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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波考克的美国例外共和主义解释合理与不足

时间:2014-09-30 来源:未知 共7821字
作者:傻傻地鱼 单位:
论文摘要

  自 18 世纪 40 年代至今,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已有诸多解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桑巴特的“烤牛肉和苹果派”论,塞利格·珀尔曼(Selig Perlman) 的“无产者投票权”论,丹尼尔·贝尔的“实用妥协”论,以及路易斯·哈茨的“自由主义共识”论等。随着 20 世纪后半叶共和主义思潮的复兴,一种美国例外的共和主义解释也被提出来了,代表人物是约翰·波考克。由于国内对这一论点还比较陌生,本文重在介绍这一论点,并对它的合理与不足之处作出分析。

  一、约翰·波考克的解释: 共和主义与辩证历史观相冲突

  “共和”源自拉丁语“respublica”,本意是“公共的事业(事情) ”,也就是指国家为全体公民共有,而非君主一人之物。在众多学者的演绎下,“共和”已承载了太多的涵义,但具体到波考克,“共和”主要代表一种价值取向: 全体公民以协商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由此带来的社会诸阶层之间的融合能够防止某一阶层独大带来的危险。在波考克看来,“混合政体”理论是体现共和主义精髓的政体设计。该理论假设任何单一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惟有将三个阶层融合在一起的混合政体才能保证政治体的稳固。“混合政体”的思想早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就有所体现,因此亚里士多德被波考克置于共和主义的源头。

  可见,对波考克而言,共和主义的核心是公民生活。在《马基雅维里时刻》一书的结尾,波考克解释了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原因: “美国思想的困境———从另一方面说也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是它不断与这个过程(指历史过程) 发生道德争执。这种困境的一面是具备美德的人格这一公民理想,它不因专业化而腐败,它献身于具有多样性的社会整体,这种理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同样的人格理想,它期待着从专业化的异化作用中获得救赎。然而它的另一面却是,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冲动经常以失败告终,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是它要‘强迫人自由’,要让他们进入历史或进入政治和历史的行动,这超出了他们的能力所能够允许的范围。”

  结合《马基雅维里时刻》全文,可以判断上述引文有两层含义。第一,波考克认为马克思向往的“自由人联合体”与共和主义的“多样性的社会整体”是一致的。在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中,人可以按自己的兴趣从事多种职业,这意味着人的独立性的恢复———从雇佣奴隶制中解脱出来,不再因谋生所需而受资本家摆布。共和主义理想中的公民同样是自由的,但自由的内涵不是以赛亚·柏林所谓的“消极自由”,而是自治,用波考克的话来说就是一种“表现公共关切和公民活力(说到底是政治活力) 的生活方式”。自治理想是以独立人格与公共生活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共和主义同样对现代经济体系导致的依附现象和公民生活的衰落持批判态度。

  第二,马克思主义与共和主义实现理想的方式不同。马克思的理论基石是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随之发生变革,在阶级斗争的作用下,社会形态不断向前演进。中间阶层消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极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结果。打破对立的唯一方式是实现社会性质的转变,也就是用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人必须意识到并服膺这一过程才能最终实现自由。可见,马克思秉持的是一种归属于历史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它假设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旧事物必然被新事物所取代。

  与马克思主义不同,共和主义渴求多样化的社会整体。为此,它要做到以下三点: (1) 使价值取向多样化的社会阶层共存,这就要求社会经济条件能够保证各个阶层的相对独立。(2) 开放公共领域,使各个阶层平等地参与公共生活,这就要求政治参与权利的不断普及。(3) 鼓励阶层之间以对话和协商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这就要求完善议事程序。可见,共和主义既要求社会阶层的多样化,又要求多样化的社会阶层维持对共同体的认同,它否认阶级对立是值得追求的,或者说,它要防范的正是阶级对立,因为它会撕裂既有差异又相互平等的社会; 而在马克思的设想中,理想社会恰恰要经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大获全胜后才能实现,这种实现自由的方式带有“强迫性”。

