社民党通过的“战后纲领”却没有再提“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与此同时,该党也不再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2001年11月6日,瑞典社民党通过了“第八份党纲”,在这份洋洋近四万言的“党纲”中,对党的阶级属性始终讳莫如深。如,瑞典社会民主党是“始终代表劳动者的利益,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本对经济和社会进行统治的反对者”等等。近年来,在瑞典社民党领导人的讲话中,多次强调了该党是跨越阶级与集团利益的多元化“现代政党”,表明其已放弃了工人阶级政党的传统立场。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共产党章程也载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因此,“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放弃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派别,是不可能作为我党主导思想的。

  2.3 实现共产主义

  我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而“民主社会主义”认为不存在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因此也否定共产主义。笔者赞同“民主社会主义”对社会发展终极目标的分析,人类社会在实现共产主义以后是否还会有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出现,是需要经过科学论证和实践检验的,盲目地将共产主义作为终极目标的想法是欠妥的。然而,否定共产主义能够实现也是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共产主义是憧憬到达的彼岸世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人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那里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每个人都获得了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只要我们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最终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就一定能够实现。

  然而,“民主社会主义”却误读了共产主义,甚至将其视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将其视为人民失去自由的罪魁祸首。《法兰克福声明》指出:“共产主义造成了国际劳工运动的分裂,并使许多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实现推迟了几十年。国际共产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它获得政权,它就破坏自由和获得自由的机会”。“民主社会主义”所看到的实质上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未来共产主义的真正图景。因此,我们不能以一个误读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为我们的理论和行动指南,而忘却了不懈奋斗的目标。

  3.“民主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人民的利益诉求

  3.1 意识形态多元无法凝聚共识

  没有主导的意识形态将会造成思想混乱。我国的陆地领土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地域广袤、民族文化各异,难以避免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减少社会矛盾、各民族和睦相处的最好方法是凝聚思想共识,而前提是要有一个大众普遍认可的、一元主导的价值观。在我国,这个主流价值观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秉持其缔造了新中国,迎来了中华崛起的新曙光。在我国,如果搞指导思想多元化,造成的直接恶果将是思想混乱,最终很可能会走上亡党亡国的不归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兼容并包的指导思想,但凡有利于其执政党建设的思想都可以为其所有,如考茨基在所着的《唯物史观》中就指出:“社会民主党对每一个愿意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为反对任何压迫和剥削进行斗争的人都是开放的,而不管那个人在理论上如何来论证他的这种意见,是根据唯物主义、康德主义、基督教义或别的什么学说。”

  笔者认为,在欧洲大陆地域较小、人口较少的国家中坚持意识形态多元化是有一定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即便是通过实践证明该指导思想不适用于本国国情,也有能力将其归入正途。而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我国,一旦指导思想有偏颇,将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繁荣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意识形态一元主导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然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绝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容许有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在意识形态一元主导的前提下,鼓励和支持各种思想文化争奇斗艳,是我党一贯坚持的方针。

  3.2 改良主义无法应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

  在我国,工人阶级是通过暴力革命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在革命取得胜利后的今天,暴力手段还需不需要是一个人们热议的话题。事实上,我国当今仍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如国际的南海主权争端、钓鱼岛问题等等,国内的2013年4月23日发生的“新疆巴楚暴力恐怖事件”,2013年10月28日发生的“吉普车冲撞天安门金水桥事件”,等等。应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暴力手段仍不失为我们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之一。而凡此种种的国内外问题,靠改良在短期内是无济于事的,在某种程度上,还会恶化事态的发展,加剧人民的恐慌。“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渐变式的社会变革,反对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他们认为暴力只会导致流血和独裁。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之初,其《纲领》中就载明“社会党人的奋斗目标,是用民主的方法建立一个自由的新社会”,“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才能达到”。

  通过民主改良走向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诚然,暴力手段是人人都厌恶的处理问题的方式,然而无产阶级使用暴力手段的目的是为了换取和平。不使用暴力,我们就打不跑蹂躏华夏大地的侵略者;不使用暴力,我们就推不翻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和腐化盛行的国民政府;不使用暴力,我们就无法将分裂国家的恐怖分子绳之以法。因此,我们应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的手段之一是武装暴力。单纯地依靠渐变式的改良,到头来只会误国误民。

  3.3 伦理社会主义不利于深化改革开放

  “伦理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界限。“民主社会主义”将人的欲望、精神、理念看作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动力[7]。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问题首先不是经济问题,而是道德问题、伦理问题、精神生活问题。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首先需要的并不是改造经济、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而是改造法权、实现伦理的社会主义原则[8]。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形成于动荡的年代,马克思所关心的只是“肚子问题”,抨击唯物主义低估了伦理原则的作用。我们从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起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如今***总书记提出“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中央对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从未放松过,然而我国却确实存在着经济发展迅速、精神文明建设发展迟缓的现象。我们有必要对当前社会上出现的道德滑坡、价值观失范等问题进行深刻反思。然而,“民主社会主义”所信奉的“伦理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主张先进行思想道德建设,而后再考虑社会经济建设,这对于改革开放进展得如火如荼的我国而言是不适用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处理好社会基本矛盾,而不是人的欲望、精神和理念。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是处理好我国落后的生产力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深化改革开放就要贯彻好习总书记所倡导的“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

  4.结论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我国之所以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甚至有诸如谢涛、辛子陵、萧功秦等学者不计个人得失而为其摇旗呐喊,笔者认为,这些学者并非是想颠覆我党的统治地位,而是看到了我国社会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而痛心疾首,力图在主流意识形态以外寻找医治弊病的良方。说到底,这是改革与社会矛盾在赛跑。只要我国改革的力度比不上社会矛盾蔓延的速度,这些思潮就会一直存在并壮大、发展下去。“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如此,老左派、新保守主义等思潮亦然。事实证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以外的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无法根除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要使这些社会思潮都自觉归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航道上来,我们就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及时化解社会矛盾,让人民群众真心实意地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1]中国评论月刊网络版.欧洲负债,福利制度惹祸[EB/OL].2011-01-09.
  [2]凤凰网.寻找国民素质失落之因[EB/OL].2011-03-06.
  [3]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一卷)[M].余叔通,王雪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8:290.
  [4]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49.
  [5]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167—168.
  [6]汪恩健.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比较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24.
  [7]罗显华.民主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132.
  [8]徐崇温.怎样认识民主社会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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