  波考克言下之意是,美国人偏爱多样化的公民生活,因此难以接受以阶级斗争为发展动力的辩证历史观,这两种价值取向不断发生“道德争执”,以至于“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冲动经常以失败告终”。

  辩证历史观在美国不起作用是由黑格尔首先提出的,波考克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黑格尔对当时美国的评论是,虽然它是个生机勃勃的政治文化,但它仍然缺少能够使他称之为‘国家’的任何东西”,当真正的国家成为必然时,“他所理解的历史辩证法就会开始发挥作用”。

  但实际上,波考克对黑格尔的观点作了大幅度的修正。黑格尔认为,“在一个现实的国家和一个现实的政府成立以前,必须先有阶级区别的发生,必须贫富两阶级成为极端悬殊,一大部分人已经不能再用他们原来惯常的方式来满足他们人生的需要”。美国没有成为“真正国家”的原因在于西部土地的存在缓解了阶级冲突,“有了这个出路,不满足的主因便解除了,现有的民治状况也可以继续维持了”。波考克同意历史辩证法在美国不起作用,但指出根本原因不是边疆所起的安全阀作用,而是共和主义思维方式。为此,他提供了两个方面的论据:第一,将安全阀理论置于共和主义框架下来解释。波考克不否认美洲人向西部拓殖这一事实,但他认为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是共和主义观念。

  上文说到共和主义传统重视公民的相对独立性,因此要求社会经济安排能够保证这一点。在当时的美国人看来,地产是保证公民独立的不二选择。

  这可从杰斐逊对自耕农的赞美中看出来: “耕种土地的广大群众道德腐化的例子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没有过。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不像农民那样尊重上苍,尊重自己的土地和尊重自己的劳动,而是依靠偶然性和顾客的反复无常的性格的人们,才会走上道德上的腐化。依靠心理会产生奴性及贪财之心,会扼杀道德的萌芽,并且为野心家的阴谋提供适当的工具。”

  不只是杰斐逊,诺亚·韦伯斯特、约翰·迪金森也表达过相同的观点,美国 19 世纪末的平民主义运动也是以“土地神话”的名义发动的。

  据此,西进运动便被波考克巧妙地解释为美国人维持共和主义美德的尝试:“由于美国的工业劳动者是征服蛮荒状态,而不是要改造古代农业景观,这片大陆上的‘劳动者’是在征服空间,而不是在改造历史,因此与欧洲相比,美国的劳动力一向不愿自视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所以,信奉历史决定论的社会主义一向是知识分子带到美国的舶来品。”

  仔细阅读,不难发现黑格尔的话还包含另外一层意思———西部迟早会被开垦完毕,到那时,历史辩证法会像在欧洲一样在美国发挥作用。距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演讲不到 100 年,美国人口统计局局长的报告即显示,西部土地开垦殆尽。波考克对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解释是一般性的,他实际上是在暗示历史辩证法绝不会在美国发挥作用,“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冲突在美国的发展,甚至比在其他发达工业社会更加缓慢”,“然而人所共知的是,它至今尚未完成”。

  如果说共和主义确实能够抵御社会主义的话,波考克为自圆其说还必需说明,西部土地开垦完毕后,共和主义传统是以何种形式在美国维持下去的。美国的对外扩张被波考克用来解决这一难题,他认为美国 1890 年选择用“‘门户开放’的贸易去解放亚洲”是共和主义传统继续发挥作用的表现之一。

  第二,对美国本土马克思主义者赫伯特·马尔库塞的解读。共和主义有自己的一套词汇来解读现实。工人受制于资本家,难以实现自由这一状况,在马克思主义的语汇中被称为“异化”,而在共和主义的语汇中则被称为“腐败”。波考克承认“赫伯特·马尔库塞是由美国背景造就出来的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尔库塞曾在《单向度的人》一书里指出,现代工业社会使人们沉溺于技术进步带来的物质享受,从而失去了反思、批判现行社会的意识与能力,沦为单向度的人。

  波考克认为,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评沿用了共和主义分析腐败时所用的语言,“美国人所继承的那些造成见利忘义的官员、政府中军事—工业综合体的成长以及没有主心骨的、单向度的个人语言和观念系统,都可以被视为与古典理论分析腐败所使用的、公民人本主义在谴责凯撒和洛伦佐·德·美第奇、马尔伯罗、沃波尔和汉密尔顿时所用的语言一脉相承”。显然,波考克在美国本土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发现了共和主义的影子。

  二、约翰·波考克解释的合理之处

  波考克的共和主义解释是对美国思想史的自由主义解释的修正,因此它招致了新洛克派的激烈批评。但基于以下两点原因,可以判断波考克的论点之一———美国人深受共和主义传统的影响———是能够成立的。

  第一,波考克采取的“语境主义”方法。约翰·波考克是剑桥学派的重要成员。剑桥学派是一个思想史流派,在研究思想史的方法上独树一帜。达恩、斯金纳、波考克三人倚重大量原始文献,以期恢复思想家的语言环境,发掘思想家的本意。

  这种研究方法被称为“语境主义”,它与施特劳斯学派的思想史研究形成了鲜明对照。后者认为,思想史中存在一些永恒的问题,思想的价值在于对这些永恒问题的回答。剑桥学派的预设与此不同: 过去的思想家不会为后人解决问题,他们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和言说必然受制于当时可供选择的语言,突破语境限制的思想家是不存在的。波考克在写作《马基雅维里时刻》一书时,依据的正是语境主义,他在 2003 年为新版《马基雅维里时刻》撰写的书跋中说道: “《时刻》在此基础(返回语境) 上还试图探索文本的命运,以及随着这些文本从一种语境到另一种语境(从 16 世纪到 18世纪,从佛罗伦萨到英格兰、苏格兰和革命时代的北美) 所传达出的话语。”

  尽管巴特菲尔德曾说过,历史学家“确实从来不可能从他那个时代中抽身而出”,但波考克依据的语境主义方法使他对美国思想史的解释更加可信。

  第二,波考克的解释适用于美国的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这里仅以社会党为例加以说明。

  美国社会党在对“工资奴隶制”进行批判时,运用的确实是共和主义语汇,这进一步证明了共和主义对美国人的影响程度。尤金·德布斯在给美国铁路同盟(American Railway Union) 的一封信中说道,“载满人类罪恶、愚行和不幸的历史揭示了这样的事实———工资制在本质上等同于奴隶制,它永久存在并产生着相同的结果,它制造并维持着一种一被提及就让人类惊惧的条件”,“工资奴隶制使他们(指工人) 被永久地束缚住”,“不管我们被吹捧的文明在过去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工资奴隶制却没有被根除”。

  按照自由主义的逻辑,工人与资本家签订契约,出卖劳动、赚取报酬,完全出于自愿,与依附于主人的奴隶有本质区别,工人如何称得上是奴隶呢? 尤金·德布斯的说法只有在共和主义传统中才能得到理解。共和主义传统有多种面相,但具体到美国,它主要是指一种有关公民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经济安排要能保证公民有足够的独立性参与公共生活。上文已经说过,19 世纪中叶以前的美国人认为拥有土地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佳途径。当时的工人在赚取工资时,心里想着有朝一日赚取足够金钱后到西部购买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不会永远靠出卖劳动赚钱。随着西部土地在19 世纪后半叶开发殆尽,工人的这一理想逐渐落空了。不能从赚工资中摆脱出来的工人,永远受资本家支配,根本谈不上独立,更别提参与公共事务了。在他们看来,这与南方奴隶的处境并无区别。因此,工资奴隶制是合适的说法。

  在社会党之前,绿背纸币党、劳工骑士团以及人民党就对工资奴隶制提出了类似的批评,这通常被称为劳工共和主义。桑德尔认为美国劳工共和主义的核心就是对工资奴隶制的批判,这一传统直到罗斯福新政时期才完全消失,但在《民主的不满》一书中,他并未将美国社会党作为例证。

  但约翰·埃尼亚特(John P. Enyeart) 的研究弥补了桑德尔的不足,他评价道: 美国社会党继承和运用了美国激进共和传统的主要信条。

  这里仍旧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也提到过工资奴隶制,这样一种解释似乎更能成立,即美国社会党对工资奴隶制的批判来自于马克思。其实不然,据亚历克斯·古瑞维奇(Alex Gourevitch)考证,工资奴隶制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 18 世纪20 年代的美国,纽约工人党的创建者托马斯·斯基德莫尔(Thomas Skidmore) 是这一说法的最早提出者。1841—1842 年马克思由黑格尔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时,对美利坚共和国产生了兴趣,他阅读的文献来自三个人———博 蒙 特(Beaumont) 、托克维尔以及英国人托马斯·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在游历美国后,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美国人及其习惯》(Men and Manners inAmerica) ,这本著作记录了他与纽约工人党领袖的对话,而正是这部分对话被马克思摘录下来。

  亚历克斯·古瑞维奇是想证明马克思笔下的工资奴隶制来源于美国,而工资奴隶制确确实实属于共和主义传统。昆廷·斯金纳在一次采访中谈到过卡尔·马克思与共和主义自由的关系,并感叹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因此,如果斯金纳和亚历克斯·古瑞维奇的论断能够成立的话,单是美国社会党对工资奴隶制的批评就足以说明该党的意识形态中有共和主义成分。

  三、约翰·波考克解释的不足之处: 以美国社会党为参照

  西班牙和英国的左翼政党已经开始尝试用共和主义取代社会主义。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于1979 年放弃马克思主义后,其领袖萨帕特罗在2000 年明确宣称自己信奉佩蒂特式的共和主义。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英国一些左翼学者呼吁工党将经济共和主义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试图以此取代新自由主义。因此,分析波考克的解释能否成立具有现实意义,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式莫过于参照美国社会党的意识形态和成就。

  首先,共和主义不仅未能抵御社会主义,反而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合理性。美国社会党用共和主义的语言批评工资奴隶制,却用社会主义的方法根除工资奴隶制。在社会主义的实现方式上,社会党内存在左右之争,但在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上两派并无多大分歧,那就是实现合作共和国。

  迈克尔·卡津曾说道: 社会党“能够用合作共和国这一相同的宏大愿景来激励不同阶层的美国人———像盖洛德·希尔维尔(Gaylord Wishire) 这样的本土企业家、像西德尼·希尔曼 (SidneyHillman) 这样的犹太移民纺织工人以及来自奥克拉荷马和田纳西的前人民党福音派信徒”。

  在德布斯的描绘中,合作共和国是这样的:“人们为了彼此的财产、幸福和独立在一起和谐地工作,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有人是主人,也没有人是奴隶,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的大脑、肌肉和灵魂都属于自己,而非像在工资制下那样属于其他人。”

  为了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合作共和国,社会党制定了包含当前要求的纲领: “一、不但垄断公司、托拉斯和联合企业控制的一切工业要实行公有,而且一切交通运输工具和其他一切公用事业也要实行公有。这样一些工业的收入的任何部分都不得用来削减资本家阶级的财产税,而是要全部用于增加职工的工资和缩短工时,用于改善服务事业和减少消费者的捐税。……六、男女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七、实行创制权、复决权和比例代表制,给予选民以罢免其代表的权利……”

  上述措施的最终目的是“把工人阶级和同情它的阶级组成一个政党,以期夺取政府的各项权力并利用这些权力来把现在的生产和分配手段的私有制改变为全体人民的集体所有制”。因此,合作共和国是一个公有制的社会,符合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想象。

  波考克说过,马克思的人格理想与共和主义的人格理想是一致的,区别在于公民生活与辩证历史观,这一区别使共和主义与社会主义不能相容。但上述分析表明,至少就美国社会党而言,共和主义与社会主义并非难以调和。美国共和主义传统渴望的是人格独立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公民自治,但在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所占有的现代社会中,这似乎是不能实现的。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改革是美国人恢复公民自治的一次尝试,这次运动催生了创制权、复决权等保证直接民主的制度,但后来的事实表明限制垄断和金钱势力的愿望最终落空了。

  从理论上说,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实现生产资料的合作占有,这正是共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处。据杰弗里·艾萨克(Jeffery C. Isaac) 分析,马克思早期思想中含有丰富的共和主义内容,只是后来意识到共和主义的不足后,才转向了社会主义。

  美国社会党能够将共和主义与社会主义统合起来的关键也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希尔奎特主张通往社会主义需经过三个阶段: 国家由不干预经济到干预经济; 由干预经济到管制企业、保护劳工; 再到由人民选举的政府全面控制经济。他据此认为美国在 1913 年已经开始走上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既然社会主义与共和主义在原理上有相通的地方,又鉴于共和传统对美国民众的巨大感召力,美国社会党将社会主义与共和传统结合起来,以突出社会主义的美国特色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乔治·赫伦在1904 年说道: “如果要把美国人的头脑转变成社会主义者的头脑,我们就必须求助于美国人已有的思想观念,使社会主义适应他们理解事情的方式……我们应将社会主义者塑造成美国自由的引领者和捍卫者,而资本家的政治行为和说教早已背弃了这样的自由。”

  不难想见,赫伦所说的自由就是上文所说的共和主义自由。

  其次,美国社会党的意识形态和成就表明,通常所谓的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是不能成立的。埃里克·方纳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文中总结道: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常常被转化为这样两个问题———社会主义政党在美国政治体制中的表现乏善可陈和美国工人缺乏无产阶级意识。

  本文第一部分表明,波考克的论断也包含了这两点,但若以社会党为参照,这两点同样需要作出限定。就第一点而言,最好的反证莫过于美国社会党在全盛时期取得的成就: 尤金·德布斯在1912年的竞选中获得 87. 7 万选票,占总票数的近6% ; 同年 5 月,1039 名社会主义者被选举上任,包括 160 名市会议员和 145 名市参议员; 社会党党员总数也上升到 11. 8 万人。

  埃里克·方纳曾评论道: 在 20 世纪的头 15 年,美国社会党在大众支持和发展前景方面,可与欧洲(除德国外) 同样类型的政党匹敌。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达特也强调社会党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觑———在美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改革运动中,社会党实际上发挥了杠杆的作用。

  确实,1919 年后美国社会党日渐衰落了,但这并不能抹杀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历史上取得的成功,因此波考克的论断“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冲动经常以失败告终”有失偏颇。美国工人没有阶级意识的说法同样有欠考虑。通常所说的美国工人没有无产阶级意识是比照马克思主义讲的,但若以严格的马克思主义为衡量标准,似乎除德国外,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称得上有无产阶级意识。就此而言,例外的不是美国,而是德国。

  实际上,每个国家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都结合了本国的思想资源,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要得以广泛传播都必须循此路径。伯纳德·莫斯和威廉姆·西维尔合写的有关法国工人的著作以及琼·斯科特对法国市政社会主义的调查显示,在法国劳工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兴起的过程中,熟练工人的财产、交换和公民身份观念起了重要作用。

  多罗西·罗斯则认为,清教遗产在促使英国费边社转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美国社会党对工资奴隶制的批判始于共和主义、终于社会主义,这表明共和主义传统是美国社会党转向社会主义的桥梁。

  在社会党成立之前,美国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政党是由德利昂领导的社会劳工党,最大的工会组织则是劳工联合会。因不满劳联的保守倾向,德利昂决定将社会劳工党的力量撤出劳联,另行组织工会,这便是广受诟病的“双重工会”政策。希尔奎特、德布斯等人成立社会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反对双重工会政策。与社会劳工党不同,社会党积极打入劳联内部,宣传自己的主张,据艾拉·基普尼斯(Ira Kipnis) 推算,最多时有 1/3的劳联成员支持社会党。

  以上事实表明,社会党深入工会,其意识形态主张也得到了广大工人的支持。因此,美国工人并非没有阶级意识,只是其阶级意识是经由共和主义表达出来的,这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特色。既然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都有特殊之处,以此断言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便是难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